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以后的时代
“伤痕文学”、暴露文学和新浪漫小说
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打开了各种文学创作的闸门。四、五十岁的作家打头阵，但很快又被更年轻的男女作家所取代。短篇小说一再走红，成为受欢迎的形式，充斥着各种新的国家级的和地方性的杂志。饥渴已久的读者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讨论，因为新的小说、戏剧或电影一个接一个地引起轰动。
人们所关心的三个领域很快就形成了。首先是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荒谬的道德世界，以及它留在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心灵上深重的、也许是难以根除的伤痕。其结果是产生了“伤痕文学”。这个名称得自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卢新华于1978年秋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伤痕》。这是关于一个积极的女青年的悲伤的故事，她不能同她的母亲，一个在“四人帮”时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干部和解。
随着反对“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义愤心情开始减退，作家们意识到应该更深入地检讨50年代末期以来所发生的事情的全过程，检讨整个当代长期存在的弊病和不公平。随着永远是绝对真理的领袖神话的破灭，这一切如今反映在“暴露文学”中。1979年夏天开始了一个异常的开放时代，第二年作家们便赶紧描绘腐败的官僚制度、伪君子和恶霸，使用了4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领域中所未曾使用过的方法进行谴责和讽刺。
毛以后的时代的作品的第三个重要主题是个人生活的价值、爱情在社会生活中的恰当地位、对爱情的否认带来的危害——这一切首先是小说、传奇文学（介于道德情节和狂想曲之间）和大量令人难忘的思想深沉的故事、诗歌和戏剧等所提出的问题。
“伤痕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实际上是宣言，就是刘心武（1924—）（刘的出生年代似有误——译者）的小说《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11月）。刘心武所宠爱的主角是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的高中教师，在刘心武后来的几篇小说中同样出现了这一人物。《班主任》中这位教师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本身虽然平淡无奇，但却简练地烘托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年轻人。一个是“四人帮”时代遗留下来的失足少年。这位教师不顾同事们的种种猜疑，帮他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失足少年，而在于那位抱有成见的团支书的思想：她思想上不能容忍的程度比这个不可救药的少年自暴自弃思想更甚。她过于积极和幼稚，动辄将她从未读过的文学作品说成是黄色书籍。与之正面对照的是第三个学生，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使她在动乱年代能继续从书架上拿到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从而得到健全发展。
刘心武已成为正在涌现的青年作家的雄辩的发言人。在1979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他用演讲令人感动地介绍了一百多个在1966—1976年10年中丧生的作家的名字，其中有许多人被暴力夺去了生命：
当年的左联五烈士，他们被杀害时，是说他们是共产党，是搞革命的，也就是说，是把他们当左派杀的，他们牺牲得惨烈，但我想他们的灵魂是并不痛苦的；而我们现代所悼念的这一大批牺牲者，他们被残害时，给予他们的是些什么罪名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右派”、“大右派”、“漏网右派”、“黑帮”……总而言之，统统是当成右的势力来残害的，那些没能等到粉碎“四人帮”便牺牲掉的文艺烈士们，他们的灵魂一定受尽了痛苦的煎熬！面对着这份名单，当我们低首默哀时，我们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投身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繁荣富强的文艺事业，却还要作好牺牲性命的思想准备？难怪当我开完那天的会，见到我的一些亲友时，他们当中就有人充满善意地说：“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主席台是件有福气的事，文艺界，那是个地雷阵，你看光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整死了多少人，现在你踩迸那个圈子里去了，你作好被地雷炸死的准备了吗？”①
刘心武对于短篇小说技巧的驾驭能力提高极快。1979年6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小说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揉合成为一个读者难以忘怀的画卷，一个才智过人但却遭受灾难的离经叛道的人的肖像。这篇小说的一个中心形象，是主人公保存在桌子里的一张女人照片——他同她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当一个好管闲事的同事发现了这张照片并公诸于众时，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这个女人后来拜访了他——显然他在保护她，使她免遭政治攻击。刘心武将这个隐藏的照片形象令人瞩目地比喻成这位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农民可以拥有自己耕种的自留地，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拥有自己的自留地，一个自主的心灵角落，一个精神上的栖身之处？在中国的传统中，这是一个具有潜在爆炸能量的概念。
知识分子代替了前10年不可替代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的主人公形象，成为许多“伤痕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有缺陷的和摇摆不定的中间人物自60年代中期销声匿迹以来又第一次与大家重新见面。好人仍遭受悲剧性命运。所有结局通常都是乐观的；然而表现手法多少有点程式化，离不开对革命光辉前程的信念，而触及现实的程度不如后来很快出现的作品，即被称为“暴露文学”或被一些敌对的批评家称之为“绝望文学”的作品。曹冠龙（1945—）的小说《三个教授》涉及的仍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但其色调十分阴暗，因而仍可划在“暴露”一类。这篇故事几乎具有博格斯式的错综复杂，讽刺了对才智的摧残。三教授之一的学生在狱中自杀了，这个男孩已完成的论文被没收，锁在一间上了新式锁的房子里。这位教授在机械方面的天才使他得以破解这把锁的奥秘。他坐在那间屋子里，沉迷于学生的论文中，边读边修改，直到“他们”进来将他逮捕。这篇小说中一个令人难忘的特色（正如其他一些青年作者的著作一样）是对科学术语的想象性使用：教授的大脑全速运转时好比显像管上的荧光屏。作者还详尽地描述了他用以开锁的复杂途径。
另一个例子是刘庆邦（1951—）的《看看谁家有福》，超出了1966—1967年十年浩劫的时间范围，直接揭露了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的饥荒。一面描写农民们的煮饭锅被送进了小高炉后，如何为寻得一口粮食而不顾一切，一面鞭笞干部的昏庸无能和冷酷无情。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的两个“修正主义”作家刘宾雁和王蒙，自从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引起了最大的关注。刘宾雁1979年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是一个暴露“四人帮”时代盛行的腐化堕落的极好例证。但是刘宾雁的奉献精神和勇气显然在于他坚持认为这种腐败仍然存在。刘宾雁笔下的罪恶之“妖”是王守信，一个“四人帮”时期的女干部，通过敲诈勒索、造谣惑众、拉拢引诱、行贿受贿等各种手段，爬上了东北一个煤炭公司的经理和党委书记的宝座。凭借这一基地，她建立了一个金钱和政治权力的私人帝国。刘宾雁的控诉不只限于1966年以后，他还描绘了早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人民吃树皮的时候，干部的孩子却在大街上把肉包子扔给狗。刘宾雁的矛头也不只是对准一个妇女，因为他简略地勾画了形形色色的谄媚的阴谋家。刘宾雁的最新作品更加注重语言的精炼、结构的精巧，而其基调也许变得更为刺耳了，这导致了1986年他被开除党籍。
王蒙作为最多产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出现在文坛上。他出任文化部长的几年中，为使邓小平政权迎合男女文人的需要做了不少工作。王蒙主要关心的仍是做官的道德，一个官员通过仕途生涯来维护统一，以及一个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时期的浩劫之后，为保持和重新获得革命信仰而进行的斗争。由于他乐意进行技巧革新的试验，因而他的作品列在当前中国小说的前沿。在他著名的小说、1956年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中，作者与主角之间就已存在相当可笑的距离：虽然当年王蒙才22岁，但他不切实际的成分显然比“新来的青年人”要少得多。因为王蒙脱离了天真的自叙传，所以他最近的小说如《布礼》就具有特殊的力量。这篇小说中，一个地方官员描述了他自己对党的态度的发展轨迹，从最初充满热情，中间成为右派和劳改犯所经历的痛苦，直到最近重新入党；在《夜的眼》中，一个知识分子在离开城市20年后重新回来时，面临着“走后门”的腐败问题。《悠悠寸草心》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技艺娴熟的理发师，他想“为党服务”却受到挫折，高傲自大又刚愎自用的干部压制了他的报国之心，人们肯定会想到这也是作者自己的遭遇。王蒙这三篇小说均发表于1979年。
王蒙在他的小说中巧妙地设计出乐观的结局（虽然这些结尾有时被看成是硬凑上去的“光明尾巴”），因而他在许多争端和指责（指责他是消极主义）中挺住了。
在一个更加强调描写真实、反对特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运动中，蒋子龙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他完全是一个主流作家而不是一个修正主义作家。他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76年（原文如此，实际上比这要早——译者），远在刘宾雁和王蒙这些被标上“右派”的作家允许发表作品之前。蒋子龙是毛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工人作家，他的主人公不屈不挠地排除困难进行生产。这些困难可能产生于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专家、自鸣得意的干部，或者是极左分子，视当时意识形态的气候而定。但是蒋子龙已为自己的放胆直言拓开了一块地盘，他的小说也可能为领导们所接受。他1979年的小说《基础》描述了高级干部一个个推诿责任，甚至拒不承认一个沉重机器的水泥基础已经破裂、动摇，完全不能用了。诚实的老班长鼓励他的钢铁工人拆除基础，以便重建，但是工人们因为停工待料而虚度了几个月时光，他们的兴趣仅仅在于假日为加班费工作。最后，一个女青年积极分子成功地使工人们投入行动，但这也是在她对下列事件表示了令人痛苦的忧虑之后工人才动起来的：中国不能在生产和技术上赶上资本主义国家。
作家茹志鹃（1925—）在1958年写作了脍炙人口的小说《百合花》，这篇小说以极其感伤的笔调描述了内战中一个负伤死去的战士。令人难忘的显然是第一人称叙述者的青年女干部被压抑的性意识。茹志鹃对暴露文学的贡献之一是1979年发表的《剪接错了的故事》，这篇小说批评了大跃进的浮夸风和后来的掩盖手段。
新创刊的地方文学杂志不同程度上鼓励了作家的创作勇气：其中安徽和广东最倾向于支持作家放胆直言。1979—1980年发表的小说倾向于使大众深切地认识到已经发生的错误，而这种细节的描述则是前些年所不曾见到的。地下的或“非官方的”杂志，在1979年“北京之春”时期大量产生。这些杂志也发表一些作家如诗人黄翔的抗议和警告。在1976年以前的年代里，黄翔被人揭发说他将手稿藏在一个蜡封的塑料包中，当政治气候转变、可以发表的时候便熔蜡取出他的作品。①在这些短命的杂志上发表的、躲过了出版审查机构审查的小说中有些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苏明的短篇小说《可能发生在2000年的悲剧》是一支政治狂想曲，它断言一代人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将再次降临。《在废墟上》虽然有力地唤起人们记住刚刚过去的年代所遗下的荒原，但仍在结尾时通过其主人公，一个老练的教授对历史作出的长远的透视而展现了希望的光辉。
“暴露文学”的其他主要作品有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小说以一个新囚犯来到劳改农场开头，以全副武装的卫兵结束：玉兰被无辜者的鲜血染红了。刘真的《她好象明白了一点点》暴露了60年代早期的山村贫困引起的饥荒；竹林的《生活的路》报道了1975年农村存在的行乞现象。这个时候，高晓声的小说虽然充满机智和热情，却传达了村民生活的阴郁凄惨，他的主人公为改变贫困的生活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显然前景暗淡。《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是他最为有名的小说中的两篇。
有些小说使用一种框架，请读者通过这个框架去品味他对残酷现实的觉悟，居然与一位高级干部对残酷现实的认识十分相似，而这位高干渐渐发现这些苦难正是他自己过去的行为所造成的。钱玉祥的《历史啊，你审判我吧》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另一些小说则把两代人并列在一起，描绘了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已使他们的青年继承者失望了：陈村的《两代人》和金河的《重逢》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这个主题。
纪念文人的文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年来唯一允许的纪念主题是鲁迅，但在1979年大量涌现了对黑暗的十年中遭受迫害的作家表示敬重的文章。邵荃麟及其妻子受到他们的女儿的纪念。邵荃麟是提倡小说描写“中间人物”的主要倡导者，他在60年代中期成为教条主义批评家的主要攻击目标。大量的这类文章中最为人欣赏的是巴金怀念他已故的妻子的作品。
对浪漫的爱情故事的偏爱只是一个征兆，预示着人们再次关心小说、故事对个人生活史的评估。谌容（1935—） 1980年发表的小说《人到中年》，表现一个女眼科医生，如今因为心脏病突发和精神崩溃，自己也躺在了病床上。通过她的回忆和思考，小说加深了当时的内省基调。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散文传达了医学的浪漫；作为纪念品的是一个戏剧性的眼科手术；但是小说表现的基调是极度紧张、过度劳累、官僚主义的挫折和缺少报酬等感觉。谌容故事中的主角，一些年纪稍大的知识分子，背负起社会的重担，但却很少得到承认，很少受到注意。一个同事的出国移居计划赢得了更多的同情而不是批评，事实上这位移民从机场的来信完全破坏了故事欢乐的结尾（一个老农民的治愈）。
女作家张洁（1938—）于 1980年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由于勇敢地肯定了浪漫的爱情而受到欢迎，但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她遭到攻击，说是行为放荡，道德不容。这个故事由一个女孩对她母亲的悲惨回忆构成。她母亲同一个平庸的丈夫结了婚却爱上了一个老干部，老干部保护了这位革命烈士的遗孀，但却没有同她结婚。他们的浪漫史就这样保留着一丝缺憾。
有两篇小说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在“人性”幌子下过分渲染了个人的或感情上的满足。《第二次握手》是青年作家张扬的作品。它在60年代末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但到了1979年，作者从反党罪的监禁中释放出来以后此书才得以出版。这是一部关于著名的进步科学家“永恒的三角”爱情生活的无害的狂想曲。“第二次握手”意味着重新解放，意味着现代化，意味着对老式的言情小说之类“长时间阅读的书”的需求。
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于1981年出版，这部小说在小说技巧上更为时髦，虽然同台湾、日本或西方世界的小说相比，其内心独白、梦境等“创新”，其象征和引喻的繁复使用实际上显得更为平淡。这本书许多地方涉及到围绕出版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性”的爆炸性主题的手稿而展开的斗争。这个主题也是长期压抑的知识分子何荆夫的信条。何荆夫是孙悦的情人，孙悦则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她对过去20年的回忆，表现了对阶级斗争是通向未来的钥匙这一概念的极度幻灭，主张和呼吁回到更为人道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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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的新诗人
在近年来所有的旧体诗作者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无题诗，这种传统的五言四行诗于1976年4月初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悼念三个月前举行了葬礼的周恩来。当时一首优雅而精致的悼念诗引起了周恩来的敌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注意，这首诗也反映了他们在周恩来死后的表现：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虽然《天安门诗抄》①中的诗歌大部分都使用现代语体和通俗的民歌形式，但另一些如上面引用的这种类型的诗歌却发挥了它们传统风格的作用，更加强了毛自己诗词给人们的教益：古诗词形式在新社会里远未过时。
新诗人在暴露文学中起了一定作用。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正如题目所暗示的，鞭笞了为个人目的而滥用职权的行为。韩瀚、雷抒雁和女诗人舒婷都写了使人耳目一新的具有浓厚个人情感的诗歌；一些成名诗人如艾青和白桦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重新归来，对任何专制压迫的复辟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真理怎么能是某些人的私产！
不！真理是人民共同的财富，
就像太阳，谁也不能垄断。50000447_0852_1②
最为极端的形式回归是回到惠特曼式的散文诗风格，使用无韵的、复杂的，但有节奏的分行形式。毕塑望在《只因》中使用了这种形式，为女干部张志新唱了一曲挽歌。张志新在1975年被残酷地处死，这一事件成为“四人帮”帮凶的重大罪行（在被带到刑场上之前，她的喉咙被钻了一个洞，（原文如此，实际是割断喉管——译者）不让她喊叫；据说一个卫兵见此惨状当场晕倒了）。
以北岛（赵振开，1949—）和顾城（1958—）为首的80年代早期的青年诗人，在关于“朦胧”的论争中成为主要目标。（朦胧对于训练有素的诗歌之耳和诗歌之眼来说意味着含蓄之美，但对几十年来献身通俗化语言的批评家来说，则是一定程度的不必要的猜测的困难。像北岛的《雪线》这样的诗歌自然令人想起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或30年代中国象征主义诗人：
忘掉我说过的话
忘掉空中被击落的鸟
忘掉礁石
让它们再次沉没
甚至忘掉太阳
在那永恒的位置上
只有一盏落满灰尘的灯
照耀着
雪线以上的峭崖
历尽一次次崩塌后
默默地封存着什么
雪线下
溪水从柔和的草滩上
涓涓流过①
这些青年诗人是怎样接受他们前辈的直接影响的，这一问题仍有待讨论。
自1976年以来出现了许多女诗人，包括舒婷，她的《赠别》令人想起冯至的十四行诗的那种安详的沉思，但却流动着一股清流，力图再现往日的美好；梅绍静的《问》是对那些承受了20年沉默的人提出来的，他们像牡蛎一样蜷缩在自己营造的重壳里，或者像蚕一样为造丝而受煎熬。
诗人雷雯1979年12月发表的作品则表达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幸存者所必须的坚韧意志：
菱
没有自己的泥土
因此
它用那带刺的果实
保卫
艰辛的生活①
一位至少最初是以诗而成名的作家现已转向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徐迟（1916—）已将报告文学变成一种有趣的诗歌性散文样式。1978年的《歌德巴赫猜想》和一些其他的作品描述了数学家、地理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的生活和成就，对科学的小说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那些创造科学知识的人偶然的乖僻行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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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话剧
可能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非常过分地将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强行塞进观众嗓子之故，因而人们转而钟情于话剧。也许这个转变是真正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仅仅是由于新一代的剧作家和戏迷认为这个更富当代意义的名词更合胃口。无论出于何种原因，60年代早期引起争论的话剧是披着历史剧的外衣，而70年代后期的话剧则垄断了新爆发的舞台活动。
“四人帮”的倒台，同讽刺他们滥用权力的戏剧在舞台上的出现，中间只有短暂的一瞬。《枫叶红了的时候》是一个表现“四人帮”追随者企图破坏一个研究所的工作的讽刺剧，这个研究所的成员哀悼毛逝世的同时，仍全身心投入重新开始的科研工作，以纪念毛。更为感伤也更受大众欢迎的，是1977年苏叔阳创作的《丹心谱》。这出戏的戏剧高潮是舞台上收到了来自病床上的敬爱的领袖周恩来的电话。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的拥护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示威也是宗福先1978年创作的《于无声处》的主题。赵寰等的《神州风雷》（1979）中，周恩来被搬上了舞台。朱德是这出通俗道德剧的另一个主角，反面角色是“四人帮”成员们。
1979—1980年，倾泄了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之后，一大批对仍然存在的专权进行更深入中探索的新剧又出现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邢益勋的《权与法》。这出戏上演于1978年5月，揭露了一个如今已恢复了权力的以前“四人帮”的受害者。这个人成功地掩盖了他20年前犯下的罪行，包括因用救灾款而导致许多人的死亡。人物的现实主义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同情，他们在他们自己和先辈们所开创的制度下，悲叹这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赵国庆的《救救她》探讨了新近认识到的少年犯罪猖獗的问题。在一个干部子弟的引诱下，女主人公成了一个持枪流氓集团的成员，并且有了一个私生子，而她以前那个老实的男朋友在最后一幕又忠诚地接受了她。
1979年的戏剧《假如我是真的》，①标题表达了情节本身讽刺的循环：假如年轻的主人公确曾是高干的儿子，而不只是一个冒名的顶替者，那么他就能享有中国官僚主义的下属们持续不断的谄媚而给予他的各种特权。这出戏比它的模特，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更入木三分。它只上演了为数不多的几场，也仅限于北京和上海的内部演出，并且当年年底便被禁演了。苏叔阳1980年的《左邻右舍》虽然由于对追求个人享乐的干部进行讽刺而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却更加显得不关痛痒。这出戏通过1976—1978年国庆节对北京一个四合院的冲击而展开，表现出作者对老舍及其《茶馆》的借鉴。
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是一部电影本，讲述犯罪行为——强奸和谋杀——被保护高级官员的军队所掩盖。李克威的《女贼》是另一部描写青年人的电影，这些父母受迫害的子女或受到被引诱的受害者与社会发生了冲突。同《假如我是真的》一样，这些电影在1980年2月北京的一个大型讨论会上讨论过，在这次讨论会上胡耀邦作了一个关键性的发言。大家都同意，作家不应忽视社会难题的长期性，但他们应该认识到旧社会残余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影响，应该关心突出新社会的积极力量，这样就能产生新的面貌。总之，作者应该考虑他们作品的效果。
在大量新的通俗戏中，许多都探讨了长期遭到压制的罗曼蒂克的爱情主题。田芬和钱曼兰1980年的《她》突出了成年人追求爱情和婚姻这样一个诚实的主题。《她》重新肯定了一个年轻寡妇追求幸福的权力，她一直孝顺地侍候婆婆；而男主人公则不顾自己家庭的反对去追求这个寡妇的爱。这一类戏剧坚决主张表现个人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完全不同于那种统治舞台多年的宣传口号式的自我牺牲主张。
①刘心武：“向母亲说说心里话”，《上海文学》 1979年第12期，第80—85页。由海伦娜·科 伦达翻译，译文在霍华德·戈德布拉特编的《80年代的中国文学》第137—138页。
①见罗杰·加赛德：《活跃起来！：毛以后的中国》。
①诗集由一群教师以童怀周的集体笔名出版于1978年。
②白桦：“阳光，谁也不能垄断”。
①译文见邦尼·S.麦克杜格尔：《太阳城的提示：北岛的诗》，第73页。（见《北岛诗选》，新 世纪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00页。——译者）
①雷雯：“小诗一束”，见《诗刊》1979年第12期，第56页。译文见W.J.F.詹纳：“1979 年：中国文学的一个新起点？”载《中国季刊》第86期（1981年6月），第274页。
①沙叶新等创作，又名《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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