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在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广交朋友，引以为援，但若只顾眼先向上，不及其余，他日靠山一倒，所谓墙倒众人推，必遭众人攻击，使自己身陷险境。
这是生存哲学中最需用心之处，如不仔细权衡，难保他日平安。以下故事的教训便极为深刻。
吴起是战国时的一位军事家、改革家，为了追求功名，他几乎是六亲不认。他本来在鲁国为官，齐鲁交战时，鲁国国君想任命他为统兵御敌的主帅，偏偏他的妻子是齐国人，便有点信不过他，他为了取信于鲁，竟残忍地杀掉了自己无辜的妻子。他曾发誓，不为将相，誓不还乡，后来他的母亲病逝，他果然不回家赴丧。
然而，他的仕宦生涯并不顺利，他虽然杀掉了妻子，鲁君依然不信任他。后来到了魏国，为魏国立了大功，又为魏国的贵族所不容。最后，他来到了楚国，深得国君楚悼王的倚重，任命他为相国，主持楚国的变法。他变法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便是“损有余而继不足”，把矛头指向在楚国根深蒂固、势力雄厚的贵族，剥夺他们的田产，废除他们的特权，并将他们迁移到偏远的地区去开荒种地。
楚国强大了，吴起却孤立了，他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憎恨，只是由于楚悼王的支持，这些人一时还奈何他不得。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了，吴起的依靠没有了，那些仇恨积压已久的旧贵族们再也按捺不住复仇之心，立即对吴起群起而攻之。吴起无处可逃，情急无奈，一下子扑到了楚悼王的尸体上，他估计那些旧贵族们投鼠忌器，一定不敢再对他施行攻击的，如果伤害了国君的尸体，那可是灭族的大罪。可那些疯狂的贵族早已失去了理智，什么也顾不上了，乱箭齐发，国君的尸体并没有帮吴起的忙。吴起的变法触犯了整个楚国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只要这个集团还存在，他的悲剧命运便是不可避免的。
从处理官场的人际关系来说，吴起的遭遇也有一个可以吸取的重要的经验教训。吴起以为，有了楚悼王这样的最高掌权者的支持，他便可以有恃无恐，放手大胆地去干他所想干的一切，而对其他政治势力的态度可以不闻不问。殊不知，在政治舞台上，在官场上，没有永远不倒的靠山，像楚悼王这样地位的人，你将他作为一个孤注，将一切成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有朝一日，他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了，你该怎么办呢？
做人的艺术，其实是一个平衡的艺术，既要左顾右盼，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又要瞻前顾后，考虑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不能只在一棵树上上吊，也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秦国时，吴起的悲剧又在商鞅的身上重演了。
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之初，为了能取得百姓的信任与支持，便在国都咸阳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声明说，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便赏他十金，事小而赏重，老百姓都觉得很奇怪，谁也没有干。商鞅又宣布：“能搬到北门去的，赏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中年汉子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搬了过去，商鞅立即给了他五十金，以此表明他说话是算数的。接着便颁布了他的变法命令。
颁行了一年多，反对者数以千计，连太子也不以为然，一再犯法。商鞅说：“变法的法令之所以不能贯彻执行，是由于上层有人故意反抗。”便想拿太子开刀，刑之以法。可是太子是国君的接班人，是不能施刑的，结果便拿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当替罪羊，一个被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当时商鞅甚得秦孝公的宠信，权势极盛，太子拿他也无可奈何。
商鞅的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过十几年的时间，秦国的国力得到极大的充实，武力得到极大的增强，由一个西部的边鄙小国一跃而成为七雄之首，秦国最后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便是商鞅奠定的基础。
然而，正当商鞅的权势如日中天之时，秦孝公死了，太子继位，是为秦惠文王，他一继位，他的老师、那个被割掉了鼻子的公子虔便出面告发，说商鞅想要谋反，惠文王下了逮捕令，商鞅匆匆忙忙逃离咸阳，当他来到潼关附近想要投宿，旅店的主人也不知道他就是商鞅，拒绝收留他，说道：“根据商君的法令，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是要进监狱的！”
商鞅这才是真正的作法自毙，他走投无路，被收捕，车裂(即五马分尸)于咸阳街头，家人也被灭族。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商鞅其人，作为一个改革家，在政治上是极具远见的，他的变法政策，为秦孝公以后几代秦国的国君(包括处死了他的惠文王)所信守，秦国因之而强大。
但他长于谋国，拙于做人，他却没有想到，宠信他的秦孝公不可能陪他一辈子，未来的天下毕竟还是太子的，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得罪呢？熟谙为官之道的人都明白，你不只要迎合今日的权势者，还要留意明日的权势者，就像一个老于棋道的棋手一样，当你走出第一步棋之后，还要想到第二步、第三步如何走，走一看二眼观三，这样你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政治舞台上，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商鞅却一步把棋走绝，没有给自己留下抽身退步之地。在改革大业上他是一个英雄，在如何做人上，他却是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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