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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傅雷译《罗丹艺术论》序■刘海粟

  在西欧历史的黎明时期,古希腊的雕刻竭力将神人化,反映出人对神的怀疑、亲近和畏惧,恰好说明神的威力难以摆脱,同对人的歌颂发生了矛盾。菲狄阿斯在矛盾中寻求幸福、宁静、和谐,形成欧洲雕刻史上第一座高峰。可惜他的“著作”全都“写在”雕像之中,并无文字流传,他思想发展的脉络虽可从石像里去探求,总不免使我们遗憾。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懂得达摩老祖不立文字这一遗训的丰富内涵。厌弃言筌的禅宗也要通过语言促成渐悟,顿悟之后才可以抛开语言文字。雄鹰在天,双翅不动,那是很高的境地;公鸡斗架时翅膀乱动,羽毛纷纷扬扬,其实并不会飞。可见妙悟之难。这已是题外话。

  昏迷与觉醒,束缚与挣扎,对立并存,失去一方,另一方也不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痛恨宗教裁判草管人命,僧侣贵族的一切罪恶言行,无不归之于神的意志;为奴隶主贵族卖命冠以“爱国”雅誉,掠夺兄弟国家打上“吊民水火”的金字招牌。奄奄一息的宫廷艺术,依仗贵族富商残羹点缀太平,宏扬教义,麻醉同胞。以人的觉醒与挣扎为重要主题的弥开朗琪罗,刻出许多杰作,人的力量强大,侧面反映出神权愚昧专横的事实。古希腊雕刻,渊穆静伟的调子发展为心灵的暴风雨,由内敛而外张,表现了力和狂怒;某些作品也有阴柔静谧之美,并传不朽。弥开朗琪罗留有十四行诗和一些书信,没有论证雕塑的专著。弥氏作品肌肉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但还不完全达到自觉的追求。

  罗丹的作品,代表西方雕塑史上第三个高峰。在他之后的蒲尔台、马约尔、康宁柯夫、摩尔等大家的雕刻丰富了人类文化宝库,就总体的博大精深和历史影响而论,还没有全面超越罗丹而形成第四个高峰。

  罗丹的创作,思考人间的疾苦,歌颂人的创造力、人的尊严和为维护它而付出的代价。神的形象消失了,他在表现丑得惊心动魄的对象如《丑之美》时,所用的手段仍然是美的。他抄袭甚至剽窃过克洛岱尔小姐的佳作,始乱而终弃,人格上比弥开朗琪罗要差,但没有人否定他是一流大师。

  三位雕塑巨匠都是人,把他们想象得完美无暇,是我们造神意识的残余在作怪,发现神的缺点才使我们痛苦,至于人无完人,这是革命导师也不否认的。对菲狄阿斯年代久远,难以发现什么史料。弥开朗琪罗也是古人。罗丹离我们稍近,作品比较容易理解,缺点也容易发现。

  发现前人缺点并不难,论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巨人缺点的文字何止千种,但大多数已经为时间所扬弃。而超过巨匠们艺术成就的人,比指责他们的人要少得多。我们无意于为大师辩护,靠他人辩护过日子的不会是真大师。添上一块石头,去掉一筐土,都不会改变山峰的高度。我只讲超越前哲们长处之难,不是宣扬他们永远不可企及。绝对化与辩证法是绝缘的。

  罗丹首先是创造家,其次才是理论家。

  没有一系列雕刻,他谈不出《艺术论》。

  退一万步讲,即使没有雕塑作品,能谈出一部《艺术论》,也足以不朽。此书是对欧洲雕塑史的科学总结,又是个人经验的精炼概括,其中贯串着对前人的崇敬,有对许多名作的卓见,有劳动喜悦,沉思刻痕,点滴的自省。他对雕塑语言的创新上,强调自觉地体现肌肉本身的节奏与表情,对前人学术有所发展,启悟来者,开示法门。

  原子中子时代,时间宝贵,此书以少胜多,反复咀嚼而不厌,从这口“井”里可以汲上不竭的“水”,那便是睿智、平易近人、更新自我的渴望,帮助我们去思考艺坛之内的群花,艺坛之外的事理。在深邃上或有不及柏拉图对话集之处,却可以与《歌德对话录》、《托尔斯泰对话录》具有同等价值。

  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很多,被作家、批评家、学者记录下来的对话集却很少。中国先秦时代许多子书,多为门人记载,此后仅来儒语录、明清两代个别和尚有语录外,此类著作寥寥,艺术家谈话则多随风吹散,损失极多。读完此书,我们深感罗丹难得,而葛赛尔更难得。盖谈艺者不乏其人,能将吉光片羽聚腋成裘,有创见、有情感、有色彩、渊博精淳的散文家,百年无几。这一点值得沉思!

  艺术家成就愈高,享受光荣愈多,周围谄媚者也随之增多。廉价恭维几句不要学问,创造一本学术著作,不仅仅要才,还要有德,有放弃自己著作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牺牲精神,要淡于名利,善于发现,心胸博大,不怕流言,坚忍不拔,甚至处于清客幕僚地位,完成大业,难处远非文字可以尽述。即使伟大艺术家,也不是各方面都伟大。奴才听话无用,才人傲物,未必俯首帖耳。容人与容于人都难。掌握老艺术家思维方式,语言风格,本身就是创造。主仆关系非合作关系,宽松、容忍、尊重个性,才有平等的成功的合作。把作家批评家看成录音机是愚蠢的偏见。要重视、理解这种特殊行业——无能的干不了,有能者不愿干的工作。这样,我们的学术会进一步繁荣。一些体力好的人,可以创作为主,口述书稿为辅;一些体力差而思维能力好的老专家,可以在学术上后继有人、死后有书。抢救知识与史料,是战略性时间性很强的大事,抓迟了要后悔。

  怒安于1931年“九·一八”前夕,与我同船自巴黎回到上海,住在我家,始译此书,次年春天竣稿,油印过三十多册,发给毕业班学生作课外参考读物。他善于教书,讲美术史课时,墙上放有名画幻灯,学生又发给明信片或小画片,互相对照,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使学生听得入迷。他讲罗丹的代表作,将此书主要精神介绍给学生,不搞死背硬记,希望发挥主观能动性,思考作品的精神实质。

  当时也有人劝他:“坊间已有精装道林纸印的译本《美术论》流传,何必重译费事而又费时间?”

  怒安说他 译为自学一遍,方便后生,无意出版。这种治学态度,多么难得!后来他在翻译上的成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历经浩劫,孤本译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袁志煌弟好学,恭楷抄录一过,文辉见而称赞不已,告知故宫博物院彭炎副院长,彭老转告傅敏,傅敏请不忘怒安教泽、精于法国文学的罗新璋先生搜罗原文及有关资料,反复校勘,保存译文风格,纠正誊抄中的笔误及排列不当,用心良苦,使这颗明珠拭去尘翳,射出精光。出版社为之精印,对我和怒安亲友来说,都是平生一大快事!预计此书将在信达雅三方面不逊于怒安其他名译而见重学林。

  一本外国名著,多出几个译本,读者可以从比较中体味原作的风神,译者们各显身手,精益求精,各逞瑰艳,是大好事。钱钟书夫人杨绛自西班牙文译出《唐·吉河德》,体现塞万提斯文采,犹若唐临晋帖,风骨劲健,没有女作家驱词用语的纤秀之气,固然足珍,而林琴南文言译本,傅东华(伍实)白话旧译本,传神或有欠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必偏废,读书也要有点气度,不能偏狭。

  1986年,我和伊乔同游巴黎,看过很多博物馆与美术馆,在罗丹与蒲尔台故居,二公许多杰作经高手放大,陈列在露天草坪上,供游客与市民欣赏,这和在室内观摩不同,又添一番新意。我还到当年和怒安一起参观过的罗浮宫,重睹名画芳华,顷刻之间,忆起在艾菲尔铁塔上的同游,在威尼斯、日内瓦、罗马等地的快谈和争论,(争论也是巨大的享受,从不伤害友情)想到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好兄弟相德以沫,实在幸运。而今书在人亡,是悲伤,是怀念,是欣慰,是兼而有之,我也茫茫然难以言喻了。

  原载《傅雷译文集》第1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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