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和蝴蝶是我最喜欢的两种动物。
我喜欢猪早于我喜欢姑娘，我喜欢蝴蝶晚于我喜欢姑娘。猪比姑娘有容易理解的好处：穿了哥哥淘汰下来的大旧衣服，站在猪面前，也不会自卑。猪手可以看，可以摸，还可以啃，啃了之后，几个小时不饿。猪直来直去，饿了吃，困了睡，激素高了就拱墙壁，不用你猜它的心思。猪比较胖，冬暖夏凉，夏天把手放到它的肉上，手很快就凉爽了。猪有两排Rx房，而不是两个。等等。这些好处，姑娘都没有。
发行第一套生肖猴票（T46，庚申猴）的时候，由于只发行了三百万张，半年就从八分钱的面值升到两块。那时我上小学，才学了算术。我和我老妈算：全国十亿人，三百多人才轮上一张猴票，这三百多人里就有三十来个属猴的，猴票的价格还得涨。我老妈给了我两块钱，放在贴肉的兜里，叫我去黑市买猴。我在崇文门邮市买到猴之后，在王府井附近一个工艺品商店的橱窗里看见了一个猪造型的存钱罐。造型独特，我从没见过。青地青花，母子猪，大猪在下面驮着上面的小猪，两头猪都咧嘴乐着，小猪背上开了一个口子，钢蹦儿就从那里进去，标价两块。我立刻觉得，同是两块钱，比猴票值。一，两个猪比一个猴，多。二，培养攒钱的好习惯。三，那个大猪身材像我老妈，大腿粗，小腿极细。我跑到东单邮电局邮市，我两块两毛卖了那张猴票，买了母子猪存钱罐子，又买了一根奶油双棒冰棍。告诉我老妈，我老妈夸我算术学得好，日回报百分之十，这一天过得有意义。
又过了两年，庚申猴涨到十块一张了，母子猪存钱罐子满大街都看得到了，我遇到邮电局就绕着走，把母子猪塞进床底下。我老妈把钱罐翻出来，摆在我的小书桌上，她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二十年后，我在书里听麦兜老妈麦太说起。麦太因为盲目信任麦兜的童子手气而没中六合大彩，麦兜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老妈当时和麦太说的一样：“我们现在很好。”
麦兜不仅是一只猪，而且是一只生活在低处的猪，一只饱含简单而低级趣味的猪，一只得大道的猪。
麦兜生活在低处。麦兜们天资平常，出身草根，单亲家庭，抠钱买火鸡，没钱去马尔代夫，很大的奢望是有一块橡皮。
我在香港住的地方是老区，统称西营盘，英国鬼子最早打到香港岛，驻扎军队的地方。上下班的时候，在周围左看右看，常常看见很多领着麦兜的麦太们，麦兜们穿着蓝色校服，麦太们烫着卷花头。麦兜麦太走过没有树的水泥便道，皇后大道西和水街的交汇处，挂着直截了当的横幅，“维护西区淳朴民风，反对建立变相按摩院”。麦兜麦太走进茶餐厅，套餐二十元，冻饮加两元，穿校服者奉送汽水。我香港的同事Jackie告诉我，她还是麦兜的时候，从广州来香港，她妈妈挤出所有能挤出来的钱让她上了个好学校，同学们都出自香港老望族，他们的爸爸们都抹头油，小轿车车牌只有两位数。学校老师要求，每个小童都学一个乐器，提升品行。她同学有的学大提琴，有的学钢琴。Jackie问妈妈她学什么，妈妈说屋子小，给Jackie买了个口琴。
麦兜饱含简单而低级的趣味。麦兜们说，“没有钱，但我有个橙。”橙子十元四个，问西营盘附近的水果摊子老板，“哪种甜？”老板会说真话，不会总指最贵的一堆。在麦兜们眼里，每个橙都是诚实朴素的，杀入橙皮，裂开橙瓣，每一粒橙肉都让人想起橙子在过去一年吸收的天光和地气。吃橙的十分钟，是伟大而圆满的十分钟。麦兜们拜师学六合谭腿，专攻撩阴腿，暗恋师傅的女儿，“不是没风无情，也就是偶然的一笑，像桂花莲藕，桂花沁入一碌藕。”麦兜们长大了，几个人在深圳包一个二奶，一个人供她房，一个人买车，一个人出汽油钱和青菜钱。聚在一起，没什么话说，就很欢喜。在麦兜们眼里，所有二奶都是女神，年轻，苗条，白，笃信只有猪才能称得上帅气。
这种低级趣味，绵延不绝，从《诗经》到《论语》，到《世说新语》，到丰子恺，到周作人，到陈果，到麦兜。我要向麦兜们学习。我以后码字，只用逗号和句号，只用动词和名词，只用主语和谓语，最多加个宾语。不二逼，不装逼。觉得一个人傻，直截了当好好说，“你傻逼”。不说，“你的思路很细致，但是稍稍欠缺战略高度”，甚至也不说，“你脑子进水了，你脑子吃肿了”。
麦兜得了大道。麦兜做了一个大慢钟，无数年走一分钟，无数年走一个时辰，但是的确在走。仿佛和尚说，前面也是雨，在大慢钟面前，所有的人都没有压力了，心平气和，生活简单而美好。麦兜没学过医，不知道激素作用，但是他总结出，事物最美妙的时候是等待和刚刚尝到的时候。这个智慧两度袭击麦兜，一次在他的婚礼上，一次他老妈死的时候。
我在一个初秋的下午，等待十一长假的到来，翻完了四本麦兜。我坚定了生活在低处就不怕钱少的信念，我认为所有人都用上抽水马桶就是共产主义，我确立了直截了当说“你傻逼”的文学宗旨，我饿了吃，我困了睡，我激素高了就蹭大树，我想起了我老妈，我眼圈红了。麦兜麦太说，“我们已经很满足，再多已是贪婪。”
200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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