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
我们的研究是在粗线条的年代顺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首先，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修正主义概念从中苏关系向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的扩展（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由于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和中国领导层关于如何对此作出适当反应的争论，使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时间推迟；这些事件与外交政策中的其他争议问题对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的影响。每一个方面都是国际和国内因素复杂混合在一起的最好例证。
从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批评克里姆林宫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开始，到毛泽东得出中国也和苏联一样，正在走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之路的结论为止，其间的道路既漫长又曲折，但也是清晰可辨的。②
如果不是毛泽东对共产党执政后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得出逻辑上的和经验主义的结论的话，中苏之间的论争会是纯粹的外交政策问题。按照毛的逻辑，苏联一贯犯如此重大的错误，必定有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实质性原因。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所以，苏联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已逐步复辟了资本主义。苏联共产党因而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团体，具有以垄断国家财产为表现形式的政治集团和帝国主义的阶级的所有特征。由于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是社会主义，又由于个人不可能把莫斯科引向资本主义，所以，苏联倒退的原因必定是，在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即俄国过去的）对经济基础的重大影响。由于苏联是第一个因而也是最老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就有机会在那里泛滥。若果真如此，则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可能发生同样的倒退，其表现特征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虽然其程度要浅得多。具体来说，修正主义的迹象在中国也该显现出来了，因为到60年代，中国共产党已执政十多年了。
毛泽东一直是个信奉实验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完成上述逻辑推理（其证据在他的著作及在他指导下完成的中央文件中随处可见）后，①
1965年初，毛断定只有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洗才能拯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而且发动得越早越好，以免党内的资本主义势力变得过于强大。毛确曾准备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扩大成为文化大革命。③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实际上，196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些活动上。
然而，在毛处心积虑决定把中国推向极端的时候，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险恶了。自肯尼迪政府进行军事干预支持南越政府以来，越南的内战日趋激烈。1964年夏末的北部湾事件和美国对北越油库和海军基地的报复性轰炸，使战争进一步升级了。林登·约翰逊宣称不进一步扩大战争，而是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因此，他于1964年11月当选为美国总统。尽管如此，当越共军队在波来古成功地袭击了美国顾问的住处并摧毁美国飞机后，美国总统乘机恢复了对北越更为猛烈的定期轰炸，并增加了美国在南越的地面部队的数量。轰炸持续不断，美国似已经卷入了越南战争。对中国而言，最急迫的问题是：华盛顿是否会派美国军队侵入北越，迫使中国政治局像它曾向世界表示的那样，出兵与美国地面部队开战（像在朝鲜那样）？①
果真如此的话，不管毛认为他关于发动内部革命的想法对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多么重要，都必须把这种想法搁置一边。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如果要共同保卫北越，中国需要（如有可能）苏联多大程度的合作。有段时间，尤其是1965年2月美国发动空袭之后，俄国人一直在强烈要求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联合行动”保卫北越。②如果毛同意苏联的要求（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但仍足以使中国降低反苏的调门），他自己贬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和根除中国国内刚刚抬头的修正主义的双重战斗将遭受严重挫折。
因此，毛非常不愿意改变与俄国人的敌对状态，更何况自1960年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致力于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1965年初，苏联召集的有19个共产党参加的三月会议因故失败（遭到了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抵制），而中国发起的打算排除并孤立苏联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第二个万隆会议）在阿尔及尔即将召开，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的成功似乎已近在眼前。③为此，中国必须既坚持反苏，又援助越南反对美国。其中的关键有两点：一、得到美国的明确承诺或默许：在继续空中轰炸的同时，不从地面入侵北越；二、有效地武装越南人，以此抵御美国的军事压力。
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两个目标。对于美国空袭的升级，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都作出了特别的反应。这导致中美之间达成了一项默契，③不过，这些承诺最终都实现了。
当决定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以后，毛泽东就信心十足地一边与克里姆林宫作斗争，一边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了。然而，他的时间表无疑被美国的军事干预打乱了。本来应该在1965年夏天就发生的事情（如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直至11月份才得以发生。内部两个方面和外部两个方面的事态同时交织在一起，使人们难以按时间顺序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内部，当中国领导层在为怎样对美国的挑战和与苏联签订一项意识形态方面的和平条约的要求作出最佳反应而争论不休时，毛则希望看到党内的对手们如何执行分配给他们的实施“二十三条”的任务。④由于同一班人马同时卷入了两个方面的事态，自然易于混淆甚至中断正常的工作任务。这使毛更加相信他在党内的对手在为苏联的修正主义事业服务。
在外部，因越南冲突的发生和苏联成功地使河内在中苏争论中回到了中立立场，反苏运动和与之相关的中国率领新近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努力都遭到了挫折。①此外，1965年秋，中国的外交政策在阿尔及尔、雅加达和许多北非国家的惨重失败，使人们对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各国的革命与中国革命并肩前进的论断产生了怀疑。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就进一步推迟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间。
学者们已经对中国领导层1965年关于越南战争的战略争论进行了许多分析研究。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某些结论是可以成立的。③
因此，总参谋长罗瑞卿发出的认真备战（包括平息内部的政治冲突、以民用经济的受损为代价增加军工生产和军事预算、同意苏联提出的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等）的呼吁，就显得太不识时务了。④它背离了政治方向，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把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摆到了次要位置，将使解放军脱离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它充当着为文化大革命做准备的组织指挥部和中国青年的模范军），并使之仅仅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另外，必须继续把人民战争理论放在首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尽可能少地消耗中国军事资源的情况下，使中国的敌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者）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最后，争论使毛的对手公开了他们的意见。一派是以罗瑞卿为首的职业军人，持相对强硬的立场，力主在越南抗击美国，而对苏联则主张在实际政策上（即使不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必要的和暂时的让步。另一派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看重国内事务，担心介入越南战争和增加军事预算会严重限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阻止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为了使介入越南战争一事变得毫无必要，为了恢复苏联的经济援助和与苏联的大规模贸易，这派人在中苏政策分歧方面显然也准备向苏联作出让步。两派均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向苏联靠拢。但两派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有区别，因而在国内政策孰轻孰重方面意见也不尽一致。毛及其追随者（特别是林彪，甚至可能包括周恩来）站在两派之外。他们赞成继续坚决反苏，也赞成继续支持越南抗美。他们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看得不太重（毛1月份对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可以为证）。①他们坚决反对理性主义者——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毛泽东眼里，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提出的改变国内政策的建议。
毛对付两派人的办法都是一样的，即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①是争论已获解决的信号：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也不对苏联作任何让步，此后，中国将把外交政策摆在次要位置。
所以，林彪的文章（甚至林自己也承认文章非他本人所写，这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发表的时机和象征意义比其内容更为重要。文章重申了中国人关于革命战争进程的信条，把原来的模式从中国农村类推到了“世界农村”，④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按照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与1964年和1965年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有关。在受到1960年苏联顾问的撤离、苏联经济援助的断绝和“大跃进”及其后“三年自然灾害”萧条期的震动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同时，毛左右更为务实的官员们在努力使国家走上正常的轨道。1962年10月的中印冲突使北京恢复了外交政策方面的激进主义。⑤不过，此时外交政策的基础已不再仅仅是反对美国和苏联，而是增加了扩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和在第三世界推动革命等内容。北京认为中国的使命已经变为充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获独立的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领袖了。这不仅是为了在与俄国人的竞争中战胜他们，也是为自身利益的一项策略。支持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和反帝革命的利他主义思想，与向全球各地扩张势力的国家利益——这对中国而言是第一次——结合了起来。这样的政策与毛个人的革命热情正相符合，因为它的成功可被视为中国革命确实是历史的先驱的明证。
因此，从1963年到1965年底，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视第三世界，并在第三世界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②中国开始实施一项以非洲为中心的对外援助计划，并向外输出军用物资，训练外国的反对派领导人。北京试图抵消苏联在第三世界各个组织中的影响（它获得了一些成功），把它们变成为中国政策服务的工具。北京对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尤其重视，准备在1965年夏在阿尔及利亚召开把俄国人排除在外的“第二次万隆”会议。
但是，中国的努力遇到了障碍。第一，中国显然在试图操纵会议，它更感兴趣的是挫败俄国人，而不是帮助前殖民地发展经济。第二，中国缺乏推行其计划的“力量”：北京的雄心壮志往往远远超过其实际能力，无法在远离国土的地方投入足够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政策存在极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试图领导一个统一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给各国共产党提供武器，支持他们推翻本国的政府。所以，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未能全面成功是不足为奇的。苏联并不打算不经战斗就放弃阵地。第三世界在反对西方的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中国人认为的那样都接受了社会主义。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政治家越来越怀疑中国的意图，一直在寻找中国人耍两面派的证据，并常常找到此类证据，如贮藏武器的秘密地点或受中国援助的反政府游击队的训练基地。①
令人吃惊的倒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迅速破产。周恩来的非洲之行只获得了无关紧要的成功。③
中国还通过帮助建立“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曼谷的敌视，使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大为增加。①更使中国人大为沮丧。
这一切都打击了北京对第三世界的热情。但是，鉴于万事开头难，这些打击是北京理应承受的。1965年9月，中国在印度尼西亚遭到了更严重的挫折。当时，受中国支持（也有人说给予物质援助）的印尼共产党企图通过暗杀本国高级将领使印尼军队变得群龙无首，然后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个计划未竟全功，幸存的军队将领发动反击，在全国各地大力镇压印尼共产党，不长时间就有数十万人死于非命。②由于中国人明显地与这次事件有严重牵连，也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更不用说印尼共产党的生存问题了。事件发生后，该党立即被宣布为非法，从印尼的政坛上消失了），北京的声誉马上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这样，中国的革命政策彻底失败了。
这些事件均发生在外国，其中的几个事件典型反映出中国的实力不足，难以对外国发生的事情进行遥控。然而，在每一次事件中，中国的政策都在当地引起了负反应。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紧随着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大挫折爆发的话，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肯定会更加显眼。事实上，这些事件（特别是雅加达和阿尔及尔的事件）发生的时机对毛很有利，给他多提供了一个从难以为继的外交政策困境中退回来的借口。实际上，正是他在中苏分裂和国家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元气以后，把中国引入这个困境的。毛和林彪没有承认失败。他们搬出了斯大林的老式理论：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的挫折是预料之中的。①总之，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领导人这样一个机会：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外交问题上引开，（通过毛主义者的宣传）把失败说成是胜利，宣称北京仅有的策略手段——雄辩术——是唯一必要的东西。
而且，在1966年初发生的事件更能说明问题。这些事件对中国的世界革命政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第一件，达荷美（今贝宁——译者）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驻在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事颠覆活动，故两国均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④他的继任者很快就断绝了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人继续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真正的领导人。
从此时直至70年代末，中国都不得不把革命政策放到一边，因为中国面临着苏联的军事挑战，需要与华盛顿缓和关系，需要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毛置这些要求于不顾，奉行他的完全是按原则判定的最纯洁的外交政策，原因在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太重视中国。此外，内乱中的中国只把经济的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放在次要位置。1966至1969年间，中国的革命雄辩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中国人在香港、仰光和莫斯科等地虽然也进行过一些可称之为“革命”的活动，但是，把这些活动视为中国的内部动乱在国外的表现也许更合适些。在很大的程度上，革命活动和北京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一样，都退居幕后了。
① 1956—1964年间中苏争论的资料非常丰富。关于其他事项，见唐纳德·S.扎戈里亚：《中 苏冲突（1956—1961）》；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分裂》、《中苏关系（1964—1965）》；亚 历山大·达林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61—1963年间的文献》；理查德·洛温塔尔：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世俗信仰的崩溃》。
②有人重印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见哈罗德· C.欣顿编：《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献概览》第2卷，第1051—1193页。
①译文见《毛泽东思想杂录》，另见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编：《解放后毛 泽东的著作：书目和索引》。
①关于这个时期的权威研究著作，是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党和农民问题（1962—1966）》；张旭成：《中国的权力和政策》；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弗雷德里克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整顿与共产党准则的衰落（1950—1965）》；威廉·F.多雷 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发起阶段的权力、政策和意识形态”，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 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1—112页。
②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147—156页；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42页；安：《中 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第89—122页。
③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493—601页；安德鲁·C.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 风暴》；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四清：1962至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托马斯·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①斯坦利·卡诺：《越南史》；莱斯利·H.盖布尔和理查德·K.贝茨：《越南的讽刺》。
②唐纳德·S.扎戈里亚：《越南的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③查尔斯·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中国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1957—1967）》。
①艾伦·S.惠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的武力使用”，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第402期（1972年7月），第55—66页；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 6章。
②艾伦· S.惠廷：“我们是怎样几乎与中国开战的”，《展望》第33期（1969年4月29日）， 第6页；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 23页。
③《战略概览（1966）》；《纽约时报》，1965年1月17日、1966年8月12日。
④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546页。“二十三条”的译文见鲍姆和泰维斯的《四清： 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的“附录F”。
①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关系（1964—1965）”，《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第66—67页。
②哈里·哈丁和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中的政治斗争》；邹谠编：《中 国在危机中》第2卷，《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中由拉阿南和扎戈里亚撰写的章 节；迈克尔·亚胡达：“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中国季刊》第49 期（1972年1—3月），第32—75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和尤里·拉阿南：“论苏联政策 研究——答迈克尔·亚胡达”，《中国季刊》第50期（1972年4—6月），第343—350页。
③这个阶段，毛对美国和苏联的抨击都很猛烈。例如，1966年3月29日他对来访的日本共产 党代表团的谈话，见迈克尔·B.亚胡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第185页；另阅1966 年8月12日发表的《公报》，见《北京周报》第34期（1966年8月9日），第4—8页。
④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１，《红旗》1965年第 5期；《北京周报》，第8卷，第20期（1965年5月14日），第7—15页。
①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页。
②详细情况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章节。
③阿瑟·J.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第144— 170页；《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6月），第222—223页。
①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周报》第8卷，第36期（1965年9月3日），第9—30 页。
②许华茨关于“毛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的论述，见《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189— 204页。
③托马斯·W.鲁宾逊和戴维·P.莫津戈：“林彪论人民战争：中国重新审视越南”。
④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解放军报》， 1965年11月10日。
⑤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22—28页，第3—4章；J.切斯特·郑编：《中国红军的 政治》。
①详细情况参阅纽豪译：《第三世界政治》；彼得·范内斯：《革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对 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
②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周恩来在非洲的足迹。》
①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非洲和北京的统一战线”，《时事》第3卷，第26期（1965年9 月1日），第l—11页。
② W.A.C.阿迪：“周恩来在出访中”，《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174— 194页；唐纳德·W.克莱因：“北京驻非洲的外交官”，《时事》第2卷，第36期（1964年 7月1日），第1—9页；于之乔：“中国与非洲关系概览”，《亚洲概览》第5卷，第7期（1965年7月），第321—332页；布鲁斯·D·拉金：《中国与非洲（1949—1970）：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第38—88页。
③详细情况见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
④丹尼尔· D.洛夫莱斯：《中国与泰国的“人民战争”（1964—1969）》。
①巴巴尼·森·格普塔：《亚洲的支轴》，第141—241页。
②安东尼·C.A.戴克：《“红野牛”精神：处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 （1959—1965）》，第479页；约翰·休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失败的罗曼史”，《时事》第 19期（1969年11月4日），第1—15页；戴维·P.莫泽戈：《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 （1949—1967）》，第303页；谢尔登·W.西蒙：《破裂的三角关系：北京、雅加达和印度尼 西亚共产党》，第674页；贾斯特斯·M.范德克罗弗：“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伙伴关系”， 《环球》第8卷，第2期（1964年夏），第332—356页。
① “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年5月16日，见《北京周报》，第21期（1967 年5月19日），第6—9页；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 日，见《中国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4期（1969/1970年冬季号），第42—62页。
②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页。
③塞西尔·约翰逊：《共产党中国与拉丁美洲（1959—1967）》。
④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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