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女孩需要有能成功地将婚姻、养育和职业融为一体的女性榜样。
——天才者顾问琳达·西尔弗曼
如果我们处于一个男女共同工作的环境之中，妇女必须学会放弃迎合
男人的感觉。
——玛格丽特·米德
男人成功通常是经过有效的竞争取得，女人的成功则通过人际关系。
——卡罗·吉利根《一种不同的声音》
有所追求的创业家、创造天才和革新领袖在处理个人生活／职业生活的关系中不外乎有三种选择。其一是抛弃所有限制性的个人关系因素，如丈夫和孩子（特蕾莎嬷嬷、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琳达·沃切纳），其二是以序列形式安排二者关系——先结婚生孩子，当孩子长大独立后，再转到职业生涯（玛丽·凯·阿什和丽莎·克莱伯恩）；或颠倒二者时间顺序，先追求事业，直到30岁之后才考虑有孩子的家庭生活（玛格丽特·米德、奥普拉·温弗雷和麦当娜）。其三是试图二者平行，这是最困难的方法（凯瑟琳女皇、简·芳达、艾斯蒂·劳达、哥达·梅和莉莲·弗农）。
请注意，书中研究的十六位女性平均地（五位，约33％）分属这三种类型，看来没有一种方法优于另一种，合适的途径依个人家庭——事业偏好而定。从这些女幻想家中所发现的事实与那些男性创造天才的家庭处理态度基本相同，即相对于事业需求，家庭居于次要地位。
舆论喜欢吹捧那些拥有上述所有一切的妇女美德，这些超级妇女是杰出的成功主妇、母亲和职业女性。根据我的研究，这种三重成功形象简直可以说是个神话，成为两个领域的主人是极其困难的，而不牺牲一方或双方的三者兼而有之更是绝不可能。花掉成为一个出色妻子和母亲的必不可少的时间，同时又管理处置一项事业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将个人生活成功和事业的成功相分离是基于“创造天才”在两方面全面高度发展的这个愿望之上的。任何人可以二者兼而有之，当今美国社会中就有59％的妇女家中有6岁以下的孩子，同时又外出工作；根据盖洛普1990年的调查，只有31％的这些妇女认为是个出色的母亲，65％认为与子女关系相处融洽。然而此书不是针对一般妇女而言的，而是讨论那些达到事业顶峰或改变世界进程的创造天才，这种丰功伟绩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绝不是每天工作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然后回家与丈夫孩子共享天伦之乐的那种生活所能实现的。书中这十三位女性给每位面临三种选择的妇女一个生动的启示，她们能牺牲一方或者以序列或并行争取两者。
基于性别的态度：事业亦或家庭
各种有争议的然而内因化的态度盛行于西方社会，男人被看作家庭名义户主，家中真正掌权的女皇是妇女。加利福尼亚的圣·黛安娜·法因斯坦惊讶于《纽约时代》杂志玛丽亚·布拉斯对于问及料理家庭时的回答，她说：“当然，我认为妇女总是料理家务的，这来源于性别因素，每位职业女性都在家洗衣熨烫，拖地擦浴缸和换床单。男人通常不做”，她补充道：“我女儿能争取地方律师资格，但她回到家仍要擦洗”。
男人一般将事业置于家庭之上。因为他们一直被塑造成相信自己是家庭中“养家糊口”的主要责任者，这就与妇女以料理家务为己任相类似，这并不是必需的权力，也并非创造性幻想女性最有效率，而是一种已定势了的看待这两者的性别性责任。黛安娜·法因斯坦自己也料理家务。玛格丽特·米德从不做家务，简·芳达也不，简直无法想象让麦当娜拿着扫帚扫地会是怎样一幅景象；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和琳达·沃切纳厌恶家务活。玛格丽特·米德的丈夫，著名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说：“我从没见她干过一次家务活”。
基于性别定势，男人常常觉得有权预先不通知，打个电话宣布自己忙于事务问题周末不回家了，他们同样会很自在（作为名义户主和主要生计来源者）地宣布，因为工作需要，举家要搬迁到另一个城市。这种设定的无所不能的角色起因于久远以来的培养，换言之，男人一直被定势成事业第一，家庭第二。
妇女则长期被培养成相反地安排主次关系。女性在家中是从属角色，被认为丈夫不在时有责任照料孩子和家庭（即使她要外出工作），当丈夫要到一个新城市时，她又得放弃自己的职位随夫迁居。双收入家庭极大地改变了当今家庭户主——家庭总是高度服从大多数女性的要求，换言之，大多数家庭在主次安排上总是家庭第一、事业第二，这便是变化。我们这十三位幻想家妇女也具备典型的妇女处置事业和个人角色的品格吗？不，她们只对家庭发号施令，而且将目标取向型事业放在首位。
在许多方面，这些女杰模仿了模范男性，她们毫无疑问地主宰着家庭成员关系，她们是打电话（如兰达、芳达、卡拉斯、劳达、梅和撒切尔）说：“我得呆在西海岸，下星期见”，或者是“我在欧洲签订了6个月的合同，你过来吗”？这些女幻想家无疑是将事业置于丈夫和孩子之前，以尼采的“意志力”（权力授予那些自认为应有的人）形式在家庭里享有“权力”，这些妇女掌握着定向成功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她们的努力领袖中。她们以“男人般”气质行事，就像英国的彼埃特里克斯·坎伯贝尔描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那样：“女性特征在于她的穿着，她真正向往的是男子气”。许多其他人也说到铁女人，“她不是个真正的女人”，或者如同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所说：“在她面前，你会马上忘记她是个女人，她没有极其明显的女人气”。玛格丽特·米德的挚友，和老师罗斯·班尼迪克对她说：“你更象个父亲而不是母亲。”这种结论几乎适应于书中每一位女性，艾恩·兰达就公开承认她喜欢男子气更胜于女人味。
充当多种主人的代价
每位成功的创造天才都致力于追求完美，然而，想充当多种主人是极其困难的。研究的一致性结论是：妇女能成为妻子、母亲和事业家，但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成功的事业、称职的妻子和母亲需花费时间，每项都有相应的代价，试图同时出色地充当这两种角色看来几乎不可能。副总统戈尔的妻子蒂珀告诉《红色书籍》杂志（1994年2月14日）：“我认为你不可能同时兼而有之”。她说道：“如果我想从事自己的事业，我们将会有分离的生活方式，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维持婚姻。”玛丽·凯·阿什和丽莎·克莱伯恩选择顺序法，直到将各自孩子养育成人后才进行创业冒险，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两个主人，使她们在45岁以后才开始商业生涯，那些试图同时实现者（芳达、劳达、梅、弗农）都被迫牺牲家庭时间而用于事业，她们的事业极其成功，然而她们的家庭却代价高昂。将家庭和事业同时实现，看来使妇女付出将大部分精力用于一项为此支付巨大的心理和金钱代价。其中的六位女性没有孩子，而格洛丽亚·斯坦内姆从未结婚，这些卓越成就妇女中有半数没有孩子，这并不让人惊讶。她们选择成为另一领域的主人，因而导致她们牺牲家庭生活的机会。
女领袖能二者兼而得之吗？
凯瑟琳大帝20岁时与塞吉·索特克夫生下了保罗一世，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俄罗斯皇位继承人，自出生之日起便被伊莉莎白皇后带走，这不仅极大地激怒了凯瑟琳，而且使她立下更大的决心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俄罗斯女皇。以这种决心，她害死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及她的侄子伊凡六世。对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她满足于将他置于“她的阴影之下，一位有教养而驯顺的孩子——一个可取的继承者，而不是未来的对手”，而且，只要她活着，她固执地认定没人能统治俄罗斯。当玛格丽特·米德与马罗塞克莱斯曼结婚时，他们决定不要孩子；此后，当她与罗·弗通结婚时，她投身于“以野外工作为生活方式”，玛格丽特在与丈夫格里高利·贝特森一起在南太平洋野外工作时，有几次流产，此时她决定圆做母亲的梦，说：“我决定，不管有多少次流产，我也要有个孩子”，她在38岁时有了凯蒂·贝特森，但仍然身兼二职：纽约大学讲师和纽约博物馆馆员。米德生孩子后雇了个保姆，当孩子两岁时，将她让另一对夫妇莱雷和玛丽·弗兰克抚养，以让孩子有个家。她与贝特森忙于国际会议，取得了事业成功；女儿是生活中的宝贵财富，但也不得不被置于他们钟情的事业之后。凯瑟琳大帝和玛格丽特·米德都在事业上极其成功，但都不是哺育孩子长大的母亲及好妻子。
这十三位当代妇女中有五人选择平行道路，企图同时兼而有之，她们想同时有孩子和追求事业。很明显，她们的家庭因为有这种富有才气而事业取向型的妻子、母亲而付出了代价。试图选择平行处置法的有简·芳达、艾斯蒂·劳达、哥达·梅、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莉莲·弗农，在她们心目中，世界水平的事业大大优先于家庭生活的需要，要成为最佳，达到顶峰需要具备预先排除生活中其他一切的全身心的、冷酷无情的投入，这些妇女所从事的事业高度基本不容忍有其他主人。我们引用过的芭芭拉·沃特斯说过的话：“女性能从成为妻子、母亲和拥有事业间作出选择，她能两者俱得，但不可能三者兼而有之”。玛丽·凯·阿什深表赞同，她描述自己在成功地成为玛丽·凯化妆品公司创建人和总经理后与麦尔·阿什的婚姻时说：“我必须作出些巨大调整来成为他所需要的妻子，他不需要公司总裁做妻子，不想让别人告诉他该以什么方式、什么形式和什么模式去做事情；我回到家，他需要我在那段时间成为好的妻子”。根据来自这些成功女性的反馈信息，很显然你能兼而得之，但并非毫无代价。
这些成功女领袖为事业抑制所有其他一切，在许多情况下牺牲了她们的家庭，可能有许多伟大妇女没列入此研究中，因为她们在事业上没有杰出的成就，她们在这个关键的选择中，天平倾向了家庭。玛格丽特·米德最后决定成为母亲时已38岁，在此以前她已成为国际知名人士，她以极大的决心和喜悦迎接女儿的诞生，但却将女儿托给保姆和寄养其他家庭，以能立即进行讲课和研究，看来她是如此沉浸于职业生活方式，以至无法适应新的母亲角色。书中其她妇女在试图适应和处理家庭和事业关系中有类似的经历。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双胞胎麦克和卡罗尔出生后4个月便站在法庭上，当孩子1岁时她便开始律师生涯，他们6岁时，她成为保守党一员，她对事业目标的焦灼投入明显超过她的哺育本能。丽莎·克莱伯恩在儿子亚历山大出生前一直从事纽约城时装设计，在他出生后两周便重返设计工作。
哥达·梅疼爱女儿和儿子，但却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而没有成为全天候的母亲，她留下孩子在集体农庄让别人照料，自己去追求建立以色列王国之梦，梅在自传中承认，自己牺牲婚姻和孩子去追求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她说：“无论我被要求去做什么，我都去做了；党说我必须去做，我便去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双胞胎儿女，从她开始攀登英国政界阶梯起就在寄宿学校读书。她家的一个老朋友评述她试图同时处理好家庭和事业所作的努力，“玛格丽特·撒切尔政治上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但她明白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同样地，简·芳达在1971年将女儿维妮莎留给罗杰·维迪姆，去追求自己的社会反战事业；随后，她又置维妮莎和新生儿子不顾，追求形形色色的表演练习，她只能成为各种主人，而远非一个合格的母亲，她承认如果没有足够的钱雇保姆，她将不可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就。艾斯蒂·劳达的婚姻是她追求事业的第一个悲剧，在她与乔·劳达离婚的4年间，孩子被送往寄宿制学校，来回奔波于纽约和迈阿密海滩。在开始建设化妆品王国时，她试图处好二者关系，但却每次都听从美容护肤事业的召唤，将这置于家庭之上，她走遍美国，营建了这一领域主导性公司艾斯蒂·劳达化妆品公司。
所有这些女性都成为各自领域的巨头，但她们的孩子却因为有位卓越成就的母亲而蒙受损失。她们经常因商务出差，孩子则因母亲不在身旁而担惊受怕，尽管研究表明，早年隔离生活和独立性是影响成功的积极因素，但这些创造幻想家的孩子，没有接受到来自“正常”父母的养份，她们的丈夫因为被置于第三，更承受超过孩子的更大痛苦。想表达的主要意思是，这些妇女如此全神贯注于达到顶峰，她们几乎牺牲了其他一切东西。男人长期以来一直在为这种行为而受到谴责，而这些妇女在牺牲个人生活换得事业成功方面更有男人倾向。
家庭／事业关系排序
两位妇女顺序地解决了家庭／事业问题——玛丽·凯·阿什和丽莎·克莱伯恩，在开拓创业冒险之前她们是母亲，她们所付的代价是直到40岁才开始建立公司。阿什年近50时，克莱伯恩是46岁后才有突破性的商业企业。从27岁被丈夫抛弃时起，阿什一直承担着抚养三个8岁以下小孩的义务；克莱伯恩则不是迫于需要从事工作，因为在孩子小时候，她有丈夫，克莱伯恩的第一次婚姻成为她事业的牺牲品的情形是：她在米尔沃基设计项目中遇到了一个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男人，他们相爱了，在与各自伴侣离婚后便结婚了。
按时上下班与自己拥有和经营自己的公司相比，在追求事业责任心方面相距甚远。玛丽·凯·阿什和丽莎·克莱伯恩在孩子年幼时都是全天工作的母亲，并获得了最终成就所需要的有用知识，为另一个机构工作远不如发展自己的公司费神费力，新企业通常需要每周工作80个小时并承受不断的压力和紧张。阿什和克莱伯恩避免这种状况，直到孩子长大离家后才开始建立公司，她们所付的代价是多次婚姻，阿什结婚3次，克莱伯恩是2次。阿什认为一个人不可能二者同时兼得，她说：“我不认为，人们能同时兼而有之，你怎么可能做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同时为一家大公司的经营操心忧虑，还要同时顾着丈夫和其他琐事？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生活
那些为事业牺牲个人生活的女性有麦当娜，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琳达·沃切纳和奥普拉·温弗雷，其中麦当娜和奥普拉并不跟着不变的生物时钟运转，奥普拉已年近40，麦当娜在80年代末与西潘有多次调解，答应少工作，生个孩子，然而，当表演迪克·特雷西中气喘吁吁的女孩机会来临时，麦当娜不仅将许诺抛在了脑后，而且与沃伦·比蒂发生了关系，再婚也就成了泡影。她牺牲母亲天性去追求事业，在她通往顶峰的途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麦当娜的一位朋友梅琳达·科珀说：“在她体内没有一份母性血骨”，并说麦当娜在这过程中至少有过三次人流。
琳达·沃切纳从没打算要孩子，但觉得这是个错误的决定。现在年近40中旬时她说：“我真的喜欢有个孩子”。但承认事业总是居先，“我想我是根本没有时间生养孩子，而且会以通常有的男子沙文主义行为来处理事情”。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总感到年轻时应该结婚生孩子，她觉得应该结婚以使自己觉到生活完整，但她内省性反思道：“我不断地认为我确实应该结婚，但不是现在。”斯坦内姆从事着一项又一项的女权主义事业，直到最后超过了结婚生育的生理年龄。1984年她用自己的婚姻状况作为平等权力修正案通过的动力，发誓说：“我要等修改案通过后再结婚”。它没有通过，格洛莉亚在年满60时还单身一人，而自嘲地将目前的状况称为是：“我不再能迷住别人了。”
奥普拉·温弗雷与有孩子的斯泰德曼·格兰汉姆订婚并生活在一起，她一直潜意识地推迟婚期，现在已近生孩子困难年龄，难道这是个放弃母亲权力的无意选择吗？到1994年1月29日，她已40岁，而自1986年以来一直与斯泰德曼难分难舍。尽管她事业达到佳境，但温弗雷对结婚和生孩子的迟疑，使她失去了多年具有男性伴侣的生活及可能降生的孩子。她在1993年告诉《红色书籍》“她不能与斯泰德曼结婚，因为她无法把他——或任何人——置于自己的事业前面”，温弗雷作为完美的谈活节目女主持的杰出成功是以牺牲个人生活为代价的。她常常为生孩子之事犹豫，这可以从下述引用1991年《好管家》一书中的话得以反映：
我想有个自己的孩子吗？有时候是的，我想有那种经历，有时我必须
承认有个孩子并不那么令人唉声叹气。也许我会害怕，养育孩子是件严肃
的事情，你必须心理成熟而有责任心，但我在说这些话时，我不能保证做
到这些，至少目前还无法做到。
玛丽亚·卡拉斯像琳达·沃切纳一样，与一个比自己大许多（事实上大27岁）的人结婚，为什么？原因之一是深重的不安全感，需要有个年长而有经验的导师领导和指引她，她的传记作者常将卡拉斯描绘成一个“孩子气的妇女”，由此反映出她选择年纪大的伴侣的原因。贝蒂斯塔·梅涅根尼成为她的指导、老师、爱人和经纪人。卡拉斯需要不断的公众吹捧来满足深重的不安感，她的丈夫，贝蒂斯塔成为平息她内在烈火，满足她安全需要的重要因素，贝蒂斯塔的宠爱和指导平息了她基本不安感和发疯的郁闷天性，让她得以牺牲孩子而成全事业。（梅涅根尼，1982，斯坦辛那伯拉斯，1981）
以后卡拉斯遇见了阿里斯蒂德·奥纳西斯，她那长期压抑的母性需求和浪漫气质立即复苏，她为阿里放弃事业、丈夫及一切，令她高兴的是他同意结婚和有个孩子，但随后又背弃了许诺。当1966年意外怀孕，有了“阿里斯托的”孩子时，他命令她作流产，她受到的打击沉重但还是默忍了，并为自己解释理由说：“我怕失去阿里斯托”（斯坦涅考夫，1987），她随后在巴黎的公寓中以两个摇篮作为假想的孩子。
艾恩·兰达从来没有时间要孩子，所有一切都服从写作需要，兰达不计较其他一切，以及她未曾有过的母亲角色。她理智到极点，与南森尼尔·布兰登保持了达15年之久的精神恋爱关系，艾恩告诉她的丈夫和布兰登的妻子，他们的关系是种精神上、知识上的关系，不包含任何情感冲动。兰达的坦诚和理智是令人称羡的品格，但却没有留下做母亲的余地。兰达愿意牺牲生活中的一切来补偿写作生活，以及主观主义哲学思想。
创造幻想家的丈夫们
有权势的妇女往往习惯于在婚姻生活中像男人般地起主导作用。女幻想家——根据十三位女主人公的事例——倾向类似于以有权势男子们惯用的方法来处理伴侣关系，这些女领袖的丈夫常常像典型的女性“花瓶”似地成为陪衬。杰出领袖的女伴常常被报界描绘成她们负有盛名的伴侣的镜子（希拉里·克林顿成为当今社会的例外）。事实上，弗兰西斯·里尔在她与诺曼·里尔分离时，戏称自己常被当作“某人之妻”，她感到自己处于严重的屈从性地位，甚至感到里尔的离婚补偿费是对她屈从地位的赔偿。这些妇女在处理伴侣关系中的态度与男人没多大区别，有权势的男女都操纵她们落在后面的伴侣。
凯瑟琳大帝不仅鄙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而且谋害了他，根据英国当时驻俄大使的说法，她花了相当于15亿美元的钱保持与年轻随从的关系。玛格丽特·米德在三次与有权势男人的婚姻中保持强烈的独立，坚持保留自己的姓（这种举止在二、三十年代并不流行）。米德在22岁时与鲁塞·克里斯曼结婚时保留自己的姓——米德，并自信地声称：“我不久会成名”，她又结婚两次，每次都保留自己的姓，即使与世界著名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结婚时也不例外。
弗兰西丝·里尔两次婚姻中也保留自己的姓利尔伯，将里尔放在自己姓氏之后，她又不理会逻辑和女权主义者的思维，在80年代中期用她前任丈夫的姓作为《里尔》杂志的名字。自从走出“某人妻子”的角色，里尔自认为是个有力量的妇女，她声称：“我有多种理由成为男人”。芭芭拉·沃特斯是对此书作研究的另一女性幻想家，她也在三次婚姻中保留了姓氏——沃特斯，每次丈夫都在相互关系中被怠慢（奥本汉姆，1990）。莉莲·弗农在最后一次（第三次）婚姻中才改姓，以此来命名公司，弗农早就是她那世界著名的莉莲·弗农目录册公司的标志品牌，将引来作为自己与凯兹或她的姓麦那斯基的联系。
艾恩（罗森鲍姆）·兰达保留“自己名字，尽管这是取自打印逻辑的假名字。人人都知道弗兰西丝·里尔的世界著名的丈夫诺曼·里尔，然而谁是艾恩的丈夫呢？他是忠诚如一而通情达理的弗兰克·奥考纳，充其量只是男人般自治的妻子的花瓶人物。她是个年轻的俄罗斯移民，写作新手和临时女招待，她不得不结婚以获得美国签证成为美国居民。这婚姻维持终生，弗兰克最终成为她长期的编辑和校对，这是英俊有才华的男人无法想象的角色。
简·芳达在三次婚姻中也保留自己的姓，这是一个更家喻户晓的姓，除了她新任丈夫泰德·特纳是例外。她利用这些男人来填补精神上对父亲人物的需要，但她从未丧失个性，以其无与伦比的方式，芳达在每次婚姻关系中却成为主导人物。
莫里斯·梅尔森是哥达·梅的终身伴侣，在她政治生涯和家庭生活中无足轻重。梅的传记作者雷夫·马丁描述她的丈夫形象说：“莫里斯与哥迪亚的生活力相比简直无足轻重”，他说：“哥达是宫殿的操纵者”，他们婚姻中主导／眼从关系在婚后不久便显露，梅单方面决定居住生活到以色列进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邀请她丈夫共同迁居异国他乡，她与莫里斯挑明，如果他拒绝同行，她会单身前往。
丹尼斯·撒切尔同样是个没名气的丈夫，而荣幸地有位使用其姓的的妻子，他是她事业中无形的力量，而又是她成功无关紧要的因素；他只是在需要时露面，作为正规场合的一件必备摆设。同样地，乔·劳达如果没和化妆皇后艾斯蒂·劳达联姻，不可能在美国企业界成为认可的名字。谁又是歌剧明显玛丽亚·卡拉斯的丈夫呢？人人都在谈论她与阿里斯蒂德·奥纳西斯20年的罗曼关系，而且一直维持到他与杰奎琳·肯尼迪结婚后。做了卡拉斯10年丈夫的贝蒂斯塔·梅内吉尼是意大利的工业巨头，但只是变幻无常的歌剧女主角的一个台阶，她利用他，而在充满魅力的奥纳西斯登场后又抛弃了他。琳达·沃切纳结婚过一次，在她导师般丈夫1983年去世后没有再婚，原因之一是她所处的位置，她的事业比个人生活更重要，1990年她告诉《世界主义》杂志：“我想再结婚，但遇到一个能明白我以生意为第一需要的人，实在大难”。她难以找到合适伴侣的另一个原因是她那颇具威摄力的个性，她的权力欲。沃切纳不喜欢与软弱的人相处，她那压倒一切的气势使人难以开口，她让大多数男雇员望而生畏，在婚姻关系中无疑是个卸下武装的斗士。
养育孩子
高度倾注于事业的创造女性倾向于否认自己的母亲天性。艾恩·兰达，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玛丽亚·卡拉斯，奥普拉·温弗雷，麦当娜和琳达·沃切纳都没有孩子，尽管她们都声称希望有孩子，她们母亲天性愿望远不如事业魔力强烈。十三位女幻想家中六人——占46％——没有孩子，这是具有创业举止的妇女的典型反映。乔娜·威尔肯斯在《她自己的事业》（1987）一书中发现她调查的117位创业妇女43％没有孩子，美国人平均水平是11％，很显然，事业取向与母性取向相背离。
麦当娜说：“我一直想有个孩子”，但她在事业生涯中始终抽不出时间来成为一个母亲。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和玛丽亚·卡拉斯都作过人流，斯坦内姆是在刚出校门的年轻妇女之时，卡拉斯则是在40岁时听从阿里斯蒂德·奥纳西斯的命令之后。奥普拉·温弗雷在14岁时有过目睹早产儿出生后死去的悲惨遭遇，她从来没有从这种打击创伤中完全康复（布莱尔，1993）。斯坦内姆和麦当娜都在童年时有过换尿布、烧饭和哺乳的经历，潜意识地避免成年充当母亲角色，对女性创造领袖来说哺育本能远在事业之后。
人际关系：女性的真正力量
卡罗·吉力根极其贴切地将女性描述为听见不同声音者（1982），使她成为“集中于关注”，而不像男人更“集中于公正”；吉为根感到女性道德价值体系围绕“关系、责任和关注”，而男性主要集中于“分离、自治、原则和权力，以及等级尊严制度”。心理学家戴维·布拉什证实了吉力根的假设：“男人成功通常经过有效的竞争取得，女人的成功则通过人际关系”。原则上讲，在多数领导角色中，女性喜欢干得漂亮，而男性偏好有权势。
对创造天才的研究显示：女性关注人际关系，而男性注重内在关系；女性倾向个性化，而男性好无个性；女性易于关注，而男性更重准则；女性试图通过日常教养获取成功，而男性爱好教训、立法通往成功；当面对争斗时，女性试图以妥协来解决，男性则倾向更具进攻性和威吓性的结果。性欲驱动的情感满足，在女性是通过浪漫行为来解决，而男性则偏好性结果。女性在商业经营中好用安全途径，而男性喜欢风险取向。女性要求获得劝告而男性提供劝告。面对争执，女性通常同情、理解，而男性借助进攻。女性在新的人际关系中寻求尊敬，而男性寻找自我满足。女性希望变得美好，而男性渴望有权势。玩游戏时，女性满足于玩的过程，而男性注重赢的游戏。女性的决定基于自己感觉如何，男性则依赖于如何思考。权力使女性获得解放，而使男性变得腐败。女性用美貌和性关系来获得权力，而男性运用权力来获得性的愉悦。总而言之，女性在所有个人相互关系中注重关系，而男性在人际交往中将个人放在首位。
家长制社会往往借助力量和有形的权力来解决纷争，因为在这种社会中，是由男人掌权的；进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有形的权力是主宰。相反地，女性崇尚理性而少用进攻性方法解决问题，以同情怜悯而绝非物质权力来解决纷争，也就是说，女性偏好辩论，而男性喜好战斗（是睾丸激素水平的功能）。任何社会面临的争执，当有待于方法解决争执时，总有利于女领袖出面，女领袖更倾向于借助语言交流通过调停、妥协和寻找同情来解决，女性会致力于维持社会和组织合理化的稳定，这是由于她们内在对教养和安全的需要。男人更愿意推毁社会和组织，以使自我和个人得以报偿。女性最伟大的力量一直是她们最伟大的弱点：在试图避免争斗时，她总是讲得太多，解决问题的机会往往在她们的滔滔不绝中失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对任何人都适合（大多数人并没觉察到这种二分法）。
一个揭示——男人和女人不同
伯克莱的克里斯蒂娜·德·洛克斯特发现男女大脑有差别（根据尸体解剖），它们的差别如同男女手臂和大腿的差别。罗伯特·奥斯坦因在《知觉心理学》中说：“男性脑半球比女性更专门化，左半脑的分析、序列思维的专门化男性比女性更明显，右半脑的空间立体能力也比女性更明显”，换言之女性大脑更有“归纳概括”倾向，而男性的则有更“专门集中”倾向，这就得以证明何以一般男性数学分数较高，而何以女性更能以整体观看待世界，更以“女性直觉”出名。
表9 男女领导者品质
变量 女性解决方法 男性解决方法
大脑取向 归纳概括 专门化
伦理价值 相互间关系 内源关系
道德倾向 注重关心 注重公正
行为方式 连接分裂
个人需要 关系 个人性
感知 感官方法 空间方法
深层压力 语言 身体性进攻
领导方法 教养 教训
决策决定 感情 思维
交流 妥协 威吓
性欲驱动 罗曼史／爱 生理的性
争执 同情 进攻
素质 安全导向 风险导向
游戏规则 欣赏过程 争取获胜结果
教养天性 给予 索取
权力 解放型的 腐败型的
诱惑 用性来获得权力 用权力来获得性
情绪需要 反应 自我力量
表9以方阵形式列出上述概念。请注意，大多数女性是“关系”驱动型的，而大多数男性是“个人”或“自我”驱动，这是他们“归纳概括”和“专门化”取向的例子说明。你还会发现妇女努力变得美好，而男子渴望权力，这是他们相互关系背后的驱动力，也成为二者有效交流的一个障碍。
性欲驱动
哥达·梅和麦当娜成为女主人公中最具性欲驱动力者，简·芳达和玛丽亚·卡拉斯并列第二。性动力常常与成功相关联，因为它与冒风险、竞争和创造力活动高度相关（根据弗兰克·法雷对创造个性的研究），所有上述品质是较高睾丸激素和卓越成就的功能作用，根据此项研究，女天才不像男天才那样多地受性欲驱动。对男天才的研究发现，主人公有异常之高的性欲能量，对性有极其充裕的需求；对这些妇女来说则并非如此，尽管有些比男人有更高的性驱动力。梅的事业成就得益于她与许多以色列伟大领导人物的性关系，她的这种举止被敌人冠以“床垫上的梅”；麦当娜因其性牵联而臭名昭著，芳达和卡拉斯也留下了各自性游戏的花边新闻，其他大多数人则不那么性欲驱动，玛格丽特·米德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传记作者都声称她俩在20岁结婚前是处女。
这些妇女婚姻和生孩子情况列于表10。请注意有两人（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和奥普拉·温弗雷）从没举行过婚礼，尽管奥普拉婚期定于1994年。艾恩·兰达，麦当娜，玛丽亚·卡拉斯和琳达·沃切纳结过一次婚，但没有孩子。艾恩·兰达尽管与纳森尼尔·布兰登保持15年之久的关系，但她的婚姻一直维持着，兰达与丈夫有着较开放的婚姻协定，他接受了艾恩的轻率请求。麦当娜与肖·西潘的关系只持续了几个月，但由于多次调解和西潘的监狱生活，使婚姻关系持续了4年。卡拉斯与年长27岁的人结婚，这种联姻注定会失败，尽管在遇到阿里斯蒂德·奥纳西斯之前，婚姻维持了10年。奥普拉·温弗雷与斯坦德曼·格莱姆维持长期关系并有婚约。
从未结婚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和奥普拉·温弗雷是仅有的两个从未结婚的人。斯坦内姆早就打定主意不结婚。温弗雷在此书写作时已订婚，但一直在迟疑，没最终走上圣坛。
表10 婚姻、母亲角色和性驱动力
婚姻次数 孩子 性欲动力 玛丽·凯·阿什 3 3
适中 玛丽亚·卡拉斯 1 0 阶段性关系 凯瑟琳大帝 1 1
有个年轻的随从情人 丽莎·克莱伯恩 2 1 适中 简·芳达 3
2 积极 艾斯蒂·劳达 2 2 平均 哥达·梅 1 2
过度 麦当娜 1 0 过度和双性 玛格丽特·米德 3 1变化的，升华的 艾恩·兰达 1 0 一种长期关系 格·斯坦内姆 0
0 几次系列性牵连关系 特蕾莎嬷嬷 1 2 低于平均 莉莲·弗农 2 2 平均 琳达·沃切纳 1 0 升华到工作中 奥普拉·温弗雷 0 0 适中
结婚一次没有孩子
琳达·沃切纳，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和麦当娜都结婚过一次但没有孩子。沃切纳与一个年长许多的人结婚，他在她接收沃纳考公司前去世，由于他身体欠佳年岁过大，她一直不想要孩子，她后来说她的决定是个错误。玛丽亚·卡拉斯与一个年纪大许多的人结婚，也由于与沃切纳类似的原因，没有要孩子。为了奥纳西斯，她与丈夫离婚，奥纳西斯曾承诺与她结婚并要孩子，当天主教堂允许卡拉斯意大利式的离婚时，奥纳西斯已被杰奎琳·肯尼迪迷住，卡拉斯则成为他过去的回忆。艾恩·兰达结婚过一次，但从没将生孩子排入计划，直到40岁，才开始与内森尼尔·布兰登保持长期关系。麦当娜与西潘的婚姻以轰动公众的离婚而告终。根据她的前代理人卡米尔·巴伯恩的说法，她有许多男女情人，仍保持单身生活，没有孩子，麦当娜玩世不恭的态度可以用引自1992年《今日美国》的话来概括：“我认为每个人有必要结婚一次，这样才能明白这是个多么愚蠢、过时的制度”，她还说：“一直想要个孩子……有个父亲很重要，因此当你想到这点时，便不得不想一下，这个人合适吗？”她在1993年1月说，她想要个孩子，但不是通过婚姻渠道得到。
结婚一次，有孩子
两位女幻想家，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哥达·梅，都是各自国家的首相，都结婚过一次并有两个孩子。撒切尔有一对双胞胎儿女，是她在法律学院时生的。哥达·梅也有一男一女，是她早年在巴勒斯坦时生的。撒切尔终身伴侣是结过一次婚的丹尼斯·撒切尔，在生下双胞胎后，撒切尔忙于法律界和政界事业，再也没时间生孩子。梅的婚姻从法律上持续了一生，但实际上在婚姻维持头几年后便名存实亡，在集体农庄的艰苦生活环境，以及以色利在那段时间的性开放鼓励着公开关系，梅与两位以色列首相有关系：戴维·本·居林和赛曼·莎沙（马丁，1988），她“毕生的爱”是戴维·雷姆兹，他是她的良师，她与波尔·凯兹内森关系密切，他以以色列的苏格拉底而闻名。她还与赛门·阿雷尼有过浪漫关系，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美国杰出的基金筹集人，亨利·曼托，也在梅的迷惑下与她上了床。她曾答应离婚，与她倾心相爱的情人塞曼·莎沙结婚，但他不愿离婚，他俩的关系也因此中断。
多次婚姻和关系
十三位女主人公中有五人多次结婚：玛丽·凯·阿什（三次），简·芳达（三次），艾斯蒂·劳达（两次），莉莲·弗农（两次），丽莎·克莱伯恩（两次），劳达的两次婚姻是与同一个人，乔·劳达。阿什的两个丈夫去世，第一个丈夫遗弃了她（阿什，1987）。丽莎·克莱伯恩与时代生活艺术指导结婚，与他离婚后与现任丈夫，设计经理阿瑟·奥顿伯格结婚。
性和权力
米切尔·哈辛森在《性和权力》（1990）中说：“权力是终极催欲剂”，并得出结论，“性等于权力”。他是针对妇女如何通过性获得权力，以及男子如何通过权力获得性而言的。哥达·梅的政治对手会深表赞同，他们会更确信她是通过与以色列最有权势的领袖睡觉而爬上高位的（马丁，1988）。格洛丽亚姐妹们和敌人都相信，她是运用性能力和女性神秘色彩来达到女权主义运动事业的高峰，即使是那些不相信她使用性力量的人，对她用女性魅力推进事业深信不疑。
根据传让作家比尔·戴维森（1990）的说法，简·芳达在维沙和两年及此后在巴黎和纽约的7年中有种“永不知足的女色狂驱动力”，他说她在竭力寻求她没从父亲那儿得到的爱和感情。麦当娜的情人不计其数，据她的前经理兼情人卡米尔·巴布思说，从1979年到1983年，她就有100多个随意的情人，麦当娜从不限制于一种性别、种族或条规，甚至于任何特定的结合，她随时随地满足着自己的需求，抓住任何正好碰上的人。弗兰西丝·里尔以一本触目惊心、充满性渗透力的自传《第二次诱惑》（1992）引起世人震惊，这位女性在年逢60时，还坦率地将自己的生活描绘成引诱和成功（我承认她比这十三位女性坦诚得多）。这些妇女比大多数妇女更具性驱动，但不如所研究的男性具有挑衅性，可能这些妇女中许多有较高的睾丸激素，她们不仅充满性诱力，而且更具竞争和冒风险性。
男子气亦或女人味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为男性和女性构设了心理学模型，分别称为“灵魂”和“宗旨”，他认为每个男人有种内在化的、强烈的情欲女性味力量，而每个女人有男子气内涵的同样力量，他认为这种妇女具有的内在化的“灵魂”或男子气与她们的天才创造力有关，这种“男子气”证明了这十三位女革新家身上发现的生命力，正像本章前面提到的，这些妇女个人生活和职业取向决定极其“男人化”。
这些妇女散发的男子气惹恼了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这些人不是本性别的理想妇女形象。玛格丽特·撒切尔常常因缺乏对妇女问题的敏感性而遭谴责，她说：“家应该成为妇女生活的中心而不是界限”，并继续说：“我讨厌听到那种妇女解放运动者发出的刺耳的声调”。女权主义者希望这位“铁女人”作为自己事业的支持者以改变男女不平等现状，她对女权主义者的答复是：“女权主义者过于刺耳，有害于妇女事业，因为这把自己变成不是我们应该是的那种人，你到达某点是因为你有这种才能”，她与《每日镜报》（1980年3月五日）谈了对自己所达到地位的看法：“我从没注意到自己是个女人，我把自己看作首相”。这句话表明了她的哲学信仰观：妇女必须愿意在被男人占领的政治战役中与他们相斗，而不要试图改变游戏规则，她对于那些力图获得比过去更多待遇的人毫不同情。然而，撒切尔也有自身的弱点，她的传记作家，雨果·扬说：“她不是个真正的女人”。
艾恩·兰达也因为其不断将男子理想化而深遭女权主义运动者的谴责，她建立了男人偶象作为完美的英雄人物，惹恼了许多女权主义者，这位杰出善辩的女性比任何女权主义者都独立，许多从事妇女运动的人都将她作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潜在领袖。但事实上她始终认为男人更优秀，并将这个观点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当她说到：“男人是英雄人物”时，她是指她的史诗英雄，《本源》中的哈沃德·洛克和《阿特拉斯耸肩》中的约翰·戈特，这两个小说人物是她“崇拜的男人”个性的代表。约翰·戈特，她的另一个自我，是个完美的史诗般英雄，也是那些在自由竞争世界中典型人物的个性化代表，难怪兰达会让她同时代的女权主义者深感不安。兰达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们的决定中都掺有大量的如荣格所说的“宗旨力量”，这使得她们获得非同寻常的成就。
大多数这些女性都展现了男子取向的品格和行为，几乎所有人都极具进攻性、竞争性、野心勃勃，并有种赌博精神，这并不是说她们不具女人味，她们很注重修饰打扮，保持容貌美好，她们都是追求感官愉悦的女性，会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来行事，就如同她们利用力量工具宝库中其他工具那样，这些妇女利用她们的男子气概来达到最终目的，根据皮尔特里西亚和阿伯迪思的说法，这是西方社会的一种潜在趋势，他们与荣格的“宗旨”概念不谋而合，这可以从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妇女的大趋势》（1993）中看出：
成功者同时具有男子气魄和女性气质，最成功的创造者是这种冲突性
品格的混合体：竞争而又富于同情心，目标取向而重教养滋润，直觉而又
具冒险性。徒具其表，单向思维的女性和男人都注定要失败。
有趣的是，十三位女性中大多数都有更多的男性朋友，只有玛丽亚·卡拉斯，玛丽·凯·阿什和奥普拉·温弗雷例外，只有这三人是“感情型”个性型式，她们有教养成的气质，使她们更具“感情型”的女人味而不是“思维型”的男子气，她们注重感情使她们在个人生活中更敏感，更关心女人。而像凯瑟琳大帝，玛格丽特·米德，艾恩·兰达、玛格丽特·撒切尔，简·芳达，哥达·梅，莉莲·弗农和琳达·沃切纳更喜欢与男性交朋友。艾斯蒂·劳达，丽莎·克莱伯恩和格洛丽亚·斯坦伯恩都沉浸于自己女性取向的事业（美容、设计和姐妹组织），她们成功自如地运用其女性品质，从不曾有利用个人宗旨部分的时候。
大多数这些妇女具备如此强烈的“宗旨”特征，原因之一可能与她们幼年时的榜样基本是男人有关，这些女人同大多数女性一样，崇拜父亲或父亲般的形象，撒切尔说：“我的一切几乎都归功于我的父亲”；温弗雷告诉记者：“从我的父亲带走我时我的生活改变了，他拯救了我”；麦当娜敬畏她的父亲，温柔地说道：“我的父亲非常强壮，他是我的偶象”；简·芳达一生都在竭力搏得她那著名的父亲亨利·芳达的喜欢，她告诉记者：“有个父亲作偶象，真是活得太难了”；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承认父亲的影响远远超过母亲；玛丽亚·卡拉斯一直喜欢父亲，而对母亲憎恨不已；艾恩·兰达模仿着父亲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莉莲·弗农的榜样也是父亲，她崇拜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和危机；艾斯蒂·劳达从叔叔约翰那儿受到鼓舞。其中有四位妇女与有力量的父亲般人物结婚——卡拉斯，芳达，撒切尔和沃切纳。
一个强有力的事实是：男人和女人不同。1993年《下流提议》因刺激而具挑逗性创下票房收入记录，因为罗伯特·莱得福德愿出100万美元——一个下流的提议——与已婚的黛米·摩尔睡一夜，想想如果人物颠倒一下，这部电影将会怎样。如果是黛米·摩尔愿出100万美元，叫罗伯特·莱得福德与她过夜，那这部电影会没戏，为什么？从原则上讲，没人会在意他们为一夜风流付出25美元，是用于我们社会中众所公认的男主角还是女主角，我们潜意识地在诸如此类的提议中将女性看作抵押品（值钱的资产），而把男性当作进攻者，妇女被看成凭借性力量来获得权力，而男人是凭借权力扩大性威力。这个观察并不是残酷条文的优美表述，而即便不是在所有社会中，也是在西方社会存在的一个现实。由于生活中角色的感知性质，使男人和女人受到不同的对待，有不同的相互关系，所有创造成果都必须导人这些设定的参数之中。
“大写的T”个性
高水平的睾丸激素看来使男人有较高的性动力，而比女性更富进攻性，这使得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人员弗兰克·法雷（美国心理学协会会长）给具有较高性动力的进攻性冒风险男人冠以“大写的T”个性、根据法雷的说法，这种个性类型趋向于“更富创造性，更外向，冒更多风险，有更多实践艺术家偏好，在性生活中更喜欢品种多样”。相反地，法雷把典型的妇女个性称为“小写的t”，因为她们一般远没有冒风险、竞争性行为和高的性动力。研究显示，当女性具有较高睾丸激素时，她们倾向于模仿男人，“更频繁地以不同的男人为伴，而对性伙伴选择，更少挑剔，也更容易不慎怀孕”（《性和力量》，1990），睾丸激素看来是男女取得事业成功驱动力的关键变量，书中许多女主人公看来都赋有（或咒责成）较高水平的睾丸激素，使她们富有创造性，冒风险倾向、竞争精神和进攻态度，根据事实，其中只有五人有高于常人的性动力，她们比一般妇女更富竞争性、进攻性，更倾向于冒险，这使她们更具男子气。
卡米尔·巴布思，麦当娜的前经理说：“麦当娜身上有强烈的男子气，她以男人勾引女人的方式勾引男人。”哥达·梅在年少时也被骂作“meshugge”——野蛮疯狂的意思，戴维·本.居里恩说：“她是我班子中唯一的男人”，意思是说当面解决困难问题时，她的进攻性和冒风险倾向（“雷厉风行”）。艾恩·兰达《阿特拉斯耸肩》中的英雄约翰·戈特是她理想化人类形象的另一个自我，他是个英雄“超人”，代表她所想往的所有男人（和女人）。男人是她主题中的精髓，这可以从她对男女偏爱问题的回答中看出：“我总是喜欢雄性男孩，及其理性品格，女人在这方面不能令我感兴趣”，更有甚者，哥达·梅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由于她们男人般的激情，被世界上政界人士称为“强硬的人”，这在女人气的妇女中并不常见，即使她们手中有权。
创造天才的表达方式和情绪
约翰·格莱1993年在《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水星》一书中写道：“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因为他们是如此大相径庭”，他是指男人和女人在表达感情和处置压力方面有极其不同的方式。格莱同意陈旧的表达方法与成功性结局相抵触，他感到性别不同对问题处置方法不同。我同意（见表10）男女有别，在个性章节中讨论的“感情”亦或“思维”方法对创造性过程是关键，幻想家必须去除情绪反应（妇女中常见），运用更理智的方法进行决策，梅叶斯·布里格斯“思维亦或感情”尺度显示了这点。75％的美国妇女的决策是基于她们对一事物“感到”如何，只有25％的人是根据她们如何“思考”此事作出决定的；相反地，75％的美国男子一般根据自己如何“思考”此事，而不是如何“感觉”此事来决策的，难怪格莱得出结论：两种性别的人难以用同样方法来得出结论，互相沟通。
小结
正如索夫可斯所说：“女人一旦成为男人，她会比他更出色”，这些妇女具有同样的力量在同一水平上与男人竞争，达到与男人同样的高度——在许多情况下超越了他们。研究表明如果女人要想像男人那样有所成就，她必须具有男人般的性格，能将事业目标高于一切，包括高于家庭。妇女一般根据选择成为哪方面的主人，来进行个人生活（家庭）和职业（事业）的选择；然而无人能成为两个领域的主人，因而她的选择往往是个危险的结果。如果她选择家庭优先于事业，她不可能成为创造幻想家而取得杰出成就，但这也没什么，并非人人能成为创造天才。那些作出相反选择的必须作好为事业牺牲个人生活的准备。书中的女性创造幻想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事业胜过家庭，主导胜过服从，坦率胜过委婉，力量胜过软弱，表现胜过表面，理智胜过情感。
许多与这些妇女付出同样代价，选择事业胜过家庭的妇女没有获得杰出成就，只有少数人达到顶峰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中从不失败的人是那些从不尝试的人。这些妇女敢冒众人之先，但她们的成就是有代价的。有人的代价是女人味，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哥达·梅，因为她们强硬的行为使她们披上了男人般的外套，这是使她们伟大的因素，但也使她们失去女人味，从而招来敌人。这些妇女被爱戴或遭憎恨，这是创造革新大联盟游戏的一部分。其中许多妇女牺牲了生孩子的机会（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琳达·沃切纳和奥普拉·温弗雷）。其他像玛丽·凯·阿什、丽莎·克莱伯恩、简·芳达，艾斯蒂·劳达和莉莲·弗农牺牲了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只有她们能回答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此项研究表明，这种牺牲对她们取得伟大成就是极其关键的，这些妇女获得伟大事业正是因为她们乐意将事业置于个人生活之上。她们的决策代价惨重，但不是任何女性都愿意玩这种大赌注游戏的。对我们女创造天才来说，这是美妙而有收获的旅行。
《工作妇女》（1994，4）以“战利品丈夫们”为封面，根据银行存折、明星力量和节俭作为“高权力”妇女的主要特征来排名次，泰德·特纳因为有他那强有力的伴侣简·芳达而名列榜首。成功和性在这些力量型妇女的个人生活和事业追求中起关键作用，她们对世界的整体观使她们大大有别于那些单向思维（专门化的）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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