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出智慧的语言并非智者，行出智慧的举动方为真智者。
——圣葛里高利
“探求真相是很重要，但是，时候到了就应该停止探求真相，转而开始解决问题。”这是我一直信奉的箴言。
我们大家，或许是所有的人，都是知之多于行之。我们没有主动去运用我们拥有丰富的知识，我们没有把知识当做一部分工具来使用。
我们掌握了很多的管理知识和方法却没有应用，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说的那样：我们大多数人都只关注于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划分到不同的专业领域去，而非竭尽全力去运用知识的力量来应付各种不同的问题。
汤姆·彼得斯在他著名的《追求卓越》一书中曾说道：“卓越的企业实际上和它们的顾客靠得很近。即：其他的企业在谈论这些，而卓越的企业则在做这些。”他一语中的，说出了卓越企业与一般企业的不同之处。
CNN的总经理汤姆·约翰逊说他尽量在24小时内回复所有的信件与电话。迪克·比格斯刚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书《假如生活是一种均衡的动作，为什么我这么笨拙？》。他最近告诉我，我的建议帮助他写了这本书，可我完全不记得我说了什么。“我给了你什么建议？”“你告诉我‘就去做吧’，我就去做了！”
方案再完美，如果不去实行，就一点价值也没有。
在《商业七宗罪》中，作者爱琳·夏皮罗谈到了使公司陷入困境的原因。第一条“致命的罪恶”就是说很多公司设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却很少关心“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彼得·布洛克的《乘务员：超越私利去选择服务》一书中，布洛克先生让我们面对了“如何”探求这一问题的真相：
和其他问题相比，“如何”的问题更需要我们从外部去寻找答案，即用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疑惑之处。
对“如何”问题的回答就是“是”，它把提出问题的人摆放到可解决问题的恰当位置。
布洛克先生的终极真理深入我心，我把它当做指南针。对我来讲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基本的核心问题能够被分离出来，并能用非被迫的方式对它做出清晰的界定，那么其后的时间便会被人们用来互相开诚布公地探讨这些问题的特殊性，并去探索如何解决面临的问题。对常见的问题作出界定是能够做到的，不过，我知道，只对问题作出界定还远远不够。
由于我始终在观察那些领导者，和他们共事，帮他们寻找解决业务问题的答案，所以我认识到，如果核心问题能很快被界定出来，这些领导者仍会面临“怎么做”的难题。即使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领导者，要想弄清该怎么做也还是要耗费心神的，尤其是在桌子上堆满了需要引起重视、需要开会讨论、需要在世界的飞速变革中利用所剩无几的时间来思考的一大堆问题时，情形更是如此。对于那些为从长久的搁浅中恢复元气而苦苦挣扎的领导者来说，弄明白该做什么无疑是一大艰险之事。看到因惊恐无力和无所事事而导致的领导人无意识的失败令人悲伤，但当睿智的领导人从自己的身上发现力量时，又使人兴奋。
“说”代替了“做”的现象存在于许多企业。它们会以各种形式存在：
演示代替了行动：将讨论、撰写作为管理人员的中心工作。在大企业中尤为突出。
案头工作替代了行动：用制定计划、会议研讨、准备书面材料等等替代了行动。
企业信条代替了行动：这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把企业信条或价值观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如印小卡片给员工，或是印在海报上），事实上，希望得到的东西不会自动变成现实。这时，“说得多做得少”已成为人们司空见惯、可以接受的行为。人们之所以觉得它可被接受，是因为没有人出来反对或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大多数人都太愿意分析问题了。我们常常小瞧那些能马上带来经营成就和变革的简单行动，总是要等到事情逼到头上，才去做点什么。标准制定出来了，过程也被定义了，这些内容也恰如其分地变成了问题，经过校对，还配上了带有缩略语的图表。然而，只要还停留在分析和规划阶段，就是说得多，为实现那目标做得太少。尽管规划和分析有时也很有用，但其中许多工作对我们想达到的结果并不能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有时候，最好的起点就在眼前。运用现有的时间、资金和资源，竭尽全力去完成使命，从今天开始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怎么摆脱只说不做的困境呢？专家的建议是：
不要把解决问题复杂化，让行动容易些。
先做后说。
不要又是各就各位。当解决行动似乎很危险或者人们对未知事物有恐惧感时，人们就很容易回到夸夸其谈的老路上去。“请站到起跑线上……”，当你听到这样的话后，作好准备努力向前冲吧。不要又是“各就各位……”。
帮助其他人。
合作！
大胆些！要谴责无为。
一定要让行动得到你最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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