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
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直到1969年），中国由于被内部动乱耗尽了国力，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意采取了低姿态。文化大革命的外交政策是尽可能减少外事。中国故意在外交上孤立自己，把外国人挡在国门之外，降低与其它国家贸易往来的规模，避开一切国际性组织，用毛主义的华丽词藻代替切合实际的政策手段。一时之间，中国不再是全球政治甚至不是亚洲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了。
然而，对这一简短时期的研究，可以清楚说明中国外交政策的几个事实真相。其中之一是，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①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内部事务上，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也有部分国际因素，它的发起时间因中国之外的事态发展而被推迟，其影响不但被中国的邻国直接感受到了，而且被离北京非常遥远的国家和外交部门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方向因1969年及1969年以后的战争威胁而突然发生了转变。
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内政和国际活动深受美苏两国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在1965年曾引起中国领导层战略性的争论。这场争论促使领导层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两派；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沿中国边界集结军事力量的恐慌，并促成了次年初中国军队乘苏联人不备对珍宝岛的袭击。俄国人出人意料的强烈反应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结束。
第三个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高级官员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自愿或被迫地对外交政策问题发表意见，仅仅是为了有效地参加各派之间紧张激烈的斗争——这是整个60年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因此，一旦清洗阶段来临，他们就使自己易受毛主义者和红卫兵的攻击。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和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方面面临的困境，从反面对随后十多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更为重大影响。不但北京向世界的全面开放——除外交外，还有经济和体制方面——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策中向后退的结果，而且中国与美国的和解（这是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决策所促成的。因此，尽管这个时期对过去和未来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而言是个例外，但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来说，它又是一个新的起点。①
最后一点，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可重新做出评价。研究表明，北京的外交政策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要更积极，参与得更多。中国不但在中苏边界采取了许多行动（这些行动是在中国首都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的），并一直与美国保持接触（讨论越南和大三角战略政治等问题），而且还继续进行着进出口贸易、对外援助及接待高层次来访者的工作，虽然其规模已大为减小。中国自我孤立的时期很短。此外，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暴力活动和狂热的思想意识向外蔓延，对世界的影响。香港爆发大规模骚乱，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缅甸和柬埔寨在红卫兵于两国首都引发暴力活动后改变了对华政策。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围攻，直接针对撤离使馆的俄国外交人员家属的民众暴力活动，以及中国红卫兵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反对苏联的滑稽举动，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强烈反感。苏联虽然暂时保持了克制态度，但从1969年以后，这些事件造成了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激烈反应——使此类事件“不再重演”。
不过，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似乎并不像开始时表现得那样异常。事实上，它与1965年以前及1969年以后北京奉行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一致的，是由同样复杂的各种决定性因素造成的。其基本准则和“能动变量”是相同的。本章认为，虽然在国际社会中几乎消失，但实际上中国对其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仍一一作出反应。
就国内而言，这些压力有三种形式：①政治、人的个性及二者背后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的“教训”；以及意识形态（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影响。
国际压力也有三种形式：美国和苏联——唯有这两个国家对北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的政策；全球国际体系（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总格局、亚洲地区体系的状况及二者各自正在使用的“控制规则”；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中国国力的增长有关的中国国家利益的复杂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政策表明，当中国共产党决定冒险违背本国政策和国际惯例的一些基本准则时，它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①这个观点来源于托马斯·W.鲁宾逊：“中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与战略层面”，载唐纳德·赫尔 曼编：《中国与日本：新的均势》，第197—268页；托马斯·W.鲁宾逊：“1959—1976年 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三部曲”，载K.J.霍尔斯蒂等编：《国家为何重组：战后世界各国外 交政策的调整》，第134—171页。
①参阅乔纳森·波拉克撰写的本书第5章； G.W.乔德赫里：《世界事务中的中国：1970年 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托马斯·芬加等编：《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20世纪70年代的政 策演变》；罗伯特·萨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①这一观点出自笔者未发表的手稿：“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释：作用因素与分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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