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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领事》这本书里处处都是无声的呼喊。我不喜欢这种表达法,但当我重读时我又发现了这个或类似的东西。的确,副领事每天都在呼喊……但从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他喊叫,正如人们每天祈祷一样。的确,他大声喊叫,在拉合尔的夜晚,他朝沙利玛的花园开枪,他要杀人。杀人,不管杀谁。他为杀人而杀人。既然不论是谁,那就是解体中的整个印度。当他在荒寂的加尔各答黑夜里独自一人时,他在官邸里喊叫。他发狂,聪明得发狂,这位副领事。他每夜都枪杀拉合尔。
我从未在别处与他重逢,只在扮演他的演员、天才的米歇尔·隆达尔身上——甚至在他的其他角色身上——见到副领事。对我来说,我这位朋友仍然是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副领事是我信赖的人。副领事的喊声,“惟一的政治”,也是在这里,在诺弗勒堡录下的。他呼喊她,她,是的,在这里。她,A.-M.S.,安娜-玛丽亚·加尔迪。演她的是德尔菲·塞里。影片里所有的人都在哭。这是不知哭泣有何含义的、自由的哭泣,必然的、真正的哭泣,苦难人群的哭泣。
生命中会出现一个时刻,我想是命定的时刻,谁也逃不过它,此时一切都受到怀疑:婚姻、朋友,特别是夫妻两人的朋友。孩子除外。孩子永远也不受怀疑。这种怀疑在我周围增长。这种怀疑,孤零零的,它是孤独所拥有的怀疑。它出自孤独。已经可以使用这个词了。我想许多人会承受不了我说的这些话,他们会逃跑。也许正因为如此并非人人都是作家。是的。这就是差别。这就是实话。如此而已。怀疑就是写作。因此也是作家。所有的人与作家一同写。这一点人们早已知道。
我也相信如果没有写作动作之前的原始怀疑,就没有孤独。从来没有人用两个声音写作。可以用两个声部唱歌,也可以弹奏音乐,打网球,但是写作,不行。永远不行。我立刻写了几本所谓政治性的书。第一本是《阿巴恩·萨巴纳·达维德》,是我最珍爱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我认为这是小事——写书比过日常生活或难或易。不过困难是存在的。将一本书按照阅读的方向引向读者,这很难。如果我没有写作,我早已成了难以医治的酒徒。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法继续写作的迷失状态……于是喝酒。既然迷失了,再没有任何东西可写,可丢失,于是你写了起来。一旦书在那里,呼喊着要求结尾,你就写下去。你必须与它具有同等地位。在一本书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也就是说在它独立地摆脱你这位作者之前——你不可能永远丢弃它。这像罪行一样难以忍受。我不相信有人说的话:“我撕掉了手稿,统统扔掉了。”我不相信。或者是写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并不存在,或者这不是一本书。如果此刻不是书,我们总是知道的。如果将来永远不是书,不,我们不知道。永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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