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可爱
话说有一年秋凉时节，江水澄明，万木扶疏，曾有省城十来个响当当的文人，会聚资江，合租了一艘古旧木船作顺江漂流，说是“寻根”。据说那次文人们的“根”原本是从资江上游的武岗寻起，一直要寻到洞庭湖里去的。一日黄昏，到了资江中游的一处地方，当那古塔的倒影如一柄西班牙斗牛士的短剑斜直里朝船底刺来时，一船人都惊呆了，再抬眼细看，只见尖尖一座青灰古塔如桅杆般挺立临江断崖上，走近了，竟是一座胶泥土塔！土塔自尖顶以下三层遭雷劈去大半，齐斩斩刀劈斧削一般，塔身明显俯身江面如短跑选手冲刺终点的定格镜头。塔座嵌块白玉石碑，石碑上几个篆体大字：文渊塔。临江崖脊时隐时现，一线城墙如古战船坚固，船舷环护小小一座古城。文人们激动了，慌忙弃船于岸，便从那城墙缺口处，叫叫喊喊上了那窄窄的挑水码头，然后从吊脚楼的夹缝里钻出来，惊得黄昏里岑寂的沿河街回声四起。
以后的几天，文人们考问了古城墙的年代，探究了土塔不倒的原因，踏访了横卧河汊数百年的几座破烂廊桥，拜谒了小城后山的无名古墓群，翻了一通方志野史及族谱，又在深山一处悬崖上发现了千年悬棺，于某个村庄找到了认为早已绝种的莫瑶人后裔。每一处发现都令文人们惊叹。古城青年一帮帮紧随不舍，寸步不离。文人惊诧于古城的每一处发现，古城青年惊诧于文人们的惊诧，莫名其妙地跟着兴奋。古城老人远远地盯着那帮文人，担心那些伢妹子跟着别人跑来跑去会出事，一把捏住一个背起包袱匆匆赶去的伢子：“开金矿么？”青年鄙视老人的冥顽不灵，“开么子金矿，死脑筋！那是些作家！”青年包袱一甩追赶自己的队伍去了。“作家？”老人不懂，怔在那里，不开金矿就去摆摊子哪，跟着人家跑么子？一天到晚不做事，什么作家，要出事的，迟早。
几天后，文人们风尘仆仆回城里来了。他们一回古城，立即将古城里一些初通文墨的泥水匠木匠铁匠裁缝煎烧饼的摆地摊子的喊起拢来，谈文学。整整一个下午，文人们一个个谈得唾沫横飞眉飞色舞声音嘶哑脸色泛白。有个白发诗人谈诗与人生，台上讲着讲着就自己感动了自己，竟至哽咽不能自己差点趴在讲台上哭昏过去。古城的年轻匠人们也动了容，虽然他们到底也没弄懂老诗人为么子好哭，但总觉得有点穷人翻身得解放的意思，于是认定文学是个好东西。直到最后，一个大背头小说家朗声宣布这里会出个沈从文的预言，这才把青年们的瞌睡吓醒。
然而数年以后，大背头小说家的预言没有实现，这里没有出沈从文，只出了个因写作弄得要癫不痴的瘫子，时常于清晨或黄昏的古道上朝古塔方向颤巍巍行走，给昏睡的古城又添了一笔辛酸的景致。
从河沿的土塔向城里走，是一条麻卵石铺成的古道，穿过沿河街，再过一座八孔廊桥，便是那迷魂阵般的居民区了。居民区一律木屋青瓦，屋挤屋檐搭檐，高高低低如渔民随意敲散丢弃的一摊鱼鳞。街口一条巷子拐进去，便有无数的交叉，若是陌生人去那里找人，不久就会发现，人没找到却回到了原地。后来房管部门忽然在居民区中央拆出一块地方，修起一栋七层砖楼。楼房有如碉堡与城头土塔遥遥相对，于乱屋堆里鹤立鸡群。但是，居民们一搬进楼去，先用木板封了阳台，窗外倒悬了小木屋，后来又在平顶上划分地盘建起了童话般一栋栋尖顶小鸡棚，很快将楼房化装成了穿新衣的乞丐。
数年以来，人们看到一个叫严肃的偏瘫病人，整天就坐在那栋楼下，呆呆地看行人。
整天呆坐楼下的严肃就像一棵向日葵，人和屁股下的小竹椅总是随着太阳转动。冬天晒太阳，夏天躲阴凉，太阳每日东升西落，严肃就蜗牛般慢慢挪动身下的座椅绕那楼房转，绕楼房坐完一圈，他的日子就过去一天。
远远看到楼下整日呆坐的大哥严肃，便有一首童谣的旋律在陈谨的心中反复回荡：向日葵，花儿黄，朵朵葵花向太阳……这种景象无论在现实里或在梦里陈谨感觉始终是黄昏的景色，大楼是黄色，天是黄色，严肃浑身都是黄色。
这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医生说，患这种病的人十有八九性命难保，他的生命是靠某种意志支撑下来的，否则他十余年前就死了。
严肃就住在这栋楼里。他是一梯间二楼靠左那户三口之家的成员。这是一个由祖孙三代组成的特殊家庭。严肃的母亲是一位退休小学教师，腰弓得像烘干的虾米，头发自然全白了。女儿严小琼远在三百里外读师范，她本来是能升高中上大学的，父亲瘫痪，母亲另嫁，她只好遵照祖母的意愿上了师范。祖母说，只要我还吊起这口气，砸锅卖铁也供你读完师范！她是哭着去上师范的。此外还有上文提到的那个叫陈谨的人也是这位母亲的小儿子。兄弟俩同母异父，性格迥异，他在离古城五十里的一家饮食店煎烧饼炸油条。陈谨生性敏感，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尤其不喜欢回家，似乎是个局外人。
严肃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单就写作数量而言，他三十岁以前就是个多产作家了。他读初中时开始小说创作，共写过八部长篇和百余部中短篇。其中一篇以大跃进为背景的小说《万猪场的兴衰》曾获湖南省首届青年文学创作竞赛小说一等奖，两年后加入省作协，不久他病了。现在省作协会员证和他的所有作品、编辑先生的信、杂志社的退稿信封，一件不少地收藏在床下一只土漆木笼里。土漆木笼和它的主人一起就这样静静地躺了十余年。严肃从没料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丧失写作能力。三十岁以前的严肃只是认真地写，不问收获但求耕耘，写完一篇又写另一篇，就像一棵向日葵总是围着太阳转。文学是他心中的太阳，文学是他永恒的灵魂指向，文学是他的一种生命形式。他从二十岁起就期望写出一部不朽的惊世之作。那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谁也不知道，因为在这部作品未著一字之前他就病了。病后，除了自己姓什么他什么都忘了，但对这部惊世之作的期待却奇迹般一直延续下来，就在他病得迷迷糊糊时一刻也不曾忘怀，也许至死也不可能忘怀了。
关于这部作品，据知情人透露，虽然未著一字却耗费了严肃大量的心血。那时，一与人提起该作，严肃就神情肃穆两眼放光，浑身因兴奋而颤栗，然后是通宵不睡。朋友看到他当时的生活窘状，便不断催促：“作家，赶快将那部作品写出来吧！”每当此，严肃总是很严肃地摇头，斩钉截铁地挥手：“不急不急，时机还不成熟。”然后他将桌上的稿纸哗啦啦一阵乱翻，“那会一炮打响，轰动中国文坛的，知道吗？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不要急，不急。你会看到的，会看到的！”然而，许多年过去了，严肃这一炮始终没有打响，文坛也似乎毫无准备，甚至不知道有个叫严肃的人在悄悄制作这种定时炸弹。但严肃早已将自己认定是中国文坛的一员虎将了。他患病清醒后安慰朋友的第一句话便是：“莫急，莫——急，会好的，会——好——的！等我病好，一定重返文坛！”说完，严肃似乎想起了什么，“请扶我一把！”然后下床四处寻找那根枳木手杖，他将枳木手杖死死捏在手中，像是抓住了生命的支撑，扼住了命运的咽喉。随即跌跌撞撞出门，他要往古塔去。一出门他便加快了脚步，身子一横一横地前行，犹如一只受伤的螃蟹。严肃瞪起两只牛眼，死盯着古塔顶端那只最后的风铃，颤巍巍在古道上愤然前行。他身子前扑，拼命将脑袋伸成长颈鹿。然而双脚不听使唤，脚下的步幅仍不过三五寸的距离。虽然居民楼距古塔不足两里，可多年来，严肃从未到达过古塔。显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严肃的潜意识里已经认定古塔就是文坛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对那些不相干的居民表示，等他登上了古塔，他就重返文坛了！起初街人听了不太明白，文坛？街人问。当知道严肃是要往古塔去，便眼睛一翻，什么文坛？那不是文坛，是古塔，文渊古塔！后来次数多了，街人便也明白了严肃所谓文坛其实便是古塔，古塔即是文坛。于是街人遇了严肃散步，也就对他笑笑：又去登文坛啊！人们知道实际上他是不可能登上“文坛”的。他那与其说是走，其实不过是原地踏步了。后来人们更多地只是在街上看到他保持了一个前倾的、努力前行的姿势。奇怪的是，这个永远只保持着前倾姿势的人，却从来没有真正扑倒过。多年以来，严肃欲倒不倒的姿势与险象环生的古塔雄姿在古城人视野里交相辉映，成了人们心中两个不解的谜。
没发通知没有预兆也没有自己梦见自己死了又忽然活转来，严肃是突然病倒的。他说病就病了。据说，他的病起因于六月中午的一场嚎雨，首先他只是高烧不退，偶尔说说胡话，后来这种不退的高烧竟将个清清白白的人烧成了一个懵子。
陈谨倚在大哥的床头始终迷惑不解，他恍如隔世般回忆大哥昔日那张眉飞色舞的脸那张夸夸其谈的嘴，但他看到的却始终只是大哥两只眼睛死鱼般盯着窗外，整个脸部对外界毫无反应。陈谨浑身发软，忽然发觉大哥的后半生已钻入了一个圈套，陷入了一场阴谋。
这种感觉陈谨在严肃病后为他清理旧物时就开始了——那是一大堆旧物中惟一的一本作文本，这本小学时代的作文本忽然穿过二十七年的时光隧道来到陈谨的眼前。当时陈谨有点惊奇，随手翻开，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巴掌大的奖状，奖状上部左右两侧各置三面红旗迎着中间一颗金光闪闪的五角星飘扬，下面呈弧形排开十朵黄灿灿的向日葵。这张泛黄的巴掌大的奖状不仅证明小学六年级学生严肃曾获过小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而且证明这篇获奖作文在后来的蹉跎岁月里一直旗帜般指引着严肃前进的方向，就像那些黄灿灿的向日葵始终朝向那颗光芒万丈的红五星一样。那篇旗帜般的获奖作文后面附了大段的不切实际的评语，其中一句这样写道：语言幽默风趣，初具小说家的禀赋。而且陈谨吃惊地发现“小说家”三字用墨笔划了一个粗重的圆圈。
严肃刚迈出初中的门坎，古城已经烽烟四起了。于是严肃和他的同志们，将革命理想连同他小说家的梦一起捆在背包里，打着旗子去了距古城三百里的小山村。由于成分不好，严肃下乡十年没能回城。同屋的知青都走了，严肃呆在猪圈改成的空荡荡的知青屋里咀嚼着孤独和沮丧的滋味心如死灰。心如死灰的严肃将孤独与沮丧注入那一篇篇小说里，后来终于病倒了，病倒两天两夜无人知晓。第三日清晨，村里一个叫兰妹子的姑娘来知青点寻找一条丢失的狗，狗没寻到却发现了狗一般蜷曲床头的严肃。兰妹子看见狗一样蜷曲的严肃就断定是偷吃了她家的狗消化不良，“不得好死的严肃你起来！”室内光线昏暗，兰妹子几步蹿到床前抓起一条白晃晃的不知是手是脚的东西一提差点一下将病殃殃的严肃拖下床来。昏迷中的严肃感到一阵轻松浑身熨帖。兰妹子当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根本无心感受严肃的感觉，但她突然觉得手感冰凉，那条不知是手是脚的东西从她手中无声滑落。兰妹子一惊。兰妹子似大白天撞了活鬼，转身夺门便逃，顺便带翻床头一张小桌，顿时桌子上的稿纸满室飘飞，其中两张稿纸竟花蝴蝶似的紧追着贴在兰妹子的屁股上飞到了门边。
当年兰妹子狗没寻着却捡回了严肃一条小命，同时也捡回一个与之朝夕相处八年的丈夫，后来陈谨想，兰妹子爱上严肃并不是爱上严肃本人而是迷上了那满室飞扬的文章。
严肃终于回城了，他在一家搬运社拖板车。拖板车虽不怎么好，但比知青点似乎强多了。他从此只顾埋头拉车心无旁骛。但他始料未及，板车拖到三个月后的某一天，命运突然发生了转机，从此他的命运急转直下迅速滑向那个神秘的结局。
出现在严肃命运交叉路口的是那位送他们下乡的知青办马干事。那天，马干事笑嘻嘻于路口将自己站成一块指路牌，眼看着严肃埋头拉着满满一车煤渐次进入他的视野。严肃认识马干事但不知当年的马干事如今升了某镇的马书记，但马干事即使升了马书记也还记得严肃爱写点东西。还爱写点东西？嗯啦。写小说？嗯啦。别写小说了，调到我镇上来写戏。那时只要上面有什么新精神，下面就拉班子唱大戏，就如民间遇了红白喜事一样。
“写戏？”严肃虽然认为写戏不是什么文学，但丢下板车去写戏还是愿意的。他望望万里无云的天空，摸摸肩头被板车磨起的两坨硬肉，又瞧瞧自己细长的手指，当即就打定主意。他感激地望着马干事马书记，眼睛热热的，那情形有点悲壮。开弓没有回头箭，严肃这一去就几个月没回家。他一走进某镇那间破木房子里就如上了一辆刹车失灵的卡车，顺着坡道迅速地滑下去。严肃拼命写戏，没日没夜地写，白天演出晚上写，晚上演出白天写，蹲在农民屋檐下写，躲进防空洞里赤膊写，一天抽三包红橘烟吃一碗腌菜饭也写，三天不吃不喝不睡也写。就这样，写写写写写，直写得昏头转向头重脚轻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屎尿在床天人合一，将自己定格在悲剧里。
那是严肃生命中最灰暗也是他人生事业最辉煌的时期。其间他有一篇小说获奖，两个小戏上了省电视台，各级嘉奖，大家羡慕。严肃自然牛气得很，出门进屋身后跟着大帮文学青年，俨然又是当年资江古城那帮泥水匠木匠铁匠煎烧饼的跟着“寻根”的文人瞎跑的景象。
严肃省里获了奖，母亲带着陈谨去小镇庆贺。那时天色已晚，严肃从窗子里一眼望见，似乎有些吃惊。当时他很忙，两间木板房里人挤人，满屋乌烟瘴气。严肃因为忙，生活又无规律，一张刀条脸更窄了，印堂有点发暗，头发老长、发枯。母亲看一眼儿子，眼泪就来了：“来看看你，不该来呀！”人刚坐稳，门外就有人喊看电视，一屋的人又一齐往楼上跑，踩得一架木板楼梯吱咔咔乱叫。原来是看省台播出的文艺调演实况，说是严肃上了两个节目并接受了记者采访。大家紧盯着镇上惟一的那台18英寸黑白电视机看究竟，但终究没看清什么，荧屏上始终只是闪闪烁烁一块黑白条纹布。后来严肃干脆指着条纹布反复讲解，指名道姓说出一些文艺界名流，这是某某某，那是某某某，大家依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脸上笑笑的。这时严肃也讲解得不耐烦了，一巴掌拍在电视机上。咯鳖电视！马书记忙解释，不能怪电视，山区信号不强。严肃又是一巴掌，咯鳖信号！只听大家一片声嚷看见了看见了，就在这一骂一拍之间，只见严肃那张刀条脸忽然在荧屏上一闪，啪地一下又一闪。
陈谨顿时觉得很痛快，大哥居然当着书记的面用长沙话骂电视，而且那张刀条脸在电视里连闪了两次。于是也站起来，试着骂了句：“咯鳖电视！”不料大家惊异地望着他，把他吓得一缩，颈根都红了。
电视完了，严肃一转身突然说：“电视都看不好，还搞什么四化建设，山区的面貌不改变行吗？”听了这话，马书记一声不响地走了。
从此，严肃突然情绪低落，神情忧郁，仿佛陷入了某种沉思，整天黑着张脸在小镇的街巷里走来走去。后来就索性一把锁将自己反锁在房中。食堂厨子以为他又去哪里深入生活去了，问也不问就停了他的餐。陈谨想，那时大哥一定受了什么刺激。据后来一些人回忆，严肃曾就自己的编制及工资向马书记提了要求，严肃问马书记，每月29元的工资能养活四口之家吗？马书记反问严肃你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吗？然后两人互相幽默了一阵就不欢而散了。其间，他妻子也去镇上吵过两次，闹得很凶。严肃情绪越来越差，动不动骂人。文学青年桂傻水说，大家都不愿到他那里去玩了。桂傻水还说，有一次发现严肃大热天穿件棉衣脸色寡白独坐房中，他说他怕冷。
但是马书记和严肃很快和好如初，因为第三天，严肃就兴高采烈带队下乡巡回演出去了。下乡三天，严肃病倒途中，有一份材料这样说明了严肃当时病倒的情况：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他夜以继日写了几个小戏，又立即主动带队下乡巡回演出，在该镇到某村沿途演出途中忽遇大雨，无处躲避，加之几天几夜的过度劳思，冒雨回家时，未及进屋便突然病倒，不省人事……严肃病后，大家以他为戒。后来风向一转，一夜之间满街的文学青年都变成了经理，古城再没有人发誓要当作家，仿佛一旦承认自己仍然爱好文学，便会被人当作白痴，或者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像说他母亲婚前当过婊子一样。
病后的严肃，被人戏称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朋友远离而去，他又回到了母亲怀抱仿佛回到了童年。奇怪的是他的整个精神面貌渐次呈现出儿童的纯真状态：听妈妈的话，脾气出奇地好，偶尔背着母亲搞搞写作也仿佛儿童的恶作剧，一旦母亲发现立刻承认错误。一切好恶也以母亲的标准为标准。他最担心母亲弃他而去。朋友散了，妻子离了，母亲再走，就剩他一个人了。母亲有事，半天没回家，他就拄着拐杖四处打听。但是他始终意识模糊，智力明显下降。
比方吃饭时你问他：“好吃吗？”“好吃！”“吃饱了吗？”“吃饱了！”“还吃吗？”“还吃！”“……吃饱了就算了，干吗还吃？！”严肃回答不上，便哈哈哈一阵傻笑，哈哈哈哈哈……就这样一路滔滔笑下去。母亲火了：“这话不好笑！”“是的，不好笑，哈哈哈。”母亲一声断喝：“不准笑，我看你哭都哭不赢，还笑！”母亲眼泪来了。严肃一怔，静了几秒钟：“是的，不准笑，哭都哭不赢，还笑，不笑了……哈哈哈……”在这个家里，这种比哭还难受的笑声是很多的。
每当严肃的笑声一放开，便要笑得整座楼都颤抖，一直要笑得你浑身发麻，一直要笑得他七十岁的母亲嚎啕大哭。
严肃清醒的时候又跟人讲三国水浒。但母亲又不愿意儿子清醒，因为严肃一清醒就容易激动，一激动就要背着母亲翻箱倒柜，找资料，寻旧作，铺稿纸，关门，他要写小说。由于他的手握不住笔，写作时不是笔掉在地上就是打泼了墨水。稿纸上也是字叠字缺胳膊少腿一塌糊涂，就像仙娘降神时在沙盘上划出的字，想怎么认就怎么认，怎么认也认不出。
后来母亲发现严肃的床底下，枕头底，棉帽夹层里，三门柜后面，到处都是从垃圾堆里或熟人手里搜集来的“创作材料”——一叠发黄的族谱、几页摘抄的天气预报、一则外国消息、几句名人格言。不能让他这样下去了，母亲满头大汗抄老鼠窝一样，一件不剩地将“材料”搜出来，毫不留情。搜查完毕，忽然发现他手里紧紧攥着个纸团，抢下一看，是一团十年前的旧报纸。
母亲威胁道，你再搞创作，我就把你撂到街上去！从此，严肃果然安静了许多。
然而，孙女要读书，儿子要吃药要吃营养，家中日见窘迫。陈谨提出工资全部交公。母亲说，你还没结婚，工资自己存起，你也不小了，找个合适的成个家。陈谨对母亲说，向大哥单位要一点吧，大哥是因公。母亲说，不能总麻烦单位，你大哥住院花了单位两万多，再说我也是三十年教龄的人民教师，莫拿话给人家讲。我年轻时学了你外婆一手好坛子菜，你去帮妈买担萝卜回来，我们做酸萝卜卖。
自那以后，古城中学门口多了一个酸萝卜摊子。说是摊子，其实不过是硕大的粗篾提篮，那提篮大得如婴儿的摇篮，篮子里装两个亮瓶。太阳下两个亮瓶红通通晃眼。旁边坐着个白发老太婆灰扑扑欲睡非睡。夜晚，那座城堡似的居民楼二楼一盏昏暗的灯光总亮到深夜，咚咚切萝卜的声音格外响，传得很远。
严肃总坐在楼下的小竹椅上，夏天一把旧蒲扇，冬天身穿两件烂棉衣。母亲只要出门，就把门锁了，免得他偷偷进屋搞创作。
就这样，十余年过去了。古城中学门前那个酸萝卜摊摆过了春夏秋冬，硬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渡过了急流险滩。终于有一天，就在三百里外的孙女儿严小琼师范毕业即将离校的那天，这位坚强的母亲，慈祥的祖母倒下了。她的生命就像熬尽了油的灯一样，噗噗几下，晃了几晃就熄灭了。她倒在烈日当空的校园里，那个摇篮似的粗篾提篮掉在地上，竹篮里两只亮瓶掉在水泥地上，红红的辣椒酸水流了一地，像绽开两朵殷红的花。
母亲死后的某一天，远在五十里外那家小小饮食店炸油条的陈谨忽然心身不宁，神情恍惚。陈谨凝视着那口滚烫的油锅，心里翻江倒海似的涌动，重重幻影呈现眼前：大哥拄着拐杖，颤巍巍迈动双脚，拼命地要扑向古塔，身后是血泼似的残阳；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酸萝卜哦，酸萝卜……”陈谨顿觉胸口一堵，情感的激流在全身鼓荡。他拼命奔回自己的房里，倒在床上放声痛哭起来。
父亲死了，大哥废了，母亲也死了。陈谨从昏睡中醒来，窗外已是满天星斗，是啊，如今他几乎是孤身一人了，他还能回去吗，那是他的家吗，那是一个怎样的家啊！想着想着陈谨突然拉亮电灯，神差鬼使地拿起了笔，顺手就写下去。他又看到了已故的父亲，年轻漂亮的母亲。母亲仿佛是一轮红日，大哥是一盘朝着红日痴痴转动的向日葵。
第三天黎明，当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陈谨大吃一惊。他怔怔地坐在那里，他被自己的举动吓呆了，他抬头望了一眼窗外，忽然看见了母亲祈求的泪眼：谨儿，我只要你们身体好，我们家里不要作家了，不要作家了哇……陈谨心里一紧，不禁唤道：“原谅我，妈妈。”这时，他忽觉眼前灵光一闪，翻过桌上的那叠文稿，端端正正写上两个字：严肃。然后，舒心地长叹一声：愿母亲保佑你，大哥！几经周折，陈谨终于调回了古城。
一天傍晚，古城居民区那栋城堡似的楼房二楼那户人家突然收到一个奇怪的邮件，打开一看是几本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大型文学杂志。翻开杂志，两个黑体大字的标题赫然醒目——《母亲》。署名：严肃。
严小琼惊叫起来：“爸爸，这里有篇你的小说，快来看啊！”随着女儿的惊叫，严肃一下子从座椅上站起来，站得笔直，居然手不颤脚不抖，抬脚就往外走。不一会，一个声音就传遍了街坊邻舍，“我重登文坛呐！重登文坛呐！”这天晚上，古城的人们看到三个人穿过那座八孔廊桥，走过沿河街往古塔方向去。人们惊奇地发现，严肃在前面起劲地走，没拄拐杖，只是颈根还是那样伸长着前倾着。
第二天，陈谨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听大哥说：“陈谨，我那篇小说……哈哈哈，是我写的？我……什么时候写的呀？不对，是你写的，肯定是你帮我写的！”陈谨大吃一惊，怔了怔，猛扑过去高声叫道：“大哥，你好啦！”然而严肃并没有好。他的病时好时坏一切如常。奇怪的是，他从此再不说重登文坛，也不往古塔方向去了，而且走路越来越费劲，离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近，有时刚走到巷子口就害怕地返回了。
后来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栋楼了，整天坐在楼下的小竹椅上，呆呆地看行人。他的双脚明显地萎缩了，像晒干的葵花杆。
一位年轻的母亲拉着她三岁的小男孩，经常从楼下走过。经过严肃的跟前，小男孩问：“妈妈，那是谁呀？”母亲说：“那是一个作家。”男孩说：“他怎么老是坐在那里，不站起来呀？”母亲说：“他瘫痪了，站不起来了。”男孩说：“妈妈，那我长大了不要当作家！”母亲笑笑，小声嗔道：“傻孩子，别瞎说！”
（此文原载于《当代》200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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