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会平
我算是尝到了闲居的苦味。
从农村调回城市，我一直在家里等分配。
在乡下的风尘里滚了十年，城市对于我来说，已经变得陌生了，我几乎没有什么熟人和朋友。
父亲上班去了，妹妹上学去了，我一人在家无聊地翻着新到的杂志，但很快就坐不住了。我又胡乱地翻了一阵抽屉，然后在空空的五间屋子里转了一回，最后站到窗口。
从这三楼的窗口，一直可以眺望到远处的紫金山，那巍峨的山峰在春天的阳光下，呈现出生命力的绿色。就是在这峰顶上曾经飘扬过我们少先队“星星火炬”的旗帜，……最近我总爱在逝去的岁月里徜徉，寻找童年给我留下的梦一样美好的记忆。这也许是对目前这种孤独寂寞和充满着等待的生活的一种逃遁。
楼上的收音机响了，女声独唱——罗马尼亚民歌《照镜子》。
大概是一种女子的本能吧，我来到镜子跟前。我看着镜子里的我：眼睛很大，但周围却刻着令人沮丧的鱼尾纹。青春的红晕仿佛永远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黧黑的颜色。不带一点卷曲，垂直搭在两鬓的短发也很不入时了，我自欺欺人地扭过头，但目光却触到了床头柜上妹妹的大照片。她那俊秀娇美的脸上漾着甜甜的微笑，卷曲的刘海，卷曲的辫梢，这是一九七八年女大学生最时兴的发型。
窗外的歌声更响了：“看我长得多漂亮，谁能说我不漂亮？……”我关上窗户，有点黯然神伤。
爸爸对我说过：“小亮，你已经快三十岁的人了，总该有个生活的归宿了。”我懂得这话的全部含意，不过我一点也不想主动行动，我最近曾读到一篇小说，是写一个与我年龄相同的女知识青年，怎样在情场上到处碰壁的故事。我为那个女主人公的遭遇而愤愤不平，但联想到自己，又不寒而栗。
十年前，我也是个眉清目秀的少女，可是那时，我却为自己容貌而羞愧，因为我周围那些农村姑娘都是脸色黑红，身材粗壮，我认为这是劳动者的美，而自己的白皙、苗条则是养尊处优的象征。于是我三伏天下田，也不戴草帽，衣袖、裤管也卷得高高的。很快，田野的阳光和风土彻底改变了我的模样。
现在是后悔的时候了吗？我不愿肯定。
也许现在进入了轮到我妹——小娅她们神气的时代了。她们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强。小娅是大学外语系的走读生，她已经能说流利的英语，据说还是标准的“BBC”音。
姐姐是不该对妹妹嫉妒的，我暗暗告诫自己。
父亲不止一次地嘀咕，家里少一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你看，电灯的保险丝断了，也要打电话给行政处；液化气瓶空了，总要请邻居小伙子帮忙。父亲是有着四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但毕竟也是该做外公的老年人了。
晚上，一家人快快乐乐地围在一起，谈谈报纸上的新闻；看看电视播放的新片子，这种温暖的家庭气氛，是我过去在乡下，带着浑身汗酸味，倒在吱吱嘎嘎的竹床上，带着一种渴望的心情怀念的。我曾幻想过那参加到我们家庭组织中来的小伙子，甚至还幻想过家里将增添一个聪明而淘气的小男孩，他用蜡笔在墙上画谁也没见过的动物；挥着玩具手枪“袭击”他的外公……，女孩子（也许我不应该这样称呼自己）总爱在自己的脑海里编织这些生活的美梦。
可是我并不是那种感情澎湃的女子，妹妹也说我对生活太冷静，缺乏热情。也许是这样的，因为我确实喜欢以纯理性的态度思索自己身边的生活，回南京一个多月，开始我沉溺在喜悦和恬适之中，但现在一想，我又觉得生活中少些什么，自己也好象整日里寻寻觅觅，然而究竟在寻找什么，我也茫茫然说不清楚。
不过我很难肯定，我是在寻找父亲所说的生活的归宿；在寻找我自己编织的那些美梦。
我不想结婚，不是不愿意结婚。
我活到这么大，还从来没有恋爱过。不过我的心里并非从来没有男子。就象世界名画都收藏在鲁佛尔艺术宫一样，我心灵世界最神圣的地方，也有一个男子。
他名字叫乔晓阳，是一个烈士的遗孤。文化大革命中是我们红卫兵的领袖。插队落户，我们在一个大队。后来他参了军，但不久就被做为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监狱。
我对他的感情是纯真而专注的，但是我不承认我对他的感情等于世俗的那种爱情，那种爱情是自私的、不牢靠的。
我一想到他，就激动起来，他现在出狱了吗？在南京吗？我为什么不去找找他呢？闹钟响了，是做晚饭的时候了，我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拨闹钟也是小娅想起来的花样。因为我有两次看书，忘记了烧饭，所以她每次上学之前，总要把闹钟拨好。
闹钟是响了一会儿，可我还是懒得动。也许是造物主把我身体内的染色体排得不够精确，使我天生就缺少一种女子的气质。比如做针线，不出三分钟，我就戳破手指；再比如烧菜，只要样数一多，我就会把厨房搞得一塌糊涂。不过烧烧日常饭菜，我还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现在因为我在家，爸爸和妹妹能回家吃上现成饭，他们已经很满意了。
我终于决定，明天出去找找老同学，打听打听乔晓阳的下落。
带着决断后的轻松，我理好书桌上乱七八糟的书，向厨房走去。
我出门跑了两天，找到几个老同学。只有一个知道乔晓阳的一点大概情况。说是前几年已经判处了死刑。后来又说是自杀。这虽然都是我预料之中的，但我还是悲哀了很多天。
樱花开了，又谢了，天气慢慢暖和起来。
星期六的晚上，小娅告诉我，她明天要和几个朋友去中山陵郊游。吃过晚饭，她就为明天的野餐忙开了。她把前汁鱼罐头、水果罐头收进书包，又在食品柜里搜起甜食和糖果来。她忙得颠颠的，嘴里还哼着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的旋律。
我没有帮她忙，陪着爸爸在看电视。
她收拾完毕，也坐下来和我们一起看电视。嘴里仍然漫不经心地哼着圆舞曲。
爸爸不悦地瞪了她一眼，命令她闭上嘴巴，因为他要听电视里马连良的《借东风》。
小娅不买帐，一边继续哼着，一边跳起来，不屑地拂袖而去了。
我和小娅睡一个房间，平时睡觉前，我们总要躺着说一会儿话，但这天晚上，小娅一句话也没说，好象在考虑什么。
早晨，她从被窝里坐起来，突然问我：“小亮，你也和我们一起去郊游吗？”这大概是她昨晚睡觉前一直在考虑是否向我提出的问题吧。
我没有立即回答她。
小娅非常周到地给我留下了思考的时间，她跳下床，对着穿衣镜梳妆打扮起来。
我躺在床上想，去见识见识几个大学生也好。我虽然在乡下时间多，可书并没少读。如果这些佼佼者要在那绿色的郊野谈论古希腊、罗马的话，我完全可以奉陪到底；如果他们要把近代科学作为主要话题的话，我也不在乎，我可以极生动地讲好几则关于爱因斯坦的轶事。好吧，那就大吧，小娅前些天不是要我也努力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吗？小娅穿好衣服，回转身，询问地看着我。她今天打扮得很出色，淡雅颜色的春秋衫紧裹着她那娉婷而不羸弱的身体，蔷薇色衬衫尖领特意翻在外面。
我十分干脆地答应和他们一起去中山陵，我匆匆起床，也穿上了小娅前些天给我做的新罩衣，当做出这个决定后，我感到很愉快，只是到最后，我才发现这早晨的决定是十分错误的，完全是出于一种荒唐透顶的虚荣心。
八点钟的样子，小娅的朋友们来了，男男女女，有七、八个人，他们冲进我们房间，七嘴八舌地评论了一番房里的摆设，以及墙上挂着的我临摹的莫奈的《日出印象》。就哼着、唱着、笑着出了门。
郊游的队伍来到紫金山北麓，整了整行装，便开始登山。在乡下压过担子的我，足力要比他们健，我遥遥领先，爬在最前面。两个紧跟在我后头的小伙子，累得满头大汗也役赶上我。我还两次停下来，接过他们脱下的衣服。下山比赛，还是我蝉联冠军。我倚在山下一株黑松上，把头发拢到耳后，让春天的暖风吹着我热乎乎的脸。看看小娅他们还你搀我扶地走在山道上，我胜利地、骄傲地笑了。
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尽管器宇轩昂，但大家没有一个人提出去瞻仰一下他那大理石的塑像。稍微歇憩了一下，他们就亮出照相机，忙着选镜头照相。女娃们照相，都有点扭捏作态，不是披上纱内，在花间树下，做出“望断天涯路”的相思貌；就是斜卧草坪、捧书托腮，装出女学者的风情。男的则喜欢抱着石狮子照相，大约是想显示男子的威武和勇敢吧。我也以青山碧野为背景，站着照了一张。一位中文系的学生，立刻批评说这是自然主义的杰作。
丰盛的野餐在紫霞湖的草滩上举行。那真是个好地方，阳光在水面上闪耀生辉，幽深的树林散发着清香。
大家围坐在摊满食物的大塑料布四周，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哄着用叉子抢最受欢迎的茄汁鱼。我也不知哪来的兴致，开始跟他们讲关于紫霞湖的民间传说。可我很快发现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一个小伙子从书包里拿出“索尼”牌收录两用机，开始倒磁带，不少人的目光都朝向了他。我急忙连削带删，识相地结束了我的故事。
音乐响起来了，是夹有电子琴的小乐队演奏的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春天的草地上，响着这种玫瑰色的乐曲，是很迷人的。
大家吃着面包，三三两两漫谈起来，但没有谈古希腊、罗马，也没有谈爱因斯坦。几个大学一年级学生谈的是既遥远又实际的毕业分配问题。一致认为，小娅将来去交际处是笃定打保票的了。
我听说坐在我身旁的中文系那个学生正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我很感兴趣，因为在农村我专攻过这一学科，于是我就和他攀谈起来。我问他关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他说了，不过和我所知差不多。我又问他“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他支吾了一会，说老师还没有讲过，我准备他问我，可是他没有问。我问他老师讲的是些什么？他甩了一下长头发，说他对老师讲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我和他谈起关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利弊，这时他变得慷慨激昂，滔滔不绝起来。一边说，还一边直摇头。我问他改革的方向，他直截了当地说了四个字：“自由竞争”。我不同意，说了几点理由，不料我话音刚落，就遭到好几人的“攻击”，说我思想不解放。那个对“人民资本主义”一无所知的大学生还说我的观点是“小生产者”的观点。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最时髦的女娃斜乜了我一眼，我看出她那笑容里隐藏的不屑为伍之念。
小娅在思想上站在他们一边，在感情上站在我的一边。她平息了这场争论。她挥手让大家安静下来，叫大家不要以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而冲淡了野餐的欢快气氛。说完，她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我明白她的意思：你呀，就是缺少生活情趣，爱在这些抽象的问题上纠缠。本来我真想来个舌战群儒的，但在这种眼光下，我克制了自己的愿望。
舞曲响亮起来。
女娃们开始议论香港歌星邓丽君，男娃们议论起内部放映的西方打斗片。我落落寡合地坐在一边，禁不住又思索起那些头疼的“主义”。我感到心绪很乱，觉得音乐也不悦耳了，无论是《女学生圆舞曲》，还是《艺术家生活圆舞曲》，感情都太简单，都是快乐、快乐、快乐……正当整个野餐气氛渐渐平静下来时，中文系的那个“狂生”跳了起来，又一次将脑门上的长发朝后一甩，大叫道：“节奏怎么慢下来了？是该向高潮冲击的时候了！我提议——小步舞！”一些人赞同地跳了起来，但也有两个女娃不好意思，几个男的在动员她们，她们坐在草地上扭着，我多么希望她们一直扭下去呀，因为我这个“登山冠军”是无论如何不会跳舞，而且也不会有谁来邀请我。然而那两个女娃还是半推半就地站了起来……这时，草地上只有我一个人还坐在那里了，我的脑子里嗡嗡乱响，虽然微微低着头在一点一点地往面包上涂果酱，但我还是感到有许多讥笑的目光在盯着我，我的脸上一阵潮热，面颊一定涨得通红。
小娅是永远不会让任何客人感到孤独的外交家，她蹲到我跟前，温和地让我照看录音机。
舞蹈开始了。
我不愿意看这些思想解放的青年们春风得意的笑脸，我的眼前只有一双双皮鞋在草地上灵活地移动。
我真恨自己，恨自己早上做出的错误决定。一个被人家显然看成为时代淘汰的三十岁的人，何苦要自作多情地穿上新衣裳来赶时髦呢？这使人家为难，也使自己苦恼。过了一会，我感到身后站着人，扭头看，惊呆了。
就在我的身后站着四、五个农村孩子，每人背着一捆柴。他们一个个紧抿着嘴，用冷冷的目光一会看看塑料布上的罐头、酒瓶，一会看看那群狂欢的青年。
我猛地打了一个寒噤，一幅永远难以忘却的图景陡然浮现在我眼前：天空是灰白的，大雨哗哗地往下倒，三万亩圩田一片白茫茫。我和农民在一起抢插晚稻秧。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红肿充血，每一个人的面颊都深陷下去，腰椎发出似乎要断裂一样的剧痛，两条长久泡在水里的腿已经变麻木了。……当送饭的一来，人们便拚起最后的劲，向放在泥水中的两只木桶奔去。两桶米饭，一盆咸萝卜，对于我们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我一边跑一边往肚里咽口水。没有地方避雨，连坐的地方也没有，这野餐是在风雨中站着进行的……我想着想着，就觉得眼前的阳光不象先前那样灿烂，我的眼睛模糊起来，是被灼热的泪水蒙住了。
谁不希望生活中充满音乐和舞蹈呢？但是生长在富饶而又贫困的中国的青年，应该有他们更高尚的生活。
小娅忽然离开了舞圈，贴近我坐下。小声地问：“姐姐，你怎么啦？”说完亲切地搂住了我的胳膊。
我慌忙揩去眼角的泪痕，发现她正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我不高兴地看了她一眼，我编造了一个谎言，说居委会下午要组织待业青年学习，就离开了这些学院派才子。
我走在中山路高大的梧桐树下，乔晓阳的形象不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在乡下苦干了两年之后，有一次从城里回农村，我看他带了一旅行包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我笑他“紧跟潮流”，而他却严肃地说：我们当红卫兵的时候，狂热地坚信别人对一切是非曲直的判断。今天，我们应该冷静地面对生活，公正准确地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了。
可惜我们还太年轻，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够完全准确公正地判断我们的历史和现实。
但是我自信，我们对自己国家和社会了解的深度要远远超过小娅他们那批时代的宠儿。“自由竞争”，说得太轻巧了。他们根本不了解农民，不了解中国七、八亿差可温饱的农民，就不了解中国。大洋的彼岸是迷人的，可是别忘记，那里的人可以登上月球，却不晓得怎样在地球上生活。不是有许许多多的青年用“海洛因”，甚至用“山纳”来解脱自己生的痛苦吗？我们是新兴的国家，走的是新的道路。我们应该在不久的将来骄傲地使西方的兄弟姐妹们觉得，社会主义有可以向他们推荐的东西。
乔晓阳今天如果也来参加这个聚会的话，也一定和我共同中途退席。而且照他的脾气，说不定还会斥责出声。那他们定会大大感到震惊了。
我不相信乔晓阳会死，他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还记得知识青年在茅草屋里聚会的情景吗？先是全体齐跳新疆舞，一把二胡，两支笛子奏得热火朝天。我们大喊大叫着，歪颈子、扭肩膀，在小草房里乱跳一气。接着是每人唱一支歌，还规定一定要唱“黄歌”，第一个就轮到乔晓阳，没料到乔晓阳这个平时被人称为“钢铁脸”的年轻人，竟十分认真，并尽量憋着柔和的音调唱完了有四段歌词的一支什么小夜曲。
这样的人是不会死的，他一定还活着。
我要找到他，一定。
乔晓阳部队里的一个战友，告诉了我一些乔晓阳在监狱里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我，据可靠消息，他还活着。听了他的话，我激动得几夜没睡好觉。
就在我想进一步打听乔晓阳的下落的时候，我接到了分配通知，让我到一家国营无线电工厂去报到。人家都说我能分到这么好的单位，主要是沾我父亲的光，小娅很替我高兴，说当这种工人一点也不“刷色”。爸爸也高兴，为了祝贺我，晚上还干了两杯，可是我这个有着十年曲折生活的人，却并不感到怎么特别兴奋。在我眼里，这似乎很平常，就象从屋里走到院子里一样平常。
我开始在流水作业线上工作了，我的全部工作就是在一块金属板上钻眼。但我一直不知道我在铁板上钻的眼有什么用处，问身边的同事，可她虽然己这样工作了三年，也说不清。
这样钻了一个月，我才看出了这些眼的价值。连工资带奖金我拿到了不少钱。我上新街口，替爸爸和妹妹买了礼物：一只气体打火机和一件尼龙衬衫。妹妹接过礼物，象小孩一样欢天喜地。可爸爸掂了掂打火机，却皱起了眉头。他责怪我用钱大手大脚，将来成家要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小娅调皮地说，只要我们姐妹俩的“花旗银行经理”不倒，什么“经济危机”也好对付。爸爸苦笑着摇了摇头。
工作后不久，我就觉察到有人在父亲面前为我说媒。果真没多久，父亲把一个信封郑重地交给了我。里面有一张男子的照片，说不上英俊，客气的说法叫做五官端正。还有一张纸，上面是人物介绍。人名下第一行写了四个字：干部子弟。第二行是年龄及学历、职业。年龄稍微大了点，但旁边专门有条备注：自今年五月之前一直在三线工厂工作，所以至今尚未婚配。最后还写了约会的时间、地点。
这对于我来说，似乎已是个无可挑剔的对象了。父亲的意思是去见见面。还说现在年纪大一点的搞对象，都是如此，虽然有点俗气，但也没有办法。
对于找对象这种事，小娅好象也深明其中三昧，她毛遂自荐地给我当参谋。见我犹豫，她就在睡觉的时候开导我。说要实际一点，爱情的伊甸园在生活里是很难找到的。还说我多才多艺，那人也有水平，两人会幸福的。
我一直在冷静地考虑我和乔晓阳的关系。我和乔晓阳相处的时间不短，感情也笃厚，但从未谈情说爱。他参军后，我们通过信，但都是互相倾诉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每封信我们都只在末尾极简略地提一下各自的生活，有时甚至只用“一切如常”来概括。他在最后一封信上说他要奉人民的指令去执行一项光荣的任务，并叫我以后不要写信给他，他说我们会再见的。最后他没有写惯常的祝辞，而写了“紧紧握你的手”几个字，后面用了两个惊叹号。直到一年后他入狱的消息传来，我才明白他这封信的意思。
约会的日期一天天逼近，我一直在彷徨。可是连我自己也没料到，我在最后半个小时里拿定了主意，去。我简直怀疑是“潜意识”在作怪，后来想想，我所以下决心去，主要是不愿让父亲扫兴。
我们在公园里约会。他和照片一样，脸上没有一点过分的热情。我也很沉静，根本没有感觉到一个女子在这种时刻应有的那种羞怯和不安。我迅速地察觉，他是一个涂上了市侩色彩的“有水平的人”。他是那么直率地向我报了他准备的家具，报他家拥有的平方。并征求我意见，什么时候结婚（总算是以婉转的方式提出的）。一切都仿佛表明我和他有着“金玉良缘”似的。我不能忍受他的啰哩叭嗦，尽量以客气的口吻和他告别了，永远地告别。
一离开公园大门，我就不愿再想这件事。这种仅仅为结合而爱，是兽类彼此相吸引的爱。
回到家里，我开玩笑地对妹妹说，这种恋爱的迅速真可以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破产，因为相对论是把光速作为一个恒定量为前提的。小娅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只是埋怨我对终身大事太草率、太不严肃。
父亲知道我这样了结这件事，很不高兴，但也不好说我什么。不过后来他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晓得我在到处寻找乔晓阳，于是他发火了。
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很严厉地教训我，多少年来他还是第一次这样对我发脾气，他并不因为我快三十岁而有所顾忌。
乔晓阳是南京最早一批红卫兵，他当时是颇有点名气的。爸爸他们这辈人，一听到“红卫兵”、“造反派”就气得发抖。而我——一个被红卫兵、造反派迫害的老干部的女儿，竟然在今天，还在四下寻找红卫兵头头，他能不勃然大怒吗？而且他一想到我找他的目的，就更加怒不可遏了。
他先用嘲讽的口气说，乔晓阳算个什么货色？一个文化革命的闯将！是的，他有组织才能，能说会道，脑子转得快，可这都是歪才！是乱世英雄！现在搞“四化”，这种人有什么用？还来搬弄口舌？还来贴大字报吗？你，三十岁的人了，还不会看人，老实有学问的人看不起，反倒跟着这种政治上不可靠的小投机家屁股后头跑。文化革命跟着他胡闹，现在还想闹吗？我耐心分辨，人也是会变的，怎么还用老眼光来看人呢？我又把乔晓阳坐牢的事告诉了爸爸。
可他根本听不进去，非常固执地说，这种人根本就没有革命原则性，反这个，反那个，都是搞个人投机，想表现自己。再说我们党还没垮，我们军队还没垮，要他一个上阵跳什么？还要不要党的领导？现在北京民主墙不是又有人在闹吗？还不是乔晓阳这类人，达不到个人目的，就闹个没完。
要是其他任何人这样说乔晓阳，我是决不答应的。我这张嘴缄默的时候多，可争斗起来，也会说出很刻薄的话。但因为是爸爸，我只好任凭他对乔晓阳诽谤。然而我心里是不服的。
现在来嘲笑青年人十年前的幼稚举动，并不表明自己政治上的成熟练达。我承认我们当年做了不少错事、蠢事。但我们决不是所说的那种投机分子。我们还是纯真的孩子，我们的心是真诚的，全国人民的心都是真诚的。你当年不是因为我去北京见到了毛主席而热泪盈眶吗？头发花白的你，当年不也上街跳过“忠字舞”吗？干校举行的批判会上，你不也声讨过“黑省委”吗？这也体现了党的组织原则吗？体现了党的领导吗？不是该嘲笑，而是该痛哭，放声痛哭，为我们整个愚昧敦厚、多灾多难的民族痛哭……我真想把我心里想的，都对父亲说，可他是不会听的。他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不过已从训斥转为劝诫了：你们这一代人也是受害者，十年光阴白白耽误，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只是懂得不少歪门邪道。现在应该努力工作，埋头学点实际本领，能为“四化”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吧。再说你年龄也确实不小，也该找个合适的人成个家了。还那么不安稳，真不明白胡思乱想些什么。
我回到自己屋里，躺在床上，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熊熊的大火。我们的红卫兵总部遭到了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围攻。楼梯已经烧毁，退路已经断绝，楼房四周全是手持刀枪棍棒的武士，他们狂叫：“老保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口号（说我们是造反派真是冤枉）。
我们一个个穿着被烈火烧得焦黑的军装，手拉着手从二楼退到三楼，从三楼退到四楼，最后手挽手上了房顶。乔晓阳抱着红卫兵的旗帜站在最前面。我们都决心和这面旗帜共存亡。我们用嘶哑的喉咙齐声不断地呼喊：“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革命真理！”大家就是这样等待着死亡的来临。石头、瓦片从下面雨点似地打上来，乔晓阳的额头被砸破了，鲜血溅到了在大风中狂舞的旗帜上…………我们象一支被击败的小部队一样退到了农村。缺少钱粮，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晚上就住宿在野外废旧的草棚子里。我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孩子，谁也没有掉过一滴泪。大家都象兄妹一样互相支持、体贴着。夜晚睡觉，大家都争着往风口里睡，用自己的身体给同伴挡风。但最后睡在草棚口上的都是乔晓阳。为了暖和一点，大家都是紧挨着睡在一块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脸贴脸地睡在一块的。好强的我总爱和乔晓阳合盖一条军大衣睡在风口。我们睡在潮滋滋的稻草上，身子紧紧挤在一起。但是只要一会就都睡熟了。我们这些十六、十七岁，自认为是为人类最崇高神圣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都还是些情窦未开的童贞孩提啊……世界上有这样的投机分子吗？有这样胡闹的乌合之众吗？热爱党，热爱领袖，追求进步，崇仰真理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学就开始形成的道德品质。在那动乱的岁月里，我们不顾性命追求、捍卫的是什么？是真、善、美。可是到头来却是一场大骗局，这深深地伤害了青年人敏感的心，这伤口的深重是一辈子也难以愈合的。多少人看穿了：这个世界上原来没有真、善、美啊！我们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啊！于是他们在几个平方米的温暖角落里找到了归宿。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仍然抱着更加执着、更加坚定的信念，带着日趋成熟的深沉的思想，仍然在不甘沉沦地追求、寻找吗？请不要忘记，在唤醒民族之魂的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中，老红卫兵是抱着以身殉国的决心冲在最前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汉白玉的基座上染着他们的血啊……这是一支伤亡惨重的梯队，但是并没有垮掉。他们是可以信赖的。不要怕他们独立思考，不要嫌他们不顺从，这个世界将来总归要成为他们的。
当然，败类总是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
我决心走我的路，朝着“不可能”和“不实际”的方向走下去。我仔细地权衡了自己的力量，总的感觉是：我还年轻。
三天之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考经济系研究生的广告。里面的一句话象钢锤一样敲响了我的心——“我们欢迎你：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献身的人。”我找到了，找到了，我一直在生活里左顾右盼，不就是在等待这一句话吗？我几乎不加思索，就写信去要参考书目。“三思而行”不是年轻人的作风，瞻前顾后往往一事无成。
参考书目很快寄来了，只有几本是我没读过的。我很高兴，立即制定了计划，并立即执行计划：早上背英语，白天钻研，晚上读书。
父亲对此坚决反对。他先是发雷霆：这是不自量力，想入非非。接着又是规劝：三十岁了，三十岁了！但不管他怎么说，我都用大道理来反驳他。他见拿我没有办法，只得对我侧目相看，不理不睬，任凭我不折不扣地执行自己的计划：早晨背单词，白天钻眼，晚上读书。
妹妹却完全站到我这一边来了。她支持我去考研究生，说人生那么短暂，应该干出点事业来。她支持我寻找乔晓阳，说我和他的感情就是爱情，是真正的爱情，而真正的爱情就是心心相印，无须互相表白。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精神振奋，虽然我每天只睡很少几个小时。当一个人不仅仅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时，就会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的吧。
在我应试前的一天夜里，夜色是那样浓。我想起了我那去世的妈妈曾经讲过的一个悲壮的故事。
一群善良的人被一伙强盗赶进了阴暗潮湿、不见一线阳光的密林深处。几天过去，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这时，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的名字叫丹柯。他对活着的人大声说：“森林是有尽头的。起来，我们走！走出一条路来！”人们和丹柯一起出发了。可是艰难地走了几天几夜，也没走出森林。这时有的人绝望了，有的人倒下了，有的人埋怨丹柯。丹柯想了很久，突然叫道：“我爱你们呀！我的心可以做证！”说完，他抓开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把它高高举过头顶。他的心燃烧起来，发出了强烈的光辉。黑暗的森林被这人类爱的火把照得透亮，人们簇拥着丹柯，呼啸着向前。
森林分开了，碧绿的草原展现在人们面前，太阳在蔚蓝的空中发出金色的光芒。人们狂喜地跳起了舞蹈。而丹柯却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骄傲地笑着倒下了。他的心碎了，化作点点红花开在草原上……后来我在高尔基的书里读到了这个故事，才明白丹柯原来不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不过在我脑海里的丹柯，却永远是个中国青年的形象，有时我还觉得他有点象乔晓阳。
乔晓阳，你在哪里？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我见到了我日夜思念的乔晓阳——这是早春季节的一个蓝莹莹的夜晚。
美丽的雪花愉快地在温馨的空中旋舞着，静静地落在苍青的松枝上，落在迎春花嫩黄的花蕾上。小河的水解冻了，汩汩地流着，开始踏上了与江海汇合的路途。
我们依偎着坐在伞盖似的松枝下，我的心完全匍匐在爱情和幸福之中。
我带着少女般的羞怯，带着颤抖的激情对他说：“我们该结婚了。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也有人的弱点。”他沉吟了好久，才说：“等两年再举行这个仪式吧，我们还年轻，有许多事要做。”我说：“我们是不是太超脱了？”他说：“是的，不过我们是带着这种精神，为人民的实际利益而探求，而奋斗的啊。”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雪大起来了，把大地装成了洁净的世界。那飞檐高翘四方形的宝塔，变成了晶莹的玉雕工艺品。远处隐约在雪雾中的楼房，闪动着黄澄澄的光环。
我们热烈地议论着未来的理想世界：太阳永不西坠，根本没有黑夜。人人诚心诚意，个个相亲相爱。
我们看见了马克思。他髯须苍白、面容消瘦，纪念碑似的身影屹立在多雾的地平线上。他焦虑地凝视着这广漠的世界，痛苦地皱紧眉头，他为不能继续思想而痛苦。
马克思不是第一个向人类描绘未来世界的人，而是第一个为理想世界开拓道路的人。无数人跟上了他，不断地开拓，许多人倒下了，而后来者一批又一批涌上来，继续一边开拓，一边探索。
“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当太阳刚刚照耀在白雪皑皑的春天的大地上，我和乔晓阳用这句话互相激励着，共同出发了。
就这样，在梦里见到了乔晓阳。
动身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临近了。我却没做任何出发的准备。我强烈地感到离开家庭一步，都是那么困难。几天来，我好象才发现爸爸已经十分衰老了，而妹妹还太年轻，还是个傻不愣痴的姑娘。
好多年前，我在乡下第一次用自己的汗水换来了二十几块钱，快活得不晓得怎么用才好。我想一定要使离别了整整一年的爸爸、妹妹高兴一下，就用全部二十几块钱买了许许多多土产，连回南京的车费也没留，我准备和知识青年中的几个活络鬼一起乘便车回去。
谁料到直到年三十那天，才算乘上一辆便车。可偏偏开到半路又遇到了大风雪。而且车子开到城外一个小站就停下不开了。
我拎着沉甸甸的旅行包在漫天风雪的黄昏里，眼泪汪汪地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了我们家窗口的灯光。那虽然只是一点点昏黄的光亮，可却是暖人心窝的啊。我拢了拢粘满雪花的凌乱的头发，夹起旅行包，朝着我的家兴冲冲地拼命奔跑过去。
我扛着包裹上楼梯，两条腿不知怎地变得软绵绵的，抬一下都很费力，棉鞋早已湿透，寒气直往上钻，发出钻心的疼痛。我为了回家，已经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当我站在家门口时，已经累得无法动弹了，我无力而欢喜地倚在门框上，透过门缝看着里屋。
小方桌放在屋子当中，上面搁着好几样菜，三双筷子整整齐齐地放在上面。妹妹（她那时还是个小学生）依偎在爸爸身边，坐在桌旁。妈妈不在了，小娅穿着又短又小的衣服，膀子一大截都露在外头。爸爸还穿着干校里穿的发白的干部服，肩膀上磨了一个洞。显然是为了过年的缘故，他刚刚剃了头，光了胡子。小娅扬着小脸问爸爸：“爸爸，爸爸，姐姐怎么还不来，菜热了又冷了？”爸爸忧虑地望着窗外的雪花说：“许是下雪，车不好走，一会儿总要来的，等她回来，我们一起吃饭。”妹妹快快活活地说：“嗯，等姐姐回来，我们就吃饭，唔，还要喝酒哩……”看着这近在咫尺的亲人，听着这牵肚挂肠的话，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抑制不住自己，竟伏在门框上象个小孩似地嘤嘤呜呜地哭开了……多少回这样的归家探亲啊，每次回来，我都恨不得永远住在家里，再不远离。可是每回春节一过，天气微微转暖，我想到生产队的乡亲们已开始春耕生产，便坐立不安，不好意思再呆在家里惬意了。于是我买买乡亲托我代买的东西，又匆匆告别了父亲和妹妹。这次回家，本可以永远再不远离家门的，可是我自己当时也没有料到，一年后的今天，我又要告别父亲和妹妹，到那遥遥千里之外去。我又变成了一个优柔寡断的女人，我变得那样恋家，连墙上的一条水迹我也觉得亲切。
就这样，我在惆怅中徘徊了许多天，但最后还是重新鼓起了勇气，从爸爸他们几个老战友聚会的那天开始。
那天晚上，爸爸几个老战友到我们家来喝酒，说是纪念他们一次战斗立功授勋多少周年。
小娅担任了家庭主妇的角色，烧菜弄菜全是她一人包了。我给她当助手，端盘子拿碗，不断地听听爸爸他们的谈话。
他们永恒的话题就是战争。他们一坐定就回忆起那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什么集团冲锋，什么炮火突袭，我听得很有味道。接着他们谈起了一些老熟人、老战友的近况：纵队政治处那个上海来的大学生，现在是官运亨通，前些天看报，当上副部长了；十五团的那个胖子已经退休，野心不小，在家写起回忆录来了。现在的追悼会真他娘的来得个多，榴炮团的政委前天心肌梗塞，闭了眼。说到这里，话题便转到了他们各自的身体。于是“冠心病”、“高血压”、“脑血栓”、“嗜睡症”等不吉利的字眼充满了他们的谈话。父亲不让我听这些话，把我支到厨房里去了。等我端着一盘菜回来，他们已经在那里谈论今天的年轻人了。他们一个个摇头咂嘴，表示不满。对目前一些年轻人中流行的电吉他、录音机、喇叭裤、超短裙，他们简直恨之入骨，欲扫荡一空而后快。不过有个叔叔却夸奖了我和小娅，说有事业心，爱学习，难能可贵。爸爸板着脸摇头：“喜欢电子音乐，思想太自由。”最后话题从战争生活开头，在和平生活里划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开头的战争生活。他们又谈起了他们一生中最艰险也是最荣耀的年代。我和小娅虽然已听过许多类似的谈话，但这次还是被吸引住了——破晓前的袭击，越过封锁线的马队，布满弹洞的军旗，发起总攻的军号……夜里，我在梦中听到了遥远的充满召唤声调的号音。第二天一早，我上街买了一只人造革皮箱。回来后，开始以军人的速度整理行装。
离启程还有两天了，我的老同学、新同事都陆续来为我送行。后来小娅几个认识我的同学也来了。那个中文系的长头发象朗诵赞美诗似的送了我几顶“桂冠”。他一定以为我三十岁不成家，跑到千里之外，是去逛功名的。我没有向他解释，而且我想，对他很难解释清楚。
出发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行李包裹已经在前一天贴上标签，送到了码头行李房。早晨，父亲出门时跟我打了个招呼，说今天要开一天会，不能来为我送行。他因为我固执地走自己的路，不高兴直到今天。
由于我没有把出发的确实日期告诉任何人，所以傍晚送我去中山码头的只有小娅。
白色船体的客轮泊在江边。开船的时间还有一会，我和妹妹在江边随便走了一会，又伏在江边的栏杆上，望那江对岸工厂区的灯光。该说的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小娅沉默起来，但她的手一直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我感到她的手是滚烫的。
客轮不时发出声声汽笛，似乎在催人上船。
小娅往我身边靠了靠，小声地说：“姐姐，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想嘱咐小娅好好照顾父亲，但是一开口，却说成了这样的话：“我走后，就你一个人，要照顾爸爸，又要忙功课……我，我是个不顾家的人……”下面该怎么说，我也不知道了，只觉得心里一阵苦涩。
小娅却宽和地说：“我从小就和爸爸在一起，早已习惯了。你放心去吧，你有你的事业。”我激动地抱住了妹妹，深情地说：“好妹妹，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铃声响了，那么刺耳，妹妹催我快快上船。
汽笛呜呜地叫着不停，起锚机也开动了。
我站在船舷，还想多看两眼小娅。
她不时向我招招手，我注意到她挥手同时，迅速地揉了一下眼睛。是揩眼泪吗？我的心猛地收紧了。她流的是怜悯的泪水还是感动的泪水？是后者吗？我已经不能思考这个问题了，因为感情的潮水已经冲垮了理性的堤坎，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轮船开始慢慢移动，渐渐离开了码头。
这时我忽然发现父亲出现在码头的人群中，他挤在最前面，高高举起手，挥了一下，可眼睛还在朝轮船上下搜寻着。我知道他没有看见我，我想喊，但周围人声嘈杂喧哗，喊是没有用的。我只得默默注视着爸爸，慢慢举起手，向他告别。
轮船鸣着高亢的汽笛远远离开码头，驶向夜色苍茫的江心。爸爸和妹妹还立在码头上，虽然小娅指指戳戳，但爸爸还是茫然地望着整条船，他的手垂着，没有再挥。
渐渐的，离愁别绪已不再那么浓重地压在我的心上了，由于父亲的到来，我感到一种满足。
灯光灿烂的轮船加快航速，行驶在宽阔的江面上。
我不愿钻在闷热的船舱里，一直立在甲板上。江风浩荡，扑面而来，但已是春天的风了，风里只略带着湿气，而毫无一点寒意。
长江大桥已在眼前了，那大桥上灯的阵容十分壮观，一簇接一簇，绵延十几里，雄赳赳，横跨长江天险。
我蓦地想起了丹柯那坚毅的身影，想起了他高举的燃烧的心。我又想，我们的青年，如果都不把个人的利害得失做为判定问题的标准，都能高举着自己燃烧的心，朝着一个方向奔跑，那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个何等光辉灿烂的世界啊。
自然，我也很快想起了这几天来一直怕想到的乔晓阳。我和乔晓阳是心心相印的，多少年过去了，我们都从天真幼稚的孩子长成快三十岁的人了，“三十而立”啊，可我们都没有走上正常的、安定的、从一般常识和狭义上讲也算是幸福的人生道路。最近我又听到消息，说乔晓阳已经出狱，并且出狱后第二天，就跟随部队开赴广西前线去了。
现在我离他越来越远了，很可能永远失去了他。但是，我永远爱着他，即使这是毫无希望的爱。同时我又感到，我并没有失去他，并正在向他靠拢。
轮船指挥台上的探照灯亮了，我的眼前出现了迷迷蒙蒙、没有尽头的大江。南京城的万家灯火已被抛在了身后。
完稿于一九七九年十小月三十一日夜
（原载《青春》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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