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革命题材的京剧样板戏
1949年以来一直在进行京剧现代化的尝试，《白毛女》是（1958年）第一批现代京剧之一，它源自一出传统秧歌戏，文化大革命期间，它的情节被编为一出同名芭蕾舞，并被列入几出“革命样板戏”之列。“革命样板戏”这个名词是江青1967年11月12日提出的，②在参加汇演的戏剧工作者出席的一个座谈会上，江青的讲话却大异其趣：
当然，要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尽可上演。③
这里，陆定一和江青都提到了那些将鬼神拟人化的戏应否上演的问题。1961年，吴晗曾从历史观点为上演鬼戏辩护。①
然而，这不单单是岌岌可危的鬼戏上演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神话及传统道德的价值。在《矛盾论》（1937年）中，毛泽东曾分析道：“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③
1967年11月被江青封为戏剧样板的五个现代题材的京剧剧目是：《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海港》。其中没有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头两个戏的剧本最早完成于1958年，其他几个1964年以后就有了。④不过，在重新改编后的剧本里，舞台上再现了毛主义的道德观，并试图制造一个毛主义的新神话。
除《海港》外，它们的题材都涉及战争和反抗。新的毛式英雄的确切形象应该怎样，并不是一下就明白了的，剧本经过了反复的修改。《智取威虎山》剧本1967年有一版，1969年10月又出了一个修改本，它没有提到前一个版本，这是一个独特现象，好像要有意抹掉历史。《智取威虎山》的剧情取材于1957年出版的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与上述情况相类似的是，在欢天喜地讨论这出戏时，却完全对原小说置之不理，这也许可解释为对剧本历史的一种否定态度。有一次还以诋毁的态度对1967年以前该剧本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在众多剧本的修改过程中，主要人物的形象都曾作了美化，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为了增加可信度，杨子荣最初被描绘成一个带有土匪习气的人，他哼着黄色小调，和他的对手座山雕的女儿调情。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有人对此作了重新审议，并删去了上述情节。杨子荣原来的形象被斥为“宣扬刘少奇反革命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军阀主义军事路线的活典型”。①重新塑造的杨子荣这一角色，为仿造毛式英雄提供了榜样，并被赋予了清教徒式的面目。
1963年开始宣传战士模范和工人模范，京剧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道德风范从这些英雄模范中获得灵感。雷锋、欧阳海、王杰、麦贤得是这些模范人物中的著名榜样，而他们又是从张思德的事迹中得到了启发。在中国，模仿英雄人物的历史就同儒家学说那样源远流长。纪念张思德就是制造毛式英雄的肇始，张思德因毛泽东1944年发表的简短而重要的讲话《为人民服务》而名垂千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篇文章是所谓的“老三篇”之一，并印行数百万册。张思德是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经过长征，在执行任务时负过伤。1944年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时，因炭窑突然倒塌而牺牲。他死于大火。
张思德能作为所有现实和文学作品中毛式英雄榜样的原因，在于他为革命而尽职尽责，为革命而英勇牺牲。他在军事和生产战线两方面都很出色，这是典型之处。在张思德身上，人们看到了从事生产的游击战士和随时准备战斗的工人的形象，很重要的是，他没有看到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他不过是从不间断的革命连环中的一环，这场革命是永无止境的。1967年秋，以他的事迹为剧情，上演了一出名叫《张思德》的戏，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京剧现代戏中的英雄人物，包括清教徒式的杨子荣，都与张思德有许多共同特征。他们与张思德一样，对毛泽东忠贞不渝，富有纪律性和战斗精神，毫不利己，坚信共产党一定胜利，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英雄人物是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1970年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该剧剧本是根据翁偶虹和阿甲的老剧本改编而成的，以适应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铁路扳道工李玉和需将一份密电码送到一支游击队手中，但未能完成任务，他的女儿继承了他的事业，这样，革命工作没有中断。由这位扳道工的红灯所代表的革命传统由父亲传给了女儿。他在日本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为使革命继续进行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出戏没有什么战斗场面，李玉和在日本人的监禁下顽强反抗是本剧的主题。按京剧套路所要求的传统方式，李玉和受刑后在舞台上跌跌撞撞，控制着自己的姿势，他的身上血迹斑斑，而其精神却是不可战胜的。
为表现符合毛主义道德规范的英雄，京剧这个形式显然是提供了受人欢迎的机会，它场面壮观，故而心理刻画虽大大减少但仍引人入胜。在京剧场面里，有传统的唱段和音乐，有高度表达主题的手势和动作，有武打动作以及舞台艺术。但是为了表现革命的理想而回到传统的风格，颇有点自相矛盾。在道德标准上，毛主义和儒家学说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不很多。儒家学说也树立楷模，也是教训人的，毛主义和儒学都从空想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儒家理想中的廉正的清官（如《海瑞罢官》所表现的）是从他们个人的义务感和诚实感中汲取道德力量的，这与列宁的顺从思想是不相容的——列宁将革命比喻成机器，人则是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这一差异可能与当代远为发达的通讯系统有关（但不能完全这么解释），如果没有无线电和电话，文化大革命也许不可能发生，这个假定似乎是正确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毛式英雄与儒学以外的传统有关，例如侠客传统，他们机灵、愚忠、扶弱济贫，这些品格在传奇小说均有描述。一个不同点是，毛式英雄盼望共产主义社会，而侠客通常忠于被推翻的朝代；另一个不同点是，如同詹姆斯·J.Y.刘①所解释的那样，侠客一般都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江湖英雄，自己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干，无须征求他人意见，也不管当权者持何态度，而毛式英雄符合列宁的比喻，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必须按最新的意识形态规定来表现。作为政治家手中的工具，毛式英雄在制造一个新的神话方面是不成功的，京剧样板戏的观众们对于倾轧、敲诈、非法拘监、自杀、暗杀太了解了，他们是不相信那些戏剧化的共产党员的行为举止的。
①参见D.W.福克玛：“毛主义的神话及其在新京剧中的体现”，《亚洲季刊》1972年第2期，第341—361页。
②陆定一：“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开幕式上的讲话”，载《文化战线的一个大革命》，第68页。
③江青：“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出席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学》 1967年8月第8期，第120页。
①吴晗：“神话剧是不是宣传迷信？”，《中国青年》1961年第15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1页。
③江青：“谈京剧革命”，第119页。
④参见赵聪：《中国大陆的戏剧改革》。样板戏被拍成了电影，它们是文革期间制作的仅有的几部电影，1966年前拍的电影几乎全被打入冷宫。见保罗·克拉克：“70年代的电影业”，载于邦尼·S.麦克杜格尔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1949—1979）》，第177—196页。
①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赞扬杨子荣等英雄形象的塑造”，《中国文学》1970年1月第1期，第62页。
①詹姆斯·J.Y.刘：《中国文史中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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