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
正如本章的导言所论述的那样，总的来看，1957年秋的反右运动不仅是中国政治生活而且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时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涉及到毛的理论兴趣和毛对政治思考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学到哲学，从中国国内问题到与苏联的关系等。不过，在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中，这些新趋势的核心及导致这些新趋向出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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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论与乌托邦梦想：“大跃进”理论
如同刚才指出的那样，这时毛的情绪与思想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对知识分子态度的急剧转变。1957年初参与“大鸣大放”的专家、学者，以其严厉的、对毛的思想的否定性、诋毁性的批评，使人们对毛不顾他的许多老同志的反对而推行的这些政策、进而对毛的观点发生怀疑，这就动摇了他的威望与权威。因此他转而粗暴地反对他们。此后，除了培养新的根红苗正的知识分子以外，毛更愿意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性。
至于那些在“百花齐放”期间辜负了他的信任的可怜的书呆子们，有谁需要他们呢？因此，和他1956年认为科学家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完全相反，毛反复重申并积极推行了一些政策，强调“一切聪明才智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1958年3月，他宣称：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在学校。①
不论我们发现这段语录以及毛在“大跃进”期间其他许多反知识分子的言论多么精辟有力，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任何一段，当作他对这些问题的观点的全面而公允的表述，那就错了。在这个时期，他仍力求在产生的紧张状态中保持一体，力求处置好诸如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科技投入，或中国的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等处于两个极端的问题。
1958年12月，毛写信给陆定一，支持了清华大学党委关于纠正在处理物理系教员时所犯左倾错误的报告，并要求将该报告印发各处。这份报告说，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在这种流行的观点看来，把这些人全都留在身边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树立斗争的对象。如果教授们拒绝接受改造、拒绝自愿削减工资，那么就该把他们送往养老院。
毛和清华大学党委一样，以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各类教师和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服务为理由，彻底地否定了这一观点。②尽管如此，毛的主要兴趣毫无疑问已经改变，把希望转向了人民群众和农村。
除了毛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不满以外，促使他的思想转向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创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组织以适应机械化和水利灌溉这种不断增长的倾向。这也是党的政策转向农村的主要推动力。早在1955年底，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一则编者按中，毛就宣布了大社的优越性，并写道：“有些地方可以一个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①
在1956年春到1957年秋这段时间里，反对“冒进主义”的运动和其他因素，使毛倡导的某些更加激进的政策黯然失色，总的来看，毛的这一意见并没有付诸实施（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二、三章中有关开始“大跃进”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论述）。不过，在1957—1958年的冬天，一个合并现存的高级合作社的运动出现了。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凭借这个运动以势压人。1958年4月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意思一样的指示，部分内容如下：
……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②
这个指示正好是在毛参观四川红光的“大社”的消息在报上登出后的第二天发布的（毛在3月中旬视察该地，当时成都会议正在进行之中）。①这一巧合实在太明显了，不会是偶然所致。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大型组织的冲动的出现，是出于要在农村创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基层组织这样的考虑，其中首要的是促进水利工程发展的考虑。因此，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极力鼓吹大社，以及作为成都会议前导的南宁会议上，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听取有关修建巨坝控制长江水流的“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并主持会议进行这方面的决策，也就不足为怪了。②
在成都会议早期，“大社”还不正式赋予行政和军事功能。这两方面的功能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所批准的“人民公社”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们不能说，两者都是公社，只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不过，它们已经开始具有这方面的一些特征，从而构成了很快就达到极点的公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当然，公社出现的历史本身不是我们这里要关心的问题，但上述的这些事实却与这一章的主题有关，因为它们表明了毛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对于1958年夏天突然到来的体制革命有着直接的作用，并且将在1/4世纪的时间里塑造中国的农村社会。
对于这一倾向的美妙想法，我们不仅可以在毛对农村社会的认同中发现，而且也可以从1955年集体化运动中就已支配他的太平盛世的梦想里看到。从毛于1956—1958年间在文章里反复阐述的主题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思想。根据他的思想，中国人民可以从他们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中，获取一些有利条件。1958年4月，他写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③
在这里，毛把他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中曾用不同语言表述过的两个互相联系的观点统一起来了。当时，他在讲话中谈到中国的“文盲”优越于西方的财富。从总体来说，农民是全体中国人民中最为贫穷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受到物质享受的侵蚀较少，对现代世界的狡猾奸诈最为无知，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在道德和革命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毛的思想中这种倾向的深刻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追溯到他胜利地进入北京城之前在农村的22年艰苦斗争。我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关于“1949年以前的毛的思想”这一章的结语中指出，50年代晚期的经济政策的特性不能根据“延安模式”来描述，因为具体情况太不相同。①不过，它同延安和井冈山精神确实有着某种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在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得分外鲜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组建人民公社。毛在会上反复提倡取消工资制，重新采用战争年代实行的自由供给制，他声称，人活着只搞点吃的，同狗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他断言工资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其结果是“发展个人主义”。他评论说，有些人硬说平均主义会助长懒惰，但实际上等级制才是这样。②
毛明确地把整个社会的斗争精神与牺牲奉献精神和过去的武装斗争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现在，在与帝国主义和自然力量所进行的双重斗争中，目标同样是清楚的，采用自由供给制度决不会削弱人民的主动性和献身精神。③
在论述公社包含着“共产主义萌芽”时，毛把它们与城市进行了对比。在城里，人们需要“正规化”，还充斥着高高在上的大衙门。在号召拼命干、大炼钢铁时，毛指出，有些人批评后院炼钢是“农村作风”或“游击习气”，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它已经丢弃了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传统。①
1958年9月29日在与一位记者的谈话中，毛又一次公开指责那些认为动员群众搞工业生产是“不正规”或是一种“农村作风”的人。③
只是因为推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自由供给制，毛泽东实施着的计划才被劝阻下来，周恩来根据各个部提供的资料作了精细的估算。结果表明，与工资制相比，自由供给制的昂贵简直是灾难性的。⑤不过，虽然毛承认这种想法在眼前是不现实的，但他继续做着这样一种乡村乌托邦梦。
然而，早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就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对自身的物质利益表现出某种依恋。他声称：“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几次重申了这一论断，并认为，在现阶段，在工农关系中仍然扮演着“老大哥”角色的是工人，而不是农民。①
也许，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内心里，毛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解决这样的一个两难命题，即农民阶级既是社会的中坚，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是工人阶级的“小弟弟”。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试图创立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模式中特别富有启发性的象征，就是“继续”或“不断”革命的理论。毛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这样阐述这一理论：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运动]。……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②
由于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造同时进行是大跃进的特点，总的来说，这同毛对革命的总的看法一样。与此同时，在1958年毛的眼里，技术水平和物质生产水平的迅速提高是很重要的部分。号召进行“技术革命”及1957年12月宣布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明显地表示了对生产和技术的重视。
确实，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曾两次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和变革的时间定在19世纪末，那时，张之洞开始实施他的工业计划。1958年9月，毛根据机床的数量衡量进步的程度；1959年2月，他的计量标准则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增长。这两次，他都比较了1949年前后中国在追赶世界上发达国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把工业化或经济上的总体发展看作革命的全部实质之所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开始“大跃进”，毛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表明了他要加速经济增长的决心，但他又指出，革命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结果：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更化的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又不懂。②
因而，虽然中国想要实现“电气化”，也就是说像苏联那样迅速地发展经济（这里用的是列宁的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毛认为这个过程是与人的转变紧密相连的。
这样大跃进就并行不悖地包括了许多各不相同的灵感和强制命令，同时坚持技术革命与政治动员仅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这类矛盾中最显著的就是，一方面用“政治是统帅”这一口号来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主动性和控制权分散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连毛后来都承认，行之有效的计划经济基本上不再存在了。这个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1956年重新采用“双重领导”制度造成的（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3章）。这一制度在1958年对党极为有利，以致于各级领导的实际控制权都在党的干部手中，而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来检测经济决策的广泛后果，即便他们想要这样做。
当时，毛认为这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因为不平衡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普遍的客观规律”。②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大跃进时，即1968年5月事件前的十年，毛就领会并阐明了“想象会变成力量！”的口号。后来巴黎的学生使这一口号名噪一时。当然所不同的是毛大权在握。1958年夏，总的来看，不是冷静观察而是不断的狂热，作为确定真理和事实的标准。
1958年9月毛在进行形势总结时宣称全国的粮食产量差不多翻了一番，并可望在1959年再翻一番。以致于很快就会发现，粮食太多，即使喂了牲口也有余，于是，就会出现如何处理粮食的问题。③
1958年12月9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在全会召开前举行的非正式讨论中，再次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口号。他解释说，这就意味着在计划工作中，需要既热情又冷静，既要有崇高的志向，同时又要进行大量的科学分析。毛具体地说到，当他在预计1962年钢产量达到1.2亿吨时，他仅仅是考虑到中国对钢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他说实际上这样的目标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中国人民不应该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混为一谈，或企图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①
在1959年的头几个月里，当“共产风”刮遍全国时，毛本人再次陶醉在幻想之中。1959年3月，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如果钢产量能像1958年那样达到1959年所订的目标，那么就可以每年有600万吨钢用于农机设备的生产，机械化很快就可以实现。③不过，经济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间表虽然很快朝着更加现实的方向作了修改，但是，经济高速发展这一决定性的根本目标仍然没有改变。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全国上下进行有效的通力合作。因此，在1959年7月对在大跃进高潮时期摧毁了计划体制一事也负有责任50000447_0045_3④的毛，赞同了1959年初采用的“全国一盘棋”的口号。
在认为有必要对工业领域实行更加有效的集中控制的同时，毛又带头在公社实行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1959年3月，在调整有关核算与分配的基本单位是否应下推一级或两级的激烈争论中，毛选择了后者这个比较大胆的解决办法。⑤（这里讨论的单位是“生产队”，通常译为“Production team”，这意味着在1959年，现在所说的队就大致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中间方案坚持要把后来取消了的相当于行政管理区域的实体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毛反对这一方案。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以及对后来发展的说明，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8章。
人们使毛相信，人民公社制度基本上是正确的，通过1959年春和初夏的调整，很容易得到巩固。②
这一冲突对于庐山会议，不仅在毛对待他的同事们的态度上，而且在他的思想实质上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难以作出过高的估计。正如1957年一样，他犯了判断错误，但这番经历不仅没有使他吸取教训，相反却使他对自己的尊严变得更加敏感起来。结果，从心理角度看，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仅力图打击每一个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而且愈发认为他提出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是正统的标准。换句话说，任何与毛所规定的正统标准相左的意见，即便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也是“修正主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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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或折衷主义：毛思想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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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与马克思主义成分
毛作为统治者的自我形象的产生，势必产生另一个二元性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自50年代后期起，这一问题在他的思想中日益突出。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宣称，大跃进的新政策带有与中国革命的“先生”——苏联比一比的意图。他还说，“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个是国民党的社会，二是十月革命。”④他明确表示把这一说法用于政治学和经济学。
在毛承认的两个“生身父母”中，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不用作什么评论或解释。他一直说，中国从列宁、斯大林以及从1917年以来的苏联经验中学到了进行革命、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与“国民党社会”的关系，其所指远比当初提出时深刻得多。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1949年的中国人民创造的，因此，它不仅反映了在国民党统治的20年，也反映了他们在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态度和风俗习惯。
固然，中国需要一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这个国家变成苏联的复制品。1959年3月，毛说：“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①在这一论断背后，我们可以再次感到毛在1938年所表达的信念，即对过去的总结不仅为今天制定正确路线提供了素材，而且也提供了“方法”。
到大跃进时，毛就这样一方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传统以及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甚至认为国民党社会是现阶段革命中处于首位的“生身父母”。六、七年后，他强调的重点进一步发生了转变，他多次对党内的同志说：“我是土哲学家，你们是洋哲学家。”②
在1964年和1965年，毛声称自己是一个“本国的”或“土生土长”的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马克思而选择了孔子。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晚年，他的思想中的传统根源仍是十分重要的。不过，确切地说，在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初期毛的思想中的中国成分与西方成分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是融合在一起了或是合并成了一个新的综合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两个组成部分中的哪一部分规定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结构？“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因而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西方化的载体？或者毋宁说，他的思想的逻辑和模式日益中国化？或者根本就没有体系，没有明确的结构，只是在由毫无关联的成分组成的一个笨拙的东西里的两个理论框架在运作，有时相互巩固，有时相互矛盾？
毫无疑问，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毛的思想的性质和他本人对它的感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在人民共和国的头几年里，他仍然把源于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心要编织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的经线和纬线。但是到50年代后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开始沿着某些方向发展。这些方向既反映了“大跃进”政治气候的影响，又反映在对源出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的越来越多的强调。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但在同时，由于把“对立统一的法则”描述为：具有“思维的根本法则”的特征，从而暗示有一种新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就这样，他似乎把它放在其他两个范畴之上。②另一方面，毛归根到底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对立统一规律本身概括了辩证法的全部精髓。
1938年斯大林在为《联共（布）党史》所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中，列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一切现象都是互相联系的；自然界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发展的方式是从渐渐的量变导致质变或“飞跃”；矛盾是一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①
1957年1月在同党委书记们的谈话中，毛明确地就这一问题对斯大林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既批评了斯大林四个方面的分类在哲学上是不恰当的，也批评其在政治上的含义：
斯大林……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
显然，这里指的是1938年以后斯大林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而在这个阶段，毛并不愿把阶级斗争激化到同样的程度。但是随后他继续论述了在辩证法思想方面他与斯大林的区别：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②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①
在第二个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文中，用极为类似的措辞，重复了许多对斯大林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批评。他说，斯大林虽然不是完全没有辩证法，但是是相当缺乏辩证法的。他的辩证法是“吞吞吐吐的辩证法”。毛的总结是，斯大林70％是个马克思主义者，30％是个非马克思主义者。②
虽然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政治上的经验教训是显而易见的，但毛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在6个月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不管怎样说，哲学的含义多少是更加晦涩难懂，或至少是更模棱两可。关于生与死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无疑使人想起了论述自然界盛衰枯荣的古老的道教辩证法。但是，毛在1957年4月说，“辩证法不是循环论”。③
上文所引的1957年的那段话，以及毛的其他许多论述，反映了毛对辩证过程的本质的基本看法，问题是，怎么可能在保持这种看法的同时，又依然归属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毛对这一两难问题的解决简单得惊人——简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在面对它时，我（据我所知，还有所有研究这些问题的外国学者）百思不解其意。
1958年1月，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一文上署了名。当这份指示以草稿形式转发时，毛有这样的一句话，十年前我是这样翻译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和否定规律是永远存在普遍存在的。”②
事实表明，刚才所引证的中文表述，实际上应翻译为“否定之肯定规律”，人们正是这样来理解，而且在当时的中国被当作毛主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造。③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论点，除了那些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细致辨析的注释者外，似乎对任何别人都不会产生兴趣。实际上，它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首先，在哲学领域有一个毛的个人权威问题。最近，有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他在延安时期曾是毛的哲学研究小组的成员，他宣称：“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把惯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否定之肯定规律。这是他并未进行更多的论述而遗留下来需要哲学界进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①
几乎不需要对前面一句话中加了着重号的字的意义作详尽阐述。因为，由毛泽东引入指示、此后也从未详细阐述的短语，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成了一条新的规律，被中国的哲学家们断然接受。这完全可与斯大林在生物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里的所谓“天才贡献”相媲美。
不过，隐藏在这一理论创造之下的毛的思想倾向也是值得注意的。1983年3月，周扬竟然这样明确地说，由于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当作黑格尔的遗迹加以摈斥，毛也没能纠正斯大林的这一“偏颇”，结果最终毛开启了导致毁灭性暴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大门。周扬观点的核心是，毛对这个旧概念的担心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夸大辩证过程中连续阶段的绝对对立与相互排斥的性质，而忽略了“否定”意味着在抛弃被否定的事物的某些成分的同时，也保留了其他成分，并将它们合成为一个新的综合物。②如果这就是毛的意思之所在，那么这一新理论确实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和否定一切的观念。
而杨超则断言，在毛看来，每一次否定都使前一阶段的大部分被消除。他也提到毛怀疑这个旧公式，并用一个“丰富其内容”的新概念代替之。因为毛认为这意指整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回归到最初的肯定，而不是上升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并且他还说，毛相信“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的辩证统一，就像他相信和平与战争、生与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的统一一样。在毛看来，一切事物都是由“肯定和否定组成的矛盾统一体”。①
也许把上述两种观点合在一起，就能对毛引入这一新概念企图达到的目的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理解。显然，“否定之肯定”的论述所强调的事实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新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涌现出来。不过它也认为，这样的新事物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以前产生的事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否定之否定），而且它们还受历史的主体，如各个阶级或是那些自称为阶级的代言人的领袖和政党的肯定或维护。换句话说，“否定之肯定”既引发了无休止的变化，这是“不断革命的本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个词在1958年1月的《六十条》中曾被一起使用过），同时也引发了意志的作用。或换种方式说，它是为了适应于从强调经济基础到强调上层建筑的进一步转变。
根据毛的思想的实际政治意义，否定之肯定的概念，最好或许可以看作是上文曾经谈到过的“一穷二白”这一说法的象征性的表述。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种说法，即否定的东西可以转变成肯定的东西，或是在被称为“肯定”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转化过程中，包含有许多消极因素的局面能够转化成一个新的、更有发展前途的局面。如果我们接受周扬的分析，那么这种“肯定”将存在于要求迅速而全面变迁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以已经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逐步的渐进主义的战略之中。
这样，在60年代，毛就超越了仅仅对否定之否定重新进行命名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进行定义的范围，彻底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在1964年8月18日与康生、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话中，康请主席“谈谈有关三大范畴的问题”。显然他知道主席有新思想要提出，果然，主席就开始谈了：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①
第二年，在1965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毛再次非常明确地总结了他的观点：
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②
在过去，一些西方学者，包括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我本人都认为，在以上这一发展中，毛是在转向或复归于更为传统的辩证法观点。③不管人们是否接受这样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中国传统思想对毛的整个思想的影响日益突出。
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对孔子的评价。毛曾把“五四”时期的中文教师斥为把“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的脑子里灌”的“顽固的先生”。④
然而，就在1964年，毛转向中国的经典著作寻求灵感。这使他对孔子产生了惊人的好感。1964年2月在关于教育问题的座谈会上，毛在批评这位圣贤轻视体力劳动以及对农业缺少兴趣的同时，他又说：
孔夫子出身贫农，他放过羊，也没进过中学、大学……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⑤
接着在8月，毛在与康生和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话中，毛以赞同的口气从《诗经》中引用了一段话，并评论道：“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⑥
在毛的政治观点中，也许“中国的民族风格”最典型的表达，在于他强调道德价值的政治意义，以及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强调国家的教育职能。1958年1月，毛在那个为大跃进制订蓝图的指示中，号召培养新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是这样说的：
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①
秀才或“有教养的人才”一词，是帝制时代考试制度中最低层次毕业生（中举）的俗称，带有十足的传统内涵，对它的使用应该谨慎，而不能像开玩笑那样轻率。无疑，毛在使用这一词时是有所保留的，但其中也含有儒家正统学说核心的、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人们受教育是为了做官，而一旦受了教育就有义务有承担权力的责任。
另一个对过去的附和，是毛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即“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规律。确实，他指出前些年右派分子们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声称外行不能领导专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③除了正规院校的毕业生对那些在1957年春批评过毛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不满之外，不难看出，毛在1958年5月的这次讲话中所提出的“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这一观点，又一次肯定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础。
几个月后，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在讨论法治（像韩非子所倡导的那样）和人治（像儒教所倡导的那样）的问题时，毛声称：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①
这一段话除了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机构的关系的含义之外，毛在这里非常有力地表述了国家作为最高教育者的传统作用的思想。
1964年4月，毛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讨论了劳动改造问题。毛说：“归根结底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动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物也就有了。”谢对此回答说：“我在浙江省第一监狱宋硕中队，向犯人宣传了‘双十条’（亦称前十条和后十条，是当时所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方针。该运动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已有论述）……读后，绝大多数原来不认罪的犯人认罪了，许多顽固犯人也有转变。”②
我不认为对政治犯宣读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绝对等同于从前召集百姓宣读敕令（上谕），不过在相信道德劝诫是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说，这里确实有某种内在的连续性，或许毛没有明确讲出的观点是：新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他们又是“资产阶级的”，因为他们肯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知识的承担者，而就他们对自身作用的认识而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封建的”。
就本章开头部分讨论的权力问题而言，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领域也许是一个更为模棱两可的问题。在总体上说，晚清帝制时代国家的正统观念所规定的儒家与法家学说的综合，是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的。在很大程度上列宁主义也是这样。就此而论，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殊途而同归。此外，如果毛把政治看成是永远优先于经济，并最终形成社会变动模式的“纲”，那么，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但师从了列宁，也继承了在社会秩序方面盛行中国两千年的一元论和国家中心论。①与此同时，毛的思想与中国的传统也有重要的区别：他把人与社会机构同时看成是正确思想的改造力量的主体和政治活动的目的。
我们在前一部分已经看到：毛关于国家思想的重心在于中央集权。这一思想明显地贯穿在他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所有论著中。所以，他不仅对秦始皇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其他强有力的统治者多次褒扬就不足为怪了。1959年他写道：“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③
那么，毛泽东从另外的中国传统，常常被看作不成功的和与帝制格格不入者的意识形态——道教——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已经指出，毛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一系列连续的运动为特征，只是间或点缀一些平静的时光。这种模式构成了G.威廉·斯金纳和埃德温·温克勒所称的“依从循环”。毛自己把这种现象看成是“激烈斗争”与“静止巩固”相交替的“波浪式发展”。④
安格斯·格拉姆曾经评论过老子“倡导以无为作为一种治世之策，而不是放弃治世”。①毛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先是退居“二线”，然后，尽管他又重新保持权威，却始终（除在几次红卫兵集会上露面外）深居简出，这样的担任主席角色的方法，与《庄子》“天道”一章中所阐述的原则有着某些奇妙的相似性：
……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君之道也。②
纵观毛一生、尤其是他在1949年以后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归根到底，毛显然更多地受到中国的“伟大”传统而不是受到“渺小”传统的强烈影响。③
在毛生活的最后十年，这些有关统治者作用的、与传统密切相关的思想变得更加重要。这连同他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左的态度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对形势发展的第三个因素、在很多方面也是关键性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中矛盾的逐渐暴露以及毛对这些变化的反应。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9—120页。
② “致陆定一”，1958年12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4—555页。（出于某种考虑，这里略去了该大学的名学）。毛的信和有关文件的原文都收录在《万岁》（1969年）一书中第 267—269页。
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第257—258页。英文原注为：《社会主义高潮》第46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274页。
②《1981年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英文原注为：《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323—324页。这里所说的毛在成都会议上突然支持大社，在中国之外可以看到的有关他在会上三次演讲的原文中都没有出现。（参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96—124页。）
①戴维·S.G.古德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与省：四川和贵州（1955—1965）》，第144— 145页。
② 参见李锐：《论三峡工程》，第8—10、94—99、171、245页和其他各处。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第249页。英文原注为：《红旗》，1958年6月1日，第1期，第3—4页；《北京周报》，1958年6月10日，第15期，第6页。
①《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868—869页。
② 1958年8月21日上午和1958年8月30日上午的讲话。《学习文选》第304、306—307页。
③ 1958年8月30日的讲话。出处同上，第318页（也参见8月21日的演讲第306页）。
① 1958年8月17日、8月21日（上午）和8月30日（上午）的演讲，出处同上，第302、305—307页各处，第31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53页。
③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4—146页。
④廖盖隆：“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中共研究》1981年9月号，第123页。这份报告最早是提交给1980年10月25日由中央党校主持召开的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的，后来在中国正式出版的只是修改后的文本。完全有理由相信台北复制的原件是真实的。它被翻译在《问题和研究》（1981年10月号、11月号和12月号上。这里所引的部分出自10月号第84页。至于新的文本，参见廖盖隆：《党史探索》第308—365页。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有关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全貌作了极大的压缩，并且没有包括周在劝说毛放弃“自由供给制”中所起的作用的有关细节。
⑤参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22页，其中特别是1958年3月22日的谈话部分。
①《万岁》（1969年），第247页；《万岁》（1967年）第12、17、49页等。
②《万岁》（附录），第32—33页；译自S.施拉姆：“毛泽东和他1958—1969年的永远革命理论”，载《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第226—227页。
①《万岁》（1969年）第245页和《万岁》（1967年）第15页。
②《万岁》（1969年），第204页。
①参见S.施拉姆：“毛泽东和永远革命理论”，其中特别是第232—236页。
②见吴江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8期第25—28页上的文章。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99、135—136页。
③《万岁》（1969年），第228页。
①《万岁》（1969年），第262—263、264—265页；《杂录》第141—142、144—145页。
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载《中国季刊》第103期，1985年9月号。
③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3页。
④同上，第142页。
⑤《万岁》（1967年），第106—107页。（1959年3月15日的信）。
①斯特朗：“同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496—497页。
②实际上，张闻天三小时的中间发言比彭德怀的“意见书”要更系统，用了更精确的理论术语。参见李锐（当时曾出席了庐山会议）在“重读张闻天同志的‘庐山发言’”一文中所作的分析，载《读书》1985年第8期，第28—38页。张闻天演讲的原文已收录在《张闻天选集》中正式出版，第480—506页。
③用英文对庐山事件及其意义作了最全面最精确的描述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跃进（1958—1960）》，第187—251页。
④《万岁》（1969年），第222页；《杂录》，第121页。
①《万岁》（1967年），第4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25、239页。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0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5页。亦请参见S.施拉姆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关于1949年以前毛的思想一章。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一文中，毛明确地肯定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它包括三大法则（参见《毛泽东集》第6卷第300页）。
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第345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6页（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
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7—121页。英文原注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06—110页。
②在英文原文里，此段与下段合为一段，没有分开。这里按《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文版原文处理，将其分为两段。——译者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7—349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7—369页。
②《学习文选》，第212—213、220页。
③《万岁》（1969年），第104页；杂录》第66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和永远革命理论》，第228页。
②见迪克·威尔逊编：《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一个初步评价》一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施拉姆”这一部分，第63页。早在1976年，史蒂夫·秦就领会了这一论述中包含着一个新的巨大的背离，但不幸的是后来他又退回到原处，把这一论述当成是指“肯定之否定”。参见秦：《毛泽东的思想：形式与内容》，第60、66—67页，等。
③参见1960年出版的两本重要的毛的著作选编（仅供内部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第195—220页；《毛泽东同志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摘录）》，第150页及以后各页。两本书都有冠之以“否定之肯定规律”标题的扩充章节，尽管其资料都选自延安时期和50年代中期，内容是关于新与旧、中国与外国思想的结合问题，等等。（或许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本书的各章节是根据主题进行编排的，书中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稿的笔记。对此，毛在1963年与埃德加·斯诺的会谈中否认他是原作者）。
①杨超：《唯物辩证法的几个理论问题》（以下称《辩证法问题》），第211页。这本书起初是专门直接研究毛的思想的，书名为《论毛主席哲学体系》（内部讨论稿），共2册（以下称《毛的哲学体系》），后经修改而得今名。关于杨超在1939年参加毛的哲学研究小组一事，参见温济泽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一书第69页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是怎样教我们学哲学的”一文。除毛之外，该小组的其他成员有：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陈伯达。
②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第4版。这篇文章是根据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演讲写成的。由于它提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异化问题，因而在1983—1984年冬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了批评。但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认为周扬对毛的辩证法的分析是错误的。要想了解有关这一演讲的发表及其受到的批评的情况，请参见S.施拉姆的《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78—1984）》一书，第41—56页。
①《辩证法问题》，第199—217页，其中特别是第212—213页；《毛的哲学体系》，第247—263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26页。
②同上，第240页。
③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历史与意愿》，第323—326页；S.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第63—64页。
① “人民群众的大联合”， S.施拉姆译自《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80—81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页。英文原注为：《毛著选读》，第34页。（《文选》第7卷，第2页。莱格：《中国古典名著》，第1卷，第195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31页。英文原注是：《毛选》第4卷，第378页，（《文选》第5卷，第14页；莱格：《中国古典名著》第1卷，第195页。）
④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2页。（《孟子》第6卷，第2册，第34页；D.C.罗：《孟子》第201页。）
⑤同上，第208页。
⑥同上，第215页。
①《万岁》（附录），第37页。（“六十条”中的第四十七条）
②《万岁》（1969年），第210—211页；《杂录》，第110—111页。
③ S.施拉姆译自《毛泽东和他的永远革命理论》，第227页。
① 8月21日的讲演，《学习文选》第310页。
②《万岁》（1969年），第493页；《杂录》，第347页。
①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S.施拉姆为《国家权力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基础》所写的前言，以及第二本书中所收的各篇文章，其中特别是雅克·格内特和许华茨的文章。
②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1页。
③《万岁》（1969年），第195页。
④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6—107页。
①安格斯·格拉姆：《列子一书》，第10页。
②《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英文原往为：安格斯·格拉姆：《庄子：〈庄子〉一书中主要的七章和其它著作》，第261页。
③关于这一问题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S.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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