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由亚历山大大帝发现的。但是，亚历山大大帝虽然横穿了锡克族的家园———旁遮普平原，跨越了印度河，却未深入到印度腹地，而这个腹地才是真正的印度人的居住地。从那时直至今天，这些印度人一直在喜马拉雅山与德干高原之间的那片恒河流域上生活着。直至公元1500年之后，葡萄牙航海家达·迦马航行到了马拉巴尔海岸，并在果阿登陆，欧洲人才因这次航行而首次揭开了这个奇异王国的神秘面纱。
一旦开通了欧洲至印度这个香料、大象和黄金寺庙之国的海上通道，地理学新知识就滚滚而来。为了满足地图市场的需求，阿姆斯特丹的地图生产商不得不加班加点，玩命地干活。从此之后，欧洲人把这块富庶的半岛的角角落落都翻了个底朝天。下面对印度地貌作个简介。
从阿拉伯海一直到兴都库什山，一路纵贯印度西北的吉尔特尔山和苏莱曼山，这一系列山脉把印度同外界隔开了。从兴都库什山直至孟加拉湾的喜马拉雅山，又在北部呈半环形把印度包围起来，使印度彻底与世隔绝。
注意，在地图上，印度与欧洲相比，她的比例被缩小了。印度的面积几乎同俄国除外的欧洲相匹敌。如果把喜马拉雅山搬到欧洲大陆，喜马拉雅山就会从法国的加莱一直延伸至黑海，其中海拔比欧洲最高峰还高的山峰至少有40座，山上冰川的长度是阿尔卑斯山冰川的平均长度的5倍。
印度是地球上最炎热的一个地区，有好几个地方的年均降雨量保持着全球最高纪录(年均降水达1270厘米)。印度人口为3．5亿，不同的语言和方言有150种。90％的印度人仍然靠天吃饭，如果某一年降雨量不足，由于饥荒而死亡的人数会在200万(这是1890—1900年的平均数)之上。现在，在英国人的努力之下，蔓延的瘟疫被控制住了，种族之间的混战被平息了，许多水利灌溉设施建起来了，一些基本卫生常识(这些当然要印度人自己掏钱)也被印度人掌握了，但这导致印度的人口出生率上升了。如果人口按这个速度增长下去，势必又会回复到过去的贫困状况，当饥荒、瘟疫再一次降临，儿童的死亡率又会回升，天天从早到晚都会有人往贝拿勒撒山上运尸体。
印度主要河流都与山脉的走向平行。西边，印度河上游穿过旁遮普省全境，然后从北部山区冲过来，形成了一条便捷的通道，为亚洲北部那些贪婪的征服者挺进印度腹地提供了便利。恒河，号称印度人的圣河，几乎是一路向东流去，与从喜马拉雅山群峰之中发源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汇合之后，才一起奔入孟加拉湾。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也几乎是一路向东流来，直至受阻于卡西丘陵，才掉头向西，与恒河很快就合流了。
印度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就在这个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大约只有中国还有那么几片地方和这里一样，狭小的一块土地上拥挤着几千万人，为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生存资料而勾心斗角。两条大河的汇合处是一片潮湿而泥泞的三角洲，加尔各答，这个印度最重要的加工业中心就矗立在这片三角洲的西岸上。
恒河流域物产丰富，本应是一块民殷财足的沃土，但是，由于人口长期严重过剩，才致使整个地区不堪重负。首先，恒河流域盛产大米。印度人、日本人、爪哇人种植水稻并非因为他们喜欢吃大米，而是由于水稻产量高。在这些以英尺甚至英寸来丈量的土地上，每平方英里出产的大米比在同样的土地上种植其他作物的收获要更多。
然而，水稻种植却是又苦又脏。说脏有点难听，但是，它的确是描述水稻种植最恰当不过的词眼。上千万上亿的男女在泥水和粪肥中趟来趟去，也趟去了他们的大部分岁月。先在泥土中培育出水稻秧苗来，待水稻秧苗长到9英寸高时，再用手拔出来，移栽到水田里，直至收获季节。稻谷收割完后，通过一种很复杂的排水系统把稻田里恶臭的泥浆排进恒河。而恒河水又是那些聚集在贝拿勒撒的虔诚信徒的饮用水和洗澡水。但贝拿勒撒的信徒认为，流入了水田泥浆的恒河水是神圣的，比任何形式的洗礼都更能把人类的罪恶洗涤干净。贝拿勒撒不仅是印度的罗马，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
黄麻是恒河流域的另一种农作物。100年之前，黄麻这种植物纤维第一次进入了欧洲市场，成为了棉花和亚麻的替代品。黄麻是植物内茎的皮，同水稻一样，它的生长需要耗费大量的水。黄麻收割后，先放在水中浸泡几周，再剥除表皮，把纤维撕出来，最后运到加尔各答的工厂，加工出黄麻口袋、绳索，编织出一种印度人穿的、较粗糙的衣服。
植物靛蓝是恒河流域的另一种出产。我们能从中提取蓝色染料。不过，最近人们发现蓝色染料还能从煤焦油中提取出来，而且比从植物中提取更经济更实惠。
最后一种作物就是鸦片。鸦片本是一种药物，能减轻风湿病患者的痛苦。在印度，为了耕种供养他们所需的水稻，大多数人不得不把大多数日子消磨在没膝深的烂泥里，得风湿也就在所难免。
恒河流域平原外侧的山上，原来覆盖着古老的森林，现在都变成了茶叶种植园。具备湿热的气候条件，这种小树叶的灌木才会生长，而山坡是茶树生长最适宜的地方。在山坡，茶树这种植物的柔软的根茎不会为流水所伤及。
恒河平原的南部是像三角形的德干高原。高原上出产三种产品。中部主要出产棉花，也种植一些小麦。由于中部降雨量太少，饥荒经常出现。印度柚木的主要产地是德干高原的西部和北部山区。柚木质地坚硬，不会弯曲，不会变形，还不会腐蚀铁。在铁制蒸汽船发明之前，柚木在造船业得到了广泛应用。如今还广泛应用于其他行业。
德干高原的沿海地区，西边为马拉巴尔海岸，东边为科罗曼德尔海岸，因为降水充沛，所以盛产大米和小米，完全能供养起沿海地区的大量人口。
德干高原也是印度惟一找到了煤、铁和金矿的地区，但是，德干高原上的河流急流多，险滩多，不利于航行，所以，这些矿藏并未得到认真的开发。至于铁路建设，根本就不会有人乘火车。高原上的老百姓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产品能够用来交易，因此，他们从不走出世世代代居住的小村庄。
科摩林角东面的锡兰岛（今斯里兰卡———译者注）也属于印度半岛，保克海峡横亘在大陆与锡兰岛之间，那儿暗礁密布，为了确保安全航行，挖泥船不得不持续地工作。但是，在锡兰岛与大陆之间，有一座被人称为“亚当桥”的桥，这是一道奇特的大陆桥，是由暗礁与浅滩架起来了的。据说，当年亚当和夏娃违忤天意，惹得上帝勃然大怒，之后，他们从伊甸园逃往尘世，就是通过这个亚当桥。根据印度人的说法，锡兰岛就是过去的伊甸园，而且，对今天的印度内陆人来说，锡兰岛仍然不失为一座人间天堂。锡兰岛不仅气候温和，土壤膏腴，风调雨顺，物产富饶，而且，锡兰岛还远远地避开了印度的恶魔。印度内陆居民认为，佛教是一种神圣的精神力量，但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所以，他们舍弃了佛教，而在锡兰岛，人们却依然虔诚地供奉着佛祖，并由于信佛，而把至今在印度宗教中仍占重要地位的森严的种姓制度淡化了。
同我们通常想像的情形相比，地理与宗教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在印度这个巨型之国，宗教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千百年来，在印度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宗教一直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应该想什么，人们应当说什么，应当做什么，应当吃什么，应当喝什么，都是在它的指导之下；人们不应当想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吃什么，不应当喝什么，都是在它的禁止之下。
在其他国家，人类的正常发展也常常被宗教所干预。为了表示对逝去的先人的崇敬，中国人常常把先人埋葬在南山坡上，而用以养家饣胡口的土地却是在寒冷多风的北山坡。结果呢，人们对先人的确克尽了子孙之孝，与此同时，孩子却有可能饿死和被迫卖身为奴。的确，一些奇怪的清规戒律、宗教禁忌以及家法族规都或多或少地会对每个民族(也包括我们)起着禁锢作用，并消极地影响着整个民族的进步。
为了认识宗教对印度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回到史前时代，至少得回到希腊人首次来到爱琴海3000年之前的那个时代。那时，达罗毗荼人，一个深色皮肤的种族居住在印度半岛上。或许，德干高原最早的居民就是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与我们的祖先同宗同源)本来居住在亚洲中部，为了寻找更适宜的安身之所，他们纷纷离开故园。他们分成两股，一股一路西迁，后来定居于欧洲，还漂洋过海，去了北美大陆；另一股则一路南行，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山口，定居在印度河、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并继续南下，抵达了德干高原，再顺着西高止山与阿拉伯海之间的海岸线前进，最终落脚于印度半岛的最南端和锡兰岛。
同土著人相比，这些新移民的武器更精良一些，如同所有强大民族对待弱小民族，雅利安人也是这样对待土著人。雅利安人嘲笑达罗毗荼人，说他们是一群黑鬼，还夺去达罗毗荼人的稻田，掠走达罗毗荼人的女人，因为雅利安人带来的女人太少了(穿越开伯尔山口的路途太艰险。他们无法从中亚带足够的女人南下)。当土著的达罗毗荼人稍微流露出一点反抗的意思，就会被杀死，雅利安人强行把达罗毗荼人的幸存者赶到半岛上最荒凉的角落，让他们听天由命，任其自生自灭。
但是，土著的达罗毗荼人在数量上比雅利安人更有优势，以致文明程度偏低的民族对文明程度偏高的民族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为防止这种局面继续发展，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黑鬼们严格地限制在他们原来聚居之地，禁止达罗毗荼人出来活动。
当时的雅利安人也同我们现在的西方人一样，把印度社会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级，阶级之间等级森严，界限分明。“等级观念”盛行于世，甚至连美国这样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在欧洲社会默许的偏见的纵容下，犹太人遭到了等级观念的迫害；在美国的正式法律条文的支持下，南方各州的黑人在等级观念的强迫下不得不乘坐种族隔离的汽车。纽约被视为一个开明的城市，但在纽约，一个能和深肤色的朋友(黑人、印度人或爪哇人)共进晚餐的饭店是永远也找不到的。经由只为白人提供卧铺车或坐式卧铺车的方式，美国铁路也助长了我们的等级观念。至于哈莱姆黑人的“等级观念”，我并不知道，但是，当看到德国籍犹太人之女嫁给了波兰籍犹太人之子时，而德国籍犹太人家庭感到这是一个深深的耻辱，我就认识到“超群绝伦、出人头地”的思想在人类的人性中是十分普遍的。
在我们美国，社会与经济生活还未彻底地被“等级观念”所主宰。从一个阶层晋升到另一个阶层的大门尽管被小心锁住了，但是，大家都明白，只要用劲拼命地去推开，或拥有一片小小的金钥匙，或干脆用力砸开外面的窗子，迟早有一天会被接纳进去。而在印度，作为统治阶级的雅利安人用巨石把各个等级之间的大门封得死死的。各个阶级都被禁锢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这种等级制度的形成绝对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的建立既非自娱自乐也非为了讨他人开心。在印度，由于恐惧，才有了等级制度的出现。僧侣、军人、农夫、手工匠人———这些最早的雅利安人征服者绝望地看到，达罗毗荼人虽然遭到了他们的征服、遭到过他们的掠夺，但达罗毗荼人在数量上还是远远多于他们，所以，他们就必须得采取一种自我挽救的措施，强迫达罗毗荼黑鬼“待在他们该待之地”。雅利安人不仅这样做了，而且走出了很远。他们建立了一种森严的“种姓制度”，这种制度是其他民族从未敢奢望建立的———雅利安人给等级制度套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宣布三个上层阶级独享婆罗门教，把那些卑贱的土著人排斥在神圣的精神世界之外。为了免遭下层阶级的玷污，维持所在阶级的纯正血统，每个上层阶级都有一整套繁冗的宗教仪式以及神秘的风俗以保护自己，最后，对那一大套毫无意义，却又令人不知所措的禁忌，只有本地人才能够应付得了。
这种制度到底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我们西方社会过去3000年中，一个人选择职业的范围不得超出他的父亲、祖父或者曾祖父的职业范围，那么，这个人又会有怎样的创造精神呢?
种种迹象表明，印度正处于社会和精神复苏的黎明前夕。但是，直至最近，婆罗门世袭僧侣们，这个印度等级社会中统治着各个阶层的最高阶级者，仍在刻意阻挠这种变革的发生。那个让他们成为不容怀疑的领导者的正统宗教有一个含糊不清的名字———婆罗门教。梵天就是他们所尊崇的神，如同希腊的宙斯和朱庇特，梵天也是万物之始，众生之母，万物之终。但是，这个梵天只是一个抽象化的精神概念，对寻常百姓，它过于含混不清了，太不真实太不具体了。
印度也有几个大城市，但她始终是一个农业国。生活在农村的人口至今还占70％，其余的人分布在大家都道得出名字的那几个城市里。位于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河口的是加尔各答。最初，加尔各答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渔村，到了18世纪，加尔各答就演变为克莱武反法运动的中心，最后上升为印度最重要的港口（克莱武是罗伯特·克莱武，1725—1774，英国殖民主义者，孟加拉省总督。反法运动是指18世纪中叶，为了争夺印度东海岸卡尔纳提克，发生在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译者注）。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后，如果有一批货物要运到印度或旁遮普省时，汽船能直达孟买或卡拉奇，这样，加尔各答的地位就大不如夕了。孟买是一个建在一座小岛上的城市，这也是东印度公司的杰作。最初，孟买只是东印度公司的海军基地和德干高原的棉花出口港。但这个港口建在了一个绝妙的地方，全亚洲的人都被孟买吸引了，都来孟买定居，波斯最后一批拜火教教徒也包括其中。这些波斯人变成了孟买最为富有、最有智慧的一个阶层。他们从不用火焚化死者，因为他们崇拜火，火在他们眼里是神圣的、不可玷污的东西。所以，孟买也变成了一个神奇怪异之乡。在孟买，波斯人死后实行天葬，让秃鹫啄掉死者似乎是最完美的安葬办法。
马德拉斯是科罗曼德尔海岸最主要的港口城市，位于德干高原的东部。稍南一点是本地治里，这是一个充满法国情调的城市。本地治里让人回忆起当年英法为了争夺对印度半岛的控制权而激烈交火的岁月，还使人联想到迪普莱克斯与克莱武交锋的时日，悲惨的加尔各答黑洞事件就是在这决战之中发生的（约瑟夫·迪普莱克斯，法属印度总督，1697—1764。加尔各答黑洞事件即1756年，孟加拉纳瓦卜攻下加尔各答之后，把146名英国俘虏关押在一间名叫黑洞的小房间里，致使123人因窒息而亡———译者注）。
印度最重要的城市当然是在恒河流域出现。首先是莫卧儿王朝的旧都、西部的德里。谁控制住了德里，谁就当上了全印度的主子。由于德里是能完全遏制住从中亚出入恒河流域的主要咽喉，莫卧儿王朝就选择德里作为自己的首都。再往南就是亚格拉。曾有四个莫卧儿王朝国王在亚格拉定居，那个给他深爱的女人修建泰姬陵的国王（指莫卧儿王朝的沙杰汗）就是四人之一。沿河而下就到了安拉阿巴德，城如其名，这是穆斯林的一座圣城。在安拉阿巴德附近是勒克瑙和坎普尔，因为发生了1857年大暴动（即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一场印度军人和人民共同起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译者住），这两个城市而大名鼎鼎。
沿河南下就来到了全印度人的罗马和麦加———贝拿勒撒。印度人不仅沐浴在贝拿勒撒的恒河圣水中，还希望死在贝拿勒撒，在恒河两岸的山上下葬，把骨灰洒进神圣的恒河之中。我最好就此停笔。不管你是谁，是一个历史学家、化学家、地理学家、工程师，还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不论何时，只要涉及到印度，都会感到自己置身于深奥的道德与精神问题的旋涡里。身为陌生人，在踏进印度这片神秘莫测的土地时，我们更应加倍小心谨慎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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