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开始探究合谋性沉默的结构和动态之前，有必要看一看我们的认知和行为能力，这些能力使得我们得以参与到合谋沉默中来。审视看、听、说所存在的社会基础，有助于我们对否认的社会组织结构有个初步认识。
我们都清楚，何者为我们注意的，何者为我们忽视的，这一词语意义上的界限，实际上是由我们感官的生理局限所决定的。例如，我们的视觉就受限于我们的"视野"。因此我们的视野之外的事物将不会进入我们的意识。同样的生理局限也决定了我们能听到和闻到的范围。
然而我们如何把一个我们注意到的特定"图景"从其背景中抓取出来，仅部分由我们的天性决定。比如，我们并没有天生一个过滤路，能够将音乐会上的音乐和其他很多背景声分开，比如沉闷的咳嗽和挪椅子的声音。同样，陪审团成员能把一些证据而不是另一些证据视为不具有法律效力时，靠的也不是什么天然的本性。
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方式通常各不相同，而这种差异几乎与我们的生理结构无关。鹰与龟视力不同，蜘蛛和瞪羚听力迥异，但游客和本地人关注点的不同，则并非因为他们各自的感官能力有什么巨大差异。
此种与生理无关的，建立在社会基础上的对事物的关注方式，可以在不同社会群体的关注习惯中得到证明。再有，与拉丁裔女孩相比，黑人女孩更容易和她们的母亲谈及性话题，说明我们的交流习惯也是如此。因此，有些职业严格限定其成员可以关注的事物范畴，而其他一些行业则训练他们关注每一样东西。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你可以比较一下对注意力严格限定的实验室研究员，外科医生以及探员和调査记者。
随着历史的进程，关注与忽视的内容在社会结构方面也发生着变化。仅仅几十年前，抽烟还被视为一种"背景"活动，跟信手涂鸦以及喝杯咖啡似的，没人予以特别关注。同样道理，就在两代人之前，美国中产阶级还把肤色和社会地位关联起来，但是现在这个联系已经被丢弃了。因此，随着社会态度的调整，我们的焦点随之而变。
此外，传统意义上被忽略的某些学科知识，会因此忽然成为了学界的前沿热门话题。像"弗洛伊德"口误理论，这个名字本身就表明了，如果不是一百多年前出版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这个话题将不会成为学术命题。同样的例子还有爱德华·霍尔1966年出版的著作《隐藏的维度》，只是在此书之后，才开始有人系统化地关注我们和别人交流时，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个人空间"泡泡。
回顾历史，也能看到我们道德标准也一直在变，比如女性衣着暴露到何种程度会引起道德的非议，又比如，每年都有无数因饥饿而死的非洲饥民，关心他们的美国人数的增减情况，等等，从这些数字和程度的变化中都可以看出端倪。现在法律实际保护权利已经延伸到同性婚姻和未出生胎儿，而就在几十年前，他们的法律地位还未被大多数人承认。
我们认为不能探讨的那部分当然也一直在变化中。正如同艾丽斯·米尔斯和杰里米·史密斯在他们合著的《寂静无声——说出不能说的》这本书中提到所谓的"斯塔尔报告"时写道：
"肯·斯塔尔的问题是，到了20世纪末，精液已经成为了人人可说的语言。而在那个世纪初始阶段，除了男科医生，这个词是不能提的。但是在世纪末，人们已经可以自由地和儿童说起这个话题了。对于斯塔尔的读者来说，说到精液，并无打破禁忌之感。"
"我们注意的"和"我们忽视的"之间的界限划分并非自来如此，也不纯是个人化的。之所以说不是个人行为，是因为这些行为是由来自特定社群组织的成员，遵从特定的关注和交流的社会习俗进行的。
事实上，我们投射注意力的方式，通常是高度非个人化的，符合社会传统习俗的关注方式。所以当我们关注或忽视某物时，我们通常是按照我们所属社群的成员共有的方式来操作的。举例来说，作为一个21世纪的美国房贷经纪人，就应该对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客户一视同仁。同样，是特定的社会习俗让我们去关注女人的胸部，而忽视她们的耳朵，以及特定的社会传统会让我们对战时妇女、儿童和平民伤亡的关注超过其他人，并且会影响我们会把何种问题视为社会问题的看法。
在"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中，第一个注意到国王没穿衣服的是一个孩子，这一点很难被称之为巧合，因为社会习俗告诉我们不要去关注不该关注的事物，而孩子正是还未曾学会该社会习俗的人。我们通常会将获得这种按照社会或者社团中约定俗成的关注方式，作为自己社会化的一部分。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学着去忽视的。比如，我们在筛选工作申请材料时，应该有意不去关注申请人婚姻状况；或者在毕业考试打分中，也应把自己对某些学生的好恶忽略不计。这种社会化或社团化的过程通常较隐晦，但也有明显的例子，比如美国军中关于同性恋爱的规矩就是"不能问，不许说"。仅仅通过观察别人所回避之事，我们就可以知道对这些事要采取同样的回避措施。一个小女孩只需要听她妈妈花一分钟讲述她们在城里共同度过的一天，就不声不响地学会了什么是应该关注的，什么是无关紧要的。看到身边从没人对她提到爸爸酗酒的事儿，她也就知道，这件事是不该被关注的。
不用说，一个人最开始选择某个特定职业的原因，尽管看起来是因为该职业与他个人的关注方式相关，然而像实验研究员和调査报道者之间截然相对的关注习惯，则多半仍是他们这两种职业在对从业者关注方式上截然相对的要求所导致的。同理，如果是用整体治疗法看病的医生，他们与传统的耳、鼻、喉科大夫相比较而言，会更可能就耳朵的问题去询问病人肩颈方面的状况，这并非由于他们个人对此格外好奇，而是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要求，即应把人体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
从业者的关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专业的独特传统所影响，这一点在科学领域体现最为显明。毕竟，科学家们关注什么，会被他们特定的认知取向导致的特定观察方式所左右。而这种认知取向，则是由科学家们经由其专业社会化过程而获得的。例如，只有经过了本专业领域社会化过程洗礼的社会学家，才能获得"社会学角度的想象力"，并得以"看到"权力框架、劳工市场、影响力网络，以及分层体系。也正是因为有同样的经验，我自己才得以发展出我的独特的社会学的敏感力，去关注群体的，规范的，和传统角度的人们的认知力。同样的，如你所料那样，正是由于放射科和心脏科的医生所经历的专业社会化过程，使得他们能够通过听诊器和X光射线，发现其他人很可能会忽视掉的身体警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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