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战争还是商业运作，都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较复杂的社会行动。因此，要求军事指挥员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应该具备政治家的眼光和气量。
《三国演义》第三十回提到，官渡之战结束后，曹军打扫战场时，从袁绍的图书案卷中，捡出一束书信，皆是曹营中的人暗地里写给袁绍的投降书。当时有人向曹操建议，要严肃追查这件事，凡是写了黑信的人统统抓起来杀掉。然而曹操的想法与众不同，他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下令把这些密信付之一炬，一概不去追查，从而稳定了军心。
可见，曹操这位史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确有其非凡之处。尽管他在某些地方行事残暴，但在使用人才方面却始终表现出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尽管曹操多疑，但用人不计旧仇，还是可赞颂的。
除了官渡“焚书信”一事外，演义中还在其他几处描写了他豁达大度的政治家胸怀。例如宛城之战中，张绣率军杀死了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和大将典韦，曹操自己的右臂也在乱军中被流矢所中。后来，张绣听从贾诩的劝告投靠了曹操。曹操热烈欢迎张绣的到来，不仅没有报杀子之仇，而且还与张绣结成了儿女亲家，并拜他为杨武将军。张绣十分感激，他在后来的作战中，为曹操统一北方，建立了汗马功劳。
可以肯定的是，凡是有大作为的人都有大的度量；完成大事业者必有大的胸怀，千古万世，莫不如此。
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外逃十九年，得位后，平定了国内的乱党。为了安定人心，便让过去偷过他东西的仇人头须，作他的车夫，驾着车四处周游。那些曾跟着旧主子逃亡的人终于相信了文公是不计前怨的人。由此，晋文公赢得了国人的信任和拥护，社会迅速安定下来。
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平定叛乱后，大宴群臣，并让爱妾许姬为大臣们敬酒。突然，一阵轻风吹灭了厅堂内的灯烛。黑暗中，有个人拉着许姬的衣袖调情。许姬不从，顺手扯下了他的帽缨，并告诉庄王，要求掌灯后立即下令查出帽子上没有缨带的人。庄王听了哈哈大笑，当即宣布：请百官们都把帽缨去掉，以尽情痛饮。待大家都把帽缨扯下，庄王才下令点灯。这样，究竟谁是行为不轨者，已无法分辨。许姬不理解，庄王说：“酒后狂态，人常有之，倘若治罪，必伤国士之心。”后来，在吴兵伐楚的战争中，有个人奋不顾身，英勇杀敌，为保卫楚国立了大功。此人名叫唐狡，他就是“先殿上绝缨者也”。有诗写道：“暗中牵袂醉情中，玉手如风已绝缨；说君王度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情。”
汉光武帝刘秀在攻克邯郸平定王朗之乱后，也曾缴获郡县吏民与王朗往来文书“数千章”，但刘秀不屑一顾，命人全部销毁，并说：“令反侧子自安”，结果立即安定了人心。
具有大度量，才能团结人心，使用人才。而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商场上的胜利，都是与加强内部团结密不可分的。
就拿曹操来讲，其当时虽然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但是袁绍还占据着冀、幽、青、并四州的大片土地，曹操只有集结更大的力量，乘胜前进，才能平定河北，统一北方。同时，从整体战略大棋盘上看，曹操的正面有袁绍，背后和侧后有刘表、刘备以及江东实力雄厚的孙权，仍处于内线作战并未完全摆脱困境的状况，此形势正是急需用人之际。因此，只有从长远和全局的利益出发，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巩固内部团结，才能继续胜利进军。
还需看到，当时秘密写投降书给袁绍的并不只少许人，而是一批人。试想，若是严加追究，必然牵扯面广，会造成人才大量的流失，也会对整体事业带来极大不利。例如一些企业或部门，由于主管领导的人事变动，初上任者一上来就是“三把火”，其中最重要的一把火往往就是先把“逆我者”屁股烧红、烧焦，或打入另册或干脆让其滚蛋，不论人才与否概无幸免。这种做法正好是曹操等当年的反证，其结果也就不难猜测了。
曹操烧密信，不但安定了人心，防止了人才损失，而且使写信的人越加佩服曹操的威德，效忠曹操。这样，一批被免去追查的人才所激励出的新能量，要比原来大得多。由于曹操是“未看密信就予烧掉”，也就无“秋后算账”或“兔死狗烹”的打算与迹象，可让人真正放心，充分表现出政治家的胸怀。
综上所述，我们同样希望现代企业家，应持有相当的气量，不仅向古代典范人物学习，能够大度地吸收其他群体投奔的成员，或允许本群体内曾有异心的人校正过来，且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以利于整体事业的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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