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谈话，又是谈话。
“纸厂上马前，意见很不一致，尤其是常务副市长石梓，他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没有人听，情况是不是这样？”吕国标问。
杜赞之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好笑，他说：“我们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说了算，就是我这个市委书记的意见都常常被否定，一个副市长的意见，能一说出来就让人照办吗？”
吕国标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事实已经不幸地被石梓言中。这个纸厂是在什么情况下办的？你谈谈吧。”
杜赞之想，纸厂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当初不是省领导给汉州介绍来的吗？他最早是听容棋说的，容棋是听梅初山说的，而梅初山又是听庄嘉说的，他同意办这个纸厂，但具体怎么操作，他并不清楚。
“纸厂的事最好找市政府了解，具体情况他们比我清楚得多。”杜赞之说。
“据说，上这个项目，除了刚才讲的石梓反对之外，班子内的其他人反对也很强烈，但最后还是上了，你是领导小组组长，你怎么说？”吕国标说。
杜赞之说：“我这个组长是挂名的，我们的国情是领导小组比常设机构多，什么事都要成立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一定又得书记市长兼，我至今身上有多少个领导小组组长的衔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绝大部分的领导小组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也不用向我汇报，就是这个纸厂，我至今没参加过他们的任何活动。”杜赞之说。
“那是失职。”吕国标一字一句地说，“后来，纸厂办不下去了，要卖给外商，你知道不知道？”失职就是不称职。吕国标也不称职。昨晚儿子不回家，以此表示对父亲的抗议，妻子说，你没能力帮他，他自己去办你又反对，你这个父亲像父亲吗？说着就嘤嘤的抽泣起来。他这辈子最窝囊的也许就是这件事了。
杜赞之说：“这事我知道，我记得还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过。当时主要是要处理债务。”
吕国标说：“纸厂投入了近6000万元的资金，结果才1000多万就卖了，卖给谁你知道不知道？”
“不是卖给外商了吗？”杜赞之反问。
“边皂德是哪里人，他是内商还是外商？”吕国标问。
“这个我不知道，我们是跟外商谈的，钱也是从香港汇过来的。”杜赞之说，“其实内商外商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合同就是那样签了，谁买都是那么回事。”
“你从中得了多少好处？”吕国标问。
这次“两规”他，说不定也跟卖纸厂有关，但卖纸厂他有什么不对呢？一切都是按程序按规定办的，因此好处就免谈了，好处跟事情没有因果关系，谁又能说那是受贿呢？杜赞之觉得他们问话有一个共同点，不是问“有没有”而是问“有多少”，往往你不小心就掉进了套子。如果是张东明这样问他，他可要提意见了，但现在是吕国标，而且他曾多次告诫自己，不要再轻易发脾气了。
吕国标说：“群众议论，这几年汉州市怪事不断，杜书记不知你怎么看？”
杜赞之说：“群众的意见，听听就行了。”
吕国标说：“有些事，确实也只是听听就行了，但有些事，不能不引人思考，比如说，一个女孩子无缘无故跑到市委大院门口上自杀，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杜赞之想了想说：“这事我也觉得奇怪，但公安方面有结论了，其实说怪也不怪，如果一个人的神经不正常了，什么事不可以做出来？”
“你相信这个女孩子是自杀的吗？”吕国标说着微微一笑。
“这由不得我不信，这是职能部门经过取证得出的结论。”杜赞之说。
“盘小琳你原来认识吗？”吕国标问。
“不认识。”杜赞之说。
“据我们所知，杜书记曾见过盘小琳，你是不是回忆一下？”吕国标说。
杜赞之想起那天与边皂德跟她一起吃饭的事，心里就害怕。“你说见过，这也不奇怪，我一天里不知见过多少人，但我对这个女孩确实没有什么印象。”杜赞之说。
“盘小琳曾在边皂德的环球开发总公司干过，后来又去了纸厂，纸厂对她特别照顾，房子给最好的，工资又是全厂最高的，上班还可以不到办公室，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些不正常吗？”吕国标问。
杜赞之说：“用什么人，分什么房，发多少工资，这都是纸厂的事，而我又不是厂长。”
“盘小琳服的是安眠药，大白天，在市委的大院门口上，肯定有人发现，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有反应，按理说不会个个人都麻木到这种程度吧？”吕国标说。
“但事实偏偏是这样，只能说是巧合了。”杜赞之说。
“那天听说她到你办公室找你，但找不到你。”吕国标说。
这事怎么没有人跟他说过。那天下午他没有到办公室，盘小琳出事时他正跟宋双在床上。“每天找我的人都很多，大部分我都不认得。”杜赞之说。
吕国标还是不接杜赞之的话，他说：“盘小琳死后，家属有不同意见，当时的公安局长董为也很关心这事，据反应，董为正是要了解这事才被杀的。”
杜赞之不自觉地陷人沉思。吕国标也突然想起心事来。吕国标担心儿子不回来了，但第二天还是回来了，他大喜过望，答应忙过这几天，一定好好跑跑这件事。妻子说你还有闲的时候吗？他说，只要办完这个案，最忙也要为儿子联系好工作，尽尽父亲的责任。人家有本事让儿女出国，他没有这个能力，但相信在国内找份工作还可以，差点就差点吧。
奇怪，他们怎么对这件事了解得那么清楚？杜赞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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