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群众
一开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标志着遍及全国各校的政治活动得到了加强。聂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也是北大支持1964年高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员之一。她在这次运动中，反对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她的大字报在1966年5月25日贴出，毛命令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然后又在6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大字报攻击了北京市委的两位委员及陆平，批评他们企图以强调学术内容来阻止北大开展文化大革命，限制群众参加，缩小运动的政治意义。
事实上，那年春天，学校的政治活动仍集中在学术问题上。紧跟毛在1964年春节讲话中提到的同一斗争路线，批评教育制度的势头日益加强。批判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学校的课程、教材及政治学习上。关于剧本《海瑞罢官》的辩论，也仍然被看作是学术论战和学生作文的主题，而不看作是批评毛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政治攻击。
聂元梓的大字报意义重大，为这场运动提供了集中的政治焦点。大字报是在6月2日发表的，紧跟在6月1日具有同样挑衅性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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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对象与运动参加者
全国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不能如期于7月举行的消息在6月13日宣布之后，学生们便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这场运动上来。为使学校能进行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新生入学要推迟一个学期。特别是要实行一种新的招生方式，让大量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走进大学，可这又是一个权力问题。资产阶级权威决不会做一丝一毫的让步。6月18日的《人民日报》宣称：“他们是不斗不倒的，倒了还想爬起来。因此教育制度改革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
党组织想继续控制这场运动。如第二章中所讲，6月初根据负责党的日常事务的刘少奇和邓少平的指示，工作组被派到全国各大中学校。工作组在大学里起了制造分裂的作用。他们试图抑制运动的发展，限制群众的参与和防止发生暴力，把活动限制在各校园内。有些地方，工作组想把学校党的领导人列在运动对象之外。聂的大字报发表后，学校党的领导人即受到攻击。后来，工作组受到批评，被说成是“矛头向下”，保护少数，打击多数。工作组还反对前几个星期表现最突出、对工作组企图干涉这场新生运动表示不满的积极分子。
在六七月间，这种冲突还只是局限于校园里。但是，在全国不同的地方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对斗争对象的性质也缺乏统一理解。由于运动发展到党外，发展到反对党组织，因此，由上而下的正常领导渠道被中断了。各省运动的进展只能根据当地对各种信息的反应，如国家新闻媒介提供的信息，还通过“北京来信”，或从北京回来的积极分子的报告会这类非正式的传播渠道得以加强。
在北京，六七月间，学校领导干部戴高帽子在校园内游街，在学校会议上挨批斗，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在中学，召开批判大会批斗校长和党支部书记。这是最早的“牛鬼蛇神”。在审讯和批斗期间，他们受到学生不同程度的拘禁，还关过“牛棚”。牛棚的含义并不是指“牲口棚”，而只是一个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对他们的斗争终于结束了。他们被释放出来后要接受群众监督，被调离工作或“靠边站”，从事某种卑下的体力劳动。
在运动发展最迅猛的北京，工作组试图遏制和阻止运动的发展，这种行为最终使他们成为像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这类造反派学生的斗争对象，这时有800多学生因参加这种活动而被定为“反革命”。①他们自己也受到了管制和严格的监督，并在群众大会上受到批判。
这一时期，一些无党派学术权威也受到批判并“靠边站”。这些人是不费劲就能找到的靶子。在运动初期，那些被列为靶子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出身不好，就是因为他们在1949年以前与国民党有牵连，或者由于他们的右倾思想和死不悔改的行为。这种人常被称为“黑五类”，意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黑五类时多时少，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在的社会团体。在后两年中，这些靶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在中国某些地方，他们是首批“斗争对象”。后来的运动仅仅反对行政领导和党的领导，而以前人们只知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唯一的斗争对象。
为了控制这场运动，工作组在每所学校都发动一些学生起来领导运动。他们虽然不能说全部是，但基本上都有很好的阶级出身，也就是工人、农民、干部（特别是那些1949年以前入党的）、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这些人被称为：“红五类”。这些学生和那些支持工作组的学生，成了各个学校建立的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的领袖。
7月底，毛以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为由，命令工作组从学校撤离。随后，他又把6月10日至7月31日工作组时期的50天称为“白色恐怖”时期。但工作组撤离时，留下出身好的学生作为运动的领袖。他们把后来这段时间自称为“红色恐怖”时期。在北京是人所共知的“红八月”。
工作组撤出后，各种学生组织开始形成。学生在来自中央的各不相同的消息的推动下自然地作出了反应，他们沿着相应的路线发生了分裂。“保皇派”或保守派，并没有采取像工作组那样的行动去支持某位学校领导，据推断，他们也没有去支持刘少奇和党的组织。学校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代表了这些学生来领导。造反的学生（造反派）则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这种分歧发展成为互相对抗的红卫兵组织。
尽管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绝对的，往往随运动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有分裂，有联合，但各地都形成了一种有普遍性特点的参加组织的模式。地方和军队干部及他们的子女往往站在保守派一边，他们不愿攻击党组织，而是较积极地反对其他斗争对象。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的人，如他们自己所说，既不红也不白，站在造反派一边。阶级出身不好的人，如参加的话，也倾向于这一边。这些人更激烈地攻击党的权力机构，而对那些与他们有诸多关联的对象却不太攻击。那些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人分成两派，两边都有参加者。
许多教师和下级干部及职员——他们并不是运动对象，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派系。他们也按类似路线分派，并与相应的学生组织结盟。有时候，比如在北大，学生和教师开始都参加同一组织。最典型的是绝大多数中学或大学学生有时加入这一派或另一派，既出于积极性，也出于同情心。比如，北大教授周培源，从1972年起与周恩来一起致力于提高大学教育水平，并因此而闻名，在1967—1968年间曾积极支持北大的“造反”派。这一派与当时还算“保守的”聂元梓的红卫兵派是对立的，而后者对党组织的态度要比造反派温和一些①。
阶级出身好的青年控制着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它们形成于1966年8—9月。工作组撤走后，批判大会变得更猛烈了。对校长、党委书记、反动知识分子的批判仍在进行，而且在批斗过程中，他们常常挨打，有人向他们扔墨水瓶，还受到其他侮辱。殴打和虐待的情况在各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各省的中学里。在“红色恐怖”时期，斗争对象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这时，斗争对象已包括阶级出身不好的学生和其他一些最初未被列入的人，包括从未被实际列为右派但被认为有右倾思想的老师，或者是那些家在海外或有海外关系的人，或者是那些在海外学习过而仍然欣赏国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即使他们并没有犯什么政治错误。
据作者在香港访问过的前教师和学生说，在大中学校中有大约10％的教师与一些老同志一起被当作“牛鬼蛇神”对待。在办公室和研究机构工作的知识分子也受到同样对待。隐藏的国民党特务和坏分子也被查了出来。在此期间，这些斗争对象常常被抄家，因为红卫兵要寻找资产阶级财产和其他罪证。他们的家属也受到不同方式的羞辱。妇女被强迫在洗衣板上跪数小时，头发被剃光，要写自白书，还常常挨打。在这一时期，各地都有关于斗争对象死亡或自杀的报道。
有时那些未正式被定为“牛鬼蛇神”的人也受到类似的体罚。教师也参加了这场运动——不愿参加这场运动的老师，学生会贴墙报批判他们。所有教师都要作书面自我检查，分析自己是怎样推行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所有学生都参加这场运动，批判他们的老师，评价老师的自我检查。对大多数老师来说，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即使没有严重到要召开群众批斗大会的程度，但也受到进一步审讯。在这些过程中，如果他们回答问题稍慢些，有时还会挨打或受虐待。
就在这时，由于红卫兵冲出学校破“四旧”而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的街道名称被更改，“封建的”艺术和建筑被毁坏。有些学校非常严格，只允许阶级出身好的红卫兵上街执行寻找和摧毁“四旧”的任务。但在其他学校，虽然每人分成不同的组，却都愿与出身好的红卫兵一起出去。而中产阶级的青年则跟他们自己的造反派一起活动。
也是在8月，红卫兵及其他一些人开始免费在全国旅行，以“交流革命经验”。北京的青年走向各省，各省的青年汇集到北京。在北京，他们参加了一系列大规模集会，毛及其追随者借此机会进一步动员和指导这场运动。第一次大规模集会是在8月18日，毛亲自参加，并接受了一幅红卫兵袖章，表示他对他们行动的支持。那年秋天，在免费旅行取消之前，约有1300万青年人来到北京。正是在这种串联中，来自各省的红卫兵，过去不知道，现在才知道了斗争对象的真正性质。
秋天，毛及其在高层的追随者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把运动的焦点直接指向首要斗争对象。8月8日党中央“十六条决定”及8月5日毛的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之后，这些情况就更明朗化了。毛的大字报赞扬聂元梓的大字报，批评了在工作组的50天中试图抑制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干部，这就直接指向派遣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十六条决定”指出：“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并指出右派分子和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运动的对象。但“方针”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①
对于主要斗争对象，毛不能单靠那些出身好的红卫兵，因为这些红卫兵即使不受他要打倒的那些干部的子女所领导，至少也会倾向于保护这些干部。他们很容易被鼓动去攻击那些级别较低的校长和党委书记；而当矛头明确指向上边时，他们的作用也会发生问题。因此，从6月开始，毛便在暗中支持那些处于守势，还不能与工作组和早期的红卫兵抗衡的造反派。在北京，为消除他们原先的对立，造反派控制了10月6日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他们鼓励每一个人（不仅仅出身好的），都参加到这场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来。到1966年底，随着阶级出身好的人的排他思想受到批判，忠于他们的势力被削弱，造反派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段时期内，他们似乎控制了这场运动。例如：有些高干的孩子和其他一些开始时领导过这场运动的人站到了造反派一边；少数人成为反对现有机构的“极左分子”，另外一些人由于运动目标逐渐牵扯到自己的家人而退出。
此时运动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允许学生进一步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可以进入机关与那里的当权派进行斗争。于是，运动由学校扩展到工厂和政府部门；学生也参加了他们的斗争。这时官方禁止逼供信，这在反对学术权威初期尚未禁止。但新的斗争对象仍然受到殴打和虐待。批斗大会上最常见的是“坐喷气式”，或强迫被批斗者在会上弯腰站着，人在后面用胳膊架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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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
到1966年底，最大的斗争对象被揭露出来了：刘少奇是要被打倒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从学校升级到党中央只用了半年时间。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层号召工人和农民加入到知识阶层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斗争中来。上海市的一月夺权斗争被当作官方的政策而传遍全国，波及到各级党政机关。造反派与当权派之间的斗争很快在全国各省、市、县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进行；结果引起混乱，精心建立起来的深入到每一个工作单位和行政单位的党组织停止了工作。群众运动迅速扩大，除毛和林彪以外，整个党的高级领导层以及各地的省级领导都受到了群众的批判。①哪儿的当权派得不到保护，当权者就会发现他们所受到的是与早先地位较低的和出身不好的人一样的待遇。这一时期的运动以1967年4月由蒯大富及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发起的批判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批判大会为代表。在斗争对象受到批判并被剥夺权力之后，漫长的和充满分歧的建立权力机构的过程开始了。
毛明确鼓励全国青年做他的革命事业的先锋，但要他把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交到被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手里，似乎决无可能。然而，毛当初利用群众不只是要攻击当权派，而且是要真正把当权派推翻。一些人认为，他的这一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特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出于这一目的。当然，对于一位党的领导人来说，允许非党群众以这种方式来参加权力斗争是前所未有的。1967年1月以后，群众在日后掌权的希望逐渐受到伤害，并产生了失望。正是这个问题使运动重又分为“保守派”和“激进派”。
但是，人们可能永远不会了解：全国已经起来的造反力量在从当权者手中夺权后，毛究竟打算让他们分享多少权力；毛重建政权机构的计划最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派系斗争和一月风暴后官僚主义的抵制。很可能，毛当初只想指出大方向，并把群众运动引向那个方向。同时像他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根据“群众运动规律”，一面沿着那个方向走，一面考虑朝那个方向发展的细节。因此，1966年8月的“十六条”确实号召建立一个以巴黎公社为模式的永久性的群众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这场运动（第九章）。但一月风暴后，所面临的任务已不仅仅是建立群众组织的问题。因而毛选择了一条更为“保守”的道路，把反对“极左”路线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工作来抓，并把这作为将这场运动进行到底的主要动力。①
1967年2月，官方的政策转为控制无节制的一月风暴所产生的过头事情，中央谴责无政府主义，提倡加强革命纪律性，对改正错误的干部实行宽大处理，毛自己也认为革命委员会比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更适合于作为重建国家权力机构的形式。新的革命委员会基本上是由革命干部、军人和群众领袖的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组织。在重建过程中，毛还让解放军起主要作用。第一个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是1967年初发出的，从春节之后的那一学期开始。同时，1967年3月，毛指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②
中央这些关于夺权后的指示，给了干部和保守派所需的机会。造反派称这些后来反对他们的活动为“二月逆流”。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层接受了这一定论。为改变支持当权者的保守势力所造成的势均力敌的局面，中央于3月发出警告，群众组织的领袖在革命委员会或文化大革命中的支撑作用不容忽视，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会被否定。这就掀起了批判副总理的高潮。这些副总理与周恩来一道，试图在政府各部采取有节制的夺权策略，这就推动了“二月逆流”。
不过，此后，中央再不让造反群众像1966年10月至1967年1月发动他们时那样来控制这场运动了。3月，命令解放军进驻学校，表明毛要对此加以控制。此后，运动的发展主要是协调和平衡各派力量之间的权力。这些力量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官员、以林彪为首的解放军，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参加组织的人员和互不相容的群众组织。在全社会革命委员会中建立的三结合与毛操纵的这场运动顶峰时期权力的三位一体是相一致的。同样，1967年1月以后群众组织的分化也反映出在权力平衡中各主要派系之间方针的不同，尽管各自继续宣称他们忠于毛主席。
迫在眉睫的任务很让人为难，对每一个受打击的干部的案子要进行鉴定，要给他或她的错误定性，对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做出判断。“好”的干部可以复职，甚至可以成为新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很多权力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因为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由于在各学校和工作单位中分成了许多派别，因此，难题是怎样在这些群众组织之间取得一致意见。群众对近几个月的冲突仍然记忆犹新，有时很难容忍不同派系的人坐在一起，在谁当学校新领导的问题上也难取得一致。一个组织支持复职的干部自然会被其对手否决，其对手支持的干部也会遇到相同情况。随着不同意见的增多，个别成员可能会退出这一派而参加另一派。
根据3月7日毛的命令被派到各校的军代表成为决定性力量，如果不是特别指派，他们本来是不参加进来的。实际上，他们的任务是要把长期不和的各派重新组成一个统一的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然后参加组建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当初的目的，是要重建红卫兵组织，以替代从前的共青团。
但是军代表筹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并不值得称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与中央的阶级路线保持一致。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坏分子本人（并不是他们的子女），如果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不肯悔改，就禁止其参加群众组织，甚至不能重返工作岗位当教师或干部，这一规定并没有引起矛盾。这些人被归为以前所定的“牛鬼蛇神”之列。他们被遣送回乡，在群众监督下接受劳动改造。而那些出身好的则应作为学校中新的红卫兵组织的“骨干”。这一规定却引起了紧张局面。此外，“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①
军队本身就由阶级出身好的人所组成，在精于世故的城市青年看来，它绝对是由“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占支配地位的。他们被训练成服从命令听指挥，不会长时间停留在理智地评判互不相让的中产阶级造反派的革命精神上。因此，军队支持那些出身好的人，但并不在乎他们属于哪一派，也不管在此之前他们曾做过些什么。当然，还是那些阶级出身好的人才能成为新的红卫兵组织的领袖，在干部及其复职问题的争论中也只有他们的话更起作用。一般说来，出身好的人愿意接受中央对干部宽大处理的方针，故而他们成为学校中解放军的天然盟友。
中产阶级的学生对这种阶级路线的重新出现十分不满，因为这种路线当初曾使他们不能充分参加这场运动。现在要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他们又一次被降到次要地位。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被拒绝参加红卫兵组织。正因为如此，1967年春天，保守派与激进派才又一次分裂。两派之间的分界线和从前一样主要是在权力关系上，两边的参加者常常处于同一种境况。1966年后半年，由于放宽了参加运动的条件，增加了斗争对象，阶级界限的划分曾发生过变化。1967年，对象被打倒后，在谁能参加新的权力机构问题上，群众组织又发生了分歧。
与激进派不同，保守派较愿意与前当权者妥协。阶级背景问题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区别，尽管这种区别不总是绝对的。那些“红五类”分子，尤其是生于当权者家庭的，往往倾向于保守派。尽管任何一个学校都存在着不同的组织，但在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的分裂中，这些组织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另一边。全市或全省派系的联合，使这种分裂进一步扩大。在北京，保守的组织把自己与“天派”联系在一起，之所以称“天派”，是因为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组织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与之对立的“地派”，是由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个组织所领导的。在广东省，保守派团结在“东风派”周围，而激进派追随“红旗派”。
但是激进派在权力均衡中不会有主动权，除非官方政策再回到1966年后期那样使他们处于有利地位，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是不会同意的。而且，中央的态度是妥协和模棱两可的，官方一方面想要保持“一月风暴”的革命势力，另一方面要探索一种在中央切实可行的平衡措施。这就使个别领袖有很大余地在各方面操纵群众力量，直到他们之间发生武斗。对于产生的分歧，文革小组一般站在激进派一边，解放军站在保守派一边。周恩来表面上在双方之间斡旋，实际上则倾向于保守派。
在军队最初进入学校对全体人员进行军训时，其目的是要促进联合，加强纪律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实现了这一目的。天津的延安中学被树为这方面的典型。①军训可能还做了一件事，即为武斗增加了一个机会。因为正是在1967年春季到秋季，很多地区的派系斗争才升级为严重的武斗。现在，运动参加者把破坏性冲突的矛头直接指向对方。
1967年7月发生了武汉事件，地方的保守派绑架了中央文革小组派去的调查员之后，江青用其著名的口号“文攻武卫”把激进派推上了舞台。此后，他们盗用部队的武器，不久，两派都有了武装小分队。这一时期激进派情绪再次高涨，有些组织开始攻击整个权力结构和所有的干部，不管他们是不是“好”的毛主义者。有些人甚至要求继续彻底重新分配社会政治权力。同时，他们还攻击政府领导人、保守派群众组织和解放军。
此刻，毛又站在中立的角度进行干预。8月初，激进的“五·一六”兵团被曝光，该组织是受中央文革小组某些成员领导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早已策划好的反军队当权者的运动被取消。9月初，江青撤回她武卫的号召。新措施的宣布清楚地表明运动的巩固价段开始了。秋天，又宣布了重建党和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工人，而不是学生，被正式称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学生因犯错误受到批判。春天，他们接到回学校复课的通知。 1967年底，毛以同一种调子发出了一系列指示，目的是缩小斗争目标，重申对干部采取宽大政策，维护解放军的统一，使不和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
在此基础上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才最后形成。各省争权的领袖们，包括解放军、干部和保守派与激进派的群众组织代表，都被召到北京。在文革小组、周恩来及军队的积极监督下，他们自己商讨解决他们之间争端的办法。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分歧并没有因大联合而消失，它们被带进新的执政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激进派对由解放军支持的日渐强大的干部—保守派联盟来说，明显处于守势。中央在1968年春天发动了最后一场反右倾运动。双方利用从解放军那里夺来的武器进行武斗，甚至把当地驻军也牵扯了进去。激进的争论者当时宣称，“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的焦点始终是关于干部问题的两条路线斗争”。同时，“资产阶级的”干部被复职，而革命干部却靠边站。而且激进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正在被挤出中学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些问题的斗争还在进行时，有些激进分子就退出了斗争，他们预料他们这一派会成为“为革命付出的部分代价”。①
1968年7月中央发出严禁武斗的命令，毛召集北京的红卫兵领袖开会，会上他严厉批评他们参加内战。②他们拒绝停止内战，毛遂亲自命令工人进入学校去阻止战斗。他送给驻清华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巴基斯坦芒果被作为是毛支持工人进入学校的标志而传遍全国。在学校，他们与解放军一起制止武斗，并领导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还组织大家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学习，做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是要对这次群众运动作最后的永久性的结论。
官方指明要正式撤职的对象，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黑五类”，如果必要，他们会受到惩罚。可是，每人都要受审查。所有的老师都要进行最后一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评价他们在运动期间和以前是否符合现在已拔高了的毛主义的标准。尽管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公平的，但到 1968年后半年，由于新的革命委员会中既有阶级出身不好的和出身好的，也有各院校中现有的工人和解放军，因此使新出现的权力均势不可逆转地倒向保守派干部一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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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阶段
1969年4月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肯定了这些发展。大会宣称，作为政权机构的各省革命委员会已胜利建立。但革命还没有结束，因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因夺取政权而消亡，还要继续进入斗批改阶段，还要“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会议报告强调全国各单位的斗批改应分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巩固党组织，精简行政机构，让知识分子下去参加劳动。为把革命进行到底，当前必须贯彻执行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布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决定”中规定的无产阶级政策。①
因此，文化大革命或多或少按毛最初制订的路线发展着：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它来改变上层建筑以适应他的路线。斗批改的主题是重申群众运动的必然性，它贯穿于从“十六条”（第一条）到毛1967年3月关于派军队进驻学校以及从九大直到1970年初的整个过程。教育革命的政策路线作为整个运动的一部分，也同样一开始就包括在1966年6月招生制度改革的决定及8月的“十六条决定”（第十条）中。
根据这两项政策声明，教育制度应该彻底改革。应设计一种大学和高中招收新生的新办法，因为现有的办法不能从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固有模式中解放出来。新的挑选方法应以推荐和无产阶级政治为基础，以使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有更多的机会升学。另外，教学、考试及升学等一切安排都要与教育内容的改革同时进行。学习的时间要缩短，课程要少而精。虽然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是他们也要兼学别样，如工业、农业知识及进行军事训练。通过这些学习来判断如何最好地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材要简化，新教材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编写。所有学生，从小学开始直到大学，都要学习毛的著作。这场更大的阶级斗争范围内的彻底革命，要消灭资产阶级权威在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力量基础，要把精神贵族滋生地与他们的堂皇气势和世袭宠物一起摧毁。②
①威廉·欣顿：《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第55页。
①李翔云（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第210页。
①《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
①这一时期受到批判并被撤职的负责教育和文化的部长、副部长名单见朱莉娅·匡（音）：《转 变中的中国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序曲》，第157页。
①关于极左路线的最著名论述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1968年1月的 “中国向何处去？”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 4190期（1968年 6月 4日），第 1—18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 96页。
①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当前正在大专院校进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管理规定（草案）”，1967年3月7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1967年2月19日。二者均被译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87、 100页。
① “中发 85号（1967年）文件”， 1967年 3月8 日，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 852期（1968 年5月、6月）。第96—98页；反映这一时期中学情况的两个论文集，参见《当代背景材 料》第846期（1968年2月8日）和第854期（1968年5月24日）。
① “对广州有些学校作出纠正右倾翻案的决定的调查报告”和“踏遍青山人未老”，均载于《红色造反者》，新第2期（1968年6月），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61期（1968年9月 30日），第1—2、20—21页。
②《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年），第469—497页。
①文化大革命巩固阶段的最后历史尚未写出；本文的论述是根据现在香港的参加过这场运动 的学生和教师的描述，及以下论述：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大革命》；李：《中国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斯坦利·罗森：《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戴维·密 尔顿与南希·达尔·密尔顿：《风不会减弱：在革命的中国的岁月（1964—1969）》；欣顿： 《百日战争》；戈登·A.贝纳特与罗纳德·N.蒙塔珀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传记》；尼 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珍妮·多比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肯林：《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青年的日记》；鲁思·厄恩肖·洛、凯瑟琳·S.金德曼：《在外国人 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妇女在中国》；安妮塔·詹：“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载于《世界政治》（1982年4月）第295—323页。
①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文件，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80期（1969年 5月 9日），参见第 904期 （1970年 4月 20日）。
②《人民日报》，1966年 6月 18日及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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