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挑战（1971—1978年）
到了70年代，台湾在敌对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受到自40年代末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它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它还必须搞好从蒋介石统治到一位新政治领导人统治的过渡。台湾接受了这些挑战，并继续发展和繁荣。这证明台湾杰出的领导人在过去数十年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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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上的挫折
1971年7月，华盛顿令人吃惊地宣布：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打算访问北京。对台湾来说，70年代就这样不祥地开始了。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曾断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有助于解决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并使美国在对苏联的缓和攻势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他们正确地断定，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舆论已经转变，将会支持他们的行动。美国国会未按惯例作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决议，这是20年来的第一次。尼克松总统也不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虽然他的外交代表也在为台湾在联合国保留一席之地而活动。但就在联大就此问题进行紧张的辩论时，他却派出亨利·基辛格访问北京。这表明他并不真正坚持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1971年10月，联合国通过表决，决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之所以驱逐台湾，是因为北京坚持如果台湾仍为联合国成员，它将不参加联合国。
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之后，大多数与它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同它断交，并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带头这样做的国家之一便是日本。日本领导人对于尼克松总统未事先同日本商量就决定改变对华政策，感到十分震惊。1972年9月，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到1977年，同台北仍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仅剩下23个。台湾丧失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便于将其逐出其他国际组织。仅仅数年之间，台湾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国际官方机构中的席位，而要保留在国际非官方组织中的地位也何等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决心制止台湾政府宣称代表中国，而且拒绝国际社会将台湾看作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对北京领导人来说，“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一样，都是不能容许的。
台湾同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关系断绝之后，被迫采取异常的办法以维持国际交往。由于出口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对外贸易对其生存至关重要。日本是台湾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72年，台日贸易占台出口的12％和进口的42％。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东京和台北双方都希望维持密切的实质关系。正如日台外交关系中断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对自由民主党内的同事所说：“日台之间存在着强大而深厚的关系。因此，即使外交关系中断，双方的行政关系必须受到尊重和珍惜。只要他们不触犯维护日中关系的根本原则，我们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保持日台之间的行政关系。”①
在日台断交3个月之后，双方即同意作出非官方的安排，以取代外交关系。②日本建立了一个由一名前大使领导的交流协会，在台北设有事务所，而台湾也成立了亚东关系协会，在东京、横滨、大阪、福冈等地设有办事处，由国民党一位中央委员担任会长。两个协会的成员多是现任或已退休的外交人员，但以私人身分任职。虽然他们没有亨受给予外国外交官的全部优惠及豁免权，但仍充分享受特殊的待遇，以便他们能够完成通常由外交使团执行的任务。日台之间的贸易继续进行，没有发生中断。1972至1979年，台湾从日本的进口总值增长4倍，而对日本的出口增长6倍。日本在台湾的投资，在停滞一年之后，又恢复向上发展的势头。
1974至1975年，由日台双方国家航空公司经营的航线被停止一年多，这是对日台实质关系唯一严重的一次干扰。其原因是日本外相大平在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航空联系时，涉及对中华民国国旗的轻蔑处置，从而台北命令双方停飞。外国航空公司迅速填补了由日航及华航经营的这条航线，因此双方的空中运输并未中断。经过交流协会同亚东关系协会长时间的谈判，并且由大平的继任宫泽喜一外相在日本国会发表了安抚性的谈话之后，华航及日航的子公司——日本亚洲航空公司，终于恢复了这条航线。
为了促进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台湾建立了“中国外贸发展协会”。这是强制各出口商捐助而成立的民间组织，它在国外的办事处有各种不同的名称，这取决于驻在国的政治态度。在有些地方，当使用“中国”字样可能带来麻烦后，该办事处就取名“远东贸易服务中心”办事处。由于在多数国家都没有领事官员，台湾想出许多办法，为那些希望访问台湾的外国人提供签证。例如在西德，人们可以从“台湾旅行社”获得“推荐函”，以此在台湾入境时换取入境签证。在东京，亚东关系协会提供的签证上盖的印章是：“中国大使馆，汉城，韩国”。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签证由华航发放。由于同许多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致使台湾在解决那些需要由政府出面解决的问题时，便感到更加棘手，在国际上采取行动时也产生不便和出现迟延。但所有这些，都没有严重妨碍台湾同其他国家保持实质关系。台湾同其他国家的这种实质关系，使得它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继续繁荣发展。
当然，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台湾继续同它最重要的支持者和贸易伙伴——美国，保持着外交关系。在70年代，台湾同美国的贸易，占台湾进口的22—27％，出口的34—42％。1972年2月，在上海发表的经过仔细斟酌的联合公报中，美国同意进行具体协商，以促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但是，对何时和在何种条件下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并未作出承诺。美方称，它对海峡两岸中国人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持异议。美国重申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兴趣，宣布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美国将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设施，直到全部撤出台湾。该公报是华盛顿和北京同意暂时将台湾问题搁置一边，以便发展相互间的各种关系的象征。1973年，两国在对方首都成立了联络处，使发展双边关系的工作有了执行机构。台湾政府和人民对该公报以及互设联络处感到震惊，预感到这是他们今后前途的凶兆。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美国在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同时，加强同台湾的经济联系。
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不久，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即去台湾，向当地的公私项目提供长期信贷。到1975年，该行在台湾的贷款和信贷保证已将近20亿美元，是该行除在巴西之外投放资金最多的地区。1973年，美国在台北成立贸易中心。美国私人投资继续涌入台湾。1972至1975年，加入台北“美国商会”的美国公司从60个增至200个。从1971至1978年，台湾从美国的进口总值增长6倍，向美国的出口增长5倍。1978年，美台双向贸易额达74亿美元，而美中贸易额当时才11亿美元。
在美台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军事关系却在改变。美国为履行《上海公报》的承诺，逐渐撤出在该岛上的军事人员，使其从1972年的1万人减少到1978年底的750人。1974年，美国国会悄悄地撤销了1955年的《福摩萨决议案》。台湾虽仍继续从美国获得军事装备，但须以信贷或现金购买，而不是以赠送的形式进行。美国继续帮助台湾改善军火工业，特别是批准诺斯普拉公司从1974年起，在台湾合作制造F-5E战斗机。
70年代，台湾大学毕业生继续流向美国，但返回台湾的人数在增加。特别是70年代末，高级专业人才在台湾就业的机会增多；而在美国，因经济衰退，工作机会减少，回归的人更多。许多父母送孩子去美国留学，不仅是为了学习和改善经济条件，也是为了当他们的孩子在美国获得永久居住权或加入美国国籍之后，一旦台湾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些孩子可以为他们提供出逃的去处。因此，他们申请在美国享有永久居住权的“绿卡”，“绿卡”成为这些人的珍贵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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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压力
台湾经济经过了2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在70年代首次遭到严重的衰退。在这10年的前三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3％。但是，这种高增长率因石油价格猛涨而迅速停滞下来。因为台湾完全依赖进口石油，油价上涨对其打击特别大。1974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到1.1％，工业生产20年来首次下降4.5％，消费品价格指数上扬47％。但是，在对付这次危机上，台湾显示出它特殊的灵活应变能力。“十大建设”（本节以后将予以讨论）在70年代初即开始进行。虽然当时有些经济学家持反对态度，认为在过热的经济中，政府不应投入太多的资金；但是，为了抵消私营工业生产下滑带来的影响，这些工程被证明是有益的。1975年初采取断然措施，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便下降到5％。纺织业因国际市场萎缩受到打击，大批年轻纺织女工失业而回到他们的农村家园。这些工人虽然没有失业保险，但家庭代替了这种保险。1975年，经济逐渐恢复，达到4.5％的中等增长水平，之后几年又进一步回升。从1976至1979年，平均年净增长率达12％。
70年代，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放慢，平均年增长率为2.3％。大米生产持平，增长主要来自蔬菜、水果和畜牧业。农村收入与城市相比，一直呈下降趋势。政府为维护农村收入的增长，完全改变了过去的政策。1973年废除了大米换化肥的做法，从而使化肥降价，并得以大量使用。政府不但取消了以低价强制收购大米，相反还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以此作为对米农的补贴。这样，政府放弃了过去为了工业而榨取农民资金的做法，转而像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那样，对农业实行补贴。同其他地方一样，这些补贴使大米大量过剩，成为国库开支的很大负担。但为了缩小城乡在收入上的差别，防止农民政治不满情绪的增长；这样做是必要的。到1970年，农业工人的数量已饱和。农村劳动力的日趋短缺，刺激了机械化的发展。投入使用的动力耕作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稻米干燥机、动力喷水机的数量，相当迅速地增加。但是，由于农场规模小（平均每户仅约1公顷土地），难以单独投资搞机械化，使机械化进程受阻。为了推进机械化，政府在农民中间促进多种形式的合作，但收效不大。这样，到70年代末，政府需在诸多相互矛盾的目标中作出困难的决策：是否仍以家庭农场为标准单位，如何以机器代替日益紧缺和昂贵的农业劳动力，如何避免大米极度过剩和国库的沉重负担，如何缩小城乡收入上的差别，以及如何保持台湾的基本粮食品种自给自足。
在70年代，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慢了下来，但仍然取得了年均增长15％的突出成就，虽然其间1974年是下降，1975年增长较小。这种增长较50年代快，但比60年代末期慢。工业生产中，私营部分对公营部分的比重一直持续上升，但这种增长势头到70年代宣告结束，公私营部分的比例大约稳定在19％：81％。这种变化反映出：在基础工业及私营企业无力投资的大型项目上，政府须作更多的投资。政府投资的“十大建设”，包括台中新港的修建、苏澳港的扩建、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以及一个新的国际机场、一个联合钢铁厂、一个大型造船厂和几个石油化工厂的兴建等。
台湾的进出口贸易从1971年的39亿美元猛增到1979年的310亿美元。其中工业品的比重从1971年的81％逐渐上升到1979年的91％。台湾的生存仍然依赖对外贸易。为了同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竞争，台湾政府认识到需要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70年代，台湾开始将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变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本地制造的机器设备日益取代过去的进口产品，资本货物开始向东南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台湾领导人力图将主要是一家一户经营的小规模企业转变为大型现代化企业，从而在高技术产品上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采取的措施是在教育和训练方面下更多投资，政府要作更多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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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过渡
1972年，蒋介石以85岁的高龄再次当选总统，任期6年。但他的健康日益衰退，已不能参加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时，培养蒋经国为其继承人的工作早就开始了。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3年之后，于1972年出任院长。作为行政院长，他实际上是政府的最高决策人，但在重大问题上他仍请示他父亲，以尽人子孝道。1975年，蒋介石去世。副总统严家淦按宪法规定继任总统。严是个专家治国论者，没有政治背景，蒋经国遂成为真正的领袖。蒋介石死后不久，蒋经国即当选为国民党主席，197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蒋经国执政后，台湾政治体制的独裁性质并没有立即改变，但蒋经国的工作重点和统治方式，与其父迥然不同。他谋求在官僚体制的范围内，建立较明确的责任制，而不太强调派系背景和同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他经常到岛上各地旅行，身穿运动衫和宽松裤，直接倾听士兵、农民、工人和渔民的意见。这种做法与其父高高在上的儒家作风大相径庭。他大张旗鼓地发起反腐败运动，使一些高级官吏被定罪伏法。他曾经当过21年的“中国青年团”的领导，因而仍然对青年工作感兴趣，并重用年轻人。尤其重要的是，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台湾人的地位。他任命台湾人为行政院副院长、省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他特别关心农业改革，其目的在于提高几乎全部是台湾人的农民的生活水平。“二·二八”事件已过去25年，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关系已趋成熟。尼克松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改变，在台湾不论对大陆人或台湾人，都是很大的冲击，使他们认识到彼此携手合作以对付来自大陆严重威胁的重要性。
70年代，戒严令继续执行，其他形式的政治控制也未放松。但蒋经国受到高层领导人中一些自由派人士的影响，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放宽政治活动和言论自由。1971至1972年，在国立台湾大学的知识分子中间，政治讨论活跃，并见诸报端。这次讨论涉及到诸如学术自由的限度、治安警察的作用以及收入分配等敏感问题。台湾政府和国民党对此作出谨慎而有效的反应，使这次讨论重新回到他们认为恰当的限度之内。有一家叫《台湾政论》的月刊，曾大胆引用一位在国外的反国民党知识分子的话说，台湾人民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是推翻国民党建立独立国家，一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实行统一，两者必居其一。该杂志仅出版了5期，1975年便被停刊。其编辑次年以煽动叛乱罪被叛处10年徒刑。有些问题在台湾仍被列为禁忌。①
70年代，许多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必须进行政治变革的压力。由于在大陆选出的全国代表机构里的委员亡故很快，更加突出感到必须重新考虑以下问题，即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些机构必须在全中国都有代表性。1972年和1973年，新增选了少数国大代表、监察院和立法院的委员。但这仅是权宜之计，对于如何长期解决这一难题，并未找到办法，只得将其束之高阁。台湾籍的从政者谋求在现有体制下，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取得更大的势力。因此，地方性的政治活动变得更为活跃。他们以各种花招争取流入城市的大批移民。这些移民已不再被原来地方以政治忠诚和义务所束缚。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群众关心选举活动。富裕的台湾籍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投巨资为某些候选人竞选。在1977年的省级和地方选举中，无党派候选人首次在全岛范围内进行合作。有些人公开警告国民党，不允许他们操纵选举。在中坜，当一名国民党官员涉嫌在选票上搞鬼之后，一群暴民骚乱，纵火焚烧了警车和消防车。政府平息这次骚乱时表现得十分小心。无党派候选人赢得了1/5的席位，多于他们在1973年选举中获得的席位，但少于此前有几次选举中所获得的席位。台湾的第三和第四大城市——台南和台中，都由无党派人士当选市长。无党派从政者因这次选举结果而欢欣鼓舞，他们认为这是向较为民主的制度迈进了一步，虽然微小，但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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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学术生活
自从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之后，从中国大陆移植到台湾的中国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来自西方的新苗被嫁接在中国的砧木上，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杂种。新的技术发展以及大规模的教育，产生出一种大众文化。它几乎立即传播到全岛，并日益紧密地同世界文化潮流结合在一起。虽然官方竭力鼓励追求传统的中国文化，但其崇拜者的队伍却日益缩小。
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努力影响文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曾受到各种反对力量的冲击。为了反共求生，台湾当局企图利用文化，并争取知识界，为其反共服务。例如早在1950年，政府即建立文学奖，鼓励作家生产“反对集权主义和共产主义，捍卫人类自由的，有积极意义的文学作品”。①许多作品，特别是50年代的作品，带有明显政治色彩：需要用最重的笔把共产党大陆描绘成漆黑一团；需要避免可被认为对台湾政府有颠覆作用的主题。30年代中国的主要作家几乎全是左倾分子，他们仍留居大陆，其著作在台湾被列为禁品。
台湾领导人将台湾描绘成珍藏中国传统文化的场所，宣传中国共产党人反复灌输外国思想，正在摧毁中国文化。而大陆在反右斗争中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搞文化大革命，以及扫“四旧”运动中红卫兵大量毁坏书籍和艺术品等，证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指责言之有据。国民党领导人认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要。这不仅为了尽量划清他们同共产党人之间的界限，增加台湾对海外华侨的吸引力，也是为了强调他们对“一个中国”的保证。
为了使台湾人认识到他们属于中国文化，政府禁止进口日本出版物及电影片，不允许地方电台播放日本歌曲。并在学校课程中增设中国历史及文明史，反复灌输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诸如尊敬父母和尊重权威等。60年代，台湾政府修建了“故宫博物院”，这是一个精致的展览馆，从大陆带来的大批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珍品都在此展出。政府多次主办在台湾的艺术家的传统中国画和书法展览，以及中国古典音乐表演。军队支持四个独立的京剧团。这些京剧团不仅为台湾及沿海岛屿的武装部队服务，也为公众演出。①
学术生活仍由“五四”运动时代的幸存者们领导。罗家伦负责文史馆的工作，开始编辑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傅斯年在1919年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担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在大陆时领导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现已迁到台北郊区南岗的新址，与其他研究所成了近邻。它所公布的当时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档案中有关帝国主义战争及中国国内运动情况的文件，对全世界的历史研究工作都有裨益。
大陆的某些大学在台湾重新成立。北京的清华大学和上海的交通大学在新竹重新成立，并在该地为新竹科学工业场提供理工方面的援助。政治大学和中央大学原在南京，现分别重新安置在台北和中坜两地。东吴大学的校友们在台北建设了一座新的东吴大学。罗马天主教会过去曾资助过北京的辅仁大学，现又在台北建立了一座辅仁大学。亚洲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在台中创办了东海大学。在台北过去的帝国大学，变成了台湾最有声望的最高学府——国立台湾大学。以上仅是台湾105所高等院校中的一小部分。1987年，高校学生共有44.3万人。
台湾政府力图将岛上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反共队伍，以保卫中国的传统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同从西方——特别是从美国涌入的思想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冲突。官方认为，台湾既是中国传统的贮藏所，又是自由世界的堡垒。为了从美国继续获得对台湾生存至关重要的支持，台湾当局在自由问题上虽耍些花言巧语，但也给予知识分子一些自由，且不允许两者之间出现太大的差距。台湾当局的上述政治需要，加上社会的迅速现代化，使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台湾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文学、音乐、戏剧、艺术和舞蹈上，更广泛地应用西方的主题和艺术形式进行试验。
台湾文化变革最大的特点是大众文化的传播。这种集新旧为一体的文化因得助于现代科学技术而兴起。半导体收音机很早就出现了，其数量很快成倍增加，使全岛千百万人能听到新闻广播、京剧及通俗音乐。之后，立体声唱片或录音带（多是非法翻录的，并且很便宜）开始普及起来。到1980年，台北的许多出租汽车司机都在车上装上了磁带收放机，以便他们能欣赏自己喜爱的音乐。台湾著名歌星演唱通俗歌曲的磁带，是中国大陆城市中年轻人渴望寻觅的对象。
政府经营以及私营的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影片日益增多。这些影片供台湾放映，并在香港及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华侨中散发。到70年代末，台湾制片厂年产影片150到200部，主要是历史片、功夫片、爱情片及喜剧片。就质量而论，台湾片不及日本最好的导演导制的影片，但上座率却很高。到80年代初，电视已成为接近公众最有效的手段。1979年，台湾电视机总数已超过300万台，约每5人1台。①台湾电视节目受美国的影响，也结合变革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播放新闻和文娱节目。节目包括杂耍、台湾剧、日间播放的连续剧、历史剧，以及一些教育和公众服务影片。全岛3家电视台靠广告收入维持。到1979年，播送的节目几乎全部是彩色的了。
过去30年来，台湾发行的日报数量没有大的变化，仍然保持在30家左右。但是，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和生活的逐渐富裕，特别是自1965年以来，受欢迎的日报的发行量大幅度上升。为了使岛上各地的报道迅速传送，安装了高速印刷机和传真排版机，从而使报纸的印刷能满足需要。到1980年，全岛四大日报（私营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台湾时报》以及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的发行量将近300万份。台湾全部日报的总发行量为400万到500万份，平均约每4人有1份日报。①各大报都预订了国际主要通讯社及台湾中央社国际部的新闻稿，因此这些报纸登载相当大量的国际新闻。《中国时报》和《联合报》还设有文艺副刊，为在台湾的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联合报》还在美国出版美洲版，供当地华侨阅读。
文化生活还有其他方面，从台湾传统的“拜拜节”（在整个农村中大宴敬神，并伴有戏剧和木偶表演）到艺术家和作家种种标新立异的试验（如西方的抽象派艺术及象征主义、存在主义作家的写作方法）。当前正风行振兴中国民间舞蹈，并使之现代化。一个生气勃勃的青年舞蹈团——云门舞蹈团，将中国的和现代的舞蹈技巧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已在美国和欧洲演出过。
自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成立以来，在该地产生的中国小说已经历了很大的变化。③
但在1960年，一群有才干的年轻大学生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他们利用这份杂志发表自己的作品，或翻译介绍一些西方的现代作家，如卡夫卡、戴维·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乔伊斯、萨特、菲茨杰拉德、福克纳和斯坦贝克等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批年轻人不得不舍弃曾吸取过西方文学技巧的30年代中国文学主流派，而重新使西方的现代思想适应中国小说的创作。他们作品中的佼佼者，如白先勇的《台北人》，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他的作品，以及他的同事王文兴、陈若曦和欧阳子等人的作品，打破了50年代的旧框框，使台湾文坛显得更加生动活泼。但是，有人却批评这些作家，说他们只关心形式而忽略内容，也说他们对当前台湾人面临的问题，缺乏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索。①
70年代，台湾小说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台湾出生的作家关心穷苦人民，特别是农村的穷苦人民和社会上被欺凌的人们的生活。这些写所谓乡土文学的人，如陈映真、王拓、王祯和、杨青矗和黄春明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了不少台湾方言，描写来自农村的“小人物”在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快速变革中所遇到的苦恼。这些作家中，有人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陈映真因“颠覆活动”罪被判7年徒刑，王拓和杨青矗因与1979年12月高雄暴乱有牵连，1980年被判12年徒刑。
在台湾，如同在其他地方那样，通俗小说作家的作品远比“现代派”作家和“本土派”作家的作品畅销（“现代派”作家力图以革新的手法，在自己的小说中使用西方的文学技巧；而“本土派”作家则关心现代化对社会最低层人们带来的影响）。最突出的例子是琼瑶。她已写出20部长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已拍成电影。她写的爱情故事有美满的结尾，从而赢得了大批读者。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63年问世，迄今已再版30次。①
台湾文化存在着三种趋势：为保留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奋斗，知识分子为创造独特新颖的文艺作品而努力，以及现代群众文化的出现。所有这些趋势在大陆也可以察觉到，但却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不管在中国，或是在台湾，孩子们不再单调地背诵儒家名篇，或花长时间用毛笔练写书法。很少有官员能赋诗作画。古典文艺也多被送进博物馆而无人问津。但是，大陆较之台湾，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即它拥有如长城和故宫等著名的历史古迹。大陆的考古工作者还在不断发掘古代的珍宝，包括蔚为壮观的西安秦始皇陵墓（兵马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压制的传统通俗文艺——京剧、杂技、木偶剧以及街头卖艺的吞剑表演等，在70年代末迅速复苏，使长期患娱乐饥饿症的群众十分高兴。由于北京政府强调保护文物，院校又培训了年轻的杂技演员、民间舞蹈演员、京剧和地方剧种演员，对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通俗娱乐活动又全面放松限制，这样，台湾宣称只有它才是中国传统唯一保护人的说法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在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大众文化的冲击下，台湾的传统大众文化已在步步退却。台湾的大众文化已日益国际化和商业化。在大陆，人们要求翻译西方国家的书籍，播放极受欢迎的外国电影和电视节目，年轻人对来自台湾和西方的音乐很感兴趣。这说明，大陆的人们希望接触早已席卷台湾的世界文化，至少在沿海城市是如此。
在台湾，有志于进行严肃的文艺工作的人们，在发挥自己的才能方面，比在大陆的人享有更大的自由。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以现领导人规定的办法，迫使文艺“为人民服务”，使人们的创造性受到束缚。台湾与此相反，国民党虽限制接触敏感问题，但并不强迫作家只搞一种模式。党的官员可能不理解或不赞成抽象派艺术，但画家和雕塑家仍有自由去进行试验。这些年来，台湾艺术家和作家的创造在生动和技巧方面有了进步。
到1980年，有些台湾小说已在大陆出版。同时，二三十年代大陆的一些伟大作家，如鲁迅和老舍，他们的著作虽仍在官方禁忌之列，但对那些知道何处有香港非法出版的版本的人而言，不难获得他们的著作。因此，在80年代初期，大陆和台湾双方已开始互补而共同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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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动倡议
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访华及《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倍努力使台湾政府和人民确信：“解放”台湾不可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人告诫说，美国不可靠，并号召台湾当局就国家统一问题同大陆进行谈判。北京过去发出这种号召时，几乎完全针对在台湾的大陆人，现在却开始注意台湾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很清楚，大陆人在台湾政府中的统治地位终将结束，占人口大多数的台湾人必将取而代之。他们认为，到那时，台湾领导人继续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70年代初，周恩来亲自会见了几批海外华侨，包括在台湾出生的华侨。他向他们保证，台湾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其生活水平将不会降低，而且台湾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造将逐渐进行。他邀请台湾的人们到大陆访问，亲眼看看大陆的情况。他还强调台湾人在“解放”台湾中的重要作用。在这类会见中，周恩来和邓小平均强调，为了实现统一，需要长时间的耐心工作。但是如果和平方式失败，他们并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在向台湾人民努力发出呼吁时，明显地缓和了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认为该运动的领导人虽然固执，但还可挽救。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注意做台湾当地人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大陆人。它向这些大陆人保证，不管过去的罪恶多大，只要现在为台湾回归祖国工作，他们将获得宽恕。它邀请他们公开或秘密地来大陆访问。它释放了几百名已关押25年或更长时间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相当一批在60年代捕获的特务分子。如果这些人愿意，还允许他们去香港或台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吁，同过去一样，对台湾影响不大。1976年，行政院长蒋经国在立法院说：“我们的态度是：决不同共产党人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①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管是大陆人或是台湾人）认为，在北京控制台湾后，他们个人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害怕，台湾的生活会降低到大陆的水平，而且他们会同样遭受强加在大陆中国人身上的那种难以忍受的控制。大批美国和日本的华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向他们传达了在大陆的见闻，但与他们在台湾相对舒适的生活相比，大陆的情况对他们没有多大吸引力。
① 1972年10月1日《朝日新闻》。
②戴维·纳尔逊·罗：《非正式外交关系：1972—1974年日本同中华民国的情况》，具体叙述 了日台建立特殊机构取代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也可参阅克拉夫：《岛国中国》，第7章。
①关于70年代初的政治趋势，请参阅马黄（音）：《台湾知识分子骚动：要求实行政治改革（1971—1973）》。
①齐邦媛等编：《当代中国文学选集：台湾（1949—1974）》，第2卷，第1页。
①参见伊尔姆加德·约翰逊：“台湾的京剧改革”，载《中国季刊》（1974年1—3月），第57期， 第140—145页。
①《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80年）》，第595页。
①许绰云：“文化价值和文化的连续性”，载熊等人编：《台湾经验（1950—1980）》，第24页。
②参见珍妮特·L.福洛特编：《台湾的中国小说：批评的观点》。
③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1917—1957）》，夏济安的附录，第511页。
①利奥·李欧凡（音）：“台湾文学的现代派和浪漫主义”，戴福洛特：《台湾的中国小说》，第 6—30页。
① “台湾文学的现代派和浪漫主义”，第22页。
①《中国动态》，1976年9月20日，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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