星变带来的忧惧不安，因为慈禧太后的“报大安”而消失了一大半，在她自己，所记得的只是“女主出政令”这句话。这一年多以来，为了中俄交涉，她抑郁在心，积之已久，第一恨自己力不从心，其次，有孝贞慈安太后在，凡事毕竟不能独断独行。如今情形完全不同了，心情畅快，意气发舒，觉得时局虽然艰难，其实大有可为，一切只在自己的手腕。
就在这时候，接到一个密折，是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参劾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他“嗜好素深，又耽逸乐，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又说他“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在两广总督任内，所筑炮台，一经霪雨，尽皆坍毁。”措词异常率直。
慈禧太后是知道彭玉麟的，赋性刚介耿直，知人论世，难免偏激，因此，她对这个奏折上的话，不甚深信。但遇到这样的案子，必得派大员查办，因而发交军机议奏。
军机却深感为难，仍旧只能请旨。因为查办两江总督，至少得派个大学士，大学士出京查案，风声太大会影响政局的安定。而且要查的是江防，亦非深谙兵事的，不能胜任。
“最为难的是，刘坤一、彭玉麟都是朝廷倚重的大臣，人才难得，总宜保全。如果查有实据，也还罢了，倘或其中不尽不实，刘坤一必又奏劾彭玉麟，闹成两败俱伤，似非保全之道。”恭王又说，“此事关系甚大，臣等不敢擅专，总得先请皇太后定下宗旨，臣等方好遵循。”
慈禧太后见恭王如此怕事，自然不满，但细想一想，他的话亦不是全无道理，因而问道：“如果派人查办，你们看是谁去好？”
“如果真的要查办，自以左宗棠为宜。不过，左宗棠正请病假，天气又热，长途跋涉，不甚相宜。”恭王又说，“这一案，派大员出京，必定引起外间揣测，平添许多风波。臣请旨，是否可以寄信给刘坤一，让他明白回奏。”
“那没有用。”慈禧太后大为摇头，“让刘坤一回奏，当然是为他自己辩护，那时再派人去查，就不是保全之道了。我想……，”她沉吟了好一会说：“左宗棠的性情我知道，他不宜于查案，从前查办郭嵩焘，说的话不公平。”
接着，慈禧太后指示，就派彭玉麟密查。这是办事的创格，但细细想去，却是极高明的一着，第一，不必特派大员出京，而彭玉麟本在江南，顺便密查，不着痕迹。其次，原由彭玉麟参劾。复派彭玉麟密查，等于让他更作详细的报告，复奏为原奏之续，就好象不曾查办过刘坤一。恭王认为这样做法，最好的是，没有奉旨查办的第三者，将来案情或大或小，或严谴或保全，都可操纵自如，所以欣然承旨，由衷地颂扬圣明。
两江的参案，未有结果，陕甘的人事却须有所变动。曾国荃本无意去主持陕甘的军务，而在这半年之中，不但自己体弱多病，并且家庭中连番拂逆，先是他的胞侄，曾国藩的次子纪鸿，会试屡次落第，这年五月间郁郁以终。接着，他自己又死了一个儿子，情怀灰恶，坚决求去。
恭王深知他的心境，已经答应让他休息一个时期，但继任人选颇费踌躇。左宗棠当然没有回任的道理，就是他自己愿意再度出镇西陲，朝廷亦不会相许，因为割断了他跟刘锦棠、张曜等人的关系，便等于变相收回兵权，不宜让他再统旧部，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但陕甘毕竟仍是湖南人的天下，所以曾国荃的继任人道，亦必得仍是湖南人，才能笼罩得住。
这番调动，重在防务，与寻常的督抚迁调，情况不同。所以恭王事先曾与李鸿章商议，预备以刘坤一调任陕甘，丁宝桢在四川的声名很好，应该移督两江。空下来的四川总督一缺，照李鸿章的打算，最好让他老兄湖广总督李瀚章调补。丁宝桢这几年在四川极力整顿，吏治非吴棠在日所可同日而语，税收更有起色，光是协解北洋购置铁甲船的盐税，就有三十万两之多，所以李瀚章如能调为川督，在李鸿章来说，公事上先就可以得心应手。
于是，不等彭玉麟奏复，恭王先就奏明慈禧太后，召刘坤一进京陛见，由彭玉麟署理两江总督，作为一次督抚大调动的第一步。
左宗棠一月假满，又续假一月，这次慈禧太后批是批准了，却是疑惑。
因此，在召见醇王时，特地问道：“最近见着了左宗棠没有？”
“半个月前，臣去看过他。”醇王答道，“精神还不差，只是兴致不好。”
“为什么呢？”
“大概办事不大顺手。”
慈禧想了想说：“是不是有人跟他过不去？”
这是指宝鋆，醇王不便肯定，答一声：“皇太后圣明。”
“你倒看看他去。”慈禧太后说，“劝劝他。到底是替朝廷立过功劳的人，年纪也这么大了，问问他自己有什么意思。”
醇王衔命去访问时，左宗棠正短衣蒲扇，在家纳凉。
在亲贵中，醇王最看重左宗棠，他亦往往倚恃醇王作挡箭牌。所以接得门上通报，丝毫不敢怠慢，具衣冠、开中门，将贵客迎了进来，要用待亲王的礼节参见，让醇王硬拦住了。
寒暄之际，先问病情。左宗棠便滔滔不绝地，将他头面浮肿、胸有痞块这些毛病的由来，从头谈起。醇王一面听、一面看，心里在想，能这样起劲讲话，就有病也不重，便等他谈得告一段落时，劝他销假上朝。
“宗棠许国以驰驱，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诸葛亮自命，所以自然而然地引用了《出师表》的话，“不过，衰病侵寻，有增无减，释杖不能疾趋，跪拜不能复起，当差的仪制尚且难得周全，其他还谈得到吗？多承王爷垂爱，一定能体谅七十老翁的苦况。等假满以后，无论如何要请开缺、开差使。那时要请王爷在慈圣面前，代为陈明苦衷。”
“老年不宜跪拜，上朝是一大苦事，我是知道的。”醇王说道，“朝廷优礼勋臣，庙堂筹划，倚重老成，只怕慈圣也不肯放你回山。”
“是！”左宗棠答道，“虽然开了缺，我暂时仍旧住在京里，以备朝廷顾问。如果明后年托天之福，八方无事，那时再乞骸骨，想来亦万无不能邀准的道理。”
看他言词恳切，醇王认为真意已经探明。天气这么热，自己固然不耐久坐，而做主人的衣冠陪客，更觉不忍，便起身告辞。第二天特为进宫请见慈禧太后，将所见所闻，据实面奏。
“左宗棠的意思我懂了，他是想开掉军机的差使，光是当大学士。”慈禧太后说，“不过，我看他实在不宜于做京官，得找个好地方，让他去养老。”
左宗棠将要外放，就在这一刻便决定了，但“好地方”却一时难找。
当刘坤一奉召到京前后，彭玉麟的复奏也到了。
非常出人意外地，彭玉麟的复奏，竟是为刘坤一多所开脱。原奏说“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并非刘坤一的错处，错在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
此人是安徽太湖人，同治二年的翰林，”原是正途出身，却在散馆以后，又捐了个道员，分发江苏。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妹夫就是李鸿章，这时正署理两江总督，郎舅无回避之例，便派了军需总局的肥差，一直把持到如今，才为彭玉麟不顾一切地“掀”了出来：“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总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赵继元如此顽劣，彭玉麟以巡阅长江水师，整顿江防的职责，曾经插手干预，但并无效果，他在奏折中说：
“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臣力争，仍要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自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经费为口实，惑众听而阻群言，其意以为夷务有事，不过终归于和，江防海防，不过粉饰外面，故一切敷衍，不求实际。其实妄费甚多，当用不用。大家皆瞻徇情面，以为局员熟手军需，营务归其把持。将来海疆无事，则防务徒属虚文，一旦有事，急切难需，必至贻误大计。夫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时，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大有警悟，李鸿章的势力远达两江，是她知道的，却想不到是这样根深蒂固。上海的制造局、招商局、以及将要开通的上海、天津陆路电报线，都在李鸿章手里。再加上他有这样一个至亲盘踞在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无奈其何，变成南北洋防务，都靠李鸿章一个人，权柄过重，朝廷终有受他挟制的一天，岂不可虑？
因此，她不交军机议奏，朱笔亲批：“赵继元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军机处看到朱批，无不心惊。大家都懂她的意思，这是“杀鸡骇猴”，有心给李鸿章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的大臣一个警告：倘或不是勤慎奉公，她用威行法是毫不容情的。
也就因为如此，慈禧太后决不让刘坤一回任两江，两江总督得要派一个不甘于受李鸿章影响的人。“两江的情形不大好！”她向恭王说，“用人不能光讲才具，操守也要紧，总要破除情面，切实整顿。象盛宣怀当招商局委员，收买洋船，竟敢舞弊，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无怪乎象赵继元这些人，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也是指着李鸿章说的。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他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舞弊，查明属实，而“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也就是李鸿章。
“彭玉麟是肯破除情面，实心办事的，不如就让他在两江。”
“回皇太后的话，”恭王答道，“彭玉麟早有过话，决不肯做督抚。而且他参了刘坤一，又接刘坤一的事，为避嫌疑，更不肯了。以臣的意思，丁宝桢倒合适。”
“丁宝桢在四川很顺手，一动不如一静。我看，”慈禧太后突然想到，“叫左宗棠去吧！”
将左宗棠排出军机，办事可得许多方便，恭王表示赞成。不过左宗棠是不是肯去，却成疑问。所以，恭王特地派一名军机章京到左宅求见，探问他的意思。
在左宗棠，这是意外之喜，顿时精神一振。他喜欢揽权，更喜欢独断独行。少年时言志，不望拜相入阁，只愿出镇方面，不得已而求其次，宁愿做个七品县官，亦可以一抒抱负。如今既拜相、又出镇，而且两江总督必兼南洋大臣，东南防务，要靠自己来经营策划，大有用武之地。所以对派去的军机章京，在矜持之中，不免喜形于色，表示一到南洋，江防、海防，只要他一到任，必有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但却还不能降旨。因为刘坤一奏对不称职，他本人鸦片瘾大、姬妾又多，也不愿到西北苦寒之地，而杨昌濬的资望才具，都不够总督的格，得要另外物色。
最初想到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他是湘军宿将，早就当过直隶总督，移镇西北，倒也人地相当。但因法国正在窥伺越南，西南的防务，亦颇并重要，不宜调动。
挑来挑去挑中了一个湖南人，是浙江巡抚谭钟麟，他是翁同和的同年，恭王对他特具好感。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与恭王失和，闹出绝大风波，恭王几几乎连爵位都保不住。慈禧太后震怒之下，有言责的人，十九噤若寒蝉，只有谭钟麟以江南道御史，慷慨陈言，说“庙堂之上，先启猜疑，根本之地，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大局有关，未敢缄默”，同官感悟，列名合疏的，有四十余人之多。慈禧太后一看这声势，不敢一意孤行，终于恢复了恭王的名位权力。以此渊源，谭钟麟一直能得到恭王的支持。而且他的官声不错，并且当过陕西巡抚，论各方面的考虑，都很合适。唯一不甚妥当的是，他在浙江当杭州知府，署理杭嘉湖道时，杨昌濬当浙江布政使，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现在杨昌濬是甘肃布政使，变成谭钟麟的部属，似乎难堪。但朝廷用人，当然管不到这些细节，也就随它去了。
谭钟麟的调督陕甘，是出于张之洞的建议，在“翰林四谏”中，他颇得人缘，所以湖广总督李瀚章，为了笼络，特地卑词厚币，请他去当湖北通志局的总纂。可是张之洞正在培养资望关系，快到了水到渠成，将要大用的时候，自然不肯应聘，转荐他的门生樊增祥自代。果然，不久就由于李鸿藻的保荐，放了山西巡抚。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循资迁转，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
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一时传为口实，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
谈笑以外，亦颇有人深为警惕，因为张之洞的被重用，正是慈禧太后重视清流的明证。翰林四谏中，专事弹劾的张佩纶、邓承修、宝廷、以及后起的盛昱，不在四谏之列，却与黄体芳齐名，好以诙谐语入奏折的刘恩溥都在朝中，气焰更甚，不知他们那一天心血来潮，出手搏击？因而都不免惴惴不安。
因为如此，便常有些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的流言，有人说万青藜、董恂在位不久了，有人说李鸿藻一系将攻倒王文韶，还有人替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担心，说张佩纶一定饶不过他。
张佩纶曾经弹劾过谭钟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截留东南漕米一百万石，赈济山西与河南，由阎敬铭以侍郎坐镇山西，督办赈务。有个县官侵吞赈米，阎敬铭会同山西巡抚曾国荃，请“王命旗牌”，斩于闹市，因而经手放赈的，不管是官员还是绅士，没有人敢于舞弊，山西、河南的灾民，受惠的不止其数。
但是，陕西同样被灾，却独独向隅。这年从四月到九月，点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麦下种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经吃草根树皮了，但左宗棠西征，还在急如星火地催运军粮。李鸿章大为不满，写信给左宗棠说：“西北连年荒歉。民食犹苦不足，何忍更夺之以充兵饷？万一如明末酿成流寇之乱，谁尸其咎！”
左宗棠接到这封信，当然很不开心。因此也就讨厌有人说陕西大旱，陕西巡抚不敢违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属下报灾。朝廷查询，他答奏说是“全省麦田仅有三成未播种者，余皆连得透雨，一律下种，虽有偏灾，不致成巨祲。”这个巡抚就是左宗棠的同乡谭钟麟。
陕西的绅士为求自保，约齐了上书巡抚，请求奏报灾情，设局派官绅会办赈物。谭钟麟置之不理，陕西绅士只好乞援于言路了。
当时陕西人当御史的，一共有五个人，而陕西的绅士，只写信给其中的四个。这四个人有一个叫余上华，虽是陕西平利人，祖籍湖北，两湖一向认同乡的，所以余上华跟谭钟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书信往来。这时便跟其余三个人说：“绅士与巡抚不和，言官又攻巡抚，彼此相仇，吃亏的还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来写封信劝他，如果他肯回心转意，奏请办赈，嘉惠地方，我们又何必再作深责？”
大家都觉得他的话入情入理，应是正办。便同意暂缓弹劾，由余上华写信给谭钟麟。那知道余上华出卖了他的同官，也出卖了他的同乡，将陕西绅士的原函，寄了给谭钟麟。
谭钟麟为了先发制人，连夜拜折，专差送到京里，特参“陕西绅士，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可惜，晚了一步，已经先有人参了谭钟麟。
这个人叫梁景先，陕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陕西绅士致书言路乞援，而独独漏了他的那个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时，他做工部郎中，因为胆小，弃官逃回家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但陕西人最讲气节，因此看不起他，后来虽然补了御史，陕西的绅士却从不跟他打交道。这一次桑梓大事，别人都受托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里非常难过。想想六十多岁的人，就要告退了，这样不齿于乡里，将来退归林下，还有什么面日自居为缙绅先生？倒不如趁此机会，为桑梓效一番劳，晚节可以盖过早年的耻辱，岂不是极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参了谭钟麟一本，说他骄蹇暴戾，一条条罪状列了许多，而且词气之间，也隐约谈到余上华跟谭钟麟勾结，“潜通消息”的情事，同时也参了陕西藩司蒋凝学，衰病不足以胜任其职。
他的奏折一上，谭钟麟的折子也到了，陕西的御史预备在京里参他，他远在西安，怎会知道？见得余上华“潜通消息”的话，信而有征。不过由于恭王的从中回护，这两个折子都留中不发，只用“廷寄”命谭钟麟“确查具奏”。
消息当然瞒不住的，陕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动了公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请求代奏：“陕西荒旱，巡抚、藩司厌闻灾歉”，一方面在西安几乎发生暴动。谭钟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镇总兵、潼关协副将，调兵三千，将巡抚衙门，团团围住，一打二更，抚署前后戒严，断绝行人，总算地方绅士出面安抚，不曾激成民变。只是蒲城、韩城等处，奸匪乘机作乱，还杀了两名官儿，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闹得很大，但朝廷无意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等谭钟麟的复奏到京，才有明发上谕，认为谭钟麟的复奏，“尚无不合”。梁景先所参蒋凝学各节，既无实据，“毋庸置议”。至于陕西的灾情，由户部拨银五万两，交谭钟麟核实放赈。
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不想恼了张佩纶，看样子他内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给他一个难堪出出气。
于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复奏，措词过当，请旨串饬”的折子。结果发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
“前因陕西绅士呈诉该省荒旱，巡抚谭钟麟有办理未善之处，谕令该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兹据谭钟麟复陈，办理一切情形，尚无不合。朝廷知该抚向来认真办事，特予优容，明降谕旨，责成该抚经理救荒事宜，不以折内语句，苛以相绳。”这一段是为谭钟麟开脱，也为朝廷本身辩护，救灾事大，措词事小，不加苛责。
第二段入于正文，是这样措词：
“兹览张佩纶所奏，‘该抚复奏折内，晓晓置辩，语多失当，恐开骄蹇之渐，请予申饬。’嗣后该抚惟当实心任事，恪矢靖共，于一切行政用人，慎益加慎，毋稍逞意气之偏，转致有亏职守。”
前后两段的文气，似断还续，虽未明言申饬，其实已作了申饬，但此申饬又很明显地表示出是苛责。合看全文，给人的观感，仿佛是弟兄相争，做哥哥的明明不错，但父母为了敷衍骄纵的幼子，假意责骂哥哥。清流中人，真的成了“天之骄子”了。
事隔四年，丁忧复起的张佩纶，依然是“天之骄子”，补了翰林院侍讲的原职，谢表中比拟为宋哲宗朝，贤后宣仁太后当国，起用贤俊，再度当翰林学士的苏东坡，俨然以参赞军国大计的近臣自许。事实上，三年守制，潜心修养，虽然气概如昔，但已深沉得多，不会再象以前那样一逞意气，便尔搏击。所以为谭钟麟担心的流言，亦毕竟是流言而已。
※※※
补授两江总督的上谕，由内阁明发时，左宗棠还在病假之中。人逢喜事精神爽，病痛仿佛好了一大半，期满销假，说“步履虽未能复故，而筋力尚可支持。”折子一递，当天就由慈禧太后召见。
这次召见，跟以军机大臣的身分，随班晋见，大不相同，太监扶掖，温语慰问，踌躇满志的左宗棠，亦颇有感激涕零之意，说是过蒙体恤，大出意外，只是衰病之躯，怕难报称。
慈禧太后放他到两江，原有象宋朝优遇大臣那样，“择一善地”让他去养老的意思，但这话不宜明说，依然是勉励倚重的语气，“说到公事，两江的繁难，只怕比你现在的职司要多好几倍。”她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办事认真，很有威望，不得不借重你去镇守。到了两江，你可以用妥当的人，替你分劳。不必事事躬亲，年纪大了，总要保重。”
这是不教他多管事，还是含着养老的意味在内，而左宗棠是不服老的，瞿然奏对，大谈南洋的防务与“通商事务”。
一讲就讲了半点钟。
“你如果不能支持，不妨稍微歇一歇。”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但神态很体恤，“两江有什么应兴应革的事宜，你跟恭王、军机慢慢儿谈，让他们替你代奏好了。”
于是左宗棠跪安退出，料理未了事务，打点起程。经手的两件大事，一是永定河工，完工的要奏请验收，未完工的仍由王德榜料理。二是安置十二哨亲军，一部分遣散，一部分带到两江。剩下的军械当然移交李鸿章接收，但最新式的六百杆“后膛七响马枪”，却送了给神机营，使得醇王喜不可言。
诸事皆毕，左宗棠衣锦回乡，奉准请假两月，先回湖南展拜他二十二年未曾祭扫的祖茔。
十一月底船到长沙，新由河南调任湖南巡抚的涂宗瀛，率领通省文武官员，衣冠鼓乐，恭迎爵相，日日开筵唱戏，将他奉如神明。这样在省城里住了三天，方溯湘水北上，荣归湘阴故里。
头白还乡，而且拜相封侯，出镇东南，这是人生得意之秋，但左宗棠的心境，却大有“近乡情更怯”的模样，怯于见一个人：郭嵩焘。
郭嵩焘跟左宗棠应该是生死之交。咸丰十年官文参劾左宗棠，朝命逮捕，将有不测之祸，亏得郭嵩焘从中斡旋解救，左宗棠不但无事，而且因祸得福，由此日渐大用。以前郭左两家，并且结成儿女姻亲。这样深厚的关系交情，竟至中道不终。同治四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积极清除积弊，整理厘捐，因而与总督瑞麟为了督署劣幕徐灏而意见不和，朝旨交左宗棠查办。他为了想取得广东的地盘，充裕他的饷源，居然趁此机会，连上四折，攻掉了郭嵩焘，保荐蒋益沣继任广东巡抚。其间曲直是非，外人不尽明了，但左宗棠自己知道，攻郭嵩焘的那些话，如隐隐指他侵吞潮州厘捐之类，都是昧熬良心才下笔的。
在左宗棠，这些英雄欺人的行径，不一而足，但对他人可以置之度外，对郭嵩焘不能，尤其回到了家乡更不能。一路上左思右想，唯有“负荆请罪”，才能稍求良心自安，也见得自己的气度与众不同。
一大清早，左宗棠便吩咐备轿拜客，陈设在官船上的全副仪仗，执事都搬上了岸，浩浩荡荡地塞满了一条长街。八抬大轿到郭家门口停住，左宗棠走下轿来，红顶子，三眼花翎，朝珠补褂，一应俱全，亲自向郭家的门上说明：“来拜你家大爷。”
郭嵩焘早就得到消息，挡驾不见，甚至连大门都不开，门上只是弯着腰说：“家主人说，决不敢当。请侯爷回驾。”
“你再进去说，我是来会亲戚。务必见一见。”
往返传话，主人一定不见，客人非见不可，意思极为诚恳。最后是郭嵩焘的姨太太劝她“老爷”，说女儿是他侄媳妇，如果过于不讲面子，女儿在左家便难做人。郭嵩焘是怕这个姨太太的，只能万分委屈地，开门接纳。
“老哥，老哥！”左宗棠一进门便连连拱手，进了大厅，便有个戴亮蓝顶子的戈什哈，铺下红毡条，左宗棠首先跪了下去。
“不敢当，不敢当！”郭嵩焘只好也跪了下来。
两人对磕过一个头，左宗棠起身又是长揖：“当年种种无状，今天实在无话可说，唯有请老哥海涵。”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郭嵩焘余憾不释，语气十分冷漠。
于是左宗棠寒暄着将郭家上下，一一问到，然后谈论彼此熟识的亲戚故旧，直到中午不走，郭嵩焘只好留他吃饭。
左宗棠颇讲究口腹之欲，在前线督师，经常食用的都是曾国藩宴客亦不轻易一用的“海菜”，鱼翅、燕窝。这天在郭家，不过一桌腊肉，蒸鱼之类的家乡菜，左宗棠却吃得津津有味，健啖而且健谈，一顿饭吃了两个钟头方罢。冬日天短，告辞的时候，已经太阳下山，炊烟四起了。
这就是左宗棠笼络人的手段。在他人看来，这么一位第一号的贵客，在他家作整日盘桓，岂止于蓬荜生辉，真该家祭陈告，祖宗有德才是。左宗棠就是期待郭嵩焘有此想法，一以消释仇怨，再则消释乡里父老的“误会”，说起来：“左四老爹跟郭家交情还是厚得很，你看，一会亲就是一整天，谁说他们两家不和？”等到郭嵩焘来回拜时，再款以上宾之礼，更是前嫌尽释，浮言尽消了。
然而他失望了，郭嵩焘竟不回拜！这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极其失礼的事，同时也由此失礼，更显出郭嵩焘跟左宗棠的深仇大恨，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
腊月二十二到了江宁，二十四接事。刘坤一派江宁知府与督标中军副将，原隶左宗棠部下，有福将之称的谭碧理，将两江总督关防、两淮盐政印信、钦差通商大臣关防，以及王命旗牌，都送到了行馆。封印期内，少动公文，左宗棠有公事交代，都派差官去传话。
他的差官，大都是勤务兵出身，平时呼来喝去，视如仆役，但一到属下衙门，身分自然不同。到了江宁藩司那里，投帖请见。
江宁藩司叫升善，旗下贵族出身，最讲究应酬礼节，因为这个名叫孙大年的差官是总督派来，尊上敬下，以平礼相待。原以为孙大年应该懂得藩司综理一省民政，亦可算方面大员，尊重体制，不敢分庭抗礼，谁知孙大年全不理会，说请“升炕”，居然就在炕床上首坐下，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升善大为不悦，第二天上院参见总督，谈完公事，顺便就提到孙大年的无礼。
“喔，喔！”左宗棠随即拉开嗓子喊道：“找孙大年！”
“喳！”堂下戈什哈，暴诺如雷。
等把孙大年找来，左宗棠大加申斥：“你们自以为有军功，在我这里随意谈笑，倒也罢了，怎么到藩司大人那里也是这个样？藩司是朝廷特简的大员，不比你们的顶戴，凭我奏报就可以有了！你们太不自量！赶快替藩司大人磕头赔罪。”
“喳！”孙大年果真替升善磕头。
“请起，请起！”升善倒有些过意不去。
“回头替藩司大人站班！”左宗棠又说：“不准马虎。”
“喳！”
又谈了一会，左宗棠端茶送客。升善走到二门，只见左宗棠左右的十几名差官替他“站班”，入眼大惊，连孙大年在内，个个红顶花翎黄马褂，一齐手扶腰刀，肃然侍立。
细看补子，其中还有绣麒麟的，这是武官一品的服饰，虽说军功上得来的品级官衔不值钱，但认起真来，到底朝廷的体制有关，升善竟不得不撩袍请安，弄得奇窘无比。
江宁官场有了这桩笑话，左宗棠的声威益重。但是，在两江他并不能象在陕甘那样，想如何便如何。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虽不如前，却另有制抑左宗棠的手段。左、李对国防的主张，向来不同，左宗棠主塞防，李鸿章主海防。海洋辽阔，不比塞防可以据险而守，所以南北洋必须联成一气，这也就是李鸿章插手两江，能得朝廷默容的道理。如今左宗棠出镇东南，加以彭玉麟严劾赵继元，是间接对李鸿章深致不满的表示，如果左、彭联手，则经营北洋的计划，将处处遭遇障碍，因而先发制人，策动张佩纶上了一个洋洋四、五千言的奏折。
这个折子的案由，叫做“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而一篇大文章，谈的完全是海防，却有意在案由上避免，用心也算甚苦。奏折一上，慈禧太后觉得颇为动听，加以恭王的支持，所以下了一道“五百里”的“密谕”，分寄李鸿章、左宗棠及闽浙总督何璟、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还有彭玉麟和有关各省巡抚：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沥陈‘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一折，据称‘日本既废琉球，法兰西亦越境而图越南，驭倭之策，宜大设水师，以北洋三口为一军，设北海水师提督；天津、通永、登莱等镇属之，师船分驻旅顺、烟台，大连湾以控天险。江南形势当先海而后江，宜改长江水师提督驻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镇均隶之，专领兵轮，出洋聚操。责大臣以巡江，兼顾五省；责提督以巡海，专顾一省。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辖陆路：闽浙同一总督辖境，宜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以浙江之定海、海门两镇隶之。浙江提督专辖陆路为正兵，扼险以伺利便，刘永福等皆可罗致为用。复以水师坐镇珠崖；快船、水雷船出入于越南神投海口，与为联络’等语，海防、边防自为目前当务之急，亟应统筹全局，因时制宜。必有折冲御侮之实，始可为长驾远驭之计，该侍讲所陈各节，不为无见，即着李鸿章、左宗棠、何璟、张树声、彭玉麟等将海防事宜，通盘筹划，会同妥议具奏。”
照上谕指示，又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疆臣领袖，所以筹议海防，很自然地责成了李鸿章主持。这一下，便占了先着，他成竹在胸，从容得很，丢下这件要紧公事，好整以暇地亲自去巡视跸道。因为上年孝贞慈安太后大葬，慈禧太后病体初愈，不宜长途跋涉，未曾送到山陵，怕今年清明时分，会去亲祭，所以预先发动民伕，大事整修。
就在巡视中途，李鸿章接到京里的密信，提到“西圣”的动向，说病势完全康复，已报“万安”，为了打算着意整顿一番，今年皇帝侍奉皇太后瞻谒孝贞定东陵之举，决定从缓。慈禧太后要留在京里，亲自处理三年一次的“察典”。
三年一次的考绩，外官叫“大计”，京官叫“京察”。京察之期跟乡试之年一样，逢子、午、卯、酉举行。这年是光绪八年壬午，各衙门开印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注考”、“过堂”，考核属下。部院大臣照例由吏部开单，奏请亲裁。就在这时候，张佩纶递了“保小捍边”一折以后，鼓其余勇，上折攻了三个人，一个是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户部尚书董恂，说他们“声名平常，年老恋位”，不但“恋职如故，且溺职亦如故”，奏请“照例休致”。另外一个附片，专劾左都御史童华。
慈禧太后早就想动万、董二人了。所以看到张佩纶的奏折，正中下怀，万青藜和董恂都丢了官。童华则开缺以侍郎候补，坐降一级。万青藜的遗缺由李鸿藻以兵部尚书调补。
接到上谕，李鸿章暗暗警惕。一年之间，李鸿藻升协办，调吏部，他的宦途得意，正表示清流势力的扩张，南派王文韶士望不孚，翁同和正在“养望”，潘祖荫名士气味太重，看来南不敌北，自己在这两派之间，如何结纳，作为内援，该当好好有个打算。
这样考虑着，自然而然想到了张佩纶。同时也不免得意。几年来凭借世交，在张佩纶身上下工夫“烧冷灶”，颇有效验。张之洞巴结李鸿藻，三日两头上书言事，终于弄到了一个巡抚，张佩纶才具远胜张之洞，如果能培植他出镇方面，则感恩图报，声气相应，岂不是平添了一条臂膀？
不幸地是，“大先生”李瀚章，从湖北派专差送来一封家书，就养湖广总督衙门的老母，病势垂危，恐难挽回。这真是晴天一个霹雳，李鸿章忧心忡忡，觉得必须得有一番布置。
他有个“饭后三百步”的习惯，专有个听差替他计数，数到三百步，便喊：“够了！”这天一喊，竟未听见，他是想心事想出神了。
想的是他老母的后事。一旦丁忧，必须开缺。弟兄两个都当不成总督，门下多少人要跟着倒霉，还在其次，只怕平时结下了怨，有人趁机报复。特别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经手的大事，不知多少？有些未了的事务，需要弥补，倘或换个不相干的人来，公事公办，翻出老案，会有极大的麻烦。
当然，以自己的地位及朝廷的倚重，必有“夺情”的诏命，照旗人的规矩，穿孝百日，销假视事，这百日之内，并不开缺，派人署理，便毫无关系。只是汉人跟旗人不同，而且亦非用兵之时，“墨绖从戎”的说法，全不适用。所以，唯一之计是立刻奏请开缺，同时保荐继任人选，好替自己弥缝一切。否则，慈禧太后心血来潮，说不定将左宗棠调补直督，那就非搞得身败名裂不止。
幸好，淮军将领中，还可以找得到替手，不过还不到可以着手进行的时候，只能将此人存之于心目之中。眼前先上了折子再说。
奏请开缺侍疾的奏折，自然不会批准，朝命“李鸿章赏假一月，赴湖北省亲”。正在打点动身，凶信到了，李鸿章随即奏报丁忧。但用不着星夜奔丧，因为李太夫人死在他长子衙门里，而李鸿章由直隶到武昌，得好几天的工夫，赶不及“亲视含殓”，就不妨等灵柩从河北盘回安徽时，中道迎护。
事实上他也不能星夜奔丧，疆臣领袖、北洋重镇，何能说走放走？他料定朝廷必然一而再地慰留，趁此机会正好部署，最要紧的是，得要想法子将两广总督张树声调到直隶来接自己的事。淮军将领本以刘铭传为首，但“刘六麻子”早就跟李鸿章不大和睦，所以张树声成了李鸿章嫡系中的“大弟子”。如果李鸿章开缺，最好由张树声来接任，几乎是北洋文武一致的看法，因此湖北的凶信一到，立刻就有人向广州报喜信。而且张树声还有个儿子在北京，当然也早已写信回家，请他父亲准备北上。
果然，朝命不准开缺。等李鸿章上到第三个折子，恭王便向慈禧太后陈奏，无法强留李鸿章在直督任上，不过北洋大臣是领兵重任，以“墨绖从戎”之义，李鸿章或许可以留下来。建议派王文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量，如何让他回籍奔丧，而又不致影响北洋防务。
于是王文韶衔命到天津，名为“剀切宣谕慰勉”，要他留任，其实是征询继任人选。李鸿章答应留任北洋大臣，建议调张树声署理直督。但法国已派兵到河内，越南局势怕有变化，两广亦须宿将镇守，因而又建议起用曾国荃为粤督。
这番布置，朝廷认为相当妥帖，依言而行。但如此调动，关键是在北洋防务，因为李鸿章镇守北洋，所以调淮军出身的张树声为直隶总督，作为李鸿章的辅佐。而在张树声这方面的人，却看不透这一层，只当李鸿章丁忧必得开缺，直督调张树声是朝廷找不出适当人选，不得不加倚重，从此大用，可以继李鸿章而成为北洋的领袖了。
张树声的儿子就坚持这样的看法。他叫张华奎，是个举人，借在京读书，预备会试为名，为他父亲打探消息，钻营门路。平日很拍清流的马屁。照李慈铭的说法，清流谐音为“青牛”，李鸿藻是牛头，张佩纶是牛角，专门用来牴触他人，陈宝琛是青牛肚子，在清流中最扎实。当然还有牛尾、牛鞭，但都轮不着张华奎，他是所谓“青流靴子”，比起为清流跑腿的“清流腿”还隔着一层。
为了想“独立门户”，脱去对李鸿章的依傍，张华奎在京里大肆活动，找了许多“清流腿”酒食征逐，交头接耳地秘密商议，想替他父亲直接打一条路子出来。
有条“清流腿”，是国子监的博士，名叫刘东青，忽然拍案自赞：“我有绝妙的一计！此计得行，岂止为尊大人增重？
直可夺合肥、湘阴的声光。”
张华奎一听这话，先就笑了，连连拱手：“请教，请教！”
“翰林四谏，都自负得很，以为有绝大的经济，吴清卿、张香涛都出去了，强幼樵自然见猎心喜。”刘东青停了一下说：“他年底下摒绝杂务，专拟谈海防的那个折子，意趣所在，不难明白。如今北洋正在大兴海军，何不奏请以张幼樵到直隶来帮办水师……。”
话还未完，座客轰然喝采。这一计的确想得很绝，一下子可以收服了张佩纶。帮办军务，与钦差大臣只差一间，替张佩纶想了这么一个好题目，他当然要感恩图报。得此有力的“保镖”，直隶总督这个位子就可以坐得稳了。
“不过，”张华奎问说，“二月里有诏旨，不得奏调翰林。
只怕于功令不符。”
“不是奏调，是举荐贤能，有何不可。二月间的诏旨，是为张香涛奏调编修王文锦而发，举荐张幼樵的情形不同，奏折中不妨声明。请加卿，以示优异。这完全看措词如何耳！”
张华奎深以为然。但另有人劝他，不可造次，应该先征得张佩纶的同意。张华奎亦认为说得有理，便托人去探询口气。
张佩纶不置可否。果能帮办直隶水师，赏加三品卿衔，则一转就是巡抚，亦是一条终南捷径。但这要出自朝廷特旨，张树声算什么东西？由他来举荐，不是贬低了自己的声价！
在他觉得可笑，可以不作答复。张华奎却误会了，以为是默许的表示。当时便打密电回广东，张树声尚未接署直督，已先有举荐张佩纶的奏折到京。
折子交到军机，李鸿藻首先表示不满，恭王亦认为张树声此举过于“取巧”，便即奏明慈禧太后，驳斥不许，说“帮办大员及加赏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
这一下连张佩纶亦碰了一鼻子灰，更坏的是，递折之日，恰有“考差”，张佩纶因为还有亲属之丧，还有“小功服”在身，不能应考，于是有人说他不应考是在“候旨”，倒象是张佩纶本人想谋这个差使。
“张某人太冒昧了！”他气得跳脚，“这不是笑话吗？“此风不可长！”陈宝琛想帮他的忙，为他洗刷，“我要上折子参。”
一参一个准：“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着交吏部议处。”
※※※
李鸿章南下，张树声北上，都是仪从煊赫，却有一个特简的大臣，布服敝车，行李萧然，悄悄到京上任来了。
但是进京之时，几乎无人识得，等到宫门递折请安，“邸抄”发布行踪，朝中大小官员却都在谈论。因为阎敬铭也是个传奇人物，有许多传播人口的故事，在湖北要杀官文的雮童，在山西杀侵吞赈款的知州，都为人所津津乐道，甚至连慈禧太后亦常提到他。
因此，到京第二天就传旨召见。她还记得胡林翼当年奏保阎敬铭的考语，说他“气貌不扬而心雄万丈”。也听恭王谈过，阎敬铭未中进士以前，以举人就“大挑知县”，刚排好班，还不曾自报履历，就有个主挑的亲王，厉声呵斥：“阎敬铭出去！”因为大挑知县，首先就看相貌，“同”字脸第一，“田”字脸其次，此外脸形象“申”、“甲”、“由”字的，也有入选之望，而阎敬铭什么都不是，他的脸象个枣核，两只眼睛一大一小，而且身不满五尺，形容实在委琐，怎么样看也不象个官，无怪乎首遭斥逐。
然而慈禧太后却并不以貌取人，对阎敬铭颇有一番温谕，奖许他在山西办赈，实心任事，是难得的好官。
“都说你善于理财。”她提到特召他入朝的本意，“现在兴办海军，跟德国订造铁甲船，一只就要一百多万银子，真正有点难乎为继。全靠你在户部切实整顿。”
“是。等臣到了部里再说。”
“你在户部待过，想来对户部的积弊，一定很清楚。”
“臣道光二十八年散馆，授职户部主事，后来胡林翼奏调臣到湖北。事隔多年，户部的情形，已经隔膜，不过理财的道理，不论公私都是一样的，除弊即所以兴利。第一，剔除中饱，第二，节用务实。不过，臣此刻还不敢说有什么把握，户部的事很难办。”
“就因为难办，所以才找你来。我知道你最能破除情面，应兴应革的事件，你尽管奏报，我总许你就是。”
“是！”阎敬铭的声音提高了，“臣尽力去办。”
“除了户部的公事以外，有什么得用的人，你也不妨奏保。我知道你很识人，当初你保丁宝桢，果然很得力。”慈禧太后又说：“如今洋务很要紧，外头可有好的洋务人才？”
“据臣所知，现在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才大心细，器局开展，是办洋务的好手。”
提到张荫桓的这个官职，慈禧太后特感亲切，但亦不免伤感，因为她的父亲惠徵，就是死在徽宁池太广道任上的。至于张荫桓其人，她仿佛记得前两年慈安太后跟她提过，但只知其名，别的就都不知道了。
“这张荫桓是什么出身？”
“他是捐班知县出身。”阎敬铭紧接着说：“是捐班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笔下极好。早年在广东家乡，常跟洋人讲求炮台机器之学。在山东亦带过马队，臣跟丁宝桢都很得他的力。山东的海防，就是张荫桓策划的。”
“噢！”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将张荫桓的名字紧记在心了。
接下来，慈禧太后又问到他的家事。他说他的老家在陕西朝邑，因为逼近黄河，地势低洼，常有水患，所以迁居山西运城。有三个儿子，老大叫阎乃兟，同治七年的翰林，现在当编修；老二不仕，守持祖业；老三叫阎乃竹，已经中了举人。又说家风儒素，儿子都能自立，这一次奉召入京，愿尽余年，报效国家，只是赋性猖介耿直，料想公事不会顺手。
“不要紧，你只管放手去做。凡事有我。”
有慈禧太后这句话，阎敬铭深为安慰。他淡于名利，这一次本来不想出山，到京以后也抱着随时可以挂冠的打算，此刻感于慈禧太后的支持，雄心复起，倒真的想切切实实整顿一番了。
由宫里出来，顺道拜客，回到他长子家，署理户部尚书的王文韶，已派了司官在那里坐等，请示接事日期。
新官上任要挑好日子，阎敬铭却不作兴那一套，随口答道：“就是明天好了。”
一般的规矩，到任那天跟堂官相会，揖让升阶，司官捧上奏报视事日期的折稿，画了诺随即告辞。第二天起分批约见司官，总要十天半个月，熟悉了部务，方始有公事可办。但阎敬铭也不作兴那一套，到任第一天就要看帐。
户部跟刑部一样，按省分司，所不同的是户部没有直隶、奉天两司，刑部的江苏、安徽两司，在户部合而为江南司，所以刑部十七司，户部只有十四司。司有大小之别，户部山东司管盐法、云南司管漕运、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税，合称为“盐、漕、钱、关”四大司。洪杨以后，洋务渐兴，关税重在洋关，不归贵州司管，钱法则云南铜久已绝运，所以桂、黔两司，沦为小司。新的四大司，除了山东、云南以外，陕西司兼辖甘肃，而且管理宗室及京官文武俸禄，各衙门钱粮、各路茶引，福建司兼管顺天直隶的钱粮。阎敬铭看帐，便从这“山、陕、云、福”四大司的帐目看起。
看帐的样子象大家巨族的总管、总司出纳，一本“旧存、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清册”到手，算盘打得飞快，稍有错误，立即指了出来，所以十四司的钱粮收支，两天的工夫，便已全部看完。
最后要看南北档房的帐了。南档房只管八旗的人丁钱粮，关系不大，北档房则是户部第一机密重地，为天下财赋的总汇，国家岁入岁出几许？积存若干？盈亏得失如何？都非问北档房不可。当初为了防范汉人，北档房的司官，称为“领办”、“总办”，定制只能由满洲及汉军充任。阎敬铭当年在户部时，对此就大感不满，如今当了本部堂官，一朝权在手，决心先从这顶要紧的地方，下手革新。
“请福老爷来！”
“福老爷”是正红旗人，名叫福松，北档房“掌稿”的司官，被唤请到堂，一揖以后，站着等候问话。
“部库存银多少？”阎敬铭问。
“董大人移交的时候，部库实存七百三十六万两。”
“我问的是今天。”阎敬铭慢条斯理地，拿中指戳戳公案：
“此刻。”
“还没有算出来。”福松也是慢吞吞地，“因为大人接事太匆促了，司理赶办不及。”
他自以为是绝好的托词，其实糊涂透顶，库存现银，随时都有实数，根本不用核算造册。阎敬铭见过不少头脑不清的旗人，无可理喻，便即吩咐：“你把该管的书办找来。”
“管库帐的书办，今天告病假。”
“总有替他的人吧？”
“没有。”福松答得极其干脆。
这一下阎敬铭可真忍不住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他不耐烦地挥挥手：“另外找个人来。”
福松答应一声：“是了。”随手请了个安，动作利落，姿态亦很“边式”。
另外找来的一个领办，是内务府出身的正白旗包衣，名叫龄寿，抱了一大叠帐簿，来见堂官。问到他的职司，说是管京饷。
阎敬铭知道，他所说的“管京饷”，只管收入，不管支出。
京饷每年数百万，前一年年底规定各省分摊的数目，一开年就报解，总要到端午前后，才能解清，此刻是五月中旬，正是清结京饷的时候，所以他点点头说：“很好！我正要问京饷，你把各省报解的实数说给我听听。”
“喏！”龄寿将帐簿往前一送：“都在这里。”
这是个比福松更糊涂的人，连做官当差的规矩都不大懂。阎敬铭大为不满，摇着头说：“我不要看帐，听你告诉我就行了。”
“这得现算。”龄寿答道，“等司官拿回去算好了，再来回话。”
“不，不！”阎敬铭指着一旁的坐位说：“你就在这里算。”
“回大人的话，”龄寿嗫嚅着说：“司官打不来算盘。”
阎敬铭大摇其头：“越来越不成话了！”他沉下脸来说：
“你回去听参。”
龄寿面如死灰，环视同僚，意在乞援。可是，阎敬铭的脾气跟作风，不但早就听说，而且此刻已当面领教，谁也不敢自找没趣代他求情，所以都装作未看见。
龄寿抱牍下堂，告病假的书办却赶到了，仍由福松领了上来，说是：“大人有话，请尽管问他，他最清楚。”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张金华。”
“你年纪不小了。”阎敬铭问道，“在部里多少年了？”
“大人由翰林院分发到部，小的就在部里当差了，算起来是三十六年。”
“喔，你的精神倒不坏。”阎敬铭问道：“你有几个儿子？”
“小的没有儿子，只有一个胞侄。”
阎敬铭记在心里。书办是世袭的差使，没有儿子，将来就不能承袭。记住了，免得将来有冒名顶替的情事。
“你今年多大？”
“小的今年六十八。”张金华答说。
“望七之年，也该回家纳福了。”
这是示意这个书办该告退了。张金华倒也不在乎这位尚书，响亮地答道：“小的到了效不得力的时候，自然禀明司官，回家吃老米饭。”
听他当面顶撞堂官，旁边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阎敬铭自然不会理他这话，只问公事，“说部库存银多少，只有你知道。说吧！”
他说了一大串数目，董恂移交多少；新收多少；开支多少；现存多少。熟极而流，几乎听不清楚。但越是如此，阎敬铭越不以为然，百凡庶政所恃的国家财用，竟只有胥吏能知其详，实在太不象话了。
因此，他到部的第一件兴革之事，就是整顿北档房，奏折上说：“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日张，而财政愈棼，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满员不可。”
“三库”是银库、缎匹库、颜料库。最重要的当然是银库，特设管库大臣，派户部侍郎兼任。三库的弊端，阎敬铭是早就知道的，他的第二件兴革之事，就是想革除三库之弊，所以下令查库。
查库之日，有特选的司官跟着，其中有两个都姓李，亦都是翰林出身，一个叫李用清，丁忧起复，从原籍山西平定州进京，背着个小铺盖卷，徒步三千余里，不雇一车一骑，京里诧为千古未有的奇事，公送他一个外号叫“天下俭”。
另一个李嘉乐较为逊色，名为“一国俭”，他不如李用清的是，做了官居然常唤剃头挑子来替他剃头。剃完，亲手付予剃头匠二十个小钱。自觉出手已很大方了。
有一次他问他的听差：“剃头的应该很高兴吧？我每次都给他二十文。”
听差的据实答道：“外面剃头，最少也得四十文，何况是做官人家？剃头的每次都要吵，我只好再垫二十文，才把他打发走。”
李用清大怒：“我在家乡偶尔叫人剃头，每次只要十二个钱，现在给他二十个已经多了，他居然还不知足，你也居然就添了给他，真正岂有此理！好了，从此以后我不请教剃头的，连二十文都可以省下。”
果然，言出必行，从此以后，李嘉乐不再请教剃头匠。要剃头由他太太动手，剪得参差不齐，怪模怪样，惹多少人在背后当笑话讲。
但阎敬铭却很欣赏，以为做官必从一个“俭”字着手，才能“无欲则刚”，做个晚节不改，始终如一的清官。为此特别重视两李，带着他们一起去查库。
户部三库在三处地方，颜料库在西安门内；缎匹库在东安门内；银库又称大库，则在户部衙门的后身的东北角。查库先从远处的颜料库查起。
颜料库是个杂库，包罗万象，无奇不有。掌管国家度支的户部，何以会有这样一座库房？谁也不知道。有人猜测，户部有此物库，大致起于明朝万历年间征收矿税之时。矿税苟扰遍天下，民间名产珍物，输往京师，终年络绎于途，奇珍异宝，收入大内，常用的物料，归工部及户部存贮，才设了这样一座颜料库。
在清朝，各省贡品，名目繁多，内务府认为无甚用处，容纳不了的，亦都归于户部。日积月累，用之不竭，随意堆积在库房里，但是帐目却是分门别类，异常清楚的。
阎敬铭早年当司官的时候，奉派查过颜料库，知道这座库是无法查的，同时他要整顿的也不是这一库。不过表面上决不能放松，所以虽无法查也要查。到了库中坐定，拿料帐来看，逐日有记，逐月有结，毫无毛病。便派李嘉乐入库，实地查察。
一进了库房，他愣住了，在门口踌躇又踌躇，提起了一只脚，竟不能踏下去，因为满地的檀香、黄蜡、石绿、朱砂，五色粲然，积成厚厚的一层，无可下脚。
“李老爷，请啊！”库吏催促着。
“怎么不收好？堆得满地！”
“向来这样的。”库吏答道：“我同治三年到库里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叫人怎么走路？”
库吏大为诧异，“就是这样子走嘛！”库吏毫不迟疑地举步踏了进去，踩得那些物料“嘎吱、嘎吱”地响。
李嘉乐心疼不已，但也只好跟着他举步。走到中间一看，四周摆满了尘封的木架子，阳光从天窗里漏下来成为一条光柱，其中飞舞着亿万灰尘，看上去象是金屑。
他有无从措手之苦，同时也困惑异常，不知一年两次查库，何以还会这样子的杂乱无章？想了一会，只有请教库吏：
“别人是怎么查的？”
“李老爷没有听说过吗？”
“没有。”
“李老爷，”库史指着地下说：“东西都在这里，一草一木没有人敢动，只要屋顶不漏，门窗严紧，就不要紧了。”
听这一说，李嘉乐才明白，原来查库就是来看看屋顶门窗。如果都是这样奉行故事，那里谈得到整顿？自己特蒙阎尚书识拔，委派查库，可不能跟别人那样敷衍了事。
但是，一片混杂，实在无从措手，看了又看，发觉有一样东西好查，“那是纸张？”他指着堆积如墙，已泛成黄灰色的白纸问。
“是。是宣纸。”
“点点数看。”李嘉乐翻出帐来念道：“‘五尺夹贡总计十八万五千七百二十一张’，就查这“五尺夹贡’。”说着走过去要动手。“动不得！”库吏大声警告：“里面有蛇！”
李嘉乐不信，伸手掀开一角，是想看看可是真的夹贡，还是被掉了包？
那些不知堆积了多少年的陈旧宣纸，几已粘在一起，数量既多，压力亦大，一时那里掀得起。李嘉乐是喜欢蛮干的性子，一只手不行，加上另一只手，使劲攀着纸角，往上一推。只见一条四五尺长，黑章白文的蛇，从纸堆后面钻了出来，游走无声，李嘉乐直到临近才发现，大叫一声，连连倒退，吓得面如土色。
库吏急忙上前将他扶住，四只眼都盯着那条蛇，从纸堆上蜿蜒而下，钻入杂物堆中，无影无踪。
“李老爷，你也真是！”库吏大为埋怨，“跟你说动不得，你老偏不信，现在怎么样？”
“我只以为你说笑话吓我，那知道真的有蛇！”
“蛇多着呢！天这样热，它本来就想游出来凉快、凉快，那经得住你老再这么一折腾？如今坏了，蛇也不知躲在什么地方？步步都得小心。”
听他这一说，李嘉乐便觉得那双脚发麻，深怕一举步就踩在蛇身上，钉在原处，动弹不得。
“快走吧！”库吏拉着他一阵风似地找到了门口，却又问道：“李老爷，怎么样？”
这是取进止的意思，李嘉乐摇摇头说：“不查了！”
“是！”库吏加重语气说：“查过了！”
他说“查过了”，就只好说是“查过了”，不然无法交差。好在阎敬铭深知积弊，意不在此，他的想法是要仔细核查帐簿，看各省的贡品，有没有可以减少甚至裁减的，所以只关照李嘉乐将一本“料帐总册”带走。
接下来是查缎匹库。公家缎匹沿袭明朝的制度，由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衙门，负责供应，一共分为三等，第一等专供“御用”；第二等称为“上用”，质料较次；第三等专供赏赐之用，就叫“赏用”，质料更次。
“御用”和“上用”的珍品，存贮内务府缎库。户部缎匹库只储“赏用”缎匹，数量极多，查不胜查，照例分派十几名司官，虚应故事。库中有楼，楼板上的灰尘，照规矩不准打扫，积土太厚，无法下足，就铺一张芦席在上面。两百年来，不知道铺了多少层，所以一踩上去象踩在棉花堆上，而且一踩就扬起一团灰，沾得满身都是，所以查缎匹库是桩苦差使。
李用清却不以为苦，精神抖擞地上了楼，扬目四顾，只见木架子高可及顶，上面堆满了一捆捆的缎匹，不知如何措手，便有些踌躇了。
“李老爷，”库吏看他是外行，加以指点：“缎匹是少不了的，向来只不过抽查点数。”
“好！抽查。”李用清有了计较，手往上指，用很威严的声音说：“你替我把最上面那一捆枣儿红的，取下来。”
库吏一愣，看李用清板着脸，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料知说不进话去，便转身取了梯子来，爬上去费了好大的劲，将李用清所要的那一捆取到，双手举起，使劲往下一扔，陈年积土，象火药爆炸似的，往上直冲，将李用清没头没脑地笼罩在内。
时逢盛暑，汗流浃背，这一阵灰土飞上头脸，立刻为汗水沾住，面目黧黑，象个煤炭铺的伙计了。
李用清大怒，但是发不出脾气，只巴望这一捆缎匹中，数目不符，捏住把柄，便好处治那库吏。但是，解开来照标签所载的数目一数，应该是十四匹，一匹不少。
这一来哑巴亏吃定了，跟李嘉乐谈起来，同病相怜，嗟咨不绝。
“老前辈，”李用清跟比他早一科的李嘉乐说：“蠢吏可恶！有意恶作剧，打算着吓倒司官，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辈偏要认顶，倒看看到底谁强得过谁？”
“说得是！我们受阎丹老的知遇识拔，必得帮他切实整顿一番，颜料、缎匹两库，不是上头着眼之处，马上要查银库了，一定要捉它一两个弊端出来。”
“查弊必先知弊。银库的弊端甚多，先要请教请教内行才好。”
两人商量的结果，决定合请一个客，请在衙门附近的一处“大酒缸”。间壁就是月盛斋，五香酱羊肉名驰九城，买了一大包款客。客人是户部的一个苏拉，名叫张福，伺候过十几位尚书，见多识广，部中大小积弊，无不明白。
“银库，照例书办是不能进去的，只有库兵可以入库。”张福举杯在手，慢吞吞地说：“库兵规定十二名，三年一挑，挑到那天去应点，要请十来个保镖护送……。”
“慢点，老张！”李用清打断他的话说，“这是为什么？”
“为了怕绑票，”张福解释库兵何以应点之日要防被掳：“入选库兵有正选，有备选，正选应点不到，马上由备选补上，所以绑他只要绑一个时辰，应点时辰一过，煮熟了的鸭子飞走，放了他也就没用了。”
“这样看起来，库兵的身价不得了。”
“是啊！补上一个名字，总要花到一万银子，应点不到，往后的好处不说，起码一万银子就算扔了在水里。”
“那么，”李嘉乐问，“库兵入库，到底有点什么好处？说偷银子是藏在谷道里面，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张福问道：“外省解银到部，怎么样入库？
李老爷见过没有？”
“没有。你细细说来我们听。”
“外省解银，每一万两解费六十两，这归管库司官跟书办分，库兵是没分的。库兵的好处，就是搬银子入库的当儿偷银子。进库的时候，衣服都要脱光，库里另有衣服，不过，这一身衣服也不能穿出库。光身进去，光身出来，寒冬腊月也就这个样，所以库兵非精壮的小伙子不能干。这还有个道理，小伙子中气足，提得住气，如果年纪一大，提不住气，就补上名字也没用。”
“这又是什么道理？”李用清问。
“就是这位李老爷说的，”张福指着李嘉乐答道，“为的是能在谷道里藏银子。本事最好的，一次可以藏十两一个的银锞子八个。”
这不是骇人听闻之事？但张福言之凿凿，说在东四牌楼有一新药铺，专有一种要有门路的人才能买得到的药，服下能使谷道交骨松开。偷银的方法是用猪网油卷银锞塞入谷道，不过即令年轻力壮，提气支持，亦至多只能容纳半点钟的工夫。
“这个法子在内库就用不着了，内库多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那里也偷藏不下，所以内库库兵，入库用不着脱光衣服。”
这一说，是个反证，李嘉乐点点头又问：“还有什么偷银的法子？”
“冬天要当心，有个换茶壶的法子。库里的空茶壶拿出来，照例揭开盖子，往下一倒，表明没有东西在里头，冬天就两样了，茶水冰冻，拿银锞子冻在里面，就倒也倒不出来。”
“说破了不值钱。”李用清觉得这顿大酒缸请得不冤，“真正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然而细想一想，总觉得有些荒诞不经，所以事后又去请教部里的老司官，“谷道藏银，事诚有之。”那老司官笑道，“不过说得太玄了。两位请想，十二名库兵，每人偷银八十两，一次就是九百六十两，解饷入库之日，库兵进出好几次，这要偷漏多少？年深日久，不都偷完了吗？”
虽是以常理度测，却足以破惑。但库兵裸体入库，这个规矩历数百年不改，总有道理在内。二李都觉得虽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决定去看个明白。
一看果然，库兵进出，无不赤身露体。出库还有一番很特别的交代：跨过一条长凳，双手向上一拍，口中喊道：“出来！”表示股间、肋下、口中都不曾夹带库藏。
“能抓住他们验一验吗？”李嘉乐问。
“不能！”李用清摇摇头。
李嘉乐废然而叹：“看起来，就是有弊也无法查了。”
而阎敬铭却查出来一项极大的弊端。其实也不用查，弊端已摆在那里，只看有没有决心整顿而已。
查银库那天，阎敬铭找管库的郎中姚觐元来问：“掌天平的是谁？”
“是书办史松泉。”
“领我去看天平。”
领到出纳之处，只见史松泉一身服饰，异常华贵，阎敬铭先就大为不悦。正在提倡俭朴节用的他，认为史松泉逾越体制，败坏风气，而看他的服用，钱从那里来，更不可不问。
“你这一身衣服很漂亮啊！”他斜睨着大小眼，冷冷地问。
“回大人的话，”史松泉答道：“都是旧衣服。”
“砝码是旧的不是？拿来我看！”
银库有好几架天平，大大小小的砝码不少，等取到了，阎敬铭却不看，只吩咐包好。
“送到工部去检验。”他对李嘉乐说，“你亲自送去，面见工部堂官，说我重重拜托，即时检验，立等结果。”
李嘉乐奉命唯谨，带着从人，捧着砝码，直奔工部，请见堂官。正好翁同和在部里，他的侄子翁曾源是李嘉乐这一榜的状元，世交原就熟识，区区小事，做“老世叔”的当然照办。立时找了制造库的司官来，一检验之下，大小砝码，有重有轻，符合标准的，十不得一。
回到户部复命，阎敬铭还在坐等，将检验过的砝码，逐一清查了上面的记载着的轻重不等的差额，接着便传召待命的银库郎中姚觐元。
“你看！”他指着砝码问道，“你怎么说？”
姚觐元早就知道有此结果，何用看得？“回大人的话，”他说，“银库重进轻出，向来如此。咸丰以后，库里存银，大为减少，也要存到七百万至九百万。偷窃之事，在所不免，一两百年，不靠重进轻出来弥补，难道倒请堂上大人分赔不成？”
“你倒还振振有词？”阎敬铭说，“照你的说法，重进轻出，是为了弥补偷漏，完全为公，然则你倒说给我听听，重进轻出是什么个规矩？进，每两银子加重多少；出，每两银子减轻多少？不能借弥补为名，漫无稽考，你拿帐来给我瞧瞧！”
“这那里会有帐？”
“原来没有帐？”阎敬铭说，“那将是混帐！”他吩咐“当月处”值班的司官，“将史松泉拿交刑部。”
史松泉就在堂下，听得这话，便想开溜，无奈从阎敬铭到部，雷厉风行，毫无瞻顾，当差的大小官员懔然在心，当然容不得史松泉脱逃，一把抓住，立即备文咨送刑部讯办。
“我久闻你把持公事，劣迹多端，你今天就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阎敬铭对姚觐元说，“这对你已经算是客气了！你心里要明白。”
这是警告姚觐元不必去钻营门路，希冀脱罪。解职的官员，与平民无异，如果不知趣，不听话，随时可以步史松泉的后尘，吃上官司。
姚觐元识得利害，乖乖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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