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
在60年代初，几乎没有市民注意到即将发生的一场大动乱的苗头。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如党内知名的知识分子发表讽刺性文章和篡改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这些事被认为是其他人对毛权威的进攻。但当时的市民，如果确实已注意到这些事件，他们也会把它们看作是中国政治潮流中的正常现象。即使对吴晗、邓拓和其他人的攻击到1966年初逐步升级的时候，大多数人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值得担心的理由。过去的历次运动常常是发生在文化领域，然后波及到其他部门，市民们个个身经百战，没有理由怀疑这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运动，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以往的经验会在他们今后的日子里一无用处。只是到了1966年夏天，北京市市长彭真遭到清洗，红卫兵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其他一些史无前例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才认识到他们要参加新的运动了。而后，市民们开始专心致志地观察事态的发展，既感到兴奋，又觉得忐忑不安。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①我们的目的旨在评论文革对人们生活和感情造成的影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如此的复杂和多方面。不论这场运动是否如口号所言已“触动人们的灵魂”，很显然，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各种各样全新的令人产生强烈情感的经历，成为市民们感觉的一部分——红卫兵在全国各地串联，揭露当权的领导人滥用职权和卑鄙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瘫痪了，抄家搜寻隐藏着的与毛主义纯洁性不一致的物件和标志，让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员在愤怒的人们面前示众和丢脸，谴责17年来的许多文艺政策和作品，红卫兵投入到了夺权和派系斗争之中，在许多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武斗，动用了机枪、迫击炮甚至坦克，军队干预了民间社会，老百姓的生活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同以前的情况一样，人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反应有明显的差异。
对于许多城市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起码开始时是这样。他们不必再在激烈竞争的城市工作等级制中苦苦寻觅未来的机会，发现自己在更大更重要的舞台上扮演着新型的革命先锋作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犹豫不决，甚至开始时有点担心，对他们自己的老师和党的领导人所犯下的“罪行”半信半疑，许多人很快发现，参加这些活动的报酬令人激动。他们不必整天再去学习，也不再受学校纪律的约束，他们通过在全国各地串联发挥着新的作用，在国家领导人面前游行，去那些他们慕名已久的风景点去观光，频繁地同其他年轻人交流思想和经验。他们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学校，起草新的规章和制度，使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忍受羞辱，搜查机密档案，出版未经审查的小报。他们可以随便闯入别人的家里，执行搜查“四旧”的东西和参加其他“共产风”的活动——赋予一些街道和组织以新的更革命的名称。要求每个地方都张贴毛的画像和语录，毁损古代庙宇等。一些青年人甚至换了自己的名字，如把“梅花”改成“卫东”或“文革”等。红卫兵开进了工厂、办公室和其他机构。为了他们的革命，他们随意改变宗教信仰，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参加了当地的“夺权”斗争，大概最重要的是他们感觉到毛特别选中了他们在建立一个更纯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努力中起主导作用。他们从一个曾被高度控制的政治新手，转眼之间进入了自由和权力的王国，在中国社会里获得一个有价值的地位——这条道路上的障碍似乎以经不再存在了。在这种狂风暴雨式的气氛中，年轻人的热情一旦释放出来，要收就非常难了，这一点已经不再有怀疑了。
然而，这些事情的展开，对不同年轻人有不同的影响。1966 </PGN年已出现了派系间的分裂，导致了在1967年和1968年的暴力对抗，以后这种敌对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总的来看，阶级出身比较好并掌握了学生领导权的年轻人，倾向于组织比较保守的派别；而那些“中间”阶级（例如，小资产阶级和专业人员等）出身的，则倾向于组成激进的派别。后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证明他们的革命气概和对那些在学生集团内部曾对他们称王称霸的人进行报复的大好时机。奇怪的是，这场冲突造成的社会分裂正如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导致的社会分裂一模一样，尽管在这次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段和其结果有明显不同。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大部分时间里都靠边站了。因为他们看到即使他们参加了运动，也不会有机会让他们证明自己，也无法避免麻烦事。①由于派系间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城市状况日趋恶化。单位和居民区的巷子里都竖起了大门，设立了警卫，以防受到外面的冲击，即使到市场去采购，弄不好就会被派系间的交叉火力击中，或被流弹打死。在这种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由于害怕和家长的恳求，从战斗中退出来，把战场留给双方那些勇于献身的参加者。
在工作单位，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骚乱，大多数“出身好”的人组成了保守派，打上中间标签的人组成了激进派，少数出身不好的人则试图置身于两派斗争之外。在单位里，派系之间还有其他的划线标准，如，年轻人对岁数大的，临时工对正式工，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等，使得冲突复杂化了。②单位里发生的冲突比在学校要相对缓慢一些，因为成年人更关心生产的消长和他们自己的生命。但是，单位里实际上长期存在着不满情绪，现在文化大革命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不满，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在单位里发生的一些冲突比起学校来更激烈，也更难以解决。在单位里由于起码需要保证生产，至少是断断续续的生产，因而派系斗争形势很尴尬，工作上要相互合作，吃饭时彼此避免接触，工作结束后，彼此进行恶毒的攻击，即便如此，一些成年人起初对文化大革命充满热情，因为他们认为这场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但是当真刀真枪地打起来的时候，他们比年轻人退得更快，许多成年人撤回到家中，瞧瞧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无秩序状态，思考着这一切对中国的前途将意味着什么。
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政治后果是多方面的。起初，这场运动带来了空前的自由。虽然一系列事件是由上面指挥的，但没有受到严格控制，中国共产党瘫痪了，崭新的、相对自觉成立的造反组织成为政治角色。中国政治局面变了。俱往矣（暂时的），那些严格组织起来的、强迫别人赞成现行政策的政治学习小组！代之而起的是，人们可以随意阅读官方的或是红卫兵的报纸，对各种活动也根据自己的兴趣决定是否参加，调查生活和查阅个人的档案材料以及参加其他一些自己认为是有益的活动。通过这些经验，他们了解了被隐瞒起来的权贵们的特权，官僚的腐败和相互倾轧，还有其他一些弊病。当他们四处串联的时候，在相当自发自愿的气氛中学习到了其他人的经验；他们对那些农民、临时工和许多人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同官方宣传画上所描述的实在是天壤之别。不同派系间热烈的辩论和同朋友夜半长谈，使人们更深刻地思考这个社会。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相当普遍的反应，是他们感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前太幼稚和容易上当受骗，但是，现在他们的“眼睛已经睁开了”。这是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一种反作用，即利用人们盲目的信仰最大极限地进行了动员，结果却使人们觉醒并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意味深远的怀疑主义。
文化大革命也改变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思想状态。在这之前，大多数人觉得自己是受到信任的，不会有问题的，尽管他们承认官方的控制太严，对待阶级敌人太残酷。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后进行的一些运动（例如，1968—1969年、1970—1971年，为进一步清除“隐藏的阶级敌人”而搞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使安全感和信任感逐渐让位于一种觉得当政者武断专横、惶惶不安的感情。阶级斗争范围逐步扩大，许多原本认为自己会免除政治危险的人，突然发现他们成为攻击的对象。例如，对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蹲“牛棚”（在单位临时建起来的监狱）的经历，目睹一位父亲被押到群众大会上挨批斗时的情景，以及自己被强迫搬出宽敞的住房住进狭窄的茅草棚里，这一切使他们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了所谓的政治牺牲品是个什么样子。由于斗争范围不断扩大，就连那些普通工人和商店小职员也开始日益担心自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①
不但政治受害者的范围在逐渐扩大，而且规则似乎越来越武断和无法预测。有的人在组织里花了多年时间，同领导建立起信任关系，但是，突然之间领导倒了，下面的人便失去保护。政治的激进化，意味着过去人们曾以其指导他们的生活的规则和程序不再有效，在政治的海洋里人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在这种形势下，有可能讨好新的领导而获得安全，但由于北京的政治冲突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这是一个颇具风险的战略。有些人希望赌注下对了并积极参加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运动中去，还有一些人则以请病假或以其他方法“中途退出”，也有人淡泊地面对自己将来的政治前途。
这些年政治上的觉醒和受害者的不断增加同其他一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如林彪的死亡），增加了人们对高级领导人的怀疑和不信任。领导人的行为同过去的10年或是20年前相比到底变化了多少，谁也说不清。但是，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情况在恶化。领导人艰苦奋斗和大公无私的形象，开始被另外一种情感所代替，即权贵们关心维护自己的权力犹胜于关心造福社会。他们不仅能够而且也急于通过使用他们的权力和“后门”等手段，为他们自己和朋友以及家属谋取利益。新的领导人关心建立他们的地位和特权，正如被他们取代了的那些人一样，当老干部们恢复了职务的时候，他们似乎一心想着重新获得他们失去的种种特权，并且等待时机，报复那些曾经折磨过他们的人。因此，文化大革命增强了人们对官僚主义者骄横的敏感性，但在克服官僚主义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50年代说干部的模范行为是促进民众对新的政治制度产生敬意的主要因素，70年代，对于干部所作所为产生厌恶，表明人们越来越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幻想破灭。
政治领域混乱一团，经济状况也不断恶化。毋庸置疑，一部分人从中得到了好处——一些临时工在1971年转成了正式工，派系斗争中的胜利者被封官加爵，有些军人挤进了市政府机关，有些军人把他们农村的家属办进城市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医院里，一些护士干起了医生的活，卫生员干起了护士的活，而医生则不得不去清理便盆和擦玻璃。在这十年中，对于一般的市民来说，前景不妙，由于政治上的错误而被降级和受处分的机会比以前增加了。给职工的奖金和其他额外津贴变成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有的干脆被取消了，这样就打击了那些勤奋能干的人的积极性。工资晋级仍然被冻结着，只是在1971—1972年对那些低工资作过一些调整，因此，在长达15年甚至更长时期里，人们用同样工资来维持家庭的需求。
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上有几部分人清楚看出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那些与海外华侨有关系的人在住房、获得消费品和其他方面都失去了很多特权，有时受到恫吓不敢去领海外来的汇款。许多有政治问题或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赶进了狭小拥挤的小屋或被停发工资，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注销了城市户口，全家被强制迁回他们的农村出生地（在许多情况下，有些人从未在那里居住过）。①到了70年代，有一部分人取得了部分他们失去的东西，但其他人又倒霉了。例如，军队开始交出政府和文职机构的领导权，官方的政策要求从农村招募来的军人在复员后必须返回当地村庄，不能在城里安排工作。
除了前途不妙外，许多市民明显感到这些年的市场供应和生活水平在下降，一些诸如收音机和手表等东西似乎比以前更容易买到，但是这并不能使人们对食品匮乏的不满得到补偿：食品的种类越来越少，定量越来越紧，采购花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使人垂头丧气。一位嫁给中国人的美国妇女曾对当时的景象作过如下描述：
在革命混乱的年代里，可以得到的生活原材料一点点减少。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饭桌上只有米饭和一个用花生油稍微炒一下的蔬菜，……情况同饥荒不同，大米还有供应，但是想达到均衡饮食的标准已经是不可能了……几乎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几乎整天都在为吃饭发愁……研究如何使用肉票的最佳方案，成为家里每天谈话时的主要话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②
一位曾在1975—1977年间生活在北京的澳大利亚学生，记述了当时在购物时最常听到的四句话：“没有了”、“卖完了”、“明天再来”和“对不起”。①
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分配制度趋于公平。在收入和获得消费品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③那些工作更努力和贡献更大的人并没有发现这种分配上的变化使他们的工资袋充实了或是使他们能得到更多的消费品——或许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那些有关系的人能够“超越这种制度”：他们能得到耐用的消费品、公费医疗、住房和其他一般人难以得到的紧俏物品。在当时供应紧张的条件下，每个人被迫去发展各种关系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有的人能“走后门”，他们比其他人更成功些。显而易见，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在玩这种游戏时，肯定要比一般的市民强，对中国权贵们的不满也会随之增长。
在这些年，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最严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他们处在世界的顶峰；但是到了1968年，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再获天恩。大多数人不是被匆匆撵到了农村就是被下放到边境地区安家落户，成为农业劳动者。在以后10年里，有1700万城市青年经历了这样的命运。上山下乡虽在当时是光荣的使命，而且政府继续以此作为处理城市过剩“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事实证明，就社会而言，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许多城市年轻人发现他们难以忍受农村艰苦的生活条件，所以不久就开始违反规定，跑回城市里呆上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他们已经被注销了户口，不能再被合法地雇佣或得到日常生活必须品的供应，他们不得不依靠家庭和朋友，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在70年代初期，这些返城的青年是制造城市犯罪的祸首。这些年轻人在城市系统中没有一席之地，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忿怨不已，这些都促使他们成了胆大包天的犯罪分子——对他们的控制比起对一般市民来要困难得多，甚至比控制城市的农村盲流都困难。由此而产生的大量问题使得当局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更改过去的计划，甚至在毛去世之前就着手改变——提供更多的资金来安置青年人，特别是把送青年人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制度改为年轻人轮流到农村接受锻炼的制度，在农村干了几年的青年，如符合条件，就可以返回城市并给予安排工作。
除了以前的红卫兵之外，其他人也受到了变化莫测的形势发展的影响。他们的弟弟和妹妹在这种学校制度下成长起来，其前途并没有什么保障。随着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制度的改革，他们很清楚他们不可能从中学直接上大学，其中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将送往农村。由于不再强调成绩，每人每年自动升级，学生学习成绩和在学校表现与来日的工作安排没有什么联系，因而城市的学生感到他们没有什么理由再努力学习，或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无论他们的表现如何，对于他们的未来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其结果，是使那些仍然在校的学生逃学旷课和违法乱纪的增加了。家长非常担忧他们的孩子表现如何，但对于怎样才能使他们的后代遵守纪律，却又感到不知所措。有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忽然提出一条希望能够奏效的战略，培养他们体育或是音乐方面的专长，就有可能使他们对城里某个工作单位有吸引力。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规划未来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请教算命先生或是寻找其他的神秘的答案来解决他们生活中的未知的将来。在人们普遍焦虑不安时，社会权贵们却能够给他们的子女在城里安排工作，或者把子女从农村“挽救”回来送去参军或上大学，这就加剧了人们对当权者的不满情绪。
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城市的社会秩序，但是如上所述，1969年大动乱阶段的结束并未能使社会秩序恢复到以往那种程度。黑市交易、非法买卖和投机倒把猖獗。在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上小偷肆虐，晾在外面的衣服及放在外面的自行车稍有不慎就会不翼而飞。人们在晚上独自行走时比过去更加害怕，一些耸人听闻的传说如抢劫、强奸、谋杀更令人毛骨悚然。也许最使人胆颤心惊的是犯罪集团或“黑社会”开始在大城市出现，他们的犯罪方式同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样——占据地盘，制造土武器，同敌对的集团进行火并。城市居民们越来越害怕到这些黑社会活动猖獗的地方去，他们也同样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受到这些黑社会势力的影响。比较而言，中国城市犯罪率比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低得多，然而，中国的市民们已感觉到他们在50年代曾引以为荣的高度的社会安全和公共纪律现在已是荡然无存了。
城市秩序的其他方面也下降了。随手乱扔垃圾和在大街上吐痰的现象比以前更常见了。尽管广泛宣传毛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但是商店里营业员和饭店里招待员的态度却越来越差。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乐意给老人让座，汽车和火车也不如从前准时了，甚至连苍蝇、老鼠和其他城市害虫也都“杀回来了”，而在10年前或更早些时候，这些害虫曾得到较好的控制。也许有些看法不太确切，仅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怀旧之情，但它的确表明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看法：城市制度垮了。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加强无产阶级文化的巨大努力（官方说是无产阶级文化，但未详细解释其定义）。这种努力渗透到了市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红卫兵造反揭开了运动的序幕，以后几年的政策，又使这种压力得以保持下去。首先，这个政权不是自由主义的堡垒，因此，许多早年允许的表达形式、风俗习惯和文化物品，现在都被禁止了。①
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期间，许多家庭的珠宝、祖传的神龛、圣经、老式的衣服、香水、古书和一些传家宝都被没收了。就连那些没有被抄家的人，也由于担惊受怕而将他们的门神、外国书籍、古典油画和其他容易引起麻烦的物品毁坏或是埋藏起来。这时候，在很多地方，即使连养金鱼、养鸟和其他小宠物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每个家庭都必须在家里显要的位置张贴毛的画像，并用毛的语录作为家庭的主要装饰。在一些单位，人们每天早晨给毛跳“忠字舞”，回电话时先说“毛主席万岁”。②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们走在大街上，随时都有可能被勒令停下来，如果他们的穿戴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式样，就会被剪掉头发，撕烂衣服。在有的单位，淋浴室甚至洗衣间和其他一些服务设施都被认为是过分地迎合了“资产阶级”的个人需要而被拆除。
书店和图书馆急忙把新近定性的禁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电影公司的影片和剧团也受到了同样剧烈的冲击。一些庙宇被损坏，寥寥无几的基督教堂被关闭，那些希望以任何方式参加宗教仪式的虔诚的教徒们，只有偷偷地在自己的家中秘密地进行。许多娱乐性的活动，如跳舞、郊外野营和一些业余爱好俱乐部都被怀疑有“资产阶级”倾向而遭到大规模的削减。当局还试图通过鼓励人们在传统节日加班，并禁止人们吃月饼、焚香、赛龙舟和其他一些因节日而举行的仪式，来阻止人们对传统节日的庆贺。在大城市里，火葬开始越来越普遍，只有在小城镇和农村仍然实行土葬。其他一些民间活动仪式也都受到了影响——豪华的结婚筵席、身着西服的结婚照以传统的哀悼仪式等，在这些年都在禁止之列。女佣人、武术专家、魔术师和其他一些行业的人都发现，他们的职业因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所以都成了问题。在大城市里拥有不动产的私房主被迫交出他们的契约，然后开始为他们的住房付房租。小规模的有执照的小商贩和个体工匠前几年是可以经营的，现在又一次被禁止了；甚至一些集体企业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不能给职工发放奖金。70年代对人口出生率开始进行严格的控制，人们生孩子和使用避孕物品都要经过检查，以防止城市家庭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到1977年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事实上，大跃进失败后，在1962的城市地区就推行计划生育，特别从1970年起在对计划生育的宣传和组织等方面都加强了。）
1976年前的一段时期，虽然有些限制开始有点松动，但文化大革命对大众文化产生的效果就是破坏以前的风俗习惯，要求遵循经允许的、范围有限的行为准则。人们在官方不断变化的要求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新的控制措施如此之多，不少人仍感到懊恼，他们眼睁睁瞧着传家之宝被砸烂，再不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去求神拜佛，再不能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举行各种婚礼或是丧葬仪式。另外一个结果，是使人们的文化和娱乐生活近乎于枯竭状态。人们没有机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而是被强制性地反反复复参加一些范围很窄的活动，最典型的是组织人们翻来复去地看革命样板戏。
在有些情况下，被允许的活动也很少，那就意味着组织的活动确实不多了。而在过去，单位还经常在庆祝国庆节时给大伙发点好吃的东西，组织各种体育比赛，举办舞会和其他许多娱乐活动以示庆贺；到了70年代，有些单位在这样的重大节日只让职工听个报告，然后就让大伙回家了。学生们也发现，他们的课外活动和有组织的假期活动同过去相比少得可怜。娱乐活动上多变少而产生的奇怪后果是：市民们在他们的业余时间，越来越退回到自己的家中和亲近的朋友的小圈子里，而不像激进派们希望的那样投身到大规模的集体事务中去。
所有这些变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复杂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人们明显感到紧张。年轻人参与了红卫兵的活动，父母为他们担忧，甚至吓得心惊肉跳。在有的情况下，这些活动使年轻人同他们的父母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参加破“四旧”的活动，到他们自己的家里翻箱倒柜进行搜查，谴责他们的父母甚至同他们断绝关系。有时，对不同的派别的同情或是政治观点上的分歧，也造成了夫妻间关系的紧张，有的甚至导致了离婚。以后，家长们因无力帮助孩子们免去农村或是不能帮助孩子们计划生活，又感到痛心疾首，家家都在为那些在农村的孩子们能否在这几年中料理好自己的生活而担忧。许多成年人也被迫离开他们的配偶和子女，被送到劳改机构或是“五·七干校”进行“改造”。
尽管有不少高喊无限忠于毛泽东的浮夸之词，然而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家庭的关系和彼此的热爱还是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例如，家里有一个人遇到了麻烦，全家人能休戚与共分担厄运，他们面对歧视，全家人抱成一团，同仇敌忾，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时期娱乐活动贫乏也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关系网和“走后门”的重要性，也鼓励着人们依靠亲属，而不去遵守官僚的规章制度。或许最重要的是，由于严重的破坏和生活贫困使人产生了寻找盟友和寻求保护的需要；但是由于政治风向的不断变化，许多以前的同盟者不在了或不再可靠了，在处理各种变化无常的生活时，人们比以前更越来越多地依懒于家庭成员和亲密的朋友。因此，在这期间，许多家庭都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日益密切，家庭也更有力量和更加稳固。然而，尽管各个家庭全力以赴，他们还是发现一些重要的家庭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使家庭更加富裕，家庭成员能生活在一起，看着儿女们建立家庭并开创自己的事业，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庆祝家中喜事——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希望有的家庭目标，而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这些非常基本的家庭目标都经常被挫败，难以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亲属关系遭到严重的损害——城市居民和他们的农村亲戚之间的关系。为对付城市生活的压力，一个人当然首先要靠自己的家庭，住在本城其他地方甚至在其他城市里的亲戚也常常给予帮助。许多市民都能讲一些这样的事：在其他城市里的亲戚如何寄来了“小心轻放”的包裹，里面装满了那里供应比较丰富的物品；通过他们在那个城里的个人关系请专家大夫动特殊手术或是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但由于当时的其他一些因素，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对移民的限制，城里禁止土葬，禁止祭祖，工作紧张以及工资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不同等原因——使得中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形成了两个独立的世界。②这位观察家提及的这种走访活动，常常要持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城乡亲戚之间相互馈赠食品、礼物和其他人们喜闻乐道的东西，但是到了70年代，这些现象就很难再看到了。
1976年毛去世时，许多重要的支持政府的力量都被侵蚀了，各地政府的不满情绪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下积聚起来。这时期严格的政治控制使得这些不满隐伏下来，但是偶尔也有一些地方动乱纷起，一些罢工活动、退伍军人团体的抗议以及发生了其他的类似事件。在看似平静的外表下，问题成堆，1976年的几个月里，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去世，再加上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更加剧了人们对未来前途的忧虑。
①参见李翔云（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本卷第2、4章。
①参见安妮塔·詹、斯坦利·罗森和乔纳森·昂格尔：“学生与阶级斗争：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引自《中国季刊》（1980年9月）第83期，第397—446页。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戴维·拉道克：《中国青少年的政治行为》。
②例见马克·布里奇和戈登·怀特：《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对一技术单位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情况的分析》。
①一些中国资料表明，有将近1亿人程度不同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品。我们自己的研究结 果则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城市地区由于政治问题而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超出总人口的5%。参见怀特和帕里什：《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第9章。
①中国的资料表明，在 1966—1976年，有 1300万城市人口被以这种方式下放到农村。参见卡 姆·温·詹和徐学强（音）：“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重建基数”，《中 国季刊》（1985年12月）第104期，第606页。
②鲁思·埃厄恩肖·洛和凯瑟琳·金德曼：《在外国人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女人在 中国》，第209、283—284页。
③贝弗利·胡珀：《北京内幕：一个人的报告》，第78页。
①一份在1978年对中国的192个大城市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每个城市的住房面积在1949年 以后下降了20%——每人从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参见周：“九亿中国人的住房 问题”，第8页。其他一些材料以1952年为例，说那时人均占有住房面积仍有4.5平方米， 参见周叔莲和林森木：“谈谈住房问题”《人民日报》， 1980年8月5日，第5版。
②对这种平均分配努力的效果，在怀特和帕里什的书中有详细描述。参见《当代中国的城市生 活》第3—4章。
③应该记住平等与公平之间的区别。平等是分配方面的绝对差异。但是公平是指人们是否得到 应该得到的东西（按当时的标准的水平）。这样，一个比较平等的分配制度可能被认为是更 公平的，也有可能是不公平的。
①一个生动的百名被放逐的红卫兵的名单被译在《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1970年春夏季 号）第215—217页上（材料来源于1966年9月北京的一份红卫兵文件）。
②克劳迪·布罗耶利、杰奎斯·布罗耶利和伊夫林·奇尔哈特：《重新看中国》，第204页。可 能在1952年已经提到，拉弗尔·拉普伍德曾赞许地提到此事（参见《中国革命纵览》第81 页）。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学校的学生在早晨要向孙中山的画像鞠躬，新政权没有对毛泽东采用这种崇拜仪式。
①这种差异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马丁·金·怀特：“当代中国的城镇”，载《当代城市研究》1983 年第10期，第9—20页。有关1949年以来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隔阂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苏 拉米斯·海因斯·波特：“现代中国社会秩序中农民的地位”，载《现代中国》1983年第9期， 第465—499页。
②伍德：《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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