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记住,我在提到某些历史事件的时候,我并不是在写历史书,我不打算弄清历史的真相(根据最可信的历史资料),我只是试图陈述犹太民族心目中的,他们认为的事实。
我们知道,“真正的事实”与“人们相信的真正事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每个国家的历史书中记载了大量本国人民坚信不疑的历史资料,但当你越过边境去阅读邻国的历史时,事件和结论就会截然不同,而读这些书的孩子们不会去怀疑这些叙述的真实性。
当然或许会有某个历史学家、博学之士或某个怪人会去阅读所有的记载,他或许能找到一些接近“绝对真理”的东西,但是如果他想过安静的日子,那他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犹太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三千年前的犹太人、两千年前的犹太人直到今天的犹太人,都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并不更好(像他们自称的那样),也不更坏(像他们的敌人常说的),他们具有一些独特的优点,也有不少一般人常见的缺点。关于犹太人,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有赞扬的,有贬斥的,也有模棱两可的,因此,对他们的历史做出准确的判断是很困难的。
对犹太人在埃及人、迦南人和巴比伦人中的冒险经历,犹太人有自己的编年史。但当我们试图判断它的历史价值时,遇到同样的难题。
后来者一般是不受欢迎的。在犹太人漫长的流浪生活中,每到一个地区,他们总是外来人。尼罗河流域、巴勒斯坦山谷、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居民并没有张开臂膊欢迎他们。相反他们说:“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地方住,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吧。”于是发生了冲突。
犹太历史学家回顾这段历史时,总是想美化他们的祖先,当然我们今天也这样做。我们赞美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定居者,描述这些可怜的白人早期成为野人箭靶子的恐怖场面,但从不述说那些红种人——北美印第安人的命运,他们后来成了白人残酷的火枪靶子。
如果尊重历史,以印第安人的角度来写,读起来可能会更动人。但遗憾的是印第安人已退出历史舞台了。
许多世纪中,《旧约》是我们的祖先惟一能够读懂的关于古代亚洲的历史书籍。但是一百年前,人们学会了辨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五十年前,人们读懂了神秘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我们发现这里讲述着与犹太人讲的完全不同的故事。
我们终于明白,他们犯了爱国主义历史学家易犯的错误,不惜歪曲事实来为本民族添光增彩。
不过我重申,本书是没有这样的弊病的。
我不是在写犹太人的历史,我不打算为他们辩护,也不攻击他们的动机。我只是重复一下他们对古代亚洲和非洲历史的看法。我不需要去研究史学家的渊博论著,而只需花几分钱买一本袖珍版《圣经》,就能提供给我足够的资料了。
如果你在与公元一世纪的犹太人交谈时,提到“圣经”这个词,他会不清楚你在说什么。相对而言,“圣经”是个新词,它是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克里索斯通在四世纪首创的。
大约在一千年的时间里,这个文集的篇幅不断增加,除少数篇目外,大部分都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但到了耶稣出生时,希伯来语已经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使用阿拉米语(更加简单,而且为普通人所熟悉),《旧约》中的一些先知启示就是用阿拉米语写的。但是,请不要问我“《圣经》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我不知道。
每个犹太小村庄,每座犹太小神庙,都有一些有关的记载,虔诚的长老孜孜不倦地把它们记在兽皮或埃及草币上。
到了公元前八世纪,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这种记载越来越多。到了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时,这些记载被译成希腊语,传到欧洲。而后,被译成了世界各种文字。
至于《新约》其历史就简单了。在基督死后的两三个世纪中,追随那个卑贱的拿撒勒木匠(即耶稣)的信徒们,处在罗马当局的迫害之下,对于依靠刀剑暴力建立起来的罗马帝国来说,仁爱、宽恕的教义是一种威胁,所以早期的基督徒不能走进一家书店说:“给我来一本基督传和使徒行传。”他们只能传阅手抄的小册子。成千上万的小册子经过多次传抄,最后已搞不清楚哪些内容是真实的了。
后来,教会胜利了,受迫害的基督徒变成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他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消除三百年来由于受迫害而造成的宗教典籍的混乱。教会的领袖召集了一些学者,阅读了所有流行的版本,废除了绝大部分,只保留了几部福音书和信徒的几封书信。
接着又经过了几百年的争论,在罗马、迦太基多次召开宗教会议,直到基督死后七百年东方和西方教会才明确下来,使用现在通行的《新约》。以后,原有的希腊文本被译成无数的其他语言的版本,但内容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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