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朋友来说，也是这冬天，下了场雪，他劳改的那时候。他望着我窗外的雪景，细眯起眼睛，像是雪光反射太强，又像是沉浸在他的回忆里。
有一个大地座标，他说，就在这劳改农场里，总有，他仰头望了望窗外不远处的一座高楼，目测了一下，少说有五六十米高吧，不会比那楼矮。一大群乌鸦围着尖顶飞来飞去，来了又去了，去了又来，转个不歇，还呱呱直叫。农场的队长，管这一帮劳改犯的，是朝鲜战场下来的老兵，立过二等战功，负过伤，一只腿长，一只腿短，走路一瘸一拐。不晓得倒了什么楣，官到连长就没再上得去，打发到这农场来管这些犯人，成天骂骂咧咧。
妈的个屄，什么吊名堂？搞得老子都困不着觉！他一口苏北话，披着件军大衣，围绕座标转了一圈。
爬上去看看！他命令我。我只好把棉袄脱了，爬呗。上到半截子，风大，腿肚子哆嗦，再朝下一看，这腿简直不行，抖个不停。正是闹灾荒年分，周围农村都有饿死的。这劳改农场倒好，种的山芋和花生，队长扣下了一部分，仓库里堆着，没都上交。大家口粮定量还能保证，人就是有些浮肿，也还能出工。可要爬高，就虚得不行。
队长！我只好朝下喊。叫你看看顶上有什么东西？他也在底下叫。我抬头瞅。
尖顶上好像挂了个布包！我说。眼睛也冒金星了，我只好朝下喊。
爬不上去啦！
爬不上去就换人！他粗归粗，人倒不坏。
我下来了。
把偷给我找来！他说。
偷也是个劳改犯，十七、八岁的小鬼，在公共汽车上扒人钱包给抓来的，偷就成了他的代号。
我把偷找来了。这小鬼昂头瞅着，不肯上去。队长发火了。
又没叫你去死？
偷说他怕跌下来。
队长下命给他根绳子，又说，再爬不上去，就扣他三天口粮！
这偷才腰间系了根绳子，上去了。底下望着的都替他捏把汗。他爬到还剩三分之一的地方，上一格，在铁架上扎一问绳子，总算到了顶。成群的乌鸦还围着地盘旋。他挥手赶着乌鸦，从上面悠悠飞下来一个麻袋。大家过去一看，叫乌鸦啄得满是孔眼的麻袋里竟半口袋的花生！
妈的屄！队长骂开了。
集合！
又吹哨子。好，全体集合。他开始训话。问哪一个干的？
没一个敢吭气的。它总不会自己飞上去吧？我还当是死人肉呢！也都忍住，没一个敢笑。
不交代出来，全体停伙！
这大家都慌了，互相瞅着，可大家心里明白，除了偷谁能爬上去？眼光自然都落到他身上。这小子低头，受不住，蹲了下去，承认是他夜里偷偷搁上去的，说，他怕饿死。
用绳子了没有？队长问。
没用。
那你刚才还装什么洋蒜？就罚他妈的王八蛋一天不吃饭！队长宣布。
众人都欢呼起来。
偷儿放声哭了。
队长一瘸一瘸走了。
我还有个朋友，说他有件非常要紧的事，要同我商量。
我说行，说吧。
他说这事说来话长。
我说长话短说。
他说再简短也得从头讲起。
那你就讲吧，我说。
他问我知道不知满清的某位皇帝的御前侍卫，他对我说了这皇帝的圣名和年号，以及这位侍卫长官的姓氏大名，说他就是这当年的显贵直系七世长孙。这我完全相信，并不惊奇，他那位先人是历史的罪人或皇上的功臣，同他如今也不会有多大的牵连。
可他说不，这关系很大。文物局、博物馆、资料档案馆、政协和古董店的都来找过他，反复动员，弄得他烦恼不堪。
我问他莫非手上保存了一两件什么珍贵文物？
他说你还说少了。
价值连城？我问。
连城不连城地不知道，总归是无法估量，别说百万、千万，几个亿都不见得打得住。他说那不是一件两件，从殷商以来的青铜礼器、玉壁，到战国的宝剑，更别说历代的珍希古玩、金石字画，整整一个博物馆，早年刻印的线装的藏品目录就足足四册。这上善本图书馆里可以查到，要知道是从他七世祖起一辈辈累集，直到同治年间，二百年来的收藏！
我说这传出去当然不妙，我开始担心他的安全。
他说他安全没问题，主要是他再也不得清静，连他们家中，他们是个大家庭，他祖父、父亲、叔伯各房的亲戚都接连来找他，吵个不歇，他头都大了。
都想来瓜分？
他说没什么可瓜分的，那十几万册古籍、金银、瓷器和别的家当从太平天国到日本人到各派军阀就不知烧过抢过多少回，之后从他祖父、他父母手上又不知上交、变卖、抄家过多少次，他现在手上一件文物也没有。
那还争什么呢？我有些不解。
所以这事还得从头谈起，他说，十分苦恼的样子。你知道玉屏金匾楼吗？这打个比方，他当然说了这藏古籍珍宝的楼的名字，史书、地方志和他祖上的家谱里都有这楼名的记载，如今他南方老家文物的部门人都知道，说是太平军进城放火的时候，基本上已是一座空楼，大部分古籍风声吃紧先已运到他们家的田庄去了，至于目录上的这批珍宝，后辈家人中一直传说，都偷偷窖藏起来了。他父亲去年病故之前才告诉他，确实理在他故宅的什么地方，准确的地点父亲也不知道，只说他祖父传下的他曾祖的一本诗文手迹里有一张墨线勾画的故居庭院的全景，庭台楼阁，花园假山，错落有致，画的右上角写了四句偈语，便暗示的这批宝藏理的位置。可这本诗文集子叫红卫兵抄家时一并席卷而去，之后平反也查无下落。那四句仍语老头倒还背得，又凭记忆给他画了个故居祖宅的草图。他默记在心里，今年初去旧址实地察看过，不过如今那一片废墟已盖上了好些楼房，有机关的办公楼，也有居民的住宅。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都埋到楼底下去了，我说。
他说不，如果在楼底，盖楼挖地基早就寻出来了，特别是现在盖的楼房，那么多地下管道要安装，地基都挖得很深。他找建筑工程队了解过，他们修建时没有发现什么出土文物。他说他潜心研究过那四句偈语，加上对地形的观察分析，八九不离十，他能把这位置确定下来，差不多在两幢楼之间一块绿化了的地方。
你打算怎么办？把它挖出来？我问他。
他说这就是他要同我商量的。
我问他是不是等钱用？
他并不看着我，望着窗外雪地几棵光秃的小树。
怎么说呢？就我和我老婆的工资，养一个儿子，刚够吃饭，别想再有什么开销，可我总不能把祖宗这样卖了。他们当然会给我一笔奖金，一个零头的零头。
我说还会发一条消息，某某的七世孙某某捐献文物受奖的新闻。
他苦笑了笑，说，为分这一笔奖金那一大帮远近叔伯亲属还不得同他打破头？冲这也犯不上。他主要想这对国家倒是一笔财富。
出土文物挖的难道还少了？就富了？我反问他。
是这话，他点点头，说是他又一想，要是他那天得个急病，再不，碰上个车祸死了，就鬼都不知道了。
那把这几句倡语传给你儿子好了，我建议道。
他说他不是没想过，可他儿子长大要是不成器再卖了呢？他自问自。
你不会先关照他？我插了一句。
儿子还小呢，让他安心念书吧，说别叫他儿子将来再像他这样为这屁事弄得神经衰弱，他断然否决了。
那就留点东西叫后人考古的也有事做。我还能说什么呢？
他想了想，巴掌在腿上一拍，得，就照你说的办，由它埋着吧！他这才起身走了。
又有朋友来，穿件崭新的雪花呢大衣，脚上是一双光亮的三截头缕花镶边的黑皮鞋，像出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干部。
他一边脱大衣，一边大声说，他做买卖发了财！今日之地已非昨日之他。大衣脱去，里面是一身笔挺的西装，硬领衬衫上还打了一条红花领带，又像是驻外公司的代表。
我说这天气你穿这点在外面跑也真不怕冷。
他说他不挤公共汽车了，叫出租车来的，他这回住北京饭店！你不相信怎么的？这种高级宾馆不能只外国人住！他甩出带铜球的铸有英文字样的钥匙串。我告诉他这钥匙出门应该交给旅馆服务员。过去穷惯了，钥匙总带在身上，他自我解嘲。然后便环顾这房间。你怎么就住这么间房？你猜猜我现在住几间？我说我猜不着。三室一厅，在你们北京也够个司局长的规格！我看着他刮得青青的腮帮子泛出红光，不像我外出结识他时那干瘦邋遢的样子。你怎么也没个彩电？他问。我告诉他我不看电视。不看也做个摆设，我家就两台，客厅和我女儿房里各一架。我女儿和她妈各人看各人的节目。你要不要来一架？我马上陪你到百货大楼去拉一台来！我是说真的。他睁大眼睛望着我。你怕是钱烧得慌？我说。做买卖嘛，当官的我都送，他们就吃这个，你不要他们批计划，给指标吗？不送礼门也没有。可你是我朋友？你缺不缺钱花？一万元以内，都包在我身上，没有问题。你别犯法，我警告他。犯法？我无非送点礼，犯法的不是我，该抓的是大头！大头也抓不了，我说。这你当然比我清楚，你在首都，什么不知道！我告诉你吧，抓我也没那么容易，我该交的税都交，县太爷、地区商业局长，我现今都是他们家的座上之客。我不是当城关镇小学教员的那阵子啦。那时侯，为了从乡里调进这城关，我一年里少说四个月的工资都用来请教育干事吃饭了。他眯起眼睛，后退一步，叉腰端详我墙上挂的一幅水墨雪景，屏息了一会，转身说，你不还夸奖过我的书法？你都看得上，可我当时想在县文化馆搞个书法展都通不过。一些大官名人的字，那也拿得出手？人不也是什么书法研究会的名誉主席，副主席，还好意思登到报上！
我问他还写字吗？
书法吃不了饭，正像你写的书一样，除非有一天我也混成个名人，就都跟到你屁股后面来求墨宝了。这就是社会，我算是看透了。
看透了也就甭说了。
我来气！
那你就还没看透。我打断他，问他吃饭了没有？
别张罗了，我待会叫个车拖你一起上饭馆，你说哪里就哪里，我知道你时间精贵。我先把要说的说了，我来找你帮个忙。
帮什么忙？你说吧。
帮我女儿进一所名牌大学。
我说我不是校长。
你也当不了，他说，可你总有些关系吧？我现在算是发财了，可在人眼里，到底也还是个投机倒把做买卖的，我不能叫我女儿跟我这辈子一样，我要让她进名牌大学，将来好进入上层社会。
再找个高干的儿子？我问。
那我管不着，她自己会知道该怎么办。
要是她就不找呢？你别跟我打岔，这忙你到底帮不帮？这得凭成绩，这忙我帮不了。
她有的是成绩。
那考就得了。
你真迂腐，那些大官的子女都是考上的？
我不调查这些事。
你是作家。
作家怎么的？
你是社会的良心，得为人民说话！
甭逗了，我说，你是人民？还是我是人民？还是那所谓的我们是人民？我只说我自己的话。
我看中的就是你说的都是真话！
真话就是，老兄，你穿上大衣，找个地方一起吃饭去，我饿了。
又有人敲门了。开门的是个我不认识的人，拎个黑皮塑料包。我说我不买鸡蛋，我出去吃饭。
他说他不是卖鸡蛋的。他打开提包让我看，里面没有凶器，不是作案的流窜犯。他怯生生拿出一大叠稿纸，说是特地来找我请教，他写了一部小说，想请我过目。我只好让他进门，请他坐。
他说他不坐，可以把稿子先留下，改日再来拜访。我说甭改日了，有什么话这会就可以说完。他便双手在口袋里摸索，掏出一包香烟。我递过火柴，等地赶快点着烟好把话讲完。
他结结巴巴，说他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只好打断他，说我不是新闻记者，对真实不感兴趣。他更结巴了，说他知道文学不同于新闻报导，他这也还是一部小说，只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以合理的虚构。他请我看的目的是看能不能发表？
我说我不是编辑。
他说他知道，他只是想请我推荐，包括修改，如果我愿意的话，甚至可以署上我的名字，算是合作，当然，把他的名字放在后面，我的名字在前。
我说要署上我的名字恐怕就更难发表了。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的作品都很难发表。
他哦了一声，表示明白了。
我怕他还不十分明白，又解释说，他最好找个能发表作品的编辑。
他不说话了，看得出来豫犹不决。
我决定帮他一把，问，您是不是可以把这部小说拿回去？
您能不能转给有关的编辑部？他瞪大眼睛反问。
由我转不如您直接送去，没准还少惹点麻烦。我露出笑容。
他也就笑了，把稿子搁回提包里，含糊说了声感谢的话。
我说不，我感谢他。又敲门了，我不想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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