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关于禁止观看禁止观看条例的条例"，或被"禁止谈论我们被严禁谈论某事的事实"，或"我们看不见我们不想看的东西，我们也看不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这样的超否认预设了一种自欺的特殊形式，奥威尔称之为"双重思考"；或是"有意识地促使无意识，然后……对自己刚才实施催眠的行为失去意识"的能力。因此，在《1984》中，当东亚国突然接过大洋国的传统宿敌欧亚国的角色，而成为大洋国的敌对国时，大洋国的人马上开始销毁或改写他们与欧亚国长期战争的相关参考文献，奥威尔敏锐指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最困难的是因为工程的进程本身都是不能明说，无法指称的"。
确认了把社会体系作为研究合谋沉默的逻辑背景后，让我们来检验一下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势的结构特征，他们是影响一个人是否可能会参与合谋行为的最显著的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做一些比较，比如在对等关系以及权力介入的关系之间，以及公共场合和私下场合之间，如是类推。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是否参与沉默合谋，受某人离这个所谓的大象距离远近的影响很大。离大象越近，就越能感受到否认其存在的压力。所以，其实是站在街上观看皇家游行的人们，而不是游行队伍中的人首先冲破否认的藩篱，公开承认皇帝的一丝不挂。
围绕在大象周围的人们，他们彼此之间社会距离也很重要。毕竟，社会意义上离得"越近"，我们越倾向于彼此信任，并因而越发开诚布公。另一方面，催生沉默的正式关系和社会环境则不鼓励这种坦率开放，而是竭力促进噤声。
同样重要的，还有我们之间的政治"距离"。相对于上级，我们一般更倾向于信任和我们同级别的人。因等级森严而权力差异越大的社会系统，其对开放和坦诚的抵制越明显。
然而，最显著地影响一个人是否参与沉默合谋的结构性因素，是合谋者的实际数量。这一点与常见的秘密形成鲜明对比，一般秘密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的直接的排他性功能，而人尽皆知的秘密则随着"了解内幕"的人越多，变得越发让人绝口不谈。确实，共谋参与者的数量越多，沉默就"越沉重"和"越响亮"。严格禁止《1984》中温斯顿和朱丽亚那样非法的单独会面，可能是反乌托邦的警察国家确保某些事情永远不被公开讨论的最有效的方式。
正如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著名论断所言，在三个人的群体与两个人的群体之间，只需要就其社会互动方面作一个比较的话，即可理解参与者的数量对社会互动的动态结构的影响。而且事实上，与两个人的沉默合谋不同，即使在一个只有三个共谋者参与的合谋中，也已经预设了在社会组织的群体的否认中，一个潜在的，新的关键人物的出现，我们可称其为沉默的旁观者。
电影《事件》的一个场景，看后令人寒意顿生：仅仅两个年轻的小混混，就把整个地铁车厢里的人们给震慑住了，这恰恰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乘客一起看着他们，正是借助了他们的沉默，才成功地遏制住其中的每一个人采取行动阻止匪徒的可能。难怪我们常常把沉默的旁观者视作帮凶，他们无形中为暴行和虐待的不可讨论性作出表率，促成了自我否认。面对丈夫或男友骚扰她们的女儿时，女人们选择保持缄默，就是通过拒不承认，来使得这种虐待得以持续。就此而言，当某人的朋友、亲戚和同事故意将头扭向一边，假装没有注意到他酗酒或吸毒的那些显明迹象时，作用是一样的。
沉默的旁观者之所以能成为帮凶，是因为当其他人看到这些旁观者对某些事物视而不见的行为时，这些行为会进而鼓励他们否认该事物。研究证据显示了社会压力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看法的，如果某人周围没有任何其他人作出同样关注，那么从心理学上来说，他会很难相信自己的感觉，并坚持相信他所看见或听见的确实存在。针对某样事物，一方面是其他人明显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是自己对此有所认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产生了一种混淆感，并进一步增加了此人最终屈从于社会压力，选择否认的可能性。
这种压力随着沉默旁观者人数的增加而加剧。托马斯·斯多克芒博士，一个勇敢的、面对否认毫不留情的斗士，在亨里克·易卜生的戏剧《人民公敌》中注定会发现，"真理最坏的敌人……就是大多数"。看到越多人有意忽略房间里的大象，人们就越难坚信自己所看到的——即大象是真的就在那里。身为少数，需要不断抗拒多数人号召加入合谋、一起忽略大象的压力，这种压力随着沉默合谋者人数的增多而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显著。正如我们心知肚明的，如果身边有30个人而不是仅仅3个，肯定更难谈起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看起来他们中没有谁会热衷于讨论该话题的。
此外，眼看着几个人一起忽略大象的体验，与看他们各自单独忽略的体验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这还涉及他们每个人观察别人忽略时体验的叠加效应！不是几个各自为战的个体来否认，取而代之的是身边的一帮人都明目张胆地参与到同一个合谋中。进一步地，从两人增至三人，遑论更广大的范围，沉默的合谋涉及一个重要的转移——从严格的人际交往型社会压力转移到我们所谓的整体性团体压力，由此，打破沉默实际所侵犯的，不只是某些个体的个人舒适感，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神圣的社会禁忌，故而激发了一种被强化的恐惧感。
顺着同样的思路，注意一下私人和公共交流的差异性。那些只会和亲朋好友分享的个人婚姻中所存在的问题，是很少会愿意被拿到公开场合讨论的。同理，同事们很乐意在"重门深锁之后，窃窃私语"地议论上级的腐败和不称职行为……但只有愚蠢和幼稚的人才敢把这些公之于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政治正确"规则的违反更可能出现在厕所涂鸦上，而不是公开讲座或电视节目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沉默的合谋会而展现出某种特定的轨迹。为了解这种合谋的全貌，我们也需要审视它们高度模式化的社会动态。
在《皇帝的新衣》中，虽然无论是首相大臣还是皇帝的其他亲信议员，都看不到并不存在的布料，但他们仍然假定除了他们，其他人包括皇帝都可以看见，因此大加赞赏皇帝的新衣，以保全自己的声誉。不管怎样，他们毫不真诚的证言，反而导致皇帝认为他一定是唯一一个看不见的人。"皇帝想：'什么！'"，看着空空的织机，"'我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这太可怕了！我愚蠹吗？我不配做皇帝吗？'"但是，"他大声说，'这非常漂亮'，"从而延续了无法避免的，以错误臆断为前提的恶性循环。因此，随着故事继续发展，"所有的议员，大臣和重要人物……盯着看，努力盯着看，却和国王一样，什么都看不到"，但他们还是"像皇帝那样说，'这真漂亮。'"
同理，当一名员工在会议中看到另一位对明显听得很清楚的话充耳不闻时，那么这些话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印象，会在第二个工作人员的继续无视中得到加强。事实上，一个恶性循环可能从此产生，每个同谋者的否认对他人都是一种支持，他们的整体沉默会彼此呼应，这时第三个、第四个也加入了共谋。保罗·西蒙说，"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增长"，这正是整个社会是如何变得集体否认其领导者的无能，无视明显的暴行，以及对迫在眉睫的环境灾害视而不见的过程。
由此，沉默的强度不仅受参与其中的共谋人数的影响，还会受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时间长度的影响。佐证之一，就是结婚多年的夫妇关于性生活质量的交流普遍十分缺乏，如果这种情形持续时间足够长，那么即使仅仅是两人之间的社会交流环境，沉默也可以很"沉重"。所以，尽管沉默可能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被干扰，但它还是趋向于变得更加讳莫如深。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沉默固有本质的累加结果。如同其他任何否认形式一样，沉默可以自我强化。保持沉默的时间越长，越难以避免地演变成为"用更多的沉默来掩盖我们的沉默"。今天的沉默将使明天的沉默更难打破。
塞缪尔·约翰逊曾经说过："沉默会自我繁衍。越长时间不说话，就越难找到可说的话题。"同理，"事情搁置的时间越长，就越难讨论。"确实如此，当我们阅读简·斯迈利的《一千英亩》时，不免会为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伤怀，两姐妹可能需要20来年才觉得心理上做好了准备，和对方谈谈自己都曾被父亲猥亵过的共同经历。
事实上，"大象"通常随时间而增长，它们的形象大小反映了它们的年龄。我们假装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时间越长，它们在我们脑海中就变得越大。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在描述围绕在他父母亲创痛过往的那种沉默时说，"每年它长高一些，我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它的存在。奇怪的是，纵使它占据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却从没谈起过它。"
鉴于此，人们能伪装多久呢，假装没有注意到房间里的大象，直到它变得太大而不容躲避？到底有没有什么能够停止这种看似无休止的否认循环？到底有什么能够真正结束合谋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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