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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优秀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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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长

作者:林和平

  我俩初识那日,乡里请我们吃火锅,“陆海空”火锅。

  当然是冬天。这里冬天流行火锅,人人喜欢吃。但那是一般水平的火锅;猪肉、血肠、酸菜、粉丝。而对于享受“陆海空”火锅,并非人人都有口福。所谓“陆海空”,是指狍子、野鸡、红蛤蟆。此三种珍奇野味,肉嫩而鲜,又不腻,汤味尤佳,据说是满族宫廷菜肴。田书记说:“咱们乡条件差,招待不周,多包涵!”个个吃出了汗,面额油光。外面风刮着电线尖啸地叫,烟雪茫茫。他不喝酒,喜欢喝汤,喝出咕噜咕噜的喉咙声。喝着的时候,问我:“你是满族?”我说是。他指着锅说:“这是咱们满族的吃法!”我听他说“咱们”,心里就明白了。说:“其实我不是纯满族。我父亲是汉族。”他说:“咱俩一样,后改的。”说着笑笑。我也笑笑。互相就都明白了对方笑的含义(改成少数民族,多少能占点便宜)。田书记和几个副书记、副乡长,都很能喝酒,因为他不喝,我也不大能喝,也就没能热闹起来。他很抱歉,说:“以后得练练!”决心很大的样子。

  吃完饭,回到宿舍里,他剔着牙,说:“这一顿饭,够老百姓过半年的!”我说:“差不多!”他说:“唉,现在的一些事呀!……”

  我和他住一铺炕。一铺炕上,只住我们两人。屋子不太大,同乡机关食堂一趟房,把头。屋里的墙上,竟奇迹般残留着一张李铁梅高举红灯的画,很旧了,腰以下部位残缺。铁梅姑娘的眼睛上,被人用钢笔绘了副眼镜,并题书两字:文凭。他见到,乐了,说:“操!”不知是赞许,还是贬斥,问我:“你有文凭吗?”我说:“没有。在省文学院进修了两年,给了张文凭,可国家不承认。”他说:“扯鸡巴淡。我倒有,刊授党校,大专文凭。可学什么了?考试都是抄的!”睡下的时候,他问我:“你说喝酒这事,是天生的,还是后练的?”我说:“后练的吧。”他说:“不,天生的。我他妈怎么练也不行!干我们这行,不会喝酒,差老劲儿了!不像你,圈在屋里写自个儿的,省心,可我们,唉……”窗上月光朦朦。他躺在被窝里抽烟,烟头忽明忽暗……他从外乡调来,任乡长。我是体验生活来这里挂职,任副乡长。他姓梁,名梁义,都叫他梁乡长。他是“文化大革命”时的高中毕业生。他对我说,如果不发生那场“革命”,他就考大学了。他说那时他学业优良。他喜欢古诗词,常常吟诵几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或:“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一日吟毕,问我?“你看我多大年龄?”我说:“别看你头发拔顶了,可你不超过四十五岁。”他笑笑:“四十四喽!一事无成呀!”我说:“四十四岁的人多了,有多少能赶上你?”他说:“那就看怎么比了。”

  因为我们初来乍到,情况不熟,每天只是看看报,听听会,陪陪各路客人。乡里客人每天甚多,尤其冬季。都来检查、指导,关怀乡里的工作。省、市、县各级,工业、司法,农林、商税、文教、卫生、组织、人事、宣传等等各口。乡里或在机关食堂,或在附近饭店,每天中午、晚间都要摆席,少则三四桌,多则五六桌。每桌都要有乡一级领导作陪,以示对上级客人的尊重。田书记说:“你们俩这段就多辛苦辛苦!”每天喝得头昏脑胀,梁义更难受。有时一顿酒喝三四个小时,他就那样干陪着,还要不断地点头,不断地笑,不断地找话聊。这时我才体会到,做他这级干部,不会喝酒,果然遭罪。

  一日,他对我说:“操蛋了,明天县组织部的苗部长要来!”我问:“怎么?”他说:“这老家伙绝对能喝酒。他喝酒有个毛病,不光他自己能喝,陪他的人都得喝,不喝他就不高兴。”我说:“那你就躲躲他。”他说:“不行。我俩有点矛盾,要是躲他,他对我就更有看法了。”我问:“什么矛盾?”他说:“我在帽山乡当乡长时,和我们乡里的赵书记不和。那老东西私心大,还黑,我看不惯他。可他和苗部长是酒友,两人关系不一般,他就上苗部长那说我搞宗派,说领导班子内部不和,得调调。就这样,县组织部下文,把我调到这来了。开始我不同意,我找县委何书记谈了,结果叫苗部长知道了,对我很不满意。这老家伙在县里当了十几年的组织部长了,势力很大,书记、县长,都得让他三分。”我说:“那你真不能得罪他了。”

  翌日,苗部长果然坐着“伏尔加”来了,随从两名干事,下车便指导田书记:“不许搞特殊啊,中午就搞一饭一菜。豆面甜饼子,火锅!”

  午饭安排在乡机关食堂的小黑屋。就餐人员,独我穿件羽绒祆。一水的前进帽,雪花呢大衣,苗部长摘了帽子,习惯地撸了撸短茬华发,瞅着饭桌:“不错不错!不过还是有点特殊。我说要火锅,可是这……小田你注意啊,下不为例!”田书记忙不迭地点头。“好好!”落座。火锅炖得咕嘟响,冒缕缕热气。苗部长扫众人一眼,嗬嗬笑:“今儿个晌午这酒,怎么个喝法儿吗?”田书记说:“部长怎么喝,我们就怎么喝!”苗部长嚓嚓撸撸头发:“那好,咱们先干三盅!”皆饮三盅,唯梁义举杯未饮,面露难色。苗部长指着他:“小梁,你怎么回事?”梁义说:“部长,你知道,我不行,真的不行!”苗部长说:“男子汉大丈夫,再不行,还在乎这三盅酒?就是敌敌畏,又能怎么样?你给我喝了,我看到底怎么不行!”梁义努力地笑着,说:“部长,我就喝一盅吧!”苗部长说:“小梁,我知道,你对我这老家伙有意见啊!”梁义说:“部长,你这话可让我受不了,我对你从来没有半点意见啊!”苗部长说:“没意见好,那你把这三盅酒喝了!”梁义不再吱声,瞅手中的酒,目光渐渐变得坚毅,忽然豪放地仰头,将酒饮下。苗部长拍桌叫好:“好!倒!”连饮三盅。梁义立刻火红脸账,脖子上青筋凸暴,似根根蚯蚓。渐渐眼球亦红,若注满了猪血似地吓人。后来竟连手指也红得像烧透的铁棍。身体微晃,却还笑着,嘿嘿嘿让人心里发毛。苗部长说:“看来你小子真不能喝酒!”众皆点头:“嗯,真不能喝!”忽然梁义呼吸急促,脸由红变紫,嘴唇尤甚。我为他号脉,心跳过速。我说:“他不行了,你们喝,我送他回宿舍吧。”搀扶起他,将他架出了食堂。苗部长送出门口,连连说:“这事整的!这事整的!”

  回到宿舍,我服侍梁义躺下。他双目紧瞌,嘴大张,喘着,发出痛苦的呻吟。我说:“你觉得难受,你就吐吧!”他晃着头,表示吐不出。我说:“你用手指抠嗓眼儿,一抠准吐。”他就抠,果然吐了。伏在炕沿上,身体一搐一搐,吐得艰难。吐过,我让他漱了口,又倒杯茶水给他醒酒,渐渐地才平静下来。我除净了呕吐物,他拉着我的手,苦笑,说:“谢谢你了!”我说:“这话说哪去了!”苗部长来看过两次。后一次拉起他的手,拍着,说:“小梁,今儿个我是感动了,你这个人太实在了,以后咱俩没说的!”他说:“我这个人白费,就不能喝酒,天生的!”苗部长又拍拍他的手,点头表示很理解,再没说话,走了。

  晚上,我让食堂大师傅为他做碗面条,他只喝了一半。一脸倦容,说:“妈的,比得场病都难受!”我说:“你是酒精中毒。你这么干,容易出危险!”他说:“那你说怎么办?苗部长那老家伙,得罪不起。我这个人,上面一点根没有,全凭自个儿干。这里的局面,不知什么时候能打开呢。”我说:“上面没有根,是不好干。不过你要真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上面也不敢小瞧你。”他说:“不容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呀!……”我说:“是,是不容易。”

  一天头午,我俩在秘书那屋看报纸,进来一耄耋老人,衣帽褴褛,不时抬腕抹着清鼻涕。问秘书罗玉良:“罗秘书,听说咱们乡新来个梁乡长,你帮我找找行不行?”罗秘书极不耐烦地挥手:“梁乡长不在,你回去吧!”梁义放下报,静观。老头儿问:“梁乡长上哪去?”罗秘书说:“他进城开会了,得半个月能回来。”老头儿很失望,目光迟钝地打量着屋子里的人,抹了下清鼻涕,欲走。梁义站起,拦住了他:“大爷,你找我有什么事?”屋里人都怔了下,罗秘书尤甚。老头儿将信将疑:“你是梁乡长?……”梁义说:“大爷你不信,你问问罗秘书。”罗秘书顿时窘住,脸一阵红白,说:“啊、啊,他是梁乡长!……”老头儿问:“你刚才不是说,梁乡长县里头开会去了吗?”罗秘书语塞,忽儿恼羞成怒,啪地合上正在整理的会议记录簿:“我不知道!”起身离桌,欲走。梁义怒喝:“你给我站住!”满屋皆惊。罗秘书讪讪站立,说:“梁乡长,我不是冲你……”梁义面赤,指着罗秘书:“你冲这老头儿就更不对!你知道不知道,像这样的老头儿,上乡政府找咱们办事,他在外面核计了几核计,腿哆嗦了几哆嗦,下了多少次决心才推开这扇门的?”梁义把手中的报纸摔在桌子上:“你就这样对待他,抛开党员干部的责任感不讲,就用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个起码的做人标准来衡量,应该吗?古人尚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何况我们作为政府干部!”梁义声色俱厉。罗秘书的脸也由红变白、变青,无地自容。说:“全是我不对,你看着处罚吧!”忿忿离去。梁义说:“不像话!”转身安抚老头儿:“大爷,你有什么事?”老头儿早已涕泪不止,抓住梁义的手,用力摇:“梁乡长,你真是咱老百姓的清官大老爷呀!……”

  我觉得梁义不失鲁莽。初来乍到,对部下如此动容,易惹非议。他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我家世代是农民,我爷爷、我父亲,就是今天那老头儿那形象……从感情上讲,我不能容忍一些人像对待狗一样对待他们,这是一;其二,我这是杀一儆百。对罗秘书这样的干部,你不给他点下马威,时间长了,他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嘁,我最了解他们这些人了,不出今天晚上,他肯定来找我承认错误。”

  竟被他言中。晚上我们陪县财政局的人吃完饭,刚进宿舍,罗秘书随后到来。站在门口说:“我来好几趟了,门都锁的。”脸冻得青紫,双手举在嘴前丝丝哈哈取暖。梁义如待老友般怡然而热情:“坐坐,坐吧罗秘书!来,抽颗烟!”罗秘书受宠若惊,坐下,吸烟,目光诚惶。我为他倒杯水,他慌忙起立,双手接纳:“我不渴,晚上喝的稀饭!”梁义说:“你坐!”闲聊几句,罗秘书把话拉到正题:“梁乡长,今天头晌那事,我态度实在不对,我这个人素质低,请你原谅!”梁义说:“咱们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而不是那种随意呵斥百姓的封建官僚,以后在这方面注点意就行了,没什么。”罗秘书点头:“是,以后注意。梁乡长,今头晌那事,虽然我态度不对,其实……其实我是为你着想。你不知道哇,那老头儿是告状专业户,隔三差五地就上乡里找领导告状,叫他缠上就够呛。”梁义说:

  “不就是为他儿子那件事吗?”罗秘书说:“哪是!他儿子公亡那件事,乡里都处理了,给了抚恤金,还给他孙子安排了工作,可那老头儿还不满足,又提出让乡里给他盖三间房子,乡里不同意,他就告乔副乡长的状,因为乔副乡长管乡镇工业,老头儿儿子公亡的事,都是他一手处理的。”梁义问:“那老头儿告乔乡长什么问题?”罗秘书说:“告乔乡长贪污受贿,还有什么敲诈勒索,这都是没影儿的事!所以我怕那老头儿缠上你,怪麻烦的,就往外推,说你不在家。”梁义说:“噢……可那你也不该唬他。他没完没了地告状,说明我们工作做得不到家。做秘书工作,接待群众来访,应该和颜悦色,你代表的是一级政府,而不是你个人。”罗秘书点头:“是,我以后改正!”梁义说:“我今天态度也不够冷静。不过咱们年龄差不多,以后我有不对的地方,你尽管直说,别客气。”罗秘书又点头:“嗯。”梁义说:“哎,听说你儿子要往县广播局办,怎么样了?”罗秘书说:“卡在曹局长那,据说他不太同意。”梁义说:“操,这个鸡巴俶,挺不好办事。这样吧,我给你写个信,你拿着信去找他。他和我是同学,前年他家盖房子,我又帮了不少忙,我出面求他,他不好意思不办。”罗秘书一下站起来,很激动:“梁乡长,这可叫我怎么感谢你呀!……”梁义说:“谢什么!谁用不着谁呀,以后我求着你的时候,你别不帮忙就行!”罗秘书说:“那我就不是人!梁乡长你放心,以后有用着我的地方,我姓罗的要说二话,我全家不得好死!”梁义说:“我了解你,你这个人挺实在!”说着掏出笔,刷刷书写,写完交罗秘书:“你看这么写行不行?”罗秘书边看边点头:“行行,太好了!”将信揣到兜里:“真没想到,梁乡长你这个人心眼真好使!不耽误你们休息了,我回去!”诺诺携信离去。梁义一直送到院子里。回来的时候,我瞅他乐。他问:“你乐什么?”我说:“你说我乐什么?”他说:“唉,就是那么回事吧!”

  这两件事过后,梁义的威信大增。乡野上下,流传着这样的评语:梁乡长这人,相当好,实在。信息反馈回来,我对他说:“形势不错!”他说:“你不了解情况,形势相当不妙!”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事情明摆着,我对告状那老头这么关心,乔乡长他能满意吗?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乔乡长在这地方当了五年副乡长了。”我问:“老头儿告他的那些问题,属不属实?”他说:“怎么说呢?按群众反映,他问题很大,并且根据他工资收入算,他家无论如何盖不起二层楼,家里边家用电器也是一应俱全啊!问题肯定是有,但没有证据,上面也不追究,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既然他问题这么严重,查一查,能不能把他查倒?”他摇摇头:“白费。其一,他和组织部苗部长关系不一般,而且谁也搞不清这种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其二,如果查,势必牵涉到去年大东矿白白损失六十万的那件事情。那是经过他们乡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事,盲目地上马铅矿,投资六十万打竖井,结果和国矿发生了冲突,竞争不过人家,只好下马。六十万,就这么白白损失了,妈的,一个脸都不红一下!那老头儿的儿子,就是在这个工程中丧命的。你一查,虽然主管工程的是乔乡长,可田书记他们一大帮,都得跟着受牵连,我还想不想在这地方干了?”我说:“你要是把这件事情掀盖了,你可就名声大震了!”他说:“得了,没等我掀人家,人家就把我掀倒了。这件事本身与我无关,就算把他们掀倒了,可别人提起来,都会说我这人心眼不正,都戒备我了,我就成了孤家寡人了,以后怎么干?这两天乔乡长看我眼神就不对,昨天县乡镇企业局的来人,我叫他去陪客人,他说,你是党政一把,有你陪他们就行了,我们去不去都行啊!没去。据反映,乔乡长这个人问题自然很多,可这个乡的几个企业离了他玩不转,他外面门路广,认识的人多。唉,如今的一些事,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呀,没办法……”

  那晚,我们谈到下半夜。远处隐隐传来鸡叫声,我们才睡。早上起来头很沉。

  靠近腊月门的一天,乔乡长家杀猪,请我们去吃肉。梁义在县里有个会议,他派别人去了。他对乔乡长说,他杀猪有一套,尤其血肠灌得好,“我明天帮你去忙活!”乔乡长很高兴答应了。第二天早上,梁义拽我跟他一道去:“作家什么都应该体验,走,看我杀猪去!”我便随他一道去了。乔乡长家住乡镇边角,与乡养鱼场为邻,二层小楼,围墙高砌,依山傍水,环境甚是幽静。楼的外表,镶装花花绿绿的瓷砖,色彩极艳。楼内的设计,可以看出初衷愿望颇高,规划出浴间、会客厅、餐厅、卧室,但实际去与原来的愿望相差甚远,浴间变成贮藏室,里面堆放着酸菜缸和土豆,会客厅变成了仓库,杂放着一袋黄豆,一袋大米和两壶豆油,东倒西歪。一块大红的地毯,已被踩得难辨初时颜色。梁义和我各处参观,不时向我传递一种脸色,笑笑。屋内弥散着泔水、酸菜和被窝散发出的混杂的气味。乔乡长老婆将一头进屋偷食的克郎猪从后门一脚踢出去,回头冲我们笑,有些难为情:“瞅这屋里造的,不像个样!”乔乡长家人在院里抓猪,一片热闹的嘈杂声。梁义扭头朝院里看了眼,低声和我说:“喊,连家都管理不好,还能管好全乡!”

  梁义屠猪,果然身手不凡。他口叼尖刀,一条腿跪着压住猪头,然后挚净猪脖子上的赃物,一手扭着猪耳,一手取下口中尖刀,面色平静,挥手利落地一刺,刀便捅进了猪的脖子,血随着哗哗流出。肥猪嚎叫几声,浑身一阵抽搐,立时毙死。梁义挺身大声喊:“怎么样,我这两下行吧?”表现出一种异样的昂奋情绪。乔乡长连连点头:“行,够麻溜的!”梁义哈哈笑,将尖刀上的鲜血蹭在猪身上。抬头瞅我,目光意味深邃:“作家,有什么感受啊?”我说:“行了吧你啊!”他又哈哈笑。

  吃饭的时候,梁义端着个盛汽水的杯子,离开了座位,在地上来回踱,打量着屋子。田书记问:“梁乡长你干什么?”梁义说:“我看看乔乡长这房子。”回身对乔乡长说:“老乔,你真俶是的,这房子给你住可惜了!客厅那屋的粮食,不好拿到别的地方搁着!既然铺地毯了,就得买吸尘器,常打扫,你看你那地毯踩的,跟麻袋片子似的!再说你那厨房地方那么大,何必把酸菜缸和土豆都堆到浴间里了,你简直是胡整我看!”梁义这番话,虽很尖刻,却充满了不隔已的亲昵感,乔乡长听了很感动,说:“赶明儿有工夫,你帮我好好设计设计!”梁义坐回座位,说:“赶明我把家搬来,你上面那层给我住。”乔乡长说:“行,真行!你搬来吧,我不是说着玩!”梁义说:“得了吧,你说行白费!就怕我搬家那天,你们家大嫂拿个擀面杖在门口一站,还不把我腿肚子吓哆嗦了!”言毕,大笑。众受感染,一下跟着笑起来。气氛热烈。梁义却突然敛住笑容,说:“哎,我想起个事。老来告状的那个老齐头,家里的房子的确破得够呛,我看乡里从民政口拿点钱补助他一下,也省得他以后再来找麻烦!你说行不行,田书记?”田书记说:“行,要不他没完没了的,也真他妈烦人!”乔乡长看看田书记,又看看梁义,说:“要依我的意见,就不搭理他,他爱上哪告上哪告!可二位领导说话了,我没意见,就这么办吧。”梁义说:“我前几天上县里开会,上监察局去了趟,那里有几封咱们乡的上告信。”众一惊,皆驻箸瞅他。他却谁也不看,兀自喝着汽水,说:“我和他们监察局的人说了,我们基层干部在下面工作,那么容易么?怎么能不得罪人?你们要是听风就是雨,那我们就没法干了!监察局来局长说我说得对。他们处理也挺慎重,把信都交给我了,我带回来了。这事就算这么了。唉,咱们这一级干部呀,不好干!……”众点头:“嗯,是不好干!”乔乡长讪笑笑,说:“你们一二把手要是不给我们做主,我们就更没法干了!也是俺们这些做副手的有福呀,摊上了田书记和梁乡长这样的好领导,俺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梁义瞅他笑笑,环视众人一眼,说:“咱们班子成员只要团结一心,就什么都不怕!来,为了咱们的精诚合作,我以汽水代酒,干一杯!”众起立:“来,干!”碰杯,一饮而尽。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我俩往回走。沿着雪地上那条黝黑弯曲的小径,走下山坡。身后狗吠狺狺。脚下踩出单调的雪声。远处有颗很亮的星,骑在山尖上,差一点就碰到了山头,随着我们的行走,忽高忽低。一路上梁义缄默不语。我问:“今天不挺高兴的吗?这阵怎么了?”他仰脸长长叹口气,只骂了句:“妈的!”……就又不吭声了。回到宿舍,他脚也没洗。说:“太累了!”就上炕蒙头躺下了。可是我闭灯许久以后,发现他并没有睡,两只凝神望着天棚的眼睛,又黑又亮。

  我和梁义,每周六下午,无特殊情况均回家。乡里用吉普车,将我俩送至草河口,然后在那里乘火车。他在帽山乡下车。我到县城下车。在家过完星期天,星期一乘早车返到草河口,乡里的吉普车等在那里,将我们接回。可是腊月初的那个周六,我俩未能回家。

  汪家村出事了。一汪姓社员拒交国家征购的大豆,并将前去崔粮的村长打伤。电话打到乡里时,其他干部都不在,只有梁义和我。情况紧迫,梁义立刻让乡派出所出四名民警,随我们驱车前往,到汪家村处理纠纷。

  那日是腊月初八,天格外冷。人人嘴前喷着白气。我们上了车。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拐出了乡镇,沿着长长的峡谷,向山里急驶。山野银装素裹,天地渺邈。梁义透过车窗玻璃,向外观望,说:“我愿意过冬天。”我说:“你是觉得冬天素洁吧?”他笑笑,却又沉下脸色,说:“我没你那么高雅!因为我是农民,而农民一年到头,只有冬天才能歇歇……没有谁比他们更辛苦了,可他们生活得并不好……”他仍然向外望着。车过处,荡起如烟的雪尘……车到汪家村时,已是午后三时许。村长江富贵头缠绷带,等在村委会办公室。见我们到来,情绪激动:“走,我领你们收抬他们!”梁义说:“你先把事情的经过讲讲!”江村长说:“经过很简单!春天乡和社员定的合同,一口人向国家交一百五十斤黄豆,他汪老三家六口人,该交九百斤黄豆。可他们就是不交,我去和他们要,他们还和我耍横的,爷几个一块上,你看把我这头打的。妈的,反了!”

  汪村长领着我们,径直来到汪老三家。村人闻讯,都来围观,稠密地挤满了一院子,若看大戏一般。江老三爷几个,早已吓得面色如土,不敢言语。汪村长不知从哪找来一把斧头,指着江老三家耳房,对梁义说:“豆子就在那屋锁着,我去把门砸开!”复又指着汪家父子:“你们怎么不蛮横了?你们的威风哪去了,啊?妈了个X的敢打村干部,反了你们了哪!”挥斧直取耳房。满院子人,肃穆观之。忽然梁义大喝:“你等等!”汪村长怔住。众人诧异。所有目光全部投在他身上。梁义面色铁青,站在那里。一阵风起,刮得雪渣子打在院里的秫秸堆上。沙啦啦响。他大衣的下摆掀了几掀。汪老三父子更加惶恐,目光悚悚地观察着梁义身后的四名警察。汪村长顿足叫道:“梁乡长还等什么,砸吧!”梁义严厉地挥下手:“我不是来给你出气的,我是来解决问题的!”转过身,对汪老三:“大叔,你自己去把耳房门打开。”汪老三诺诺,跑过去开了耳房门上的锁。梁义大步走进耳房。围观人随之移向耳房门口。耳房里果然放着几袋黄豆。袋子的口没扎,黄豆金灿灿盛着,煞是喜人。梁义伸手抓起一把,在掌中磨搓了几下,手一翻,又将黄豆洒回到袋子里。众人沉默地注视着他的举动。他走出耳房,复站在院子里,举目环视汪家的柴垛、猪圈、苞米包子和四间屋顶黝黑的草房,最后目光落在浑身抖瑟的汪家父子身上,闪出温良,问:“大叔,你为什么不交黄豆?”汪老三嗫嚅。江村长在一旁吵叫:“他是想私卖!”梁义回头斥责:“你懂点规矩,我没和你说话!”汪村长极窘,面色难堪。梁义转回,继续问江老三道:“大叔,黄豆私卖多少钱一斤?”江老三答:“八角八一斤。”梁义又问:“卖征购呢?”汪老三答:“四角一斤。”梁义点点头,转向围观众人,说:“这价格咱们心里都清楚。换了我,我也不愿卖征购!”众愕然,目光惊疑。梁义说:“我不是说假话。一斤少卖四角多钱,一千斤就少卖四百多块钱。在咱们农村,靠种地过日子的农民,汗珠子掉地摔八瓣,一年能赚几个四百块呀!更何况,如今农用物资价格涨得厉害,种子、化肥、农药都得花高价去买,种一斤黄豆卖四角一分钱,连本钱都赚不回来,可我们许多农民群众宁肯自己吃亏,也要把粮食交给国家。在这里,我代表政府向积极交售征购粮的群众,表示感谢!”深深鞠一躬。众人默默。汪老三父子垂目。梁义转向汪村长:“不是我批评你,收征购,不是群众求我们,而是我们央求于群众,这种情况,如果你吹胡子瞪眼要威风,群众当然不买你的帐,如果把话说清楚,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需要大家的帮助,我想群众会通情达理的。”停住,转脸问汪老三:“大叔,你说我的话对不对?”汪老三早已老泪盈眶,连连点头:“哎哎,话要是这么说,俺们能不交吗!”瞥了汪村长一眼。梁义拉起汪老三的手,握着摇了一下,松开,转向众人:“你们的困难,乡政府不是不知道,农用物资价格过高,化肥短缺,我们已经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了。另外,我们乡里也研究了一些具体措施,如果乡里企业盈利了,我们准备拿出一笔钱,补贴征购,绝不能让群众吃亏!我也是农民,种了十几年的地,我是有感受的,农民一年到头土里扒食,容易吗?一颗粮食,就是一滴汗珠子,古诗不是讲了吗,粒粒皆辛苦呀!”言毕,对四个民警挥手道:“你们回去吧,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又对众人道:“大伙也都回去吧,我看这件事情就这么样了,老汪叔态度不错,汪村长吃点亏就吃点吧,谁叫他是村干部了,我们乡领导心里有数。大伙说好不好?”众点头:“行啊,这样行!”慢慢散去。汪老三上前抓着梁义的胳膊,哽咽了:“梁乡长,都说你是个好人,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呀!”扭头喊他三个儿子:“快,把豆子扛到村里去,快点!”三个儿子去耳房搬豆子。

  梁义握着汪老三的手,拍拍他的手背,说:“谢谢你了,大叔!”眶中泪花晶亮。

  离开汪家村的时候,梁义对汪村长说:“汪村长,今天我不够冷静,有些话太过分,你多原谅吧!”汪村长说:“梁乡长,我没说的。我服了!今儿个这事,你处理得太圆满了,换了咱们乡别的干部来,全他妈的白费!”

  车返乡镇的路上,长烟落日。渐渐的村庄灰蒙蒙。梁义始终阴沉着脸,凝视前方,大口吸烟。我瞥了司机一眼,贴他耳边说:“事情处理得挺妙,你怎么不高兴?”他狠狠揿灭烟头,收回目光说:“我在想,乡里的企业每年赚几十万,真应该拿出点钱补贴征购,可是……你知道,咱们乡每年招待费,就花掉十多万!……农民要是知道了这些情况,他们会怎么想啊!……”车颠得厉害,我们的身体晃来晃去。我说:“我看出了,你对农民,确实有感情!”不料他却恼了:“有感情!妈的没有感情还能怎么样!以后你不要再说这种话!”我擂了他一拳:“你别火,其实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他眼睛盯着前方,不吭声。一路上我们再没说话。

  与梁义相交渐深,我发现他记忆奇异,对那些干巴巴、毫无形象的阿拉伯数字,仿佛有着特殊的感情,只要他接触到了,无论是工农业产值,或植树造林成果,或农田基本建设效率,也无论是几位数,怎么的百分比,不用写,也不记,却能倒背如流,准确无误。一次我俩在计划生育那屋听汇报,我没见他记录,事过三大,由他向县计划生育办公室领导汇报工作,他张口道出一串数字:“全乡育龄妇女两千一百一十二个,采取避孕措施的一千八百零三人,占总数百分之八十五点四,做绝育的五百四十四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六……”我不胜惊讶。过后问他:“你怎么记得那么准?”他笑笑,不以为然。说:“我有个同学,就是现在市里的郭副部长,原来在乡里当干部时,记数字绝对厉害,一汇报工作,不用看本子,一串串的,谁见了谁服,到底上去了。”我释然。说:“噢,我明白了。”

  县里新调来个县长,曲县长。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到各乡镇熟悉情况,第一部便到了我们乡里。田书记很重视这件事,先曲县长到来之前,分配了汇报任务。因为梁义没调来的时候,田书记一直做乡长工作,所以由他做主要发言,然后由乔乡长介绍乡镇企业情况,马乡长介绍农业情况,赵乡长介绍文教卫生,计划生育情况。最后苗书记瞅瞅梁义和我,说:“你们俩也别闲着,就谈谈对我们乡里工作的印象,评价评价,实事求是,该批评的就批评,别顾及面子,咱们都是革命同志嘛。”梁义说:“好,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

  翌日上午九时,曲县长坐着“蓝箭”到来。带着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农业局局长。新上任的县长很讲效益,下车就说:“咱们也别客套了,赶紧找个地方唠吧!”众人便簇拥着他进了会议室。开始汇报。田书记先讲,尔后乔乡长,尔后马乡长,马乡长没讲完,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下午继续。坐得我腰酸背痛。赵乡长最后讲的。赵乡长讲完,田书记瞅瞅我和梁义:“你们俩说两句啊?”我明白这是客套,便摇头:“不讲不讲,情况不熟。”我瞅梁义。梁义却将在沙发里的身体挺起来,冲曲县长笑笑,说:“我少讲两句吧。”大伙便将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将茶几上的茶碗向前推了推,说:“我初来乍到,情况不太熟,我只想把这里的工作,和我原在的帽山乡工作,做个比较,从中让曲县长掌握更多些情况。我原在的帽山乡,是全市十八个先进乡镇其中的一个,而这十八个先进乡镇中,我们县就占了四个。可以说这确实是殊荣!可帽山的工作到底怎样呢?有这样一些数字可以比较:帽山乡有耕地三万四千八百亩,一九八七年上缴国家粮食十八万九千六百斤,而我们乡,有耕地三万三千亩,比帽山乡少一千八百亩,而一九八七年上缴国家粮食却是十九万三千斤,比帽山乡多四千多斤。在乡镇企业建设方面,帽山乡差得就更远了,一九八七年帽山乡工业总产值一百八十九万元,上缴利税五十四万元,而我们乡,一九八七年工业总产值六十八万三千元,上缴利税三十七万七千元,帽山乡只占我们乡百分之十四左右。至于在民政福利、教育上的投资,帽山乡按近五年算,只拿出了十一万五千元,而我们乡,五年拿出三十六万元,比帽山乡高出近百分之六!我在帽山乡当了四年乡长,所有工作都与我有直接责任,但我们必须承认,帽山乡和我们这个乡的工作,相差甚远,所以我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帽山乡能被评为市里的先进乡镇,而我们这个乡,却名落红榜呢?我真替我们这个乡感到不公!”梁义讲完,室内好一阵静。曲县长瞅着梁义笑了:“梁乡长对两个乡的情况好熟哇啊。”忽然问,“你今年多大年龄?”

  梁义答:“四十四了,毛岁。”曲县长说:“我比你大两岁,可记忆力和你比,差多了。刚才你说的那一大串数字,就是叫我拿本念,也念不了那么流利啊。”梁义说:“纯是小技!”冲众人笑。众人陪他笑笑,目光却躲躲闪闪。曲县长也笑得不太自然。

  晚饭前,我蹲在厕所解手,田书记和几个副乡长从外面进来,里面黑,他们没看到我。乔乡长压着嗓音说:“操,就鸡巴显他脑瓜好使!”马乡长说:“还耍牛X,说什么,小技,俶!”田书记说:“得了,别瞎议论了,你们有本事,你们也可以显一显吗!”

  晚上,我对梁义说:“你犯了极大的错误!”他问:“什么错误?”我说:“第一,炫耀;第二,傲慢。作为乡干部,汇报工作,不用看本子就能念出那么一大串数字,在许多人眼中,不失为一种才华。现在干工作,会不会汇报,很关键。你今天的目的,就是想显露你的才华,但是有些过分,引起了同僚的嫉妒。而后来曲县长夸了几句,你却随口说道,纯是小技,这话让许多人不舒服,连曲县长都有些不太自然,不知你发现没?”我说完这番话,梁义许久没言语,坐在椅子上吸烟。后来站起,在地上来回踱,脸渐渐涨红,冷丁将烟头掷在地上,火星崩溅,气急败坏地嚷道:“去他妈的,老子不求闻达于诸侯,谁爱说什么说什么,大不了回家种地,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你冷静点,吵嘈扒火,让人听见像什么!”他压住火,坐到椅子上,又点了颗烟,大口大口吸。忽然冷笑:“操,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呀,你提醒得好……”

  第二天早上,田书记领着各位乡干部为曲县长送别。曲县长逐一与大家握手。轮到梁义时,梁义边摇着手,半戏半真地说:

  “县长昨天表扬我记忆好,我实在有愧呀!”曲县长问:“怎么?”梁义说:“其实就是死记硬背,像小学生背课文一样,常了,谁都行!要不我怎么说,纯是小技术呢!”田书记等人,都眼睛瞅他。他说:“真的啊,真的啊!”曲县长说:“你看你,谁也没说不信啊!”他笑起来,众人也笑起来,目光都很友善了。梁义与众人逐个点着头。笑。我站在后面,看着他,心里不是滋味。

  这天傍晚,刚刚吃完饭,梁义要我陪他出去散步。我说:“净扯淡,这大冷天,散什么步!”他说:“走吧!”我发现他情绪不对头,便跟他出了屋子。

  太阳早已沉没,天空灰暗。远处的高压线塔渐渐隐没在暮色中。一辆汽车在岭上艰难地爬行,播放出强烈的轰鸣声。我俩沿着一条小路,走上了河堤。冻河沉寂,有一扛柴人黑黑的身影,在河心处缓缓移动。天空淡月朦胧。他站下了,我也站下。我问:“怎么,还为昨天的事烦心呢?”他不语,面河而立,凝望远旷。许久,说:“那鸡巴事,我早把它忘了!……你说,人活在世上,最苦的事是什么?”我说:“按我的理解,最苦的事是相思。”他转过身,深切地拍拍我肩头,又沉默了,似有千言万语横亘在胸。我说:“我看出了,你在想一个人。”他点点头,仰视淡月,沉沉吟道:“明月不谙离别苦,斜光到晓空朱户……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我问:“如今你不知道她的去向?”他摇头:“不,不是这个意思!”停了会儿,他说:“我们高中时,在一个班念书。就是县里那座高中,每到星期六,我们舍不得花钱买车票,总是徒步往回走,星期天的下午,再走回去。沿着长长的铁路线,走啊走……火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一洞洞窗户灯光明亮,那时我对她说,将来咱们有钱了,一定买张国内铁路线最长的车票,坐它几天几夜……”我问:“后来呢?”他说:“后来惨了,她父母到井边打水,井塌了,一块砸死了。她为了养活一群弟弟妹妹,嫁给了一个兽医……”我问:“现在呢?”他说:“她现在是我们乡里一个村小学校长。”我问:“你常去看她?”他摇头:“咫尺天涯……我今天接到她一封信,信中说,她患癌症了,没几天活头了……”他哽咽住。我说:“真不幸……你该去看看她。”他又摇头:“不行。她家和帽山乡赵书记是邻居,另外她丈夫那个人,心胸狭窄,弄出事来……共产党的事你不知道?像我们这级干部,犯点别的错误不要紧,哪怕一下损失几十万,也没大事,可一沾男女作风的边,就够呛!……她信中说,千万不要去看她,嘱咐我好好干,将来能出人头地,她九泉之下也瞑目了……”暮色淹没了村野,远处人家灯火点点。偶尔风刮起积雪,空中的月亮就更加朦胧了。他重重叹口气,说:“我们家,祖祖辈辈土里扒食,到我们这辈,出了我这个小官,我爷爷和我父亲,满足得了不得,唉……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又站了许久,他说:“你先回去吧,我再呆一会儿。”我说:“一块走吧,大冷天的。”他说:“你走吧,我没事。”我走了。回头望,看见他黑黑的身影柱子般立在河堤上,一点烟光明明暗暗,像夏季游移在暗夜中的萤虫……田书记找我们谈话,说需要召开乡人大代表会议,对我们这两个调来的乡长,进行一次补选。说,这是必须履行的手续。叫我们准备一下。最后说:“放心,保证不能落选,代表大部分都是些撸锄杠子的!”乐乐,走了。第三天,全乡二百多名代表,集中到乡里,召开选举会。会场设在三楼会议室。宣布开会,全体起立,奏国歌,请坐。许多人抽着卷烟,满室烟雾。田书记记念了县组织部调令,又向代表们介绍了候选人简历,然后宣布了选举方法和监票委员会名单。然后发选票,当众清票箱,填票,排队依次投票、点票、唱票、统计票数,最后田书记拿着统计结果,走到台前,大声宣布:“现在宣布选举结果!全乡人大代表二百三十二名,实到人数二百一十九名,发选票二百一十九张,收回选票二百一十九张。经过监票委员会统计,选举结果是,两名候选人,全数通过!大家鼓掌祝贺!”掌声如潮。田书记举手示停,骤敛。田书记宣布:“下面,请新当选的乡长,梁义同志讲话!”又鼓掌。梁义走到台前,未坐,站立着,目光扫视台下一张张粗糙的面孔,艰涩地咽了口唾沫。待掌声平息下来,说:“数九寒天的,把大家从各村请上来,为我们投票,我心中很不过意,我只讲三句话: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二,为政清廉,不贪不占;三,少说大话,空话,假话,多办实事。完了!”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田书记举手示停几次,不见秦效。梁义复出座位,向代表鞠躬,掌声愈烈。梁义眶中闪动涟涟泪花……会议结束,在乡机关食堂会餐。梁义吃了几口饭,就告辞了。我陪代表喝酒,喝了很长时间。回到宿舍,我拽门,门在里面插着。便敲。梁义为我打开门,我发现他眼圈黯红,像刚哭过。他又插上门,问我:“完事了?”我说:“嗯,完事了。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他流下眼泪,说:“帽山乡有人捎来信……她死了……”我呆住,瞅着他悲痛,却不知怎样劝慰。桌上放张照片,我拿起看。一位俊秀、庄重的姑娘冲我笑,纯朴、热情。梁义强抑泪水,说:“我他妈的,当官不是个好官,做男人不是个好男人!……”我说:“你别那样想,我走南闯北,遇见的人多了,可像你这样的人,不多。刚才你在会上讲的那三句话,我很感动。”他忽然立起,狠狠擂下桌子,咆哮起来:“可是我能做到吗?能做到吗?”我说:“你别激动。你做到这个份上,就不容易了。”他一下抱住我,身体剧烈颤动,泪水打湿了我的肩头。

  春节过后,我有了些构思,想静下来写点东西,就离开了乡里。走的那天,他一直送我到草河口车站。火车开了,他站在月台上,没有挥手,像个孤零零的木桩,越来越远……从那,我再没有见到他,但每次想起他,心总不能平静。

  (原载《青年文学》198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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