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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只是睡着了
“母亲？”司机满腹疑窦地问。
我又擦掉一些雨雪，一首诗显露出来：
“母亲，母亲，我恳求您
每天，每天，保卫我们！”
安吉拉·霍尼克
这道诗下面还有另一首：
您并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我们不该哭，
倒是应该笑！”
弗兰克林·霍尼克
再下面的凸部上嵌着一块刻着一个小孩的手象的水泥方块，手象下面有几个字：
乳儿牛顿。
司机说：“假如写这是献给母亲的，那他们到底该给父亲竖一块什么样的墓碑呢？”他说一个猥亵的字眼，说父亲的的墓碑就该是那样。
我们在邻近找到了父亲。他的墓碑——后来我们发现是按照他的遗嘱修建的——是一块四方的大理石，边长都是四十公分。
上面写着“父亲”。
第三十一章另一个布里德
在我们要离开公墓的时候，那位出租汽车司机却惦记阒他母亲的坟墓，问我能不能绕一点路让他去看一看。
他母亲的墓前只有一小块寒仓的石碑这倒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司机又问我愿不愿意再绕一点路，到墓地对面一家经营墓碑的商店去看一下。
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博克侬教信徒呢，所以也就别别扭扭地同意了。要是当时我就信奉博克侬教的话，那我会高高兴兴地到任何人建议的任何地方去。因为博克侬说过嘛：“千奇百怪的旅行建议，乃是上帝教授的舞蹈课程。”
经营墓碑的商店的名字叫做“阿弗拉姆·布里德父子商店”。趁司机在和店员谈话之际，我在许多墓碑之间闲逛，都是一些还没有刻上什么纪念字样的空白墓碑。
我在陈列室里发现一个常见的小玩意儿：在一个天使的石像上，挂着一桷束槲寄生。一些松枝堆在石像的底座上。在她的大理石的脖子上戴着一串用圣诞树上的小灯泡做成的项链。
我问店员说：“这雕像卖多少钱？”
“这雕像不出售。她已经一百岁了。她还是我的曾祖父阿弗拉姆·布里德雕刻的呢！”
“你们的买卖有这么久了吗？”
“是的，历史悠久。”
“你也是布里德家的人喽？”
“是在这个地区落户的第四代了。”
“和研究实验室主任阿萨·布里德博士是亲戚吗？”
“是他的弟弟。”他说，他的名字叫马文·布里德。
“世界真小，”我说。
“当你把它放在一个墓园的时候，它是太小了。”马文·布里德是一个圆滑而庸俗，漂亮而容易感伤的人。
第三十二章炸药换来的钱
我对马文·布里德说：“我刚从你哥哥的办公室来。我是一个作家。我向他采访关于霍尼克博士的事情。”
“那是一个怪头怪脑的畜牲。我不是说我哥哥，我是说霍尼克。”
“他妻子的墓碑是你卖给他的吗？”
“是我卖给他的孩子们的，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从来想不到给他妻子的墓竖一块碑。在她死后一年左右，霍尼克家的三个孩子到这里来——一个高个头的女孩子，一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带稚气的孩子。他们要一块用钱能买得到的最大的石头，那两个大孩子带着他们写好的诗，他们要把诗刻在上面。”
“你要愿意嘲笑那块碑，你就嘲笑吧，”马文·布里德说，“可它给孩子们带来的安慰比任何钱能买来的东西都大。他们一年不知道来看多少回，还要在上面献花。”
“那破费一定很大吧？”
“它是用诺贝尔奖金买的。那笔钱买了两件东西：科德角的一座别墅和这块石碑。”
“炸药换来的钱，”我不无惊愕地说，因为我想到了炸药的暴力和墓碑与避暑别墅的绝对宁静。
“什么？”
“诺贝尔发明了炸药。”
“是的，我想它有各种各样的……”
假如当时我就是博克侬教徒，一想到这一系列神奇古怪、千变万化的将用换来的钱中饱某一家墓碑商店的私囊，我就可能就会小声说：“匆忙，匆忙，匆忙。”
匆忙，匆忙，匆忙，这句话是博克侬教徒每每想到现实生活确实是何等复杂和不可预见的时候就要说的话。
可是，做为一个基督教徒，我那时只能说“生活有时候确实可笑。”
马文·布里德说：“不过，有时也不是。”
第三十三章忘恩负义的人
我问马文·布里德是否认识费利克斯的妻子埃米莉·霍尼克，安吉拉、弗兰克和牛顿的母亲，在那块丑陋的石碑下安眠的女人。
“认识她？”他的声音变得凄楚起来，“我认不认识她吗，先生？我当然认识她了。我认识埃米莉。我们是伊利俄母高级中学的同学。我们当时是班级色彩委员会的正副主席。她父亲是伊利俄母乐器店的老板。她能演奏店里的每一件乐器。我很爱她。甚至放弃了踢足球而改学拉小提琴。可是后来我哥哥萨·布里德从马省理工学院回来度春假。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他介绍给我最好的女朋友。”马文·布里德啪地打了一个响指。“他就那样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了。我把我那把用七十五块钱买来的小提琴在我床脚下面的大铜球上砸了个稀巴烂，又跑到一家花店买了一个用来装玫瑰花的盒子，把砸烂的小提琴装了进去，让西联信差给她送去。”
“她长得好看吗？”
“好看吗？”他重复了一句，“先生，假如上帝有意让我与我的第一位女性天使结合的话，那么使我目瞪口呆的只会是她的翅膀而不会是她的面孔。因为我已经见过人世间最俊俏的面孔了。没有一个伊利俄姆的男人不是秘密地、或者公开地爱着她。她可以得到任何一个她想要的男子。”他在自家的地板上吐了一口唾沫，又说：“而她偏要嫁给那个德国畜牲！她已经和我哥哥订了婚，可是后来那个鬼鬼祟祟的小杂种到镇上来了。”马文·布里德又打了一个响指，说：“他硬是把她从我哥哥手里给夺走了。”
“我以为把象费利克斯·霍尼克这样名扬加海、已经作古的人士唾骂为畜牲，是极端的叛逆行为，是忘恩负义、愚昧无知的表现。我知道他是一个与世无害、温文尔雅、喜好梦想的人，我知道他从不愿伤害一只苍蝇，我知道他对金钱、权力、华丽的服饰和汽车这类东西不屑一顾，我知道他与我们迥然不同，我知道他比我们高出一筹，我知道他天真无邪，简直就是耶稣——但是做为上帝的儿子……”
马文布里德感到没有必要把他的思想全部暴露出来。我得让他把话讲完。
“但是又怎么样？”他说，“但是又怎么样？”他走到窗口，凝视着墓地的大门，他对着大门、那雨雪和那依稀可见的霍尼克石碑小声说：“但是又怎么样？”
“但是，”他说：“怎么能说一个帮助制造出象原子弹这种东西来的人会是天真无邪的呢？又怎么能说一个把心地善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他自己的妻子置之度外，终于使她因得不到爱情和理解而抑郁死去的人的头脑是正常的呢……？”
他战栗了一下，说：“我有时候怀疑他是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死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对生活如此冷酷无情的人。有时候我又想这世界的痼疾，就是那些身居高位但却毫无人性的人实在太多了。”
第三十四章“闻的特”
就是在那间出售墓碑的屋子里，“闻的特”第一次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闻的特”是博克侬教的字眼，意思是在一个人心中突然会产生的一种赵向于博克侬教的冲动，趋向于相信万能的上帝对我无所不知，相信全能的上帝已为我的一生制定了颇为精密的计划。
这个“闻的特”是和那个在槲寄生下面的天使雕像有关系的。那位汽车司机想要不异任何高价，买下这个天使放在母亲墓前。他眼泪汪汪地站在这个石像面前。
刚刚对费利克斯·霍尼克发表了一通议论的马文·布里德还站在窗前凝视着墓地大门。
这时他又说道：“畜牲的德国佬也许是圣人，但是，他要是做过一件他不想做的事我就不得好死。他要是没得到一件他想得到的东西我就不得好死。”
“音乐，”他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问。
“她就是因为音乐才委身于他的。她说他的思想是世界上最宏阔的音乐——星际间的音乐。”
他摇摇头。“胡说八道！”
墓地的大门又使他想起了他最后一次见到弗兰克·霍尼克——整日制造模型逗弄昆虫的浪荡公子——的情景。他说“费兰克。”
“他怎么样？”
“我最后一次看到那可怜的、奇怪的孩子的时候，他正从那扇公墓大门里出来。他父亲的葬礼正在进行。老人还没有下葬，弗兰克就从这墓地的大门里跑出来了。他翘起大拇指来招呼第一辆过路的汽车。那是一辆崭新的‘庞蒂阿克‘，执照牌是佛罗里达州的。这辆车停下来，弗兰克上了车。从此以后，伊利俄姆再没有人看到过他。
“我听说警察局通辑过他。”
“那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一场闹剧。弗兰克并不是什么罪犯。他还没有那个胆量呢！除去制造模型，他一无所长。他所干过的唯一的工作就是在杰克珍玩店里兜售模型，制造模型，指导别人如何制做模型。他从此地逃走之后，就到佛罗里达去了，在萨拉索塔一家模型商店里找了个差事。谁知那家商店是个盗窃集团的掩护所，这个盗窃集团把偷来的‘卡迪拉克牌’汽车直接装在废弃的坦克登陆艇上运往古巴。这就是弗兰克被通辑的真相。我想，警察之所以没有逮着他，是因为他死了。他在‘米索里号’军舰上用杜克水泥裱糊炮塔里听到的事情太多了。”
“你知道牛顿现在在哪里吗？”
“我想他在印第安那波利斯，和他姐姐住在一起。自从他因为和那个俄国侏儒鬼混被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勒令退学后，我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你想想，一个侏儒能当医生吗？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里，还有一个身高六英尺的又傻又笨的姑娘。她才上到初中二年级，那个以天才头脑闻名于世的化合物就让她辍学了，为的是他身边仍旧有个侍候他的女人。她的全部成就是在伊利俄母高级中学的乐队‘百人前进队’里吹过单簧管。”
布里德说：“自打她离开学校，从来没有人约她出去玩玩。她连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个老头子更没想到给她一点钱，叫她出去玩玩。你知道她经常干什么吗？”
“不知道。”
“夜里，她常常把自己锁在屋里听留声机，有时候吹着单簧管和留声机合奏。照我看，如果这个女人能找到丈夫，那就是当今时代的奇迹。
这时，那位司机又问远见卓识里德：“这个天使要多少钱？”
“我已经跟你说了，这个雕像不卖。”
我说：“现在恐怕没有人能刻出这种雕像了。”
“我有一个侄子就能，”布里德说，“就是阿萨的儿子。当他正要开始做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之时，他们在广岛投放了原子弹，这孩子退出了研究所，整日喝得醉醺醺地，跑到我这里来告诉我，他以后要刻石头。”
“他现在在这里工作吗？”
“他在罗马，已经是个雕刻家了。”
那位司机又问：“要是有人肯出大价钱，您也会同意卖的，是吗？”
“可能，不过那得很多钱呢！”
司机问道：“怎么才能把人名刻到这东西上面？”
“上面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在底座上。”我们都看不见那个名字，因为底座上堆满了树枝。
“从来没有人想要这尊雕像吗？从来没有人肯出钱买它。有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对德国移民一起到西部去，他妻子在伊利俄母生天花死了。他让我们把这尊雕像竖在他妻子墓前，并让我曾祖父看他有足够的现款。可是后来他遭了劫，一个子也没剩下，除去他在印第安那买进的、但却从未见过的几块地皮，他一无所有了，他继续他的旅程，答应说他要回来付钱。”
“可是他一去不返了，对吗？”我问。
“不是，”马文·里里德说着用脚尖轻轻踢开一些树枝，刻在底座上的字母露了出来。那是一个人的姓。他说：“瞧，这儿有一个古里古怪的姓。假如那个移民现在还有后人的话，他们会把自己的姓改得更美国化一些。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姓琼斯、布莱克或是汤姆森了。”
我低声说：“这你可就说错了。”
顷刻间，这间屋子仿佛倾斜了，墙壁、天花板和地板都变成了许多通道的出口。这些通道穿过时间，通往各个方向。我在用博克侬的统一的眼光看待每一秒钟，看待所有流浪的男人，流浪的女人和流浪的儿童。
幻觉过去之后，我说：“这你可就说错了。”
“你知道有什么人姓那个姓么？”
“是的！”
我就姓那个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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