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婧
三十一年前，我十六岁。正值生机勃勃的年龄，我却陷于默默的孤独与忧郁之中，那时北京还保留着历史名城的风貌，古老的皇家园林雄伟而荒寂，正可容纳我那颗惶惑而飘浮的心。徜徉在天坛长满了野草的古松之间，我幻想着异域或古旧年代的生活，色彩厚重而斑斓，就象博物馆里陈列的波斯壁毯。我想，那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了展若，在太和殿空旷的石阶上，或者是在昆明湖芳荒凉的西岸。她陷入与我同样的苦恼之中。虽然只有十六岁，我已经开始隐隐地怀着罪恶感厌恶我所生活的时代，一个枯索压抑，毫无浪漫情愫的时代。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一年以后，我们将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时期！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常常以一半是骄傲一半是伤感的口吻说，除了战争，这一辈子什么都经历过了。然而就对精神的屠戮而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超过了以往的战争。无数的人间悲剧，以无奈的，卑锁的形式发生和消亡，一场只有牺牲和祭品的而没有英雄的厮杀。时光倥偬，如今，“文革”距今已经三十年。
战争的废墟曾经作为人类认知与灵感的源泉。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许在内心深处宁愿忘却“文革”这回事。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不过是些悱恻缠绵的俗旧故事的翻版，“知青文学”中缺乏反省的慷慨激昂，还有属于更年轻的一茬人的塞林格式的烦恼与嘲讽，这些与我们的真正的情感历程又有什么关系！在我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它使我们的青春充满了悲欢。过去，我们总是以磨难的经历是人生的财富来安慰自已，后来我逐渐悲观地意识到，“文革”以及在此之前的生活方式毁掉了不止一代人的创造力，以至我们没有能力在艺术中认识和把握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形诸于文字留给后人，我们却没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神的历史，如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格医生》或昆得拉在《玩笑》中所作的。由于我们的无能，有朝一日我们亲历的事实将不复存在。看到电视荧屏上那陈词滥调的悲喜人生，仿佛历史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只有时髦或陈腐的观念。观念塑造着事实。于是，我们只能留给后人一个毫无新意的故事，并由于它的贫乏而逐渐销声匿迹。
一九八九年的广场上的激情退却之后，在人们百无聊赖之际，一幕褒善扬恶的肥皂剧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故事起始于文革凄凉意味的外景地，洋洋洒洒讲了五十集：一个被丢失的女孩最终寻认了生身父母。这是一个传统的故事。象一切传统的故事一样，它是以偶然性为契机的；一个弃婴被一位善良的女工收养；而养母恰恰受到不知就里的生母的轻蔑。骄傲与偏见本来并非卑耻的品质，但如果一个人轻视有恩于她的人，那么，骄傲便具有了罪恶的品性。正是这种偶然性，使生母必然地陷入不仁不义的尴尬境地。于是，她的清高，孤傲，她的独立不羁的行为方式都不可避免地蒙上可耻的印记。医生身份的生母体现了上层社会的妇女的冷酷与偏见，而作为养母的女工则昭示了劳动人民贫穷与美德的结合。在这个故事里，“文革”只是提供了一个乱世的背景，以便于编撰那个孩子何以离奇地丢失的情节。如果剧作者不是这样轻率地挪用了“文革”的背景的话，我或许也会象大多数人一样，在茶余饭后悠闲地欣赏这部拖沓的通俗故事。何况，我在那位傲慢的女医生的身上看到了展若的影子。
一个我曾经如此熟悉的女人的形像。在肥皂剧中，她的名字，容貌，她的经历或被篡改，或被忽略，但我还是能认出她。她的杰骜不驯，勇于孤立的性格被表现得令人憎恶，但这确实是她独有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再也没有人像她那样我行我素，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出了她。她的基本品格为大多数人所厌恶；诚然，她后来有些偏执，并具有等级或阶级的偏见，但她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屑于蝇营狗苟的小动作，象肥皂剧中常常表现的那样。
她的形像令我激动，是因为她的性格特点，特别是被认为普遍认为是缺点的那部份带有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时代的遗迹。所以，我想重新讲讲她的故事，她的倔强的性格，她的最初的挫折，青年时代浪漫的壮举以及多舛的际遇，都曾令我感叹不已。她满身的缺点和伤疤，却始终生气勃勃。只是在后来，在她从国外留学归来以后，她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这是我最后要叙述的。
我要写她的故事，也是因为她的形像已经离我而去，象一个时代的遗迹，逐渐地模糊。她的真实的名字也已经模糊不清。于是我用展若这个名字称呼她。我喜欢这个名字，有一种飘逸的意味。有时我确实会感到疑惑，展若是否真实地存在过？她是我青年时代的同伴和偶象，为了情感与信念，我知道她付出过怎样艰辛的努力，然而生活对于她就象对于我一样，最终仍旧只是一片虚无。
一三十年前，我与展若同在那所著名的S女校读中学。那是北京最好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我至今仍旧记得那栋崭新的宿舍楼，正是在那里，我首次进入了一个没有父母的环境。每周末，平时充满了喧闹的嬉笑的楼道突然地空寂了，一个人走在宽阔的，昏暗的楼道里，谛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或是躺在上铺，神思恍惚地读些千奇百怪的游记，体味着逐渐袭来的寂寥；寂寥象一枚青果，有点苦涩，又有林子里的清香。有意地尝试孤独，也许是我青春期最初的蒙胧的觉醒。令我怀念的还有S女校的桃园；东北角的小四合院，麈封的资料室院中有两架葡萄藤，秋天，垂下一串串浓浓的紫葡萄。资料室边的小屋里摆着一架旧钢琴，我喜欢抚弄已经松动的琴键，听着它发出怪异的声音。桃园的迷人处在于它的浓密，晨读时在里面读外语，随意地抑扬顿挫。资料室里有一些旧版本的英文书籍，据展若说文字很浅显，对我却艰涩难懂，但是我喜欢它们的陈旧的装帧和形式陌生的美术设计，使我感到另一种世界的存在。最后，我不应该忘记的，是那棵柿子树，它矗立在一进校门的地方，累累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即使有熟透的柿子掉在地上，也没有人去拣拾。它简直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既真诚又刻板的道德的象征。
有关我中学时代最后的印象，似乎就只有这些。正是在S校的校园里，仅仅在几天之内，我所热爱的学校生活嘎然中止。在以后，在农村插队的日子里，我常常怀念桃园和葡萄藤，在记忆中慢慢地化为一个飘渺的梦。几年前，我偶然路过那里，犹豫之后终于走进去：宿舍楼已锈触班驳，桃园，四合院，葡萄藤都已不复存在。
校门口已不见了那棵柿子树。大操场显得狭小，长着细茸毛上髭的高中男孩子在举行排球比赛。
旧地重游对于久远沉醉的回忆来说，真是无情的洗涤剂。我努力回忆在我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的时候，我所感到的那个广袤而深厚的校园，努力回想在我最初认识展若时她的形像：她穿着白色亚麻布的长袖衬衫，一条带紧身坎肩的藏蓝色的长裙，这是我们的校服。那时候，其他的中学还没有统一的校服，当我们穿着同样的衣服，三五成群地走在大街上，就会招来羡慕的眼光，展若也许是我们这些骄傲而快活的女孩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高高的，苗条的身材，肩部宽而消瘦，但是颀长的脖子增添了几分女性的柔媚。她的眼睛是闪烁的，挺直的鼻子和轮廓分明的嘴唇隐隐地显示出骄傲。但还不是真正的骄傲。真正的骄傲是以后才有的。
与其说这是我记忆中的展若，不如说是我想象中的展若。在她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她是一个聪慧，漂亮，生活优裕用功读书的快活的女孩子，她与周围的人的不同之处只是她更出类拔萃一些，她不仅学习成绩优秀，同时也以她娴熟的钢琴演奏闻名校园；每逢庆典日的集会上，她的钢琴独奏是传统的保留节目。我至今还记得，舞台的暗色的背景，银色的光束下，黑沉沉的大三角琴；展若穿着白色的绿绸上衣和深蓝色的印度绸的长裙，飘逸，朴素。灯光照亮她的轮廓分明的脸庞，她的清纯的少女的形像格外动人。
那时，她为人诚挚，也还谦和。如果她始终生活在犹如少年时代的顺利，友善的环境里，她后来所具有的那些非同寻常的个性也许永远不会显现；她将不仅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外科医生，或许也将是为人称道的肾妻良母。
命运并不总是惠顾于一个人。还是在S女校的校园里，在她开始进入本应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的时候，她受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打击。
文化大革命并非空穴来风。在展若第一次受到“批判”时我们的恐惧的心已经感到它即将来临的肃杀之气。不过在说到展若的挫折以前，我必须先交代一下她的家庭。就像我们当年常常不得不填写的标有家庭出身的表格一样，“文革”之前，出身对于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少年越来越重要，迫于压力，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变得消沉了。不必佩戴犹太人那样一颗黄星，他们的委顿畏葸的表情就是倒霉的身世的标志。按照当时的不可理喻的等级划分，我与展若都还没有沦落到“犹太人”的地步。但是问题的发生还是与她的家庭背景，特别是她的母亲有关。
毫无疑问，展若出身于一个道地的知识分子的家庭。我设想她的父亲是一位研究基础理论的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象那个时代的很多的热血青年一样，年青时颇为共产主义的美好理论所吸引。四九年以后，由于旅居海外的人所常有的民族情结，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与科研条件，回到大陆，成为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我不能赋予展若的父亲更多的个性，否则这个家庭至少在“反右”的时候就可能倾覆败破，而我的关于展若的故事或许将不复存在。如果孩子的天性被过早地压抑，就象被摧残的幼苗，永远不能开花结果。
令我感兴趣的是展若的母亲。文革后由于恢复了所谓的知识分子政策，文学作品中的教授夫人的形像往往是懦雅，贤淑、纤弱的。读者与观众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形像。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而展若的母亲却不是这样。她的原型本是我极为熟悉的，一旦跃然纸上却令我自己也感到陌生。她是旧生活方式的为数稀少的残存者。
在新的社会环境里，她似乎无所归属，格格不入。令人费解的是，她竟然精神矍烁地活下来；那些善良，文弱的人物形像却常常在小说或电视剧中禁不起折磨而溘然早逝。我知道我笔下的人物是不合规范的，因此更象是杜撰。
第一次见到展若的母亲，是在周末的家长会上。她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黑色真丝乔其纱的旗袍，隐约可见里面的袒胸白绸衬裙，一双黑绒皮的高跟鞋，乌黑的浓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大发髻，耳垂上钳着一对菊花形状的象牙耳环。这样的装束真有些惊世骇俗。六十年代，正是蓝制服开始流行的年代，高跟鞋已十分稀有，更不必说象牙耳环。
那时，我们这些只有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接受的是一些忆苦思甜，阶级斗争之类的教育，这使我们幼稚地推崇极端的平等和禁欲，任何奢侈都是不正当的。象牙耳环无疑是成问题的。其他的家长和老师也禁不住好奇地打量她，好奇之中有着不自觉的敌意。而她以优雅的，从容不迫的傲慢来回敬别人的盯视。多年以后，展若也以同样的从容不迫的傲慢与周围的人对峙。但在那时，她却只能为有这样一位“资产阶级”形像的母亲感到不自在。
对我来说，她是神秘的，有吸引力的。她身上的某种气质使我直觉地感到，她不是那类浅溥虚荣的女人炫耀自己的华贵的旧衣箱，她似乎来自一个古旧的时代，来自帝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书香门第，但是有着独特的锋芒和隐秘浪漫的经历。在与她熟悉以后，我总是这样猜想她。她仿佛从充溢着书卷气的的闺房走出来，突兀地出现在六十年代的校园里。她并不是不知道时光的流逝，世事的变迁，在她身上固执多于伤感，她以一身华美深沉的黑纱旗袍和象牙耳环表达了对过去的缅怀，证明她可以不迎合时尚。
在展若的家里，我尤其感到她的使时光倒转的力量。那栋灰色的小楼，不知如今是否还在。它坐落在近郊。毗邻着几栋风格相近的房子，在郊区的林荫带中，远离城市里的胡同和大片新起的居民楼。这是那种敦厚、老式、舒适的房子。朱红色的木地板，漆皮已部份剥落；朝北的房间有些幽暗，然而宁静；几件古旧的硬木家具，室内的陈设简朴，舒适；客厅里沿墙都是高及屋顶的通栏书架；我还记得那座造型美的挂钟，展若书桌上苏俄风格的陶瓷台灯，灯座是一只蹲在木屋旁边的狗。
这是一个典型的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尚存的极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家，那几栋灰色的小楼所形成的小小的群落，仿佛是以往时代的遗迹。在我的愈渐恍惚的记忆里，展若的家色调黯淡，带有旧时代的败旧而温馨的气息。我以为这样的氛围是展若的母亲带来的。如今，作为过去的时代所残存的一个阶层已经不存在。小楼更换了主人。“文革”中，它归属暂时得意的群众组织的小头头，后来应属于雨后春笋般的一茬又一茬的新当权者。不再有什么高级知识分子，这个在四九年以后为了划分每一个人的阶级成份而界定的名词，当我们在各种表格中的家庭出身的栏目写上它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光彩的感觉，这个词的毫无理性可言的贬义只有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理解。解放以后培养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的大众化，他们奋斗一生，最终可以住进三室一厅，那些房间千篇一律，如此简捷明了的人生目标，不赋予任何想象的能力。展若再也没能回到她的灰色的小楼，再也没能回到本是属于她的儿时的家。小楼的新主人必定用新式的组合家具和花哨的有机玻璃的吊灯把房间装饰得明媚而粗俗，或是在二层楼台上堆满舍不得丢弃的废旧物品。
在那栋幽静的小楼里，展若的母亲永远穿着一套浅蓝色的布旗袍，胸前别着一支骨雕的领花，右腕上戴着象牙手镯。仿佛漫不经心，又似刻意追求。服饰对于她来说，是环境，她在为自己营造一种气氛，以拒绝强大的现世的生活，她情愿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或幻觉里。我最初见到她的时候，她已有四十多岁。她的容貌并不使人感到时光的流逝。她很少谈自己的事情，我只能就我所知道的零星的轶闻来编撰她过去的罗曼史：她年轻时很激进，在她还是年轻姑娘的时候，她作出过有悖于一个大家庭的传统礼教的举动。这一类事情在他们那个时代不为鲜见。展若的父亲曾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大学生那时在展若母亲的眼中，他必定英俊儒雅，才华横溢且命途多舛。他们彼此的幻想促成了激情。这在他们的时代是一个时髦的故事。我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婚姻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在我认识她的时候，已看不出她对丈夫情绵意笃。她不象一般的中产阶级的妇女，崇拜自己的有名望的，有地位的丈夫。她曾不无感慨地对我说过，如今最令她产生激情的，只有养花这件事了。她的大部份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种花。这对她决非闲情逸致，而是轰轰烈烈，或许如同她当年的恋爱。单是君子兰，就有几十盆；小院里开满了五光十色的玫瑰与蝴蝶兰，沿墙爬着攀墙月季，在盛夏的阳光下，翻腾着斑斓的色彩。
就是这样，在自己的庭院里，她穿着浅蓝色的布旗袍，戴着骨雕领花和象牙耳环，提着喷水壶。她很少出门。她在三十年代末义无返顾地冲出闺门，又在五十年代果决地回到自己的小楼。就不断变化的习俗来说，她永远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正是这样的一位母亲，她穿着考究，佩戴首饰，在旧中国受过高等教育，在新中国却退职不肯工作。在过去只有红与黑的贫乏而武断的意识里，这无疑是展若社会背景上的一个污点。有时我觉得，展若家中的一切灾难，或许就源于她母亲的固执的个性。关于这一点，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是难于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手发动的，所以如果考察它的发生和过程，难免会有宫庭阴谋的味道。但如此众多的人参与如此疯狂肆虐运动则不能不追究这个民族的问题了。中国社会一贯不肯容纳出类拔萃或仅仅是与众不同的个人。而极权社会把这一本是潜意识的特点推向极端和公开。
即使是在当时，我和展若都模糊地意识到她所受到的“批判”是不公正的。并非展若真的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她过于出众，封闭的社会是排斥精英的。一个人如果仅凭个人才能出风头，同时没有坚实的权力背景的话，迟早是会出问题的。
在我试图叙述展若所受到的第一次打击的时候，总不免有些踌躇。关于那种专横僵化的思潮曾经造成的灾难，人们已经说得太多，太多了。其景象之残酷已不能使人震惊，而是使人麻木。与之相比，展若在“文革”中愈演愈烈的迫害形式的最主要的特点，即群体对个数体的围攻及自虐。
在关于“文革”的回忆中，很少有人忆及一九六四年发生在大学与中学的“自觉革命”运动。这一整肃运动大约是“四清”在教育界的余波。事情似乎很简单：要求每一个人揭露和检讨自己所做过的所有不正确的事情，所想过的不正确的思想，哪怕仅仅是一闪念。思想整肃必然是在压力下进行的。那时候，我们的稚嫩的心还不能分析，但是已敏锐地感受到某种非同寻常的压力。正是在压力之下，事情的发展有悖于我们虔诚的初衷。有种令人恐惧的内驱力，驱使我们象竞赛一样大家在比谁的行为更卑鄙，思想更肮脏；所有人都在搜肠刮肚，翻腾出每一个细小的过错，每一个龌龊的念头，如数家珍；也许是互相启发的结果，其实所有的检查都大同小异。不过是些顽皮少年的恶作剧，成长时期的逆反心理，女孩子对异性的朦胧的倾慕，都被我们“自觉”地“上纲上线”，冠以严肃而沉重的罪名。每一个人的检查都要在整个班级面前宣读。我记得与我同班的一位女同学以漫长的篇幅披露了她对我们的年青而有才华的英语教师的暗暗的单恋；这本应是人生最初的美好的感情，她却在众人面前不知所措地亵渎了她内心的隐私。
仿佛说出口的一切就不再属于自己，越是自我揭发，越是白璧无暇。这并不类似基督教徒的忏悔，教徒面对的是上帝，他的忏悔神甫隐藏在黑幕的后面，在与世隔绝的宁静之中，忏悔的教徒审视自己的内心，他的羞耻只向上帝袒露；当他走出教堂，回到人群中时，他仍旧保持了他的隐秘和自尊。而我们面对的是人群，向一群人诉说自己不洁的隐私，仿佛被当众裸体，不再有秘密，不再有自尊，不再有骄傲；在对自己的心灵蹂躏之后，剩下的是个性消失的谦卑。
忏悔的动力也不同。教徒的忏悔基于内心的需求，“自觉革命”则是在压力之下进行的。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宣讲造成紧张的气氛。强调家庭出身的影响使这种理论带有种族歧视的意味，并以新的格局形成同学之间的不平等。于是，一种无形压力形成了。这种压力足以将你拼弃于集体──社会之外，这对于从小被灌输了所谓的集体观念，缺乏独立意识，只有十五六岁的青少年来说是可怕的。
事情并未止于此，作为“运动”的成果，“革命”渐渐地集中到一两个人的身上，阶级斗争真是万能的理论，大有精神变物质的功效，它不仅能够发现什么，而且可以制造出什么。
那一次，我是班级的“重点”，或称为“典型”。而展若，由于她一贯的知名度，自然而然成为全校的重点。
这对我并不十分意外。性格决定命运。这话不错。有时我觉得我一生中的挫折与成功的本源恰恰是我性格中的顽固而不足道的缺点。我天性散漫，不守规矩，为此常常挨老师的批评。时间长了，我对批评已不在意，它既不能改变我，也不能从根本上防碍我。但是如果在一次长达七小时的“忆苦”报告会上看小说，溜出会场去买点心，那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
那时常有所谓“忆苦思甜”报告会。请一位“旧社会”过来的穷苦人，讲一讲解放前受过的苦和罪，以警告现在的人要知足长乐，要感激涕零，旧社会只能吃糠咽菜新社会有玉米面的窝头吃，难道还不该满足吗！毛泽东是深谙统治艺术的大师，在人民中划分出百分之五的“一小撮”：地主、富农，没有能够跑到台湾的国民党的残余，敢于乱放厥词的右派知识分子，让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处于一种被管制，被践踏的地位，这对于其它大多数人来说，既是一个警告，也可以令他们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的确生活是不尽人意的，但是比起百分之五的“贱民”，又似乎有高人一等的满足。
我已经记不得那次漫长的报告会上讲的故事，主讲人的难以听懂的陕西口音令我昏昏欲睡。禁不住饥饿和别人的纵容，我溜出会场为自己和后排的几个同学买点心。会场上的值勤生看不惯我们竟然在“忆苦”会上大吃甜点心，我的行为被记在值勤日志上。第二天便受到级任老师的严厉批评。
当这件事情在“自觉革命”中被重新翻出来，就变得严重了。“自觉革命”不同于以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你的一切缺点与错误不是单纯的，而与所谓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以及家庭出身有关；一切自我揭发与他人对你的批判（不是批评，而是批判）不是为了帮助你，而是为了确定你在社会中的位置，用更为地道的词汇，是政治地位。那时候，一个政治评语就可以决定你的命运，一旦你被判定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高等院校就可能将你拒之门外，你所有的抱负和幻想将被永远地埋葬。
用现在的时髦的用语：你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当年的遇罗克的命运就是如此，他本来不是一个反叛者，仅仅是执意地要做一个学者，然而由于所谓的政治和出身问题，他不能上大学，他试着写歌颂社会主义的通俗诗，写小说，给报社投稿，但是所有的通往做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都是堵死的，就象梁山泊的草莽一样，他最终被逼走上了反叛和死亡。
那时，我只有十五岁，但已隐隐地感到那种危及生存的恐惧。在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年龄，我的自信心几乎被摧毁。经常地，我不得不将怀疑转向我自己。这几乎改变了我原有的个性。
对于展若来说，事情的发生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
任何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里，展若都是标准的好学生。她用功读书，遵守纪律，服饰整洁，待人友善。由于一帆风顺，她心无芥蒂，坦荡自如，从不嫉妒，揣测和防范他人。她比我大三岁，那一年，她还不到十八岁，已升入高中三年级。在清一色的女生中间，我想她是一个既被羡慕也被嫉妒的对象。当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会精细而繁复地从经济，政治乃至地理环境等各个角度来考察和解释，但是我以为人的情感也是重要的因素。当青年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古都北京，那些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在北大图书馆出出进进，没有人理会这个贫寒而乡气的图书管理员；只有毛泽东自己明白他远远比他们更有抱负和才华。我猜想正是那一段受挫的情感经历使毛泽东终生篾视学校教育并嘲弄有着高学历的人。而展若的不可逾越的杰出也许会令一些心高气傲，或嫉妒偏狭的人感到压抑。一个好的，合理的社会结构能够抵制人性中的恶的部份，导入一个温和的发泄渠道；然而极权社会所能调动的恰恰是人性中卑劣的成份。“自觉革命”所造成的类似“文革”的蛮横而武断的气氛提供了一个使恶意发泄的机会。
按照那个时代的不可理喻的是非标准，要想挑剔一个人是太容易不过了：展若过份讲究穿着，元旦的联欢晚会上她穿了一件显眼的桔红色的呢子外衣；在溜冰场上蹬着一双白色冰鞋；在饮食方面也不够艰苦朴素，每天的早餐不在学校的食堂吃粥和馒头，而是去校门口的“玉山居”小饭馆吃豆浆和茶叶蛋；在农村参加麦收时，她不肯用农民的饭碗，坚持用自己的餐具，这说明她是嫌弃劳动人民的；自习课上，她自修一套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教材──就是如今泛滥于外文书店里的那本ESS ENTIAL.整治一个人总会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即使在孩子中间也是如此。而展若由于对于这类带有阴谋意味的事情不屑一顾，对于渐渐逼近的灾难，她竟然毫无所知。
对展若的批判会是在大阶梯教室开的，并没有点展若的名，发言者只是不断地提到“有的人……”；展若的那些与众不同的特性被附录在大段的批判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之后，于是，那些杂零狗碎的事情突然具有了庄重的含义，在凝结着紧张气氛的会场中膨胀开来，淹没了以往的展若的形像，函盖了她的本质。
每一位发言者末了总是提及要“深挖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消除不良的家庭影响”；对于展若来说，她的错误的源头正是她那戴着象牙耳环的母亲。暗示所具有的力量比指名道姓来得更为强烈。
当我写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总是感到极为吃力，极权社会的伦理和运行的方式是违反自然的：“批修”，“和平演变”之类的字眼在笔下显得生硬而做作，这提醒我历史毕竟是前进了，而时光荏苒已经过了三十年。如今，在商业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不会明白这些字眼的实在的含义，他们也许会嘲笑前人的愚蠢，而不会对这些感兴趣。至今我们没有能够掌握严肃地谈论那个时代的艺术的形式，就大多数的迫害与反迫害而言，既缺乏浪漫的美感，也缺乏道德的感召力。唯一能够留下来的，是一点灰色的幽默，一旦事过境迁，也将成为不易理喻的古董。
然而展若是与众不同的。这是我所以要写一写她的原因。那一天大阶梯教室，她照例坐在后排。对于突如其来的批判，她显然缺乏预感。但是她很快克服了最初的警惧，镇静下来。她面色苍白，那双本是晶纯的眼睛在一瞬间变得茫然而冷漠。
这一瞬间的变化永久地固定下来。紧抿的，线条分明的嘴显示出顽强的意志。
在批判会结束的时候，主持会议的团委书记要求展若发言，她一声不响，置若罔闻，以至团委书记在意外的不知所措中结束了会议。
几年后，在G油田的那些荒凉寂寞的夜晚，展若曾对我谈起那一天，“那的确是可怕的。突然之间，你无缘无故地成了罪人，你被要求敌视你的亲生母亲。如果逆来顺受，也许会好过一些。可怕的是你认为没有错，你感到人世的不公正，除了光荣的孤立，你对此束手无策。”展若的非凡之处在于她承受孤独。她依然故我，不肯改变她的“白专”典型的形像。她依旧穿着整洁，考究，白色的亚麻衬衫熨烫得平平整整；早餐照旧去“玉山居”小店用自己的餐具吃豆浆和茶叶蛋；自习课上照旧读那套ESSENTIA L.与过去不同的是，她不再与任何人交往，对她的同学，无论是在批判会上发言的，还是没有发言的，她一概置之不理，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她最常去的是图书馆的阅览室，在那里不与人讲话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过去事事如意的日子里，展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个性。她坦荡，谦和，由于在许多方面优越于他人，则无须与人争长计短。当她受到压抑的时候，她的不屈的倔强的个性显示出来，她的神情乃至相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不再象星星一样闪烁，而是冷漠，戒备，拒人于千里之处；脸颊仿佛消瘦了，挺直的鼻梁和轮廓分明的嘴唇不再似少女的柔和，过早地显示出女人的固执和顽强。
她的辉煌的少女时代就这样突兀地结束了。
在那些长长的孤寂的日子里，展若的心情必定十分黯淡。她常常一个人去公园。
那时，公园里游人稀少。也不如现在修葺得精致，有许多荒芜的角落。正是在断壁颓垣的圆明园，在铺满落叶的草地上，我与展若相知相熟。共同的心境把我们带到一起，我们中学时代的最后时光，就流逝在北京这些古老幽美的园林之中。北京最深刻的魅力，在于她所拥有的众多的气势磅礴的古老建筑，再也没有其他的中国的城市能与她相比。站在崇祯皇帝自杀的景山上可以看到广阔的宫殿群落的琉璃瓦的屋顶，几百年来，在夕阳中静静地闪烁着永恒的金色。历史仿佛伸手可触。我们的快乐青春被压抑，于是以类似宗教的情绪模糊地渴望永久的事物。坐在太和殿的汉白玉的石栏上，以一种肤浅而真诚的伤感去缅怀历史。有时遇到一个和善的管理员，为我们打开故宫的没有对游人开放的庭院，石缝中淡蓝色的野花在寂寞败旧的屋脊下蓬勃恣肆地盛开。至今，在悠远的记忆里，偶尔还会闪出我们那时刻意搜寻的凄清的美景，中山公园的小荷花池俯伸在水面上的被风雨侵蚀的木凉亭，永远隔着淡灰的雨色在我沉醉的梦中无限地伸延。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展若迷上了绘画。她不顾高考前的紧张，开始动手习画。
她在绘画方面有些灵气，一如她所尝试涉猎的其他领域一样。但是这件事带给她一个偶然而不幸的人生机遇。正是由于绘画她邂逅了她的初恋的情人。也许是她一生中唯一的情人。那样的恋爱人生只有一次。那样的伤害也只能有一次。这是我后面将要叙述的。
在她收集的那些画册中，我第一次看到林风眠的画。他的画在“文革”前就已经很少见了。我喜欢他的紫灰色调的静物，高贵，忧郁；还有寂寞的绿色中的白莲，象一团冰冷的，白色的火焰。
我们选择了孤立的道路，支撑我们的只有自尊。我们所受的根深蒂固的有关唯物主义的教育，使我们难以理解宗教的语言。但是我们开始倾心于教堂里充满神秘寓意的宁静的气氛，喜欢唱诗班超凡入圣的歌声。在困窘的时刻，没有信仰的心是虚弱的，我们试图抓住什么，于是我们抓住了艺术，抓住美，妄图以美的柔弱的力量支撑我们孤寂而恐惧的心。
我仿佛是在叙述我们共同的故事。然而我并不是展若。在挫折之后，我也许会颓废消沉，或变得圆滑乖巧，而展若是我心中的一个不会屈服的偶象。
整整的一个冬天。北京的春天是短暂的。又是整整一个夏天，展若以沉默与她朝夕相处的集体对抗着。这样的对抗很可能会毁掉她的前途──被剥夺进入高等院校的资格，而上大学读书对于她的人生道路来说，是唯一的，无可更改和替代的。
但是展若是不计后果的人，她甚至没有去想她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她只是做了她想要做的事情。
说来有些悖论，但事实确实如此，最终拯救她的，仍旧是她的背景──她的作为知名进步人士的父亲，当级任老师在家访中看到展若父亲与周恩来的合影的时候，她就必须慎重考虑对这样一位与高级领导层有联系的知名人士的女儿的态度。
当展若终于考取了全国最有名的医学院时，她以为是她的长久的孤立感动了上帝，那时，她还不明白，她只不过象所有的人一样，生活在一个不可见的强力的“场”内，每一个人都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个人的奋斗只对自身的尊严具有意义。
她拒绝拍摄有全年级同学参加的毕业合影。她坚持沉默和自我孤立，直到她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她露出了胜利的微笑。那一次，她实实在在地胜利了。她维护了个人的尊严和做人的原则，她没有被孤立腐蚀而一蹶不振。她为胜利鼓舞。
在以后的岁月里，她一如既往。
这偶然的胜利使她没有受到本质的伤害。她没有精神委顿，不思进取；或是像我的一些命运更为不幸的女同学那样，从此多愁善感，宁愿在幻觉中生活。她也许多了一些骄傲，多了一些警惕，但还没有像她后来那样苛刻而偏激。对于人生，她仍旧怀着一个身心健康的年轻人所有的高尚而善良的愿望，她报考了医学院，她觉得医生是一个远离意识形态的职业，既能够发展个人的才华，又可以服务于人类。
这足见她当时爱心未泯的胸怀。
二我说过我的关于展若的故事所以脱胎于一幕通俗的肥皂剧，不是由于我对这幕连续剧的赞赏，而是出于反感与愤怒。一场劫难之后，仍旧只是一个陈旧的故事。
不过也许我不应该对一个旨在消闲的电视节目大动肝火，毕竟通俗故事只能以流行的时尚和道德上的清规为准则，才能无穷无尽地把故事悲欢离合演绎下去。在那幕五十集的电视剧里，被赞扬的是善良，温柔，贤淑，富于牺牲精神的劳动妇女，这是传统的理想的女性；而那位倔强傲慢的女医生则体现着知识阶层的劣根性被贬斥；但是编导对于她的爱情生活的描写却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也许他们感悟到真正的爱是个性强烈的人创造的；对于爱情的坚韧、执着，不讳习俗，正是这些偶然的闪光之处，使我认出了展若，在她的被误解的形像上重新涂抹，以浮现她的原始的面目，是令我快慰的事情。
如今的文人喜欢在小说和剧本中让有追求的年青女人爱上卓有成就，有才华，年长的男人，这是现代的才子佳人梦，也常常被搬演到过去的时代。展若应该爱上怎样的一个人呢？当年我们走在颐和园荒凉的西堤上，眺望烟波浩淼的湖水，在夕阳的光辉下，我看到展若的茫然的神情，这使她的富于个性美的脸庞显得柔和动人，那时候，我就想过，她将会有怎样的爱情？生活的逻辑是出其不意的。二十岁时的展若是美的崇尚者。她的爱情是一个关于美的梦幻与破灭的故事。她的初恋的情人确实有着使人堕入梦想的深渊的力量。
这力量不是来源于才华，也不是道德，恰恰是他的无可比拟的容貌。
我叫他大卫。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尊东方化的大卫雕像：白皙的肤色，微凹的眼窝，一双棕灰色的清澈的眼睛，一头浓密的大波浪式的卷发；他的匀称的身材远远地高于一般的人，长臂长腿，动作中有一种优雅的迟缓。
他们相识相恋的那一年，大卫二十三岁，即将从美术学院毕业，展若还不满二十岁，那时候她尚未从晦暗的心情解脱出来，我说过，她曾经迷上了绘画，她的画也许是粗糙的，缺乏技巧的，但她对色彩自有一种敏感和灵气；在我的纪念册里，至今仍旧保留着她用油画棒涂抹的一幅静物：在黑蓝的背景上的三色玫瑰白、紫、金红，色彩浓烈而突兀。
我不难想像他们相识的契机和缘由。可以假设，他们各自背着画板，邂逅在香山火红色的枫林中。
展若为大卫所倾倒，突然地卷入恋情的狂潮。两人之外的世界在她只是一片静止的虚空。在二十岁的年华上，她全身心地沉醉在爱情的黑暗的深渊中。大卫的仿佛是精心雕塑的身体和他的用少女的梦幻熔铸的容貌激起她无比的疯狂。
那段时间，我与展若是疏远的，我们之间不再有平等的交流，爱情使她变成一个目空一切的女皇。她以高高在上的，怜悯的眼光看我以及她周围的一切人，仿佛我们都是可怜的虫豸。以我那时的年龄不足以理解她的情爱，现在我猜想在她的翻江倒海的情爱里必定有这样的时刻，犹如奴隶一般谦卑地化为乌有的时刻。
我以为她的爱情是非凡的，因为她切切实实地获得了一种纯美的体验，极少有人能获取这样的体验。就她的疯狂而言，她的初恋既是深刻的，又是肤浅的。说她们深刻，因为情感之震撼竟是如此的强烈，她个性中的极端与猛烈的部份出其不意地释放出来，为她自己所料不及。她的崇尚自由，蔑视习俗以及近于狂妄的勇敢，在她那个时代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开放的今天，未婚先孕也仍旧归类于不光彩的行为。爱情的力量在于唤起在一般的社会中未能显现的品质与活力；如果一个人在恋爱时仍旧畏手畏脚，工于心计，那么他至多是在做情欲的游戏。过去，展若只是一个衣饰整洁，用功读书，风度娴静而文雅的医学院的大学生，恪守一般的中产阶级的礼仪与道德，如今她变成一个道地的蛮女人，没有阶级与文化的属性，她是一个贵妇，也是一个村姑。
以我的旁观者的理性的目光，我以为她的爱也是肤浅的。
热恋之中，大卫在展若的眼里，正是一尊米开朗琪罗的雕像，放射出眩目的光芒。在这光芒之下，她早已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她为大卫的魅力倾倒，以为爱情永存。如果没有后来的那些可悲的事件，激情造就的幻象也许会长久地维持下去。
展若将永远不会认识到大卫性格中平庸的部份。他们也许会长久地两相缱绻，直到白头偕老。这就是幸福，幸福必然是平庸的。
大卫的美是青春型的，他的魅力因而具有女性的特点。在二十三岁的年龄上，他那双棕灰色的眼睛象水晶一样纯朴，白皙的皮肤透出青春的活力；当那双眼睛晶纯地望着你的时候，你会诧异，那原本存在于文艺复兴时代的雕塑与壁画中的美竟会如此实实在在，如此简捷明了。在他卷曲浓密的黑发下，是一个思索型号的宽阔的额头，但是，他的精致的额头里却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在这个世界上，人类中的另一半性别都对他报以真诚的友好与爱慕，他沉醉于这类友好之中，因而把世界理解得很简单。他的风景画技法纯熟，但大多似曾相识，缺乏新意。他为展若所作的肖像神态平板，而与他同时作画的他的一个有才华的同窗却敏锐地捕捉到展若所特有的瞬间即逝的警愕与刚硬的表情。
才华与性格对于男人的魅力来说似乎更为重要。看看鲁迅晚年的照片：他的倔强的，近于苛刻的个性，他的火一样的热情和冰一样的冷峻以及他的精深博大的思想突兀，在他清瘦的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里，仿佛要通过他的火焰一样竖起的头发喷薄而出，精神魅力占据着你的感觉，你根本不会有关于他的容貌的概念。而大卫的魅力正如鲜花，过了属于他的季节便凋谢了。对他和展若的爱情来说，不幸的是他们被过早地，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摧毁掉。
多年以后，我见过年近五十的大卫，他的潇洒的轮廓依稀可见，头发过早地灰白，重重的一缕垂向前额，以遮挡那道标志着不幸的经历的伤疤；他的略微迟缓的动作依然优雅，但似乎加重了衰老的感觉；柔和的目光有些朦胧不清──而展若在四十五岁的年龄上仍旧有双目光炯炯的眼睛──他的中庸平和的心境使他免于在精神上为过去的苦难与耻辱所煎熬，像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忘却个人所经历的活生生的历史，而统一到历史教科书的乾巴巴的字句中去。不过总的说来，与大多数人相比，命运待他并不苛刻，像他那一代许多受过挫折的人一样，他后来成为作家，放弃了原来的专业，油画仅仅成为他的消遣。那本以他个人经历为蓝本的长篇小说《红柳》尽管是一部平庸之作，但是由于迎合了“文革”结束之初人们的贫乏庸浅的心理需求而名噪一时。当年他毫无过失，却横遭囹圄之罪；如今，并非由于个人的才华，他一跃成为知名作家。当我读《红柳》的时候，有关爱情的描写令我忍俊不禁，大卫对爱情的体验竟如此的陈旧而俗套，我想他在那场翻江倒海的恋爱中肯定是被动的，他从未象展若那样刻骨铭心。他性情怠惰，以后几乎没有再写出什么。
他颇有自知之明，不象那些时世造出的男女英雄努着劲非写不可。一如既往，他活得平庸而潇洒。
在展若的如火如荼的恋情燃烧了半年之久的时候，那场同样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的编辑朋友肯定会批评我的小说不够“纯文学”。我如此拘泥于时间的记述，执着于事件的背景部份，我的人物既不抽象也不永恒。在我与展若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们对政治不甚关心。但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社会已逐渐地被政治吞食殆尽，强制性地在我们的记忆中打下烙印。政治，这个词汇在当年的中国大陆有着最为广泛的涵义，我们仿佛被投入到它的庞大无情的绞肉机中。曾经发生过多少足以警世的悲剧。然而当我读了那些充满了庄严的悲戚“文革”故事的时候，我常常想笑。我们留给后人的历史是暧昧不清的，这激起我想记述真实的愿望。如果有可能，我更想写一部象《光荣与梦想》那样的编年史，当然，我的编年史不可能是光荣的。
小说总会涉及道德评价，传统的模式是善与恶的对立。如果以这样的观念来阐述“文革”的历史必将使事实面目全非。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存在纯粹善良的人，只有对暴虐无能为力的人，几亿人被卷入一个宫庭阴谋的漩涡，滥施暴虐似乎是一件寻常的事情，而驱使我们这样做的，绝不是对真理的追求，也不是受了欺骗──“文革”中的术语是受了蒙蔽，“受蒙蔽无罪”，这是当年流行的标语口号──不，不是这样，我们的行为的真正的内驱力是恐惧，恐惧有时表现为施暴于他人，有时表现为自虐。邪恶是无形的，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文革”所特有的氛围激发了人的欲望与恐惧，而绝不是理想与道德。它的前所未有的破坏力最终造就了一片废墟，正如圆明园的废墟一样，唤起了国人的羞耻，良知，和重建家园的愿望。
这或许是“文革”唯一积极的成果。
“文革”时期的义正辞严，隐含杀机的理论创造了一种使平庸的人产生激情的氛围，这是那种不需要勇气的激情，任何激烈的行为都获得了或自以为获得了一个既高高在上又无所不在的权力的支持。所以说到底，“文革”中的激情与自由的心灵无关，它的底蕴是欲念，妒忌和卑怯的自我扩张。而我的主人公们，他们正是这些扩张了的卑怯欲念的受害者。
我描述过展若的家，那几栋孤独地矗立在近郊的小楼注定要首当其冲被毁灭，那里住着的一些中国最有知识的人，相对于六十年代的普遍的贫穷，他们也可以说是富裕的阶层。同时，他们不是有权力的人，这一点是很重要，权力固然遭人痛恨，但是，即使它被打翻在地，仍旧具有威慑的力量，正如被扼住喉咙的蛇，一旦翻过身来，足以在精神上置人于险地。对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的学术权威”，则不必有这一类的顾忌，他们最多只能指斥人的心灵，实际上他们甚至连这样的能力也没有。何况中国人只重现世，不事忏悔。
对最初的洪水猛兽一般的激烈行为，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一样的；恐惧。没有抗议，连本能的反抗也没有。恐惧甚至侵蚀着施暴者，他们被自己亲手制造的残酷景观刺激着，使暴行愈演愈烈，欲罢不能。在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暴行是普遍的。
有些平时看来似乎是老实本份的人，突然变为狂热的暴力主义者。人性是脆弱和难以确证的。同样，在平庸的时期不过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妇人，在非常时期却意外地焕发出光彩。
对“红色恐怖”，一开始展若感到极大的震惊和颓丧，但是也很快地恢复了勇气。支撑她的并不是对历史的远见，而是她所特有的血气方刚和敢于敌视的性格。
令我敬佩的是她的母亲，她也许是我见过的唯一的在暴力面前镇静自如的人。
抄家的那一天，她身上那件蓝布旗袍熨烫得格外平整，仍旧佩戴着牙雕的胸花和手镯；她坐在硬木椅子上，她的永远是挺直的身姿给人高傲的感觉。紫檀色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和一支笔。她的安详使房间里平添了肃穆的气氛。当红卫兵挥舞着皮带冲进来的时候，她缓缓地站起来，说，请留下所抄物品的清单。她进而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向下一批来抄家的革命群众做个交代。
由于没有搜检到金银珠宝，就搬走了硬木家具和展若房间里的德国造的小方钢琴，展若母亲的绿绒旗袍和高跟鞋作为奇装异服被撕毁。硬木家具和钢琴再也没能找回家，这并不奇怪，抄家本身就具有财产再分配的意味。
那张清单虽然对找回财产没有起作用，但却仿佛无言地申明了被侵犯者的权利。
展若说，是她母亲的平静和尊严使得那天的抄家行动竟然显得温和而斯文，没有发生打人的事，“革命群众”爱护备至地抬走钢琴和硬木家具，那举止颇象今天的搬家公司。展若效仿着母亲的镇静，只是在她的钢琴被拉走的时候，她压抑不住愤怒与嘲讽。
在这一群人行将离开的时候，几位“小将”终于觉得这一次的行动不够革命，于是，庭院里所有的花被毁掉了，展若说，她看见母亲双臂交叉在胸前，笔直地站在阳台上，望着那些倒塌的花坛，被污泥践踏的花朵，她没有表示出感情上的任何波动。
以后，随着“运动”的深入，她的剥削阶级的出身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可疑经历再一次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她早已退职，隐居遁世，但是象展若一样，她是不会轻易被人忘记的。当群众组织想到将她“揪”回原单位批斗的时候，她已经逃之夭夭。这一次，她走在了前面。她带着钱包和防蚊油，穿着白色府绸衬衫和灯心绒的平底鞋寓居在那些气候温暖的边远省份。离开了丈夫，离开了女儿，没有更多的伤感，或许是因为她明智地认为她留在家中只会给丈夫和女儿带来更多的灾祸。
在她离开家庭的期间，展若丢失了出生不久的女儿。
那时她对于我是神秘的，不可解的。她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没有被改造的人。
“文革”前的西餐厅很少有人光顾，我曾见过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举着一杯混和着桔汁的威士忌，这杯酒仿佛是她为过去的生活执意保留的仪式。那时，我认为她缺乏时代感。经过了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我知道她的感觉是敏锐的。她只是顽强地拒绝时代的引诱和改造。二十年后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似乎仍旧没有真正地衰老，白皙的脸上有淡褐色的斑块，那是几年的热带生活留下的痕迹。事过境迁，在大街上泛滥着柔姿纱和仿丝绸的色彩斑斓的人流中，她身上那件藏蓝色的的真丝绸的旗袍散发出朴素的思古之情。她仍旧高盘着发髻，但不再佩戴首饰。有时，她会站在华丽的高档时装的橱窗前，带着疏隔的神情，细细地审视，仿佛在博物馆欣赏古王朝的服饰。她的一生就是这样：站在社会的边缘，冷眼静观“窗”内的世界。
展若的父亲在运动初期被判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后，又因为历史问题被长期隔离审查。以他的地位，似乎只有逆来顺受，静待结果。那几年我很少见到他，偶而，他被允许在专案组的几个“马弁”的看守下回家取些衣物，我感到他虽然颓丧，谦恭，却也有一种默默坚忍的超然。社会对于男人的压力是更大的，他们对家庭负有责任，所以他们只有妥协。
父亲被拘禁，母亲流亡他乡。但是年青的心有着本能的快乐和自私。何况沉醉于爱河之中的女人。展若顾不上体味父母的惶惑失落的心境，把零落的爱稍做整理，仍旧回到大卫的宿舍兼画室。他们背着画具和食品，足迹踏遍了京郊名胜。偶尔，秋天的凄清之美会牵动压抑在心底的愁绪，但是他们情愿象梅里美笔下的卡门那样，摇摇手铃，把愁绪甩掉。而那隐隐的愁绪也使她格外地珍惜眼前的恋情。她的爱是全身心的，在对大卫的神性的美的崇拜之中，性不再是羞耻的，而是美与爱的交和的仪式，展若曾经对我说过，她希望有一个与大卫一模一样的儿子。但后来的结果却是一个女儿。那个女儿丢失的时候，幼小的象一只狸猫，很难说她长得究竟象谁。
幸福与不幸似乎都来源于大卫的仿佛是艺术家精心雕刻的美，捷克的昆德拉说：“美是一种叛逆”。他笔下的人物与学生时代的我们处于同一种生存的境况之中，正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美有可能沦为庸俗的时髦一样；在封闭的社会里，美则是一种突兀的，无言的抗议。
在大卫的性格中，并不具有叛逆的色彩，上苍对他格外惠顾，给了他过于与众不同的外貌，使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永远是注目的中心。然而这却是一个包藏着祸根的现实，在重视群体的社会中，任何突出的个人特点都有可能招致灾难：看看“文革”中那些漂亮的女演员所受的折磨；再看看数学奇才陈景润，他以自虐式的生活方式和近于卑下的软弱来掩饰和冲淡他的惹人注目的才华，但仍旧不能免于挨整。“文革”的历史，就是群体对个体围攻的历史。大卫的高大匀称的身材和那颗雕象一般的头颅是会令某些人产生压抑感的。这种压抑感在和平友善的环境中可能表现为亲近的愿望和崇拜之情；在一个充满了争斗的社会环境中，在欲望强烈的人身上，就可能发展为攻击的形式。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在的势态，是我危言耸听的分析；但并非不可能，江青就是在“文革”中报了孙维世在延安时代的一箭之仇，至使孙维世惨死狱中。而整人的口实却是冠冕堂皇的。“文革”培育了无数大大小小的阴谋家，整人者正如潜伏伺机的蛇，怀着怨毒躲藏在暗处。而大卫却毫无知觉，比起展若，大卫是更为单纯的书香子弟；展若是敏感的，因此，尽管她傲慢倔强，却能有效地保护自己。而大卫，他懒散，漫不经心，以他自己的善良去测度周围的环境，因而从无防人之心。他有知识，无思想；有教养，无创建。象展若一样，他对当时的“极左”的思潮本能地反感。他喜欢有关诗书礼仪的肤浅的夸夸其谈，他喜欢长时间地谈论人生与艺术，他的观点多半是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艺术史中阐述过的，并非他自己的；他的质朴多少掩饰了他的肤浅。作为女人心目中优雅的典范，他是成功的。他甚至会谈论他根本不懂的政治──那个年头清谈政治很时髦，政局的变动牵扯着大多数渴望变化的人心。然而祸从口出，他完全知道人心的险恶。他以他的优雅的，漫不经心的清谈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罪”。我已记不清他“恶毒攻击”的对象究竟是“伟大领袖”，还是“亲密战友”，我只记得那些罪状即使在当时也是牵强附会的，他却毫无经验地在揭发材料上签了字。
展若的怀孕发生在大卫出事之前。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秘密堕胎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当时流行的观念，医院里那些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惟独对未婚堕胎者极为苛刻，必须由单位开具身份证明，要弄得人尽皆知。手术时，医生常常以粗暴的态度表示鄙夷，全然不顾那些羞痛交加的人的痛苦，喊叫。我在G油田的时候，认识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工，她不敢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凭着束腰竟瞒过了周围的人。一个雪天里，她在距油田五十公里的简陋的小镇医院生下孩子。分娩后两个小时，她丢下那孩子，偷偷地从医院跑掉，回井队，冒着大雪继续上夜班。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竟然从几千名采油女工中查出了她！在这一类的事情上，行政机构是很有效率的。然后是当众检讨，处份，和羞辱。那羞辱由浓至淡，却绵绵不绝，无所不在，足够让你一辈子负着十字架。我到采油队的时候，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我与那个女工住在同一间宿舍里。她待我过于热情，过于谦卑，带有自轻自贱的意味。听说她的孩子由医院送人领养。她不知道是什么人领走了她的孩子。她从不打听。她从没有向我说起她的孩子。
对于展若来说，问题倒不在于此。她不在乎舆论，对此她不乏勇气。
作为尚未毕业的在校生，是不允许登记结婚的；虽然是不停顿的“革命运动”使这些早该毕业的大学生仍旧留在学校里。于是展若只能生下一个私生子。对于由此带来的麻烦和未来生活的难辛，她缺乏想象力。她的现实的头脑已被激情冲昏，私生子的念头丝毫没有令她羞耻，反而激起她勇敢浪漫的豪情：这是大卫的孩子。
与大卫有关的一切在她只有光荣。
但是那个尚未出生的孩子毕竟使她蒙受了羞辱，我记得她的宿舍的门口上被挂上一只撕破的鞋子。尽管是在高等学府，在对人的凌辱方式上，与下里巴人没有什么不同。总之，倔强、高傲、聪慧、漂亮的展若似乎终于成为可以随意唾弃的对象了。然而展若与舆论的对抗是如此地斩钉截铁，当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拒不屈服的时候，另一方反而有可能望而却步，“神鬼也怕凶”，这是展若屡试不爽的经验。
她冷静而强硬地撕毁辱骂她的大字报，俐齿灵牙地与敢于当面羞辱她的人对峙。
在怀孕期间，她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种对抗与紧张之中，以至没有细致地体味在她身体里悸动的小生命。最初，她想要生下这个孩子，是因为“它”是大卫的孩子，为了爱情的完美，她想要一个大卫的复制品和延续者。后来，大卫出了事，先是被拘禁，以后被判刑，发配到劳改农场。由于这些惨痛的变故，展若更是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以使大卫明白她的永无更改的忠贞的心，至于母亲的伟大难辛的职责，她想得不多。这是爱情的冲动，不是母性的本能的冲动。那时，她的母性的意识尚未觉醒。这正是初恋的肤浅的部份。她的母性的觉醒是在很久以后，在她从国外留学归来，开始疯狂地寻找丢失多年的女儿的时候，她再一次地为当年的浪漫付出了代价。
大卫所在劳改农场在中原一带的一片荒漠的盐碱滩上，从农场驻地到长途汽车站还有三十里的路程。展若一手抱着出生只有两个月的从未与父亲谋面的婴儿，另一只手提着一只硕大的提包。里面装满了带给大卫的各种食品，那些食品是她从医生的营养学的角度精心选购的。有关她与大卫的爱情的悲喜剧的最为壮观的一幕，就上演在这条荒凉的道路上。
人迹罕至，流沙吞噬着刚刚踩出的道路。这是一条没有道路的路，浓厚的风沙之中，太阳象一块淡黄色的玉，发出月亮一样柔和的光芒，风沙狂奔，天空与土地浑然未分：被当地人称为红柳的低矮的锈红色的灌木丛，疏疏落落地点缀于混沌之中。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柔弱的女子，背着重负，在她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踽踽而行。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凄苦的故事，事实上，在她的爱情的最后的道路上，展若的心中仍旧充满了豪情。
手中提包的臂弯中的孩子终于使她不堪重负。她不肯扔下提包，她认为那些食品对于大卫来说是沙漠中的水。“于是，我不得不放下提包，抱着孩子，走十步，再放下孩子，回过头，拎起提包，走十步……”几年后，在G油田寒风呼啸的冬夜，展若淡淡地向我描述。
在展若的罗曼史中，这最令人为之动容的一幕，在吞噬灵魂的荒凉的原野上，纯情之恋迸发出无所顾忌的勇气。
接下来的故事真是令人既痛心又厌恶。
当展若历尽辛苦，终于来到劳改农场的阴湿的墙皮剥落的接待室的时候，她几乎没有认出眼前这个形销骨立的人就是大卫。他的卷曲的长发，蓄起的络腮胡须和凹陷的双颊使他看起来象受难的耶稣，惟独没有耶稣坚忍超然的神韵；那双棕灰色的眼睛失去了光芒；往日的潇洒自如的风采不再，代之以受虐的孩子一样茫然而卑怯的神情。展若无法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会使大卫发生如此的变化！大卫卑怯的神情如此深切地刺激她，以至尚未感到疼痛，绝望就象冬季的寒流，从心底阴森地升起。面对分别半年之久的情人，大卫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激情，仍旧只有茫然的歉意和胆怯，只有展若怀中的狸猫一样的婴儿令他露出孩子一般的惊愕。
第二天，展若目睹了劳改农场里毫无意义的野蛮，这在那个时代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事情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就仿佛心被赤裸裸，血淋淋地鞭打。
来到这里之前，展若为大卫所担忧的，只是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饮食，她甚至天真地以为在劳改农场或许要比在群众组织的监督下的强制劳动要好一些，相同命运的人聚集在一起，会减轻心理上的压力。正常的人难以理解，被放逐到这片荒凉的不毛之地的人，都已经变成狼。这样一个群体里的法则很简单，弱肉强食，恃强凌弱，无须外面世界的理论。那些刑事犯天生就具有十足的野性。而大卫，他的那些为女人所爱慕的特点，他的俊美的外表和温厚的性格，在这个粗野的，清一色的雄性社会里，恰恰成为被欺凌的诱因。他的温文尔雅使他在挨第一拳时没有还击，于是，他遭到了更多的拳脚。这种局面逐渐形成定势：就象展若与人警惕的对峙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大卫的善良和温厚最终使他成为狼群里的羊。
在崇尚政治或经济决定论的人看来，我建构的人物的逻辑是不足取的，我常常把人性中的微不足道的特点，作为人物命运的诱因。在我看来，拜伦之所以成为贵族社会中崇高的叛逆，其心理上的诱因在于他的跛足；童年时代，他的跛足即令他满心羞愧，他经常受到孩童们残酷的嘲笑和围攻；成年以后，深深铭印的伤害与自卑使他无法与贵族社会认同，由此产生了他所特有的叛逆色彩的辉煌的诗篇。拜伦的跛足造就他的伟大，而大卫的大喜大悲似乎总是与他非同凡俗的容貌有关。
或许是有意给大卫的漂亮的“姘妇”和那个一无所知的私生子一个震惊，在展若到来的第二天，农场的管理处组织了大卫的批判会。这里的批判会不需要言辞，只有拳脚相加。
大卫被一条崭新的粗麻绳重重地捆住，押上土坯砌成的台子。台子的四周被积年累月的风沙腐蚀得凹凸不平，在长满锈斑一样的红柳的荒原上，象一座岁月久远的祭坛。
展若领悟了什么是“五花大绑”。那种技巧繁复的缠绕使受绑人根本无法直起上身，不得不躬身九十度，任何想要维持尊严的努力都是绝对的徒劳。大卫顺从地没有任何反抗。他个子太高，腿过于长，他躬起的身躯难以维持稳定的重心，这使他无暇顾及耻辱的感觉，全神贯注地努力使自己不至于倒下去。
押解他的都是与他一样的犯人。看守人员懒洋洋地坐在会场四周的几把椅子上，中间的沙土地上坐满了穿着灰色号衣的刑事犯，在炽热的阳光下，象翻滚的灰白色的尘埃。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和背着肮脏的书包的小学生──大约是看守人员的家属──神色兴奋地站在土坯台子的旁边：在这里，任何集会都是节日。
大卫似乎是被系在反绑的手臂上的绳索吊上台子的，疼痛使他弯曲的身体突兀地跳起来，看起来很滑稽，展若觉得他的上臂肯定已经骨折。大卫被拖到土坯台子的中央，身上粘满了灰土，他被拉起来，又出其不意地被踢倒，引起台下一阵兴奋的骚动。押解他的三个犯人，其中的两人牵着绑在他身上的绳子，另外的一个人一脚踩住大卫的头，挥舞着手臂，作出一个类似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亮相。
大卫的脸颊紧贴着地面，他不得不侧过头，以便能够呼吸。他的脸无可奈何地扭曲着，丑陋的扭曲着，他的曾经是充满了异国风情魅力的头颅成为令人厌弃的怪物。美是否如此地禁不起摧残，只有冰冷的大理石才能使她永驻人间。
人群沸腾了，他们狂野地呼喊，盲目地发泄着莫名的愤怒；几个小学生捡起地上的石子和土块，挺起他们细瘦赢弱的身体，用力甩向台上的猎物；石块划破了大卫的额头，当殷红的血流出的时候人群沸腾了。黄土地上的节日开始了。大卫是今天被享用的土坯祭坛上的牺牲，明天，会轮到另一个，但是在今天狂欢的人不愿去想明天。
展若站在狂醉如痴的人群的后面，冰冷、麻木，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思想，没有爱情；只有绝望，象一个无形无色的怪物，从不可见的微末开始，无限地膨胀开它的令人恐惧的驱体。
当展若用普通的棉线缝合了大卫头上的伤口时，她感到心已经被一把无情的匕首戳得千疮百孔，一股带着血腥味的痛苦令她想要呕吐。以往情感的惯性的力量将他们仍旧夹裹在一起，然而他们彼此却迅速地成为不可理喻的陌生人。
以后的事情在展若的记忆中已是一片空白。她不记得她是怎样抱着孩子走完了荒凉的三十里归途。如今，爱情正如缠绕在大卫头上的与血痂粘连在一起的棉纱绷带，那绷带也缠绕在她的滴血的心上；在时间或急或缓的流逝中，她坚忍地将那粘连着血肉的绷带一点一点地扯下，丢弃。
那残酷而丑陋的一幕无可挽回地粉碎了她的浪漫的爱情。她所热恋的大卫已经不复存在。她不能原谅大卫的软弱；实际上，即使大卫是坚强的，她也不能容忍他的身不由己地被践踏和被虐待。展若不具有悲悯之情。怜悯，历来是她所厌恶的感情，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对大卫的怜悯令她不寒而栗。她抑制住自己的厌恶，还须履行道义上的责任。她为大卫写了一封又一封的申诉信，走访各种各样的信访处和专案组，直到两年后大卫被提前释放为止。大卫带着额头上的伤疤回到北京，他曾经找过希望再能见到展若。他的弓起的驼背令我吃惊，他的悲切谦和以及他对展若的一往情深都令人感动。但是展若拒绝了。她不能再回忆起那场噩梦。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展若的流泪。
命运对大卫的打击真是非同寻常。但是人对痛苦的敏感显然是不同的。大卫凭着天性中的迟缓和宽容，慢慢地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历史遗忘。他的背又挺直了，潇洒的英俊的脸庞温文谦和但是有些苍老，一缕卷发掩饰了那道伤疤，伤痕已弥合，褪色，象一道淡淡的，永恒的记忆。
在他写的那部著名的长篇小说《红柳》中，并没有我所记述的残酷，更多的是一些浪漫的悲哀，象春天的柳丝，伤感地拂过情窦初开的年青人的脸颊。
记忆比灵魂更为复杂。所有残酷的屈辱渐渐地被淡忘，不复存在。也许在他遭受侮辱的时候，他的灵魂就已经闭上了眼睛，蜷缩起来，象受到攻击时的软体动物。
生存需要遗忘。记忆必须寻找温情，不管那温情是真实，还是虚妄。这就是《红柳》的基调。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人普遍的情感特徵。他们渴望善良温情和理解互助。
如今，在商业大潮的剌激下，赤裸裸的欲望令他们困惑，他们无奈何地以为世风日下，便带着乌托邦的色彩去回忆五十年代，似乎他们竟无法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所热爱的五十年代正是他们在六十年代所遭受的苦难的源头。不会铭记痛苦的心是没有创造的能力的。
展若的悲剧在于她对记忆的执着。我不是说她喜欢沉溺于痛苦，而是说她情愿让灵魂赤裸裸地面对着受到伤害的经历；美，疯狂的柔情，香山的红叶，昏昏欲睡的情欲，艺术，……所有的这一切，相对于那座丑陋的土坯台子，是多么脆弱，不堪一击。爱情就这样轰然毁灭，只留下伤痛与绝望的废墟，展若不具有仁慈博大的胸怀，她既然不能消融痛苦，必然为痛苦所腐蚀。爱情的幻灭导致了她对爱情的否定。
就本质而言，人是不会被改变的，不幸的际遇只是激发了某些潜隐未发的素质。
展若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痛苦和绝望不会使她消沉，却使她多了愤世嫉俗的憎恨，她的后来逐渐萌发的旧式的等级观念，她的类似尼采的对群氓的蔑视，都是她未能克服伤害的结果。
爱情突兀地毁灭了。展若不再是情人和妻子。但是她还是母亲。由于我认定她在爱情中的迷狂，所以让她不加思索地生下一个女儿。就个性而言，展若也许像我一样，并不适于作母亲。我们的青年时代艰辛而多舛，这使我们不得不走一条有悖常情的生活道路。结婚和生育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对本能和习俗的因循，但那时我有意地避开了这样的生活方式，那时候家庭生活不仅意味着更多的艰辛和牺牲，而且仿佛是某种精神沉落的象征。我以一种明彻的唯物的思索来说服和慰藉自己的选择：人毕竟是会思索的动物，个体的生命注定是有限的，既然死后不再有感觉，那么家族乃至民族是否延续又与我何关？我想展若也是一个意识明确的个人主义者，以她的自爱和不妥协的个性，她更适于孤独的生活。
不过那个婴儿毕竟已经出生了。我必须让她活下去。我象那部肥皂剧的编导一样，让她丢失，这使我的故事的叙述更为便利。在此之后，她将是一个身世迷茫，若有若无的人物。
当展若抱着那个弱小的婴儿从大卫所在的劳改农场回到北京的时候，她万念俱灰。家中的景况正如她的心境，凄寂败破。父母杳无音信。灰色的小楼──她在那里出生，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房子──已不再是她的家。展若不得不带着孩子住在学生宿舍里。她的坦然使周围的嘲讽与轻蔑渐渐地退却。人们已习惯于她的不合常规的行为。当时正面临毕业分配，大多数人专注于分配的去向，忙于彼此间的勾心斗角，无暇顾及她的不体面的私生子。展若从不参加这一类的争斗，她听凭命运将她抛向任何一个角落。
那时候，所有的大学毕业生在分配之前必须到农村劳动三个月，医学院的学生则以巡回医疗队的方式下乡。展若不得不把她的孩子寄养在一个临时找的保姆的家。
那个保姆住在闹市区临街的一间小平房，没有院子，屋门正对着熙熙攘攘的大街。
如今，小屋肯定已经高价租给开时装屋的无锡来的个体商人，装修了茶色的玻璃橱窗，里面挂满了闪着亮片的俗里俗气的衣服，保姆是个年轻的乡下女人，他的丈夫是一个相貌丑陋的拉三轮车的工人。他们的不久前出生的孩子刚刚死于溶血症，展若作为医生，她确认人乳中的白蛋白有益于婴儿大脑的发育，展若崇尚智慧，以她的知识女性的价值观，她以为聪明比美貌更重要。正是她的这些神圣而琐碎的医生的原则，导致了那个偶然的，无可挽回的灾难。
乡下女人十分乐意照看那孩子，这对她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看起来她也喜欢孩子，她用一种舒服的姿势抱着瘦小的婴儿，看到孩子粉红色的小嘴毫不犹豫地咬住她那硕大的乳房，展若放下心来，一个月后，她请假从外地赶回来，看到她的小女儿躺在黑洞洞的小屋里，手和脸都很脏，但是胖了。乡下女人的奶水显然很起作用。展若一半是辛酸，一半是欣慰。她本想把孩子带走，但是想到她巡回医疗地区的水含氟量过高，想到那里的儿童的发黄的牙齿，她狠了狠心又把孩子留下来，从此一别，她再也没能见到她的女儿。
孩子丢失的过程似乎是平淡的，没有肥皂剧中的大惊大险。保姆仍旧保留着她的乡下人的习惯，离开家时常常不关门。那间不足八平米的小屋里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偷盗的。一张木板搭的双人床占据了大部份的空间，除此之外，只有一只取暖的火炉和一个自制的小碗架。据说，那一天，乡下女人喂过奶，照看孩子睡熟了，便去邻居家讨教毛线衣袖子的织法；她以为锁门的声音会惊醒孩子，所以只将门虚掩。
据她说前后不过二十分钟，当她回来时，孩子已经不见了。
展若接到公安局的通知的时候，已经是案发十天以后，一开始，她怎么也不相信女儿真的丢失了，她觉得就象儿时捉迷藏一样，女儿终究会出现的。当一切查询侦访都无济于事的时候，她以一种恶意的猜忌认为是保姆一家与歹人串通卖了她的孩子。她恳求，威胁，要他们交出孩子。任何看到胆怯地哭泣的乡下女人和她的忠厚丑陋的丈夫的人，都会认为是展若害了被迫害狂想症。
在此之前，那个孩子对她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她的曾经狂热幸福又辛酸多舛的爱情已经耗费了太多的情感；她的波澜起伏的紧张生活似乎令她无暇体味做母亲的快乐，何况她不是那类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女人，对子女的爱不可能是幸福的全部内容。然而，她终于明白她的孩子不会在游戏终了的时候出现了。她觉得心被一块一块地撕碎。她走出那间黑洞洞的小屋，冬天的太阳白炽而冰冷。痛楚带着血液的甜腥味弥漫在她身体内的每一个角落，使她想要嚎声震哭。太阳象一个冷冷的，淡淡的微笑，反射在灰白色的大街上和匆匆趱行的路人的脸上。当颤栗的痛苦终于怠倦的时候，心中只剩下空空荡荡的虚无。
到此为止，我笔下的展若已经颇为接近她在那些通俗的肥皂剧中的形像了；外表冷漠，固执、傲慢孤高，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去理解别人，也不企求别人的理解。
她一如既往地蔑视舆论，离群索居，孤身一人，无所归属。她已经具有自己的形像，不再需要她母亲的形像做陪衬。与她的母亲不同，在内心深处，展若永远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在命运的痛击之下，她已是遍体鳞伤。她的不幸的际遇本该得到人们的同情与怜悯，但是由于她拒绝怜悯，反而招致了更多的憎恨。对于我来说，她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即使有一天她由于疲惫而软弱，她也永远不会自轻自贱地以自己的不幸博取自以为是强者们的同情。
三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同在G油田工作。那是一片草木杂生的盐碱滩，其景色之单调足以使人丧失想象力。展若在厂部医院作外科医生。她以我是她的亲属的名义帮我从插队的地方调出来，安排在采油队作输油工。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两个输油站之间来回巡视，记录输油量。那些枯燥的日子挤压在一起，在记忆中已分不出彼此。只有一些场景若隐若现：从宿舍到输油站的泛出碱末的白色小路，机房里的毫无生气的、纠缠不清的管道，机器的寂寞的轰鸣。偶尔，展若会忽然出现在机房幽暗的灯光下。她总是带着一听牛肉罐头，一瓶红酒，那是油田的商场里空旷的货架上最好的葡萄酒。十几年以后我偶然回到G油田，在琳琅满目的橱窗里，我找到我们过去常喝的那个品牌，我发现那种酒不过是用酒精和糖兑成的。但那时在机房幽暗的灯光下，我们常喝得醉意熏熏。那一段枯燥沉闷的日子太长了，我常常感到空虚和软弱，我总是幻想离开这片盐碱滩，渴望回到我熟悉的地方。我已经没有初来乍到时的悲壮的离奇心理，我认定在这里不会产生浪漫的际遇，也没有值得我去探索和体味的道德精神。
我很庆幸在那一段寂寞的生活中，有展若这样一位朋友。她远比我坚强，执着。
她的健康，强韧的身体使她逐渐从丧子的剧痛中恢复过来。她似乎永远不会颓唐。
她专注于她的外科，成功地作了一例肝切除手术，肝切除在当时的成活率是较为低下的。没有多久，她已在患者中颇负盛名，人们普遍认为她的娴熟的医术仅次于外科主任。有时我去医院找她，看到她被崇拜她的患者簇拥着，白口罩遮住她雕刻着骄傲的嘴，光洁的额头下，两道浓眉犹如弯弓，射出明亮的眼睛里生机勃勃的光芒。
她穿着素洁的白衣的形像，犹如普救众生的圣母。我猜想她是陶醉于拯救的角色的。
医生的职业多少缓冲了展若的人际关系；否则，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同类，她的孤独的对抗又能持续多久。这种对抗是英勇的，也是腐蚀灵魂的，久而久之，你的情操也将降低如你的对手，而忘记了人生更为根本的要义。
在G油田的时候，展若本可以成为一个医术高超，克尽职守，受人尊敬的医生。
然而，她却又一次地逸出了习俗的常规。当时，那椿被普遍认为是丑闻的事件甚至损害了展若在我心目中的形像。
那时，我与展若都是遭人非议的，在她是傲慢，在我是懒散；其次则是我们共有的：我们都是独身。在一个本质上是农民的社会里，因不结婚本身就是一个罪过，一椿耻辱。展若似乎打定了独身的主意，她轻蔑地回绝所有试图给她介绍结婚对象的人；她认为那些热衷于插手别人的私生活的人不过是希望获得一种卑下的心理的满足，就象过去的媒婆想要得到钱一样，而绝不是出于什么善良和热情。我不如她的敏感与苛刻，一开始，我耐心地，真诚地向那些表示关心的询问的人解释，说我不结婚是因为没有碰到合适的人；即使所谓的条件相当，但是结婚又不是配种，总不能和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躺在一张床上……这直白的道理不仅不能满足那些人的好奇心，而且仿佛侮辱伤害了他们；不久便是议论纷纷；不过是个工人，还要如此挑剔；一个姑娘家，就敢说什么上床不上床的话，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我不得不承认，展若的判断是对的，在善与恶之间，人心是不可测度的。
在时下的小说或影视作品里独身女人犹如一道朦胧的风景，男性的作者喜欢赋予她们神秘的诗意，她们往往衣着亮丽，美丽的容貌似乎凝固了，不受时光的腐蚀。
但是在那时候，独身女人的生活与其说是浪漫，不如说是苦楚。舆论的压力尚不足道，重要的是独身者被剥夺了生活中的某些基本的权利，例如，住房的权利，只有已婚者才有权获得分配的住房；房子似乎只是为了给有权繁衍后代的人提供便利的场所，难怪中国的人口不可控制。如果你说房屋是让思想独处的空间，将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痴人说梦。在G油田的漫长的几年中，我眼见同室的姑娘们一批批地结了婚，搬到分配给他们的带有厨房的单元宿舍；眼见他们在人们的赞赏的关注下，腹部迅速地膨胀。而我呢，只有重新迎接一批又一批的新来的女工，永无出头之日地忍受集体宿舍的肮脏与嘈杂。
如果说，我那一时期的独身生活有什么浪漫的情愫的话，那些情境与感觉源自我为了克服庸俗的环境而刻意的追求。我想，再坚强的人也免不了有内心软弱的时候，我不知是否能以此解释展若的那次性爱经历。
我见过那个外科主任，他身材高大、肥胖，浮肿的眼皮下一双极有光芒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强烈的欲念。他无疑是个相貌丑陋的人。但是他的成就感和被人尊崇的地位使他具有自信和洒脱的风度。展若曾经说过，在手术台上，他的灵巧的手指动作精确得不可思议。或许正是在无影灯下，当所有的躯体和面容──丑陋的和俊美的──统统被医生的雪白的长衣遮掩和升华，只剩下富于灵性的手，犹如茨威格手下的赌徙的手，在表述着能力，思想，甚至情感；展若在寂寞中萌生的爱慕之情就由此引发。但我那时无法理解，象展若这样一个清纯俊秀的女子怎么能够与那样丑陋的身体同床共寐？相对于她的充满了审美情趣的初恋，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处科主任的妻儿住在毗邻油田的城市里，他独自住在医院分给他的一间单身宿舍中，有一次我去找展若，她既不在科室，也不在宿舍，有人颇有寓意地指给我外科主任的房间。我笑呵呵地敲开了门，展若正靠在藤椅上看一本解剖学之类的书。
见到我，她虽然惊愕，却也坦然，外科主任虎一样的棕黄色的眼睛在晦暗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的犀利和贪欲，这双眼睛尽管令人不快，却使他不同于云云众生。
探察奸情在民间具有自发的新闻性和娱乐性。据说那一次的“捉奸”原本是计划周密的，几个躲藏在暗处的“志愿者”眼见展若进了外科主任的房间，在电灯息灭两分钟以后，他们打碎玻璃窗，踢开那道不堪一击的木板门，随即打开电灯，令人遗憾和尴尬的是，外科主任穿着睡衣躺在床上，展若却衣冠楚楚地坐在藤椅上，没有人们所期望见到的赤裸的场面。
以后的事情便纳入了官方的正式的轨道，医院保卫科将外科主任和展若分别隔离审查，展若一如既往，矢口否认。是的，房间只有他与她，的确关着灯，但是她穿着衣服，坐在藤椅上，就是这么回事。在此之前吗，什么也没有。无论保卫干事怎样重复那些愚蠢而无耻的问题，展若只是重复她的轻蔑的冷笑。
外科主任却交代了一切。据传闻，包括性交的细节。堂而皇之的说法是，查清细节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在通奸行为中哪一方应负主要责任，我以为是审讯人为了满足窥探隐私的癖好。依据心理学的代价原理，可以这样说，对通奸的普遍兴趣证实了大多数人潜在的乱交的欲望。那些“细节”通过民间渠道流传出来，经过想象，加工，编撰，成为口头流传的性文学。展若清高的形像被泼上一盆脏水。她受到行政处分，被罚做一年的清洁工。她坚持否认一切，拒绝对她的处罚；不让她做医生，她干脆拒绝上班，以至对她的惩处最终没能执行，整整一年，她的工资被扣除，不得不依靠微薄的积蓄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
外科主任由于“态度好，承认了错误”，没有受到处分，他仍旧可以上手术台。
他的浮肿的眼皮低垂，暂时遮挡了贪欲的眼睛。
写到这里，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展若在我的想象中明明是一个本质高洁的人，为什么她会做出这样的一件连我也为她感到惭愧的事情？以至她比她在那些肥皂剧中的形像更令人难以接受。
展若从未向我谈起外科主任。这件事在她的感受必定象是趟过一条泥泞的路。
在她与第二个男人的关系里，我以为没有美与浪漫的因素，假如存在幻想，也必定是在闭上眼睛的时刻，幻想在远离自身的地方游弋，与现实无关。那时候我还年轻，无法理解她的所作所为，但我从中隐约地窥视见了情感深渊中的黑暗部份，看到心灵的脆弱和孤独的痛苦。
由于这件丑闻，在G油田的最后两年的日子对于展若仍旧是一剂必须吞服的苦药。直到高考制度恢复以后，她考取了医学院的研究生，我也挤进了北京一所大学。
我们终于离开了这片荒芜的海滩，回到北京。
在大学里，展若又开始了先天地属于她的奋进的读书生涯。仿佛是一个轮回，岁月无端地蹉跎了十年。我们常常赋予苦难以意义，其实正如流失的时光，留下的只有虚无。我宁愿要一个欢乐无暇的青春。
结局圣经中讲了关于约伯的故事；上帝为了考验约伯，毫无缘由地剥夺了他的财富，健康，使他沦为乞丐，并夺走了他十几个孩子的生命。约伯经受住了所有的考验，坚持对上帝的信仰；于是上帝重又还给约伯财富，健康，重新给了他十个女儿，让他幸福地又活了一百四十年。
就像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生活中的磨难和大悲大喜都已成为过去。我们终于重新纳入我们原来的生活轨道。展若像她那一类长于奋斗的人一样，研究生毕业后，她顺利地考取了出国留学的资格。相对于她的坎坷的经历，她今后的生活道路将平坦而顺遂。道路的终点，似乎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但是再活一百四十年就是幸福吗？约伯受伤的心会永远哀悼他的先前逝去的儿女，而我们被摧残的青春岁月就象约伯受伤的死去的孩子一样，不可复生。没有公道可言。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残缺不全。圆满是不可能的。
我还记得出国前踌躇满志的展若。“仿佛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了很久，忽然眼前一马平川。”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以往的磨难终于结束了。如今她前程似锦，她的硕士论文获国家奖，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为她提供了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部奖学金。她少女时代的旧梦从记忆的晦暗的深渊中升起，化为一片明朗的现实。
当她穿着灰绿色的西装套裙消失在登机入口的长长的通道的时候，我真拿不准她是否还会回来。以她的通达的价值观，她肯定认为科学与艺术高于国家；何况，十几年来，她与这片生养她的土地格格不入，无论是凭借父辈的社会关系，还是她本人的学术能力，留居国外对她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她比大多数人更有选择的自由。
临行前的那些天，我陪她匆匆奔忙于王府井的商店，购买书籍和衣物。展若挑选了她喜欢的中外名著，色彩斑斓的丝绸，宝石红的羊绒毛衣；她出手不凡，竟花费上千元买了一件做工考究，带一顶女式礼帽的紫羔皮长大衣。那时，还没有如今琳琅满目的时装；那时一千元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展若自已设计，用浅驼色的丝绒缝制了一件中式旗袍风格的晚礼服。这使我意识到她将不仅作为一名学者也将作为一个女人到另一个世界开辟新的生活。虽然历尽生活的磨难，她仍旧保持着年青的容貌。她的警觉傲慢的神情使她的面容具有生气，永不怠倦，她的挺拔的身材显示着内在的骄傲。我确信她的能力和勇气将带给她灿烂的前程。生活从三十五岁开始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可以兑现的现实。
作为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者，展若也许更适合大洋彼岸的生活，她的没有民族属性的医科专业，一口流利的英语；她的梭角分明的西方人的脸型，都使她有可能成为令人羡慕的世界公民。
然而，她站在穿衣镜前穿着浅驼色的丝绒长裙，外罩黑色的紫羔皮大衣，还有那顶女式皮礼帽，镜子里映出她犹豫不决的神情；在这样的一身豪华的装束里，看不出时代，看不出民族，她仿佛无所归属。
有关展若的故事应该如何结束呢？她也许在顺利地拿下博士学位后嫁给一个对东方女人有神秘感的西方男子，拥有一栋带游泳池的房子，过上富裕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这是许许多多漂洋过海的大陆人的梦想；也可能她始终孤身一人，在有了一些积蓄后去漂游世界。后面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更为浪漫。这在展若都是可能的。然而，相对于以往的经历以及她对记忆的执着，这样的杜撰未免或虚幻，或庸俗。
于是展若回来了。
她的变化却着实令我吃了一惊。
我见到她的那一天的下午，她刚刚游览长城归来，穿着一件从旅游点的工艺美术商店买来的手绘寿桃的套头衫，一条土黄色的皱巴巴的卡其布短裤。我从未见过展若对衣着如此漫不经心。那一年，她四十岁，眼角有了皱纹，身材竟有些发福！一个对自身的幸福怀有信心和希望的女人是绝不会让自己发胖的。
我对她的游览长城表示异议。这个举动有些象从未到过中国的外籍华人，隔着遥远的，神秘的距离，免不了一腔的爱国热情。而她与我年轻时都曾激烈地攻击过这堵没用的城墙。何况，经过修葺，墙上的砖头早已现代化了。展若激烈地反驳我，她以往的明晰的理性不见了，消失在情感的迷乱中。在谈话中，她表现出强烈的诉说欲，她对人生显然有一种新的疑虑，它不是由思考而发生，而是由事情的伤害而产生的。焦虑似乎成为精神上的常态，这使她的面容疲惫而憔悴。
她也许并未意识到她的变化，她的自尊心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受了伤害。我反复询问她在美国的情况，从她的叙述中，我得知的情况大致如下：她顺利地拿下了博士学位，并留在大学教书。她在美国为自己挣得的物质生活大约相当于当地人的中下等水平。她很少与人交往，“上班时一个HI，下班时一个BYE”，旅居国外的生活无疑是孤独的。我知道她对中国男人的鄙夷，极想知道她在异国他乡是否有新的恋情；她似乎无意中讲起她与一位沉默寡言的波兰男子的友谊，那人是她的同事。她讲到这个同是背井离乡的人刻骨铭心的孤独，最终自杀了此一生。她说这件事曾令她心灰意冷。她说得泛泛，象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很难判断他们之间的真正的关系。
我曾试图以此为线索，生发出一个关于展若的异国之恋的独立的章节。隔着种族与文化的帷幕，对于执着地探究情感的展若来说，这是否又是一次充满激情与失败的经历呢？这或许可以构成解释她的变化的契机？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缺乏细节，仅凭第二手的资料和想象，难免流于“洋插队”文学的肤浅和伤感。我想大部份漂洋过海的人没有能够真正地进入美国的社会生活，面对一个在实践上优越于我们的文化，我们不得不犹豫踌躇。
展若在国外生活的精神历程至少需要另一个中篇才能阐述清楚，这是我无法在此完成的。我只能对这一过程做一个极为主观的猜想。
作为个人主义者，我想展若最终是失败了。我所说的个人主义，不是我们以往概念中的自私的人，它更多地意味着对自我力量和生命权利的肯定。
假如展若象大多数试图摆脱大陆的清贫到美国寻求中等的小康日子的人那样，她将是顺遂满足的。但是她天生不是一个满足于平庸的人。她渴望个人的无限的发展。初到美国，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她渴望成就和荣誉，只有名望才能使她在一个新的世界里获得确认。但是她的清醒的头脑不得不承认，在事实上，她实际上已是一个落伍者。她明智地放弃了临床外科，改为科研。她的导师是一位比她年轻五岁的教授。这真是令人无可奈何的不同的机运：当展若利用政治学习和挖防空洞的短暂的休息时间背英文单词的时候，她的异国的同龄人却在读书之余有足够的闲暇打网球；她的美国同行在二十五岁完成的学业，她在三十五岁才开始。这是无法抗拒的不同的命运。生命不得不从三十五岁开始。
当然，我可以凭想象把展若写成一个舍身事业而最终成功的天才，外籍华人中不乏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我并不想写一个虚幻的天才的奋斗历程，只想讲一个女人的故事。所以我认定她的成功的机率微乎其微，时光不可能倒转，就她的人生志向的初衷来说，她的机会随着那些毫无意义的动乱的岁一起流失了。因此合乎逻辑的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在一个原本为她所憧憬的自由的国度里，她逐渐沦为一个普通人。
过去在国内的生活中，不管她有着怎样的不幸的遭遇，她始终是一个精神上的贵族。她从不把那些整她的人放在眼里，甚至不屑于报复。她傲视云云众生厌恶大街上迎面而来的贫血而呆滞的面孔。她在被压抑的生活中滋生的偏见反而使她生气盎然。人生沧桑固然带给她辛酸与悲痛，但累累伤痕也是骄傲与光荣。如今，在本不属于她的国度，在一个凭空而来的自由世界里，以往的苦难和奋斗忽然失去了价值。她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由于其不可理喻的原始和野蛮，听起来就象土著民族的血腥的祭祀。她的勇敢也因此显得渺茫和无意义。她由于痛苦的经历所获得的价值观──她正是以此认为她在精神上高于她的大多数同胞──在此地却是天赋的人生的基本道理。她的理想的初衷是做一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这正是她到大洋彼岸所追求的。她意识到，对于这个终极的追求，她以往的经历是毫无意义的真空。
所以，是不可逆转的时间，葬送了展若的机会和雄心。在另一个社会空间的参照下，她深深体味到失落的痛苦。历史并不总是有意义的。
她放弃了在大洋彼岸的奋斗。在绝对的孤独空虚的日子里，她的被压抑的母性觉醒了。多年来，她试图忘却，以免精神的崩溃。如今，在空空荡荡的寂寞中，凝结在心头的厚厚的血痂被记忆一点一点地撕开。她的重新席卷而来的母爱带着血腥的甜味滔滔汩汩地流泻，几令她心衰力竭。她的最后的人生信念变得十分朴素：找到她的女儿，作一个母亲。
这就是她回来的原因。
我不知道我为展若规定的心理发展的轨迹是否合理。或许这仅仅是我自己对年华流逝的悲叹。聊以自慰的是，那个在我的故事里象道具一样被丢弃的女孩又回来了，她的若隐若现的形像将是展若后半生的全部希望与信念之所在。
一个历尽沧桑的女人，在茫茫的人海中寻觅。这其中可以演绎出多少悲与喜，善与恶，真与假的纵横交错的戏剧情节，但这是另一部传奇故事的主题。展若是否能够找到她的女儿，已经与我的故事无关。以后的故事即使象那曾轰动一时的肥皂剧一样复杂而漫长，然而本篇的主人公，她的最后的形像已确定无疑。不会再有别的什么了，即使再活一百四十年。□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