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在春季的紧张的备战工作里，侦察排的人们除了到前沿、敌后去从事各种危险而艰苦的工作以外，还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就是深夜里去侦察侦察二线上的自己人，试一试他们的警惕性，看一看那些新老岗哨是否能够尽职，摸一摸我们的二线阵地到底是不是结构得很坚强。因为，这个时期敌人的特务很活跃。这个任务是团政治委员给他们的，政治委员嘱咐他们，一般地看一看阵地是否警戒得很严密，岗哨们是否麻痹大意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施展一点侦察员的本领，给那些麻痹大意的同志们一点警惕，但一定要防止不必要的误会和危险；如果发生了危险，就得由侦察员们负责。团政治委员说这个的时候口气很严格，但似乎也含着微笑，因为他深深地懂得这些侦察员的性格；在他说着话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的眼睛全闪亮闪亮。于是这天晚上，侦察员们就“突破”了自己人的好几块阵地。在他们看来，这里也“麻痹”，那里也“大意”，他们确实忘了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是一个久经锻炼的侦察员，有些岗哨实在是只有他们才能钻得进去；他们熟悉一切，不是像真正的敌人那样怀着恐惧，而是怀着喜悦，相信着他们和岗哨之间的友谊。确实麻痹大意的也有——二班长王顺，这个老伙计，就从二连的一个打瞌睡的岗哨那里缴来了一支步枪。但侦察员们并不是总能“战胜”自己人的，有一些老战士的岗哨，他们就无论用什么办法也钻不到空子，甚至有的在潜伏了一两个钟点以后，在老战士的严厉的喊叫下，只好走了出来，交代了口令，说明是自己人；他们和这些老战士大半都认识，于是就互相笑骂起来。……
二班长王顺，这个出色的侦察员，朝鲜战场上的一等功臣，在缴回了那倒楣的岗哨的一支步枪之后，下半夜又摸到九连的阵地上来了。九连的新战士多，他想着要好好教训他们一顿。九连有一个岗哨在麦田边的土坎上。那里和八连的阵地相联，离前沿比较远，又没有道路，平常最安静，因而他觉得也是最容易麻痹的，于是就摸过去，观察着地形和情况，在麦田边上的土坎后面潜伏下来了。这时候那个个子不怎么高，但是身体看来是非常结实的岗哨正在土坡上来回走动，似乎很不平静。从这岗哨的端着冲锋枪的紧张而又不正确的姿态，王顺看出来他是一个新战士，并且判断他最多不会站过两次哨。
这判断果然是正确的。新战士王应洪，这个十九岁的青年，从祖国参军来，分配到九连才一个星期。这是他第二次执行战士的职务，第一次是在连部的下面。王顺不久就发现这年轻人非常警惕，但这警惕并非由于战场上的沉着老练，而是由于激动，他在土坡上走来走去。
敌人向前沿的我军阵地打了一排多管火箭炮，那年轻的岗哨站下了，看着那一下子被几十个红火球包围着的十几里外的小山头。
“吓，你这穷玩意儿才吓不了谁！”他自言自语地说；接着他又疑问地对自己说：“这他妈到底是什么炮呀？”
他走动了一阵，又站下了，长久地看着前面的田地。
“这麦子都长得这么高啦，……朝鲜老百姓真是艰苦哪！”
他大声说。
显然他有许多激动的思想，而这也是只有一个新战士才会有的；老战士们是不大容易激动的。他一定是非常景仰而又有些不安地看着前沿的山头，他还没有到那里去过；并且他因为眼前的麦田而想到了他的才离开不久的家乡。而在老战士、侦察员们看来，麦田，这常常不过是阵地上的一种地形。可是，听到这年轻人的喃喃自语，王顺虽然一方面在批评着他的幼稚，一方面却不禁心里很温暖，觉得这年轻人在将来的战斗中一定会很勇敢。他开始带着深切的关心在注意着他了。他看到这年轻人那么紧张地在捧着冲锋枪，并且显然地因这可爱的武器而激动，不时看看它，然后挺起胸膛。但随即王顺就注意到了，这冲锋枪的枪口布却是没有摘下的。
“真胡来呀，这怎么能行？”他想，决定警惕他一下，于是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那年轻人凝神地听着了，显然他的耳朵是极敏锐的，有一双侦察员的耳朵。但是他却是这么没经验，并不出声，只是疑惑地对这边看着，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下坡来了，丝毫也没有地形观念，不知道要隐蔽自己，并且尽往附近的开阔地里看。他正好经过王顺的身边，几乎要踩到了王顺的脚。王顺一动也不动，心里好笑。“这么没经验怎么行呀！”他想。当这年轻的哨兵满腹猜疑地又走回来，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心里就腾起了一阵热情——他没有意识到这是对这个年轻人的抑制不住的友爱——一下子跳起来把这年轻人从后面抱住了。
那年轻人在这突然袭击下最初是惊慌的，叫了一声，但随即就满怀着仇恨和决心和王顺进行格斗了——沉着起来了。王顺没有能夺下他的枪。他像一头牛一样结实，一下子就翻转身来把王顺也抱住了，显然地，他已经好久地在准备着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搏斗了。……他的这炽热而无畏的仇恨的力量很使王顺感动。王顺就赶紧说：“自己人，”并且说出了口令。
但那年轻人才不相信他是自己人，用着可怕的力量把他压在泥坡上，在他的肩上狠狠地打了一拳；这年轻人并不喊叫来寻求帮助，看来他是沉浸在仇恨中，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
王顺放弃了抵抗，甚至挨了这一拳还觉得愉快；虽然对于老侦察员，这种情形是不很漂亮的。
“自己人！侦察排的！”他说。
“管你什么人，我抓住你了！”那年轻人咬着牙叫，“不跟我走，我就枪毙你！”
“睁开眼睛吧！”王顺说，“你不看我连枪都没有拿出来？
……”
可是他这句话只是提醒了那个新战士，他一只手按着王顺，动手来缴王顺腰上的手枪了。这就伤害了老侦察员的自尊。
“你没看见我是让你的么？”王顺按着枪，激动地喊着，“不许动我的枪，我发脾气啦！”
他像是在对小孩说话似的，可是那年轻人喊着：“就是要缴你的枪！”
他是这样的坚决——看来是无法可想的。钦佩和友爱的感情到底战胜了侦察员的自尊，他就自动地去拿枪。可是那年轻人打开了他的手，敏捷地一下子把枪夺过去了。
“不错，他还能懂得这个，”王顺想，于是笑着说：“好吧，我跟你走吧。”
这时，听见这里的这些声响和谈话，九连的两个游动哨已经作着战斗的姿态跑过来了，他们也都不认得王顺，拥上来帮着王应洪抓住了他。于是，留下了一个担任警戒，其他的一个就和王应洪一道，动手把王顺押到连部去。王顺不再辩解，但在走进交通沟的时候，他却回过头来笑着对王应洪说：
“你警惕性不够高，我在你跟前蹲了半个多钟点了；我咳嗽的时候，你直着身子光往开阔地里看——要是我是敌人早把你干掉了。打仗要利用地形啊。”
王应洪很是疑惑了，生气地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吗？干我的老本行。你看，”他又转过脸来说，“要是现在我要逃还是逃得掉的，你把你那枪口布摘下来吧。要不一打枪管就会炸，你们连长就没告诉过你？”
王应洪羞得脸上一下子发烫了。等到老侦察班长又往前走去的时候，他悄悄地摘下了枪口布。
“你到底是干啥的？”
“你参军来几天啦？”
“你不用管！”他愤怒地说。
到了连部的洞子里，大声地喊了报告，他就对连长说：
“抓住了一个……”抓住了一个什么呢，他就说不上来了。连长认得这老侦察班长，一看情形，马上了解了。
“好哇，有意思，”连长笑着说，“你们这些侦察排的就是有本事，怎么你的枪倒叫我们新战士缴来了呀？”
“别得意啦，我是让他的！”王顺自嘲地笑着说，“他蛮不讲理，那有啥办法呢？你问他我是不是让他的？”
“我蛮不讲理？你别诬赖人啦，……我把你一枪打掉我也没错！”
“那可使不得。打掉了我就吃不成饺子啦。”王顺说，心里特别喜爱这年轻人了。灯光下看出来，他是长得很英俊的。
“你说说看我是不是让你的？”
“我要不揍你你就让我啦！”
这激昂的、元气充沛的大声回答使得连部里的人们全体都大笑了。老侦察班长自己也笑了。那挨揍的地方，确实还有点痛。
对九连的警戒情况作了一点建议，王顺就回来了。自这以后，他的心里就对这个新战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高兴人们说起这件事，就是，他被新战士王应洪所“俘虏”，还缴了枪。这件事情不久也就在全团流传起来，以至于团的首长们也都对新战士王应洪怀着特别的兴趣了。过了不久，从阵地下来休整，预备向各连调人来增强侦察排的时候，团参谋长就一下子想起了这个小伙子，建议说：“这个王应洪跟咱们那个王顺，他们是有点老交情呢，调他来吧；侦察排总是调的班级、副班级的老兵，我看调几个年轻的去也有好处。”
这样，王应洪就到了侦察排，而且连里也把他分配到了二班。
不用说，王顺对这件事是很高兴的，当那个年轻人背着结实的背包，精神抖擞地来到班上，对着他极其郑重也极其高兴地敬了一个礼的时候，他就笑着跑过去把他的手拉住了，接下他的背包，拍拍他的肩膀，说：“咱们是老交情啦，你说得对。你要不揍我我就不会让你！”
这年轻人马上就明朗地说：“班长，分配我任务吧。”
他是羡慕着侦察员，非常乐意到侦察排来的。他在这些时间已经习惯于军事生活了，并且也晒黑了，长得更结实了。
他把侦察员的工作看得很神秘，但也想得很简单，因此一来就要求任务。班长王顺告诉他，现在他们在练兵，要学会各种各样的本领才能执行侦察员的任务，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干侦察员的。第二天一早，班长把全班带上了山头，要求每一个人都找寻一块自己以为合适的地形，在半分钟内隐蔽起来，然后他来检查。侦察员们迅速地在山坡上散开去了，马上就一个一个地消失了，唯有这新来的战士仍然暴露在山头上，他很激动，急于要找寻一个合适的、让班长赞美的地方，可是愈是这样，愈是觉着哪里也不合适；乱草中间不合适，石头背后也不合适，跑到这里又跑到那里。这时班长已经上来了，他就焦急地一下子伏在旁边的一棵小树下面。班长王顺显然是装做没看见他，先去搜索和检查别的人，批评表扬他们在紧急情况中所利用的地形，并且提出一些问题：如果敌人的火力从这个角度打来，你这条腿还要不要呢？他高声说着话，显然是要让全体都听见。听见这些，检查一下自己的情况，王应洪明白自己要算是最糟糕的了，而这时他恰好看见了附近的一条土坎，于是跳起来往土坎跑去。但是班长说话了：“谁在那里跑呀，咱们侦察员的纪律：伏下来，没有命令，不准动！
你不怕把全班都暴露吗？”班长的声音是很温和的，有点嘲笑的味道，王应洪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痴痴地站在那里就不再动弹了。可是班长好像只是随便地说了这话，马上又不再注意他，又去继续检查别人了。他于是就又回到了原来的小树后面，照原来的姿势卧好，这时候他想：他一定要保持原来的样子，一动也不动，让班长来批评。班长最后才走近了他，简单地说：“你这里不好，除了这棵三个指头粗的小树干子，你是躺在土包上，没有一点隐蔽。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呢，因为你不沉着，人一不沉着，头脑就不灵活。”然后就集合了全班，开始了一天的练兵工作，没有再批评他了。
……这样，这个青年就一点一滴地学习了起来，对班长充满了崇敬，爱上了这严格的军事生活。他想，他要发奋努力才能赶得上别人，才有资格在将来的战斗中要求任务。
练兵工作甚至有时候在深夜里也进行。因为排长调去学习去了，班长王顺还代理着全排的职务，他的工作非常忙。但即使这样，这个在侦察员中间威信极高的班长还能不时地抽出时间来和王应洪谈一些话，告诉他战场上的事情，勇敢的侦察员，他的那些牺牲了或调走了的战友们，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怎么做；但关于在部队里流传着他自己的许多故事，他却避免提到。有一天王应洪忍不住地问了：是不是有一次，在五次战役的时候，他一个人深入敌后三十里，缴获了文件还炸掉了敌人的一个营指挥所？他笑笑说：那不过是敌人太熊了。
过去那些没啥，看将来的任务吧。
总之，这两个人感情很好，练兵工作紧张而平静地进行，王应洪在任何工作上都非常积极，他拿班长做他的榜样。在那天晚上“俘虏”了班长的时候，班长给他的印象使他觉得这些侦察员们虽然大胆勇敢，却是有些调皮捣蛋的，但现在他觉得完全不是这样。他渴望执行任务的日子早一天到来，他渴望跟着班长去建立功绩，……可是，这时候在他们的生活里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侦察排在练兵的这个时候是住在阵地后面的山沟里的一个村子里，这是这一带剩下来的唯一的一个小村子，因为地形的关系，敌人的炮火射击不到的。王顺的这个班，住在一个姓金的老大娘家里。这老大娘六十几岁了，儿子是人民军战士，媳妇在敌机轰炸下牺牲，家里只有一个十九岁的、叫做金圣姬的姑娘；这一老一少在从事着田地里的艰苦的劳动。
侦察员们住到她们家来以后，这母女两个总是抢他们的衣服来洗，他们也就抽空帮她们做一点事情。金圣姬这姑娘是农村剧团的一分子，曾经参加过慰问战士们的晚会。唱歌跳舞都很好，侦察员们来了以后，她是这山沟里最活跃的一个姑娘。这大方而活泼的姑娘不久就和侦察员们非常熟识了，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姓名。星期天，侦察员们休息的时候，她就和他们学着打扑克，教他们朝鲜话，又向他们学中国话。而在侦察员们爬到屋顶上去替她家收拾房子的时候，她就攀在梯子上递东西，不停地快乐地大笑着。她的中国话不久就学得很不错了，而且会唱侦察员们的所有的歌子。于是侦察员们，住在这两母女这里，就像是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但是忽然地，这姑娘的神气里有了一点特别的东西，变得少说话了，沉思起来了。
班长王顺是很敏感的，他不久便觉察出来，她的这种变化是因为王应洪。侦察员们初来的时候，她最爱和王应洪说笑，嘲笑这年轻人的愣头愣脑的劲儿；带着天真的神气逗弄他，搬着手指教王应洪学习朝鲜话的一二三四，在王应洪发音错误的时候就大笑起来，每一次都要笑得流出眼泪。……
在战线附近，在敌人的炮击声中，——她们的麦田附近经常落弹——这样天真快乐的姑娘是特别叫人高兴的。但后来她忽然地就不再和王应洪这样大笑了，见到王应洪的时候就显得激动，在他走过的时候总是痴痴地看着他。有时候，显出特别兴奋的样子，和王应洪说上几句话，就要脸红起来。可是王应洪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这个年轻人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练兵的工作和未来的战斗任务中。使得这姑娘对王应洪发生感情的重要的原因，正就是王应洪的这种热诚。他帮她家做的事最多，他一早一晚都要帮她家挑水，午饭后有一点时间还要去抢着帮老大娘劈柴。他做这些是很自然的，他觉得这家人家很艰苦，而他们住在这里，总是会有些打扰别人的：老大娘那么大年纪还抢着替他们洗衣裳。参与着这日常的家庭劳动，老大娘有时就递口水，递块毛巾给他，对待他像对儿子一样，而金圣姬那个姑娘，在这些接触中心里满是感激，从这感激就产生了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情和想象了。在院子里只有他单独一个人在干活的时候，她就和他说许多话，替他递这拿那。有一次，天刚亮他担水回来，那姑娘像每天一样赶快拿东西来接，热烈地瞅着他，希望他和她说话，可是他低着头倒了水，担着水桶又出去了。第二挑水担回来的时候，金圣姬蹲在地上拿盆接水，忽然抬起头来看着他，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的家几个人？”他爽快地回答说：“四口，父亲、母亲、哥哥、嫂嫂。”金圣姬紧张地、吃力地听着，红了脸，后来又想问什么，可是他已经唱起歌来，跑出去了。他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
第二天午后，别人都午睡了，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挖着他的鞋子上的泥，老大娘忽然走过来，在他旁边蹲下了，拿一只手抚摩着他的肩膀，悄悄地用中国话问：“你的十九岁？”他说：“十九。”又问：“你结婚过吗？”他说：“没有。”老大娘于是对着他笑着，抚摩着他的头，说了很多他听不懂的朝鲜话。显然地那个女儿已经和母亲谈过她的心思了。可是这年轻的侦察员仍然什么也没有想到。老大娘的慈爱的抚摩，使他非常感动，他告诉她说，他的母亲也是快六十岁了，身体很好，和她一样还能下地劳动；又告诉她，他的母亲是很爱他的，他小的时候，看见他生病咽不下和着糠和榆树叶子的窝窝头，母亲就偷偷地哭，卖了自己的唯一的一件破棉衣，替他买来了两斤白面。他说着的时候看着老大娘，发觉老大娘脸上也有和母亲一样的皱纹，于是就想到，在他参军的时候母亲怎样地流了眼泪又微笑，说是：
“我这儿子没有叫国民党土匪打死，今天怎能不乐意他去哇，……”他于是激动起来，想要和老大娘谈这些。可是他不久就发现他的夹着几个朝鲜字的中国话老大娘一点也没有听懂，正像刚才她的话他没有听懂一样。他激动得很厉害，想着现在他是一个志愿军的侦察员，是在为他的受苦的、慈爱的母亲和这个受苦的、慈爱的老大娘而战斗了，于是站了起来，找出了斧头就去替老大娘劈柴。
老大娘含着泪看着这年轻人——他仿佛觉得他已经是她的家庭里的人了，并且甚至想到了，当她的当人民军的儿子从前线回来时，将要怎样高兴地和他们家里的这个新人见面。
而这个时候，金圣姬姑娘也正在厨房的门口对着这年轻人瞧着。她听见了她母亲对王应洪所说的一切话，但是王应洪后来所说的那些话她同样地没有能听懂。但是从这年轻人的激动的神情，她相信他已经能够懂得她的心了。
这种情况，这母女两个的动人的、热切的感情，渐渐地使得班长王顺很担忧。他相信王应洪不可能出什么岔子，但因为他特别喜爱王应洪，并且似乎和他还有着一种特别深刻的关系，因此就时刻害怕他会出岔子。而且，对于这一类的事情，老侦察员一向是很冷淡的，他还有一种简单的成见，就是，如果这一方面没有什么，那一方面也一定不会有什么的。
因此他渐渐地有点疑惑了。他觉得，年轻人总难免的，他刚离开温暖的家不久——他听说过王应洪是怎样被母亲爱着——还不曾懂得、习惯战争生活，可能他被这个家庭的日常的劳动所吸引，可能他不知不觉地对金圣姬流露了什么。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的战争任务面前，这是断然不能被容许的。
但在这种考虑里，班长王顺的心里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他也说不上来的感情。当他的班里的一个战士对他反映了金圣姬和王应洪之间的状况，并且认为王应洪可能已经有了超越了军队纪律所容许的行为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感情。他回想起了金圣姬的纯洁、赤诚的眼光，这眼光使他困惑。他想：她的心地是这样的简单，她怎能知道摆在一个战士面前的那严重的一切呢？可是，又何必要责难她不知道这一切，又为什么要使她知道这一切呢？
他是结过婚的人，并且有一个女孩。他一向很少写家信，总是以为他没有什么可写的，他觉得他对她们也一点都不思念。但金圣姬的神态和眼光，她在门前的田地里劳动的姿态，她在侦察员们走过的时候忽然直起腰来在他们里面找寻着什么的那种渴望的样子，就使得他隐隐约约地想起了那显得是很遥远的和平生活。金圣姬从一个小女孩长成大人了，她简直就是在炮火下成熟起来了，她特别宝贵她的青春，她爱上了纯洁的中国青年，她的一举一动都流露着，自自然然地，她渴望建立她的生活，和平的、劳动的生活。……正是这个，使他感到了模模糊糊的苦恼。
但军队的纪律和他心里的紧张的警惕却又使他不好去批评他班里那个战士的汇报。而且这个汇报使他对这件事情觉得更加疑惑起来，就是，王应洪可不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对金圣姬流露了什么呢？经过一番考虑，他就把他所注意到的这一切汇报给连指导员了。连指导员也很喜爱王应洪，但也对这件事做不出判断，于是指示他说：好好注意，必要时找王应洪谈一次话。
指导员的意思是，如果现在真的还一点什么也没有，谈了话反而要影响王应洪的情绪的。王顺也觉得这个谈话很困难。但因为对这年轻人的特别的关切，因为对他的班的重大的责任感，王顺仍然当天晚上就找了王应洪到门前的土坡上去谈话了。
这谈话确实困难。王顺先是表扬了王应洪，表扬他在练兵中的进步，干工作的带头、勤劳和活跃，然后就说到了将来的战斗任务，说到一个革命军人的职责，说到纪律的重要。
可是，说着这些，王应洪仍然一点也不明白。他从来都不怀疑这些真理。他以为班长是一般地在关心他，于是表示说，他是坚决要为革命奋斗到底的，他是青年团员，他希望能在将来的战斗里考验他！他热情而激动，就是不明白班长所暗示的那件事情。班长于是只好点破了。他说：“你觉得咱们房东那姑娘怎样？”
对这个问题，王应洪愣了一下。
“她挺好呀，……”说到这里，他才一下子明白过来了。
一定是班长不信任他，一定是别人说了他什么。这倔强的青年是不能忍受这种怀疑的，他痛心而愤慨了，叫着：“班长，你就这样看我么？”
班长王顺也是直性子，既然把问题点破了，他就决心搞到底，一定要弄出结果来，看这年轻人到底有没有什么。他于是不理会他的激动，冷淡地问：“你真的是没有什么？”
“你不相信你调查去好啦，这么不相信同志呀。”
这种说话的腔调，叫班长王顺愤怒了。这是孩子气的、老百姓的腔调。这在老军人看来是断然不能许可的，于是他冷冰冰地说：
“有纪律没有？你这口气是跟谁谈话啦？”
那年轻人一下子沉默了。过了一下，他以含着泪的、发抖的声音说：“班长，刚才我是不对……我汇报给你啦，我真是对她一点心思也没有。”
班长沉默着。他很难过——他是这样地喜爱这个青年，刚才似乎也不必那么严厉的。这年轻人说的话也是真理：为什么要不相信自己的同志呢？
“好啦，就这样吧。”他想安慰他几句，可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又想起了金圣姬姑娘的那一对热诚的眼睛。
回到班上去，熄灯号以后，王应洪好久睡不着。他这时才回想起这些时来金圣姬姑娘的神态，觉得果然是有些什么的，心里很不安了。眼前就有一个难题：明天一早起来替不替老大娘挑水呢？他想，不挑算了，为什么要叫人误会呢？但这时候，透过门缝，他看见了灯光下的老大娘的疲劳的脸和花白的头发，她正在推着磨子，艰难地耸动着她的瘦削的肩膀；而从屋子里面，则传来了劈拍劈拍的单调的声音——金圣姬姑娘在打草袋。这劈拍劈拍的声音混合着磨子的沉闷的轰轰声，震动着他。这两母女每天都要劳碌到什么时候才睡啊！那么，为什么他不该替她们挑水呢？如果明天一早起来，发觉坛子里空着，她们要怎样想呢？当然啦，她们是决不会责怪他的，可是他自己怎么能过得去呢？……想着这个，他心里觉得沉痛起来。“我是清清白白的，我哪一点也没有错，为什么要这么不相信我呀！”他想，于是他含着眼泪激动地对自己说：“不挑对不起人！坚决要挑！”
但是他仍然问了班长。看见班长在翻身的时候醒来了，他问：“班长，早上我替不替她家挑水呢？”班长用很柔和的声音回答说：“那当然可以。”然后又睡了。这回答使他很安慰。
他是全班每天起得最早的，趁这个时间去替那两母女挑点水，这已经成了习惯了。但是第二天一早他刚一起来，悄悄地去拿水桶的时候，打草袋打到深夜才睡的金圣姬忽然迅速地推开门出来了，两只手编着辫子，赤着脚走到踏板边上，注视着他。他不和她招呼——下决心一句话也不说，拿了水桶就走。金圣姬活泼地跳下踏板穿上鞋子就来和他抢水桶。侦察员们住到这里来的最初几天，她也曾和他抢过水桶，那是因为她觉得，她不好要这些劳苦的战士们帮助她，而且，在朝鲜，背水和顶水，是妇女们的事情。但后来的这些天，她就不再来抢水桶了。今天不知为什么她忽然地又这么干了，也许是因为，她已经把他看做自己家里的人，她又想起来了男子的尊严，而担水是妇女的工作。但王应洪却不曾想到这些，似乎是有些赌气，用力地夺了水桶就走。他挑了水回来，那姑娘已经在灶前生着了火，听见了脚步声就回过头来了，望着他笑，跑过来找盆子盛水，可是他为了免得和她接近，赶紧地把水倒在一个坛子里了，慌慌忙忙地以致于把衣服泼湿了一大片。金圣姬啊哟地叫了一声，马上找东西来替他揩，找不着干净的东西，慌忙中就撩起裙子来预备拿裙子给他揩，可是他红着脸一转身就出去了，金圣姬蹲在地上还来不及起来。
这对于金圣姬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这样呢？她有什么不对的么？难道她对战士们照顾得不好，不曾把他们的衣服洗得很清洁么？她站了起来，悄悄地流下了一点眼泪。这个年轻的朝鲜姑娘，好些天来，听见王应洪的声音就要幸福得脸红；一早上在灶前烧火，听着他的挑水的脚步声的时候，她就要不由地想起了，一个男子不应该挑水的，将来，她烧着火，担着水，他在院子里这里那里收拾一下，然后他们一块儿到田地里去劳动，——这就是家庭了。她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战争总归要过去的。而且，在她的心上，他一点也不是生疏的外国人了。
她真是很委屈。可是她也是倔强的。第二天天刚亮，王应洪起了床预备来挑水的时候，小水缸里和坛子里却已经满了，她在灶前烧火，不曾看他一眼。
他于是觉得苦恼。她一点过错也没有，为什么昨天要那样对待她呢？……可是这种情况是不能这么继续下去的，晚上他就向班长王顺把昨天和今天挑水的情况汇报了，他觉得他很对不起人，他不知道要怎么办；他建议他们班搬一个家，可是他又觉得，无缘无故地搬了家，就更对不起这两母女了。
他于是希望快点上阵地去。班长嘱咐他仍然照常挑水，并且态度不要那么生硬。
以后几天，他起得更早，抢着挑了水。金圣姬姑娘不再走近来，也不再和他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他总是很快地办完事情就出去了。这种情形弄得他很慌乱，他心里开始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甜蜜的惊慌的感情。对这种感情他有很高的警惕，于是在金圣姬姑娘面前他的态度变得更生硬了。
这天晚上回来，预备抽点时间洗一洗衣服，他发现他的一套脏了的军服已经叫她洗得很干净，而且熨得整整齐齐的。他一瞬间害怕别人看见，红着脸像是做错了什么事情似地，赶快把这套军服塞到背包下面去了。但第二天早晨，穿上了这衣服，——他决心一早就穿它，好使金圣姬心里高兴一点，来补救他的那些生硬的态度——往衣袋里一摸，却多了一件东西。拿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双用蓝布做面子，白布做底的，缝得非常细致的袜套。他没有什么犹豫就向班长汇报了，把这袜套交给了班长。班长拿着这袜套看了一阵，心里赞美着这年轻的战士的忠诚的纪律性，但又有点不安：过过穷苦的生活的人，是知道庄稼人家的艰难的；在这战争的山沟里，谁知道金圣姬姑娘费了多大的心思，才弄来了这一块簇新的蓝布？
这两母女终年吃着酸菜和杂粮，而且那姑娘的裙子都打了补绽，她只有一条跳舞的时候才肯穿的比较新的红纱裙……这么考虑了一阵，黄昏的时候，他就嘱咐王应洪把这袜套还给金圣姬，虽然他知道这一定会使那姑娘委屈，但这没有办法，纪律比一切都重要。
这时金圣姬姑娘和她的母亲正在门前的踏板上吃饭，王应洪鼓起勇气来走过去了，不知为什么还敬了一个礼，把那袜套硬邦邦地往前一递，说：“还你！”就没有别的话了。
那姑娘一瞬间瞪着他，她母亲也瞪着他。
站在附近的班长王顺觉得这简直太糟糕了，这年轻人简直太生硬了，连一句客气话也不会说，更不用说要他交代几句军队的纪律了。于是赶忙走过去笑着用朝鲜话解释说，志愿军不好随便接受老百姓的东西。……他没说完，老大娘兴奋地站起来了，大声地辩解着说：她才不信这个！这并不是随便接受老百姓的东西呀。她并且指指响着炮声的前沿的方向说：这还能分家吗？金圣姬姑娘为什么不该感谢这年轻人呢？可是那姑娘望望她的母亲又望望王顺，一句话也不说，红着脸把那袜套接了过去，又低着头继续吃饭了。
以后一切就显得很平静，没有什么事情了；只不过王应洪变得更慎重，换下来衣服马上就洗；金圣姬去抢别人的衣服洗，却不再来抢他的了。对于王应洪说来，这件事情虽然多少也扰动了他，但却并不曾在他的心里占多大的位置；实际上，班长王顺对这件事还注意得比他多些。将近两个月的练兵期间，他已经学会了侦察员的各种本领，还学会了敌人的好几种火器——侦察员们，有时候是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使用的。他学习得这样热中，以至于他没有时间来考虑金圣姬姑娘对他的感情。练兵任务快要结束的时候，一次打靶练习和演习动作中，他受到了团参谋处的表扬。这天黄昏，连指导员到他们班里来参加了他们的班务会，在做总结的时候也表扬了他。班务会以后指导员还不走，他是很活泼的人，看见金圣姬姑娘在那里推着小磨子磨麦子，便跳过去了，两腿在炕上一盘，夺过磨把来，非常熟练地磨了起来，一面就用非常好的朝鲜话讲着笑话，使得金圣姬不得不笑了起来——但这姑娘这时已是这么成熟了，不再像先前那么哈哈大笑了，而是侧着头，带着一种讥讽的神气微笑着。但指导员看见笑容就高兴，继续愉快地说笑着，因为他已经好些天不见到这姑娘的笑容了，他密切地注意着这件事情，赞美着他的年轻的战士，但也因了这姑娘的忧愁而有些不安。他帮她碾完了半斗多麦子才走。在他谈笑着的时候，王应洪赶着替她家的所有缸子坛子里挑满了水，因为他们明天一早还要有一次演习动作，怕来不及挑水；而且他们不久就要上阵地了，他觉得他不会有很多时间来帮助她们了，——没有这些帮助，她们是会要困难一点的。金圣姬姑娘听着指导员的话在发笑，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在干活，这使得他也很高兴，对这两母女，对这一段生活，充满了感激的心情。
第二天上午，在山坡上的松树林子里，农村剧团的姑娘们给战士们做了一次演出。战士们围成一个圈子坐着，对这些熟识的姑娘们的表演觉得非常高兴。金圣姬有三个节目：唱了一个歌，跳了一个《春之舞》和一个《人民军战士之舞》。
在《春之舞》里面，她穿上了她的唯一的一件粉红的纱裙；在《人民军战士之舞》里面，她演战士之妻。这时候人们才注意到她原来是这村子里的最美丽的姑娘，并且她表演得非常好。
“人民军战士之妻”的好几个动作，使得有些战士的眼睛都潮湿了，甚至连老侦察员王顺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这表演的第一节的内容是：人民军之妻背着孩子，在敌机的轰炸下，送丈夫重返前方。王顺心里的感情很复杂，他就悄悄地注意着坐在他旁边的王应洪，可是这年轻人却好像没有什么感触，沉思地看着“人民军之妻”的飘动着的长裙——这个新战士，这时候是在想着虽然今天晚上他们就要上阵地，可是他却还没有战斗过，比起舞蹈里的那个挂着国旗勋章的人民军战士来，他真是差得太远了。他就是这样想的。后来发生了一点意外的情况，就是，班长王顺发觉出来，当金圣姬舞蹈着的时候，坐在圈子里面的村子里的姑娘们都在陆陆续续地朝这边看，而且悄悄耳语。……舞蹈一结束，姑娘们就用中国话叫起来了：欢迎王应洪唱一个！——她们甚至知道了他的姓名！战士们，包括连长和指导员在内，都轰的一下鼓掌了，而王顺就注意到，这时那个“人民军之妻”的脸上是闪耀着多么辉煌的幸福表情！王应洪很惊慌，哀求班长替他抵挡。王顺站起来了，自告奋勇地说：“我来唱！”可是姑娘们说，你也要唱，先让他来！这时连指导员跑过来了，像哄小孩一样对王应洪耳语着，把面孔通红的王应洪拉了出来。王应洪敬了一个礼，终于低声地唱了一个歌。大家沉静地听着，他唱得实在不好，战士们都替他捏着一把汗，可是姑娘们却听得出神——唯有那个“人民军之妻”带着一种担忧的、惊讶的神色。歌声一停，从姑娘们里面爆发了狂烈的鼓掌，于是王顺又看到了，那个也在轻轻鼓着掌的“人民军之妻”的脸上，闪耀着多么辉煌的幸福表情！
黄昏的时候，天气很晴朗，侦察排上阵地了。他们离开村子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儿童们都送到了村口，望着他们走下山坡。金圣姬母女也送出来了，可是金圣姬现在却显得冷淡而严肃。她跟在母亲后面，看也不看王应洪；她母亲摸摸这个战士又摸摸那个战士，最后就拉住王应洪的手，说着说着落下了眼泪，她却是一声也不响。她慢慢走着——在她自己的独特的思想中。
战士们走下了山坡，一边走一边回头招手，喊叫，大家都舍不得这些已经变得如此亲爱的人们，可是王应洪，既不回头也不说话，跑得很快，几步就奔下了山坡。
战士们走得很远了，在昏暗中看不见了，其他的一些送行的人们也陆续回去了，金圣姬才突然哭起来，拿手巾掩着脸急忙地朝家里跑去。因为到连部去谈话落在后面，最后才赶出村子的班长王顺，看见了这个。这姑娘哭着擦过他身边。
他站下来回头望着她，叹了一口气。
这姑娘呀，我也不是没有妻子儿女的人，这叫我怎么才能跟你解释呢？
他心里同时就更疼惜那个年轻的侦察员，这年轻人被这样的爱情包围着，可是自己不觉得，似乎还不懂得这个，一心只想着在战场上去建立功绩。于是王顺的眼前又一次地浮起了那遥远的和平生活，并且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这和平生活已经把那纯洁、心地正直、勇敢的年轻人交托给了他，在他的带领下，这年轻人正在大步走向战争，这个他还没有经历过的，他还不懂得的战争。
上阵地的第三天，听说战斗任务已经交给他们班，晚上就要出发，王应洪非常兴奋，就换上了那一套留了好些天的干净衣服。于是换衣服的时候他又发现了那双袜套，并且还增加了一条绣花的手帕，用中国字在两朵红花的上面绣了他的名字——很可能这姑娘是从他的背包或笔记本上模仿去的——又在花朵的下面绣了几个朝鲜字，他想那一定是她的名字。这两个名字都是用紫色的线绣的。他顿时心里起了惊慌的甜蜜的感情。第一个念头是想汇报给班长，但在从坑道里往外去的时候，他犹豫起来了。他想，现在班长这么忙，马上要出动了，……等完成任务回来再说吧。
当然这时候他是想留下那条手帕。于是他把它仔细地折起来，放在胸前的口袋里。
黄昏的时候，王顺就带着他的班出发到敌后去了。任务是捉俘虏。
用侦察员们自己的话来说吧，任务是艰巨的。一个多星期以来，从敌人的炮火和敌人纵深里的活动情况上判断，前沿青石洞南山的敌人似乎变更了部署，而且似乎有发动进攻的模样；而我们又正在计划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击战，夺下敌人这条战线的咽喉青石洞南山。按照原定计划，这个战斗早些天就要发起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但是因为没有能最后地弄清敌人的变化而暂时地搁置了下来。上级指挥机关迫切地需要一个俘虏，但师的侦察队出动了两次都没有结果；战争两年多，敌人变得胆小而狡猾，俘虏不是那么容易捉到的。因此，这次就把团的侦察排的最好的一个班拿出去，把本来预备作为重要的下级干部而提升起来的侦察功臣王顺拿出去，这样，就在全班唤起一种极其严肃的感情，大家都明白这是关系全局的重要任务，这次出去，无论如何也要捉到一个俘虏。由于这种自觉的光荣意识，这个班里就升起了一股对敌人的傲气，在出动之前的紧张的准备工作里，他们的沉默的、严肃的、敏锐的神情和动作表示出来，无论是什么样的敌人，他们都要把他捏在手心里，只有他们先把敌人捏在手心里，全军才可以捏住前沿的山头，粉碎青石洞南山。
在班长王顺的身上，这种对敌人的傲气是表现在冷静的眼光、变得很慢的严肃的动作和沉默的严厉的神情里面的；这负着重大责任的老侦察员是深知战前准备工作的重要的，他默默地、严厉地打量他班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支枪和每一双鞋带，不时地沉思起来，不耐烦和不相干的人说话，把那个跑来和他开了一句玩笑的连部通讯员一句话就熊走了。但在年轻的王应洪，这一股对敌人的傲气就表现在抑制不住的扬眉吐气的兴奋神色里，他无论如何也学不到班长的那股冷静。因而，当连长陪同着团参谋长来看一看他们的时候，班长王顺严厉地、惊心动魄地喊了立正的口令，他就扬着头、挺着胸，冲锋枪斜挂在胸前，显出了那种特别吸引人的天真而高贵的神情。
认真说来，班长的这个和平常完全不同的立正的口令，才是他的军事生活里的第一课。
特别因为他怀里揣着那一条绣花手帕，这也才是他的明朗的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课。他的慈爱的母亲在贫苦的生活中给了他的童年许多温暖，这绣花手帕又给他带来了他所不熟悉的模糊而强大的感情，他现在要代表母亲，也代表那个姑娘——不论他对她如何冷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为祖国，为世界和平而战，这一切感触、思想、感情，都出现在班长的那个立正的口令中，或者说，因那个立正的口令而出现了；这立正的口令使他全心全意地觉得满足和幸福。
团参谋长是笑着走进坑道的，在王顺的立正的口令声中变得严肃了，一下子感觉到了这个班的这一股必胜的傲气，于是心里突然疼痛起这些青年来。他走到王应洪的面前就不觉地站了下来，对着这年轻的侦察员看了好一阵，严肃的脸上又露出了微笑。
“这就是他么？”他问连长。
连长没有弄清楚参谋长指的是什么，因为关于这个年轻人的所有的事情团里都知道，但他看出来参谋长是喜欢这年轻人的，于是高兴地回答说：
“就是他。”
“王应洪！”参谋长喊着，显出了幽默的神气，眼睛里闪出了友爱的讥讽的光芒，看着这年轻人。
“有！”王应洪大声回答，下巴更抬高了一点。
“听说是——你曾经把你们班长俘虏过，俘虏他是很不容易的啊，有这事么？”
“那是，……”王应洪说，他想说：“那是班长让我的。”
但马上觉得这样讲述不合乎一个军人的性格，于是大声回答：
“报告，有这事！”
“唔，好！”参谋长显然很满意，虽然他早就知道这一切：
“二班长，有这事么？”
“报告，有这事！”王顺骄傲地回答。全班的战士们的脸上都出现了微笑。
从这两句回答，参谋长就看出了这个班是团结得很坚强的。他检查了他们的行装和伪装圈：一切都合乎要求。他简单地又讲了讲这次任务的性质，并且抽出一个战士来问了一下他们准备的有哪几个战斗方案，指示了两点，于是这个班就出发了。
他们悄悄地、疾速地通过了敌人炮火封锁区，过了一条很浅的小河，顺着交通沟绕过一个山坡，潜伏着观察了一阵，就开始在黑暗中越过战线。
有一段路他们是在一片长满野花杂草的开阔地中间一点一点地前进的。左后面是我军的小山头，右边是敌人的山头，正往我军的阵地上打着机枪。这一阵机枪似乎帮助了他们，他们敏捷地跳跃着前进。王顺、副班长朱玉清，和其他的几个老侦察员都很熟悉道路和情况，这开阔地上不至于有敌人的岗哨：敌人不敢下来。他们刚通过不一会，就有一排机枪打在他们刚才越过战线的地方，显然地敌人是用火力盲目地警戒着那里。现在侦察员们的目标是一百米外开阔地中央的一丛槐树，槐树丛里面有土坎，可能敌人在那里安置了哨兵，如果是这样，而且不超出三个人，那就一下子干掉敌人，任务就基本完成了；如果没有，那就先占据这槐树丛再来计议。他们用战斗的队形分三面迫近这槐树丛了。天气阴沉而且吹着小风，很利于侦察员们的活动。班长王顺在前面发出了记号，大家卧倒，听着动静。除了微风吹动树叶，和附近的什么地方有溪水的流响声以外，没有别的声音。开阔地上长着一些春天的金达莱花，王应洪轻轻地拨开他面前的花枝，希望能更清楚地看见班长。但在这个不知不觉的动作里，他却摘下了一个花枝，把它衔在嘴里。这是因为他毕竟是初上战场，而这附近的这一片寂静特别使他激动，于是，面前的清楚可见的一切，杂乱的小草和小花，就叫他觉得安全和亲切：这些随处可见的小草和小花，仿佛是熟识的友人一般，忽然间就替他破除了战场上、敌人后方的那种神秘可怕的感觉——虽然他不曾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状况。他在激动中比老战士们想得多。他甚至于忽然想，现在他可以写信告诉妈妈，他到敌人后方来战斗了。把那花枝在嘴里咬了一阵，班长又做了记号，他们又前进的时候，他就把花不知不觉地拿下来塞在衣袋里。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他的头脑是曾经闪过什么念头，他做这点多余的动作是为了对自己表示沉着。也许他会写信告诉母亲的——他老人家把朝鲜战场想得才简单哩。现在他们到了槐树丛边上了——里面没有敌人。
他们决定再深入。他们有好几个战斗方案，现在时间还多，看起来他们还不必考虑到最后一个战斗方案，就是用火力向少数的敌人强攻。因此他们就放过了山坡上的几处地方，那里有敌人的帐篷，传来说话的声音。他们紧挨着山边的一条小路前进，这小路是敌人前后交通的一条次要的通路，一定会遇到什么的。他们前进得很慢，贴着山坡和路坎，走几步听一下。他们不断地听见附近的山头上、帐篷里敌人的哇哇的声音，有一次还听见一个醉醺醺的歌声。枪声和炮声都落在他们远远的后面了。紧张的感觉加强着。快要走到小路转弯的地方，班长停下来了，向王应洪走来，对着他的耳朵说：“往后传，在这里等，沿着路边拉开距离二十米一个，副班长带第二组到下边洼地里掩护，……”这微小而又清楚的声音，好像不是班长的，好像是从很深的地底下传出来的一样。他往后传了。于是人们拉开了距离隐蔽了，现在，这个满怀激情的新兵，看不见他前面的班长，也看不见他后面的同伴了。
一点声音，一点动静也没有，王应洪贴在路边上杂草中间趴着，紧握着他的枪，并且摸了一下他腰上的手雷和加重手榴弹，以及那一把叫他觉得很威武的侦察员的匕首。虽然他的理智告诉他，班长和同志们就在几十米的前后或周围，在各个地方隐蔽，但是他仍然禁不住觉得可怕的孤独。他好不容易才抑制住他的冲动，就是，想往前爬一点，靠近班长，或者轻轻地喊一声试试——他多么渴望听见班长的声音啊。他的思想纷乱了起来。这样寂静，这样绝对的静止——这是和练兵的时候完全不同的，那时候在寂静中甚至还觉得有趣——他从来也不曾经历过，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被这深深的寂静所笼罩，所麻痹，不可能再从地上起来了。他用各种方法鼓舞自己，可是他的思想活动好像也是很困难的。最初，他无论想什么，都不能摆脱这孤单和寂静的意识。他努力去想到连队、团参谋长、亲人们……后来他又想着母亲，想着他满十岁时候，母亲才替他做了一件新棉袄，替他试这新棉袄的时候，母亲不住地把他转过来又转过去，拍着他的胸又拍着他的背，非常幸福地对父亲说：“看，正合身！
正合身！”忽然地他想到，母亲到了北京，在天安门见着了毛主席。母亲拍着手跑到毛主席面前，鞠了一个躬。毛主席说：“老太太，你好啊！”母亲说：“多亏你老人家教育我的儿子，他现在到敌后去捉俘虏去啦。”于是他又想起了金圣姬，她在舞蹈。看见了她的坚决的、勇敢的表情，他心里有了一点那种甜蜜的惊慌的感觉。他说：“你别怪我呀，你不看见我把你的手帕收下了吗？”可是金圣姬仍然在舞蹈，好像没有听见他似的；敌机投下炸弹来了，那个“人民军之妻”紧抱着孩子扬起头来，她的嘴唇边上和眼睛里都有着悲愤的、坚毅的表情；于是那个英勇的人民军战士一下子出现了，他的胸前闪耀着国旗勋章。……但忽然地这一切都消逝了，仍然是面前的草叶、灰白色的寂静的道路。想象着这亲爱的一切，一瞬间就排除了对周围的寂静的苦痛的感觉，一瞬间觉得，这并不是在敌人的旁边，而是在亲人们的中间。但这些闪电一样的想象马上就被从心底里冲出来的对于目前的处境的警惕打断了，于是重新又感觉到那孤单、寂静。……
多么漫长的时间呀。但这时更紧张的情况到来了——传来了一大群皮靴踏在沙土路上、踩过草叶的声音，这声音立刻更响，更清楚了，而且连说话的声音也听得见了。敌人，美国兵正在这条路上往这边走来。他抓紧了枪。在阴沉的天空的背景下，看得见那在草丛上面露出半截身子来的高大的敌人了，一个一个地从小路转弯的地方陆续显露出来，走得很密，总有一个排，有的还在吸烟，看得见那闪耀着的红火头。
现在那走在前面的几个美国人照距离看起来是已经走过班长的身边了，可是班长那里没有枪响。如果有枪响，那他就会不顾一切地端起枪来冲上去，那样要好得多，可是现在不是这样。没有班长的口令，谁也不能动的。那么现在这些美国兵正朝自己走来。，……他忽然想：班长是不是还在那里呢？
如果班长不在怎么办呀？这想法好像很真实，于是他差不多想要开枪了，或者想要怎么样地动作一下，反正是要动作一下，因为他正躺在路边上。但正在这个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侦察员的铁的纪律使他的头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大皮靴杂乱地踏了过来。……这年轻的侦察员一动也不动，他的眼睛和枪口对准了他们。这纪律的意识战胜了一切，完全改变了他的状况。这就是，他意识到：他完全不属于自己，甚至也不属于自己的热情和勇敢，他的热情和勇敢必须绝对地属于伏在小路周围的黑暗中的他的班，而他的班属于他的连，他的团……。绝对的寂静正好对他证明了他的班的威严的存在，他现在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班长和同志们的眼光和动作。于是他觉得他是十倍、百倍地强大，寂静和孤单的感觉完全没有了，他有手榴弹和冲锋枪，在等待命令。这样，他的头脑就变得冷静而清楚，浑身都是无畏的力量——由于纪律的意识，他就从那个幻想着的热烈的青年，变成了真正的战士。
一个又一个的敌人踏过他的身边，有一只皮靴离得这么近，几乎踏着了他的肩膀。……他一动也不动，仇恨而冷静，像一个侦察员在这时候所应做的，数着敌人的数目，判断着他们的意图。敌人前后招呼着，通过去了。
班长那里仍然没有动静。
班长王顺决定放过这大约一个排的敌人，克服了战斗的诱惑——他的班是有可能歼灭这一个排的——那理由是不用说明的。但即使对于老侦察班长说来，克服这战斗热情的诱惑，也不是容易的，他有很多次这样的经验了。占着有利的地形，枪一响，盲目的敌人就成群地倒下，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可是现在情形并不这么简单，他们是在敌人的纵深里，他不仅对他的班，而且对全军都负有重大的责任。而他的班，他从那绝对的沉寂里感觉到，现在是像他的全身的一部分一样，完全属于他的意志的，可是，不仅他们属于他，他也属于他们，在这种情况里要决断，是很沉重的。
是不是也有可能一下子歼灭敌人的大半，抓住了一个俘虏就立即撤退呢？当这个排的最后几个人通过他的身边，就是说，当这个排全部都落在他的班的范围里的时候，他这么问着自己。但他本能地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伏在路边上的草丛里，看着那最后的一双大皮靴从他的面前两步远的地方踏过了，紧紧地咬着牙才克制住了他心里的复杂的激动。
他判断后面可能会有零散的敌人，于是决定继续等待。而这个时候他就更迫切地渴望着他的班继续保持着绝对的寂静，他心里不禁担心在他后面离他二十米远的那个年轻人——在这种时候，连老战士也有可能一下子弄出什么声音来的。初上战场时的那些感觉，他是记得很清楚的。当敌人经过他身边而向王应洪的位置走过去的时候，他替他感到苦痛的紧张。
于是，当他的班保持着绝对的肃静和隐蔽放过了这一个排敌人之后，从这深沉的肃静中听出来这个班的威严的呼吸和坚强的纪律，他就觉得喜悦，并且从心底里赞美起那个初上战场的年轻人来了。
果然后面有零散的敌人。皮靴踏在沙土路上的声音又传来了，一个影子在天幕下出现了。这个敌人走得有些蹒跚，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语，好像是喝醉了。这正是机会。这敌人到了他的附近，他正准备着一下子跃出去的时候，前面的路上却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另一个敌人凶恶地喊叫着追上来了。
他以为他的班的行动被发觉了，但这时在他的眼前却出现了他所没有料到的事情：那追上来的敌人扑了上来就给了那第一个敌人一拳，那第一个敌人呜呜哇哇地叫着，在挨了第二拳之后就回击了。两个人打起架来。侦察员的眼光看出来，这两个人都是军官。于是他下决心趁这机会动手。而这时，好几个侦察员都从他们的位置上出来了：听着打架的声音，又被土坡遮拦着看不清楚，他们就以为是他们的班长在和敌人格斗。班长王顺拔出锋利的匕首，跳上去捅倒了一个敌人，第二个敌人狂叫起来向前逃跑，却被王应洪一下子奔出来抱住了。
那敌人继续狂叫，王应洪恨透了这狂叫，用可怕的力量抱住他，几乎要一下子扭断他的筋骨，但这敌人却是意外的胆怯，在他的肩膀里好像是棉花团一样，顺着他的两臂的压力就抖索着对着他跪下来了。班长奔上来用一块布塞住了这敌人的嘴，这样他们就得到了一个俘虏。
但这时远远地传来了枪声。因为这个俘虏刚才的这一阵狂叫，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排的敌人回转来了。狂叫着，奔跑着，离这里还有五、六十公尺远就胡乱地放着枪。王顺命令侦察员们把俘虏拖到洼地里去，大家都向洼地里撤退，没有他的命令不准射击。他们刚离开小路，敌人的那个排已经迫近到四十公尺，已经在路边上散开，开起火来。并且右边山头上敌人的一挺机关枪也开起火来。
他们迅速地在洼地里退走，但到了洼地的中央，就叫敌人机枪的火力拦住了去路。而敌人的那个排已经向他们采取了包围的形势。于是王顺命令他的班散开来停止不动。他仍然不还击。
这老侦察员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危急的处境。他轻视这些敌人，他冷静地观察着情况，决心要把他的班，连同那个重要的俘虏，都带出去。洼地草丛里的这种寂静使敌人不安了——到底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敌人不敢近来，只是架起了机枪朝这里那里地射击着，而右边山头上的那挺敌人的机枪，原来是胡打着的，这时反而向这挺机枪开火了。敌人里面发出了几声嚎叫，显然是被自己的火力打倒了几个。但后来就升起了一颗绿色的信号弹，山头上的火力停止了。
这时候王顺已经把他的班撤到一条干涸的沟里，占据了比较有利的地形。情况很危急，山头上的敌人可能就要下来，这里再不能停留，于是他下定了决心了。他命令王应洪跟着他留下来掩护全班；命令副班长朱玉清率领其他所有的人带着那个俘虏利用这条沟的地形向左后面撤退。当他和王应洪打响，把敌人的火力全吸引过来之后，朱玉清就应该带着侦察员们往左边的山坡后面冲去，进入一片树丛。除非敌人发觉了，进行追击，就不许回头。天亮以前必须把俘虏带到家。
副班长朱玉清想要自己留下来，其他几个侦察员也这样想，但他们听完王顺的清楚、简单、小声的命令以后，就不再作声了。班里的侦察员们大半都是王顺带领、培养出来的，连副班长朱玉清也是王顺带领出来的，大家都熟悉他的性格：
对于这样的一个威望极高的班长和代理排长的命令，大家是无法说什么的。
于是人们开始撤退，抬着那个俘虏迅速地沿着小沟向左后面走去。估计他们已经快要爬上开阔地，而敌人的机枪正封锁着那里，王顺就命令王应洪留在沟里，听他的动静，他自己就爬上了沟沿，像箭一般地一下子跃到十米外的洼地中央的一个小土包后面去了。他一跃到那里就向三四十米外的敌人开火了，他打了一梭子就向右滚去，又打了一梭子，然后投出了手榴弹，并且喊着：“同志们，三班的跟我来，四班的向右！”王应洪也开火了，他学习着他的班长，打了几枪马上又跑到另一个地点投出手榴弹，同样地喊着：“五班的，在这里，同志们冲啊！！”他真的觉得他和无数的人在一起战斗。
敌人的火力被吸引过来了。这时候，苦痛地听着这两个战友的惊心动魄的喊声，副班长朱玉清和侦察员们带着俘虏安全地潜入了左山坡后的树丛。
班长不让别人，却让他留下来和他一同担当这个严重的战斗，王应洪觉得意外的幸福。
并且班长是这么干脆，没有说明为什么单单留下地，也没有对他特别嘱咐什么，这种绝对的信任就使得他处在他从来不曾知道过的光明和欢乐里。
他简直忘了他还是第一次处在敌人的火力下面；在他的一生里面，这还是第一次战斗。
他觉得他仿佛已经是身经百战了——事实也确乎可以是这样的，当他屏息着趴在路边上，看着敌人的大皮靴踏过去而意识到战斗的纪律，并且随后他又活捉了那个敌人，使敌人在自己面前跪下，他的战士的心就迅速地成长了。
至于班长呢，他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单单命令王应洪留下来。他也许是赞美了这新战士刚才在潜伏中的沉着，在活捉敌人时的勇敢，想要锻炼一下这心爱的战士；也许是出于高贵的荣誉心，想要叫这年轻人看一看，学一学他这个老侦察员是怎样战斗的；但也许是想到了那件使他不安的爱情，金圣姬那个姑娘的眼泪。谁知道呢，也许他觉得，叫王应洪留下来从事这个绝妙的、但也是殊死的战斗，就会给那个姑娘，那个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带来一点抚慰，并且加上一种光荣。他是看见过那个姑娘的那么辉煌的幸福表情的。这一点是确实的；因为那个姑娘的那种不可能实现的爱情，以及王应洪对这爱情的极为单纯的态度，他就更爱这年轻人了。他的决定总归是和这有点关系的，在战场上，人们总是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最心爱的人的，虽然这时候他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一切。
总之，英雄的老侦察员和他的助手打得非常漂亮，掩护着全班撤退了。
敌人在打了一阵机枪之后，忽然地停了火，而且还后退了几米。这奇妙的情况马上就揭晓了，原来敌人是非常隆重地在对待着这场战斗：空中出现了四五颗照明弹，随即就是一阵迫击炮弹短促地呼啸着落了下来，在这块洼地上爆炸了。
显然敌人已经用无线电报话机联系了他们的炮阵地。这个班最初的那一阵绝对的沉寂骇住了他们，他们总以为这里有很多的志愿军，随后王顺和王应洪的突然的开火和喊叫更使他们觉得是证实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就来正规化地作战了。如果听一听敌人在无线电报话机里说些什么，以及敌人的指挥机关在怎样吼叫，确实会很有趣的——看到落在周围的炮弹，王顺不禁笑了。威风极啦，怎么不连榴弹炮也拿出来呀。
王顺滚回到沟里，命令王应洪停止射击，准备夺路撤退。
这时，按照美国的步兵操典，在一顿炮击之后，以机枪掩护，那一个排的敌人就从两翼包抄过来了，发出了呐喊的声音，卡宾抢打得像放鞭炮一样。而且，右边山头上的那挺机枪也向洼地中央射击起来。
因为这洼地上的“战役”的巨大规模而快活，王顺就着手来还击。这种快活的心情是战争里最可贵的，从这种快活的心情，他就做出了一个聪明而大胆的决定：从敌人阵线的正当中，就是从敌人的那挺机枪那里突破过去。左翼的十几个敌人已经顺着土坡向他们这边扑来了，王应洪打了一串子弹，他却甩出了一个手雷。这一声轰然的巨响使得敌人倒下了一大半，就在这当中，王顺招呼王应洪跟着他跳出了这条干涸的沟，又往右边的敌人群里打了一个手雷。然后，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这两个侦察员沿着一条土坎向着正当中的那挺机枪奔去了，而那挺机枪这时正向洼地中央的那个小土包周围热情地射击着，以为那里隐藏着志愿军的主力；而右边山头上的那个火力点，则是正在忙着射击洼地的后半部，确信这是封锁住了志愿军的退路。并且，没有被打死的敌人，这时正向洼地的中央，连同着那条干涸的水沟，发起了勇壮的冲锋。
洼地上的“战役”，它的规模就是如此。这时那两个侦察员却突然出现在敌人的“纵深”里，用不几发子弹结果了那两个机枪手；灵机一动，王顺一下子扑倒在机枪的跟前，对准那些敌人射击起来了。事情于是非常简单，他射击了半分钟不到，就结束了这个洼地上的“战役”，当剩余的、滚在沟里的敌人刚刚明白过来，又打出了信号弹的时候，他已经带着他的助手投入了黑暗的荒地，越过了一条小溪，跑进了大片的洋槐树丛了。
王顺在前面奔跑着，他的左胳膊负了一点伤，这时才觉得有些疼痛。他听着跟在他后面的王应洪的脚步声，他忽然听出来这脚步声有些沉重，正在这个时候，右腿负伤的王应洪栽倒了。
他们两个都弄不清楚这是在什么时候负的伤。王应洪身上的伤还不止一处。在当时，他一点也不曾感觉到自己是负伤了，充满了胜利的快乐，无论手和脚都是灵活的。但现在这些伤被意识到了，一经被意识到，它们就发作了，于是王应洪支持不住了。
王顺一声不响地背起他就走。他们是一刻也不能在这附近停留的。敌人的整个的阵地这时一定是在骚动着，加强了警戒，要搜捕他们的。
意识到这紧张的情况，王应洪就要求班长不要管他，但是班长理都不理他。在年轻的新战士的心里，燃烧着壮烈的感情，他觉得他已获得足够的代价，他从来不曾想到他第一次参加的战斗有这么辉煌，他觉得现在是到了牺牲自己，而让班长脱险的时候了。于是，当他们出了树丛，迫近了敌人的警戒线，班长把他放在一条土坎后面，爬上去侦察情况的时候，他就下了这个决心；一有情况，他就留下来——像班长刚才带着他对全班所做的那样，用自己的火力和身体掩护班长脱险。
现在他们正在敌人阵地的旁边，这已经不是他们来的时候那一片开阔地，而是一条狭窄的山沟。这是最危险的地带，一有动静，敌人两边山头上的火力网就会把这一条不到四十公尺宽的山沟完全盖住；而且，两边的山坡上都有敌人的警戒。他只是在沙盘作业上学习过这一带的地形，班长却是知道一切的。但现在他们显然无从等待或另外选择道路。班长看了一看情况回来，就决定拖着他沿着土坎往山沟中间的几棵大树里面爬去。年轻的侦察员既经做了决定，看看没法开口向班长说什么，就把自己的冲锋枪扣在手中。他也用他的负伤的肢体帮着爬，咬紧牙关来忍受可怕的疼痛。这是非常艰难的道路，每一分钟只能爬行四、五米。
班长侧着身子，用右胳膊抱着他的胸部，用自己负了伤的左胳膊撑着地面，一步一步地拖着他。
“班长，……”他说。
“不许说话！”班长对着他的耳朵严厉地说。
“我牺牲了不要紧。”
“别说话，纪律！”
听到了这个，年轻的侦察员就不再作声了。
他们毕竟到了那几棵枝叶长得很稠密的栗子树里面了。
他们在一个小土包后面的草丛里潜伏了下来。现在又得再看动静。这时左右两边的小山头上，敌人互相地喊着他们听不懂的话，然后，就有三个巡逻兵从左边山坡出来，踏着草地慢慢地走着，端着枪，编成警戒的队形，向着这个栗树林走来。
“班长，”年轻的侦察员含着眼泪在恳求了，“我打响的时候，你从右边撤出去，……”
班长掩住了他的嘴巴。这个动作是为了警惕，但也是因为难过；说这种话叫老侦察员太伤心了。为了防止这年轻人的意外的行动——他感觉得出来这年轻人身上有着怎么样的一种激动，他也知道，在负了重伤的时候，人们会想些什么——他就拿负伤的左胳膊用力地压住了这年轻人的握着枪的手。
三个敌人的巡罗兵沿着土坎和草丛搜索，慢慢地迫近了这小小的栗树林中，其中的一个突然大吼了一声，于是王应洪震动了一下，但班长更用力地压住了他。老侦察员非常镇静，现在还不能判断他们是否已被发觉，因为敌人是常常要拿这一套来给自己壮胆的。三个敌人紧挨着走到这小栗树林来了，在离侦察员们潜伏着的土包三、四米的地方站下了，望这边瞧着。
连老练的侦察员这时也有些迷惑了。但侦察工作中的铁则支持着他，这就是，绝对不暴露自己。小风把粗硬的栗树叶吹得发响。这三个敌人互相说了什么，忽然地其中一个又向着右边吼叫了起来。于是他们走过去了。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侦察员们出了栗树林，沿着右边的山根一寸一寸地爬行，这一个拖着那一个。没爬行几十米，又出现了敌人的巡逻兵，于是紧紧地贴着地面伏着；愈来愈明显地感觉到年轻人身上的激动，王顺沉着地压着他的手腕，并且用力地捏了一下他的的手。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他们是这样地相爱而血肉相联，他决不能丢下他，而且，他还很有力量。……负了伤的特别艰难的行动，以及敌人的加强警戒使得他们一直到天亮还没有爬出这条山沟。
眼看着快要天亮，王应洪就又要求班长不要管他；他甚至于哄骗班长说，只要班长先走，他就能慢慢爬回自己阵地的。班长不理他，这沉默是含怒的。班长拖着他爬到一条长满杂草野花的小沟里，使他躺在一块比较干的地方，又爬过去慢慢地弄来一些草把沟边上细心地伪装起来，——这两个侦察员就躺下了，在这条狭窄的沟里，着手来度过这个白天。
他们离山头上的敌人地堡仅仅三十米。但白天的情况也有有利的地方，因为我们阵地上的火力已经能封锁到这个山坡，敌人是不大敢下阵地来的。
班长替王应洪包扎了伤口，也把自己的伤收拾了一下。这年轻人的伤势使他痛心。他竭力显得安静，拿出一块手帕来，在水里弄湿，轻轻地替他擦着脸。然后就拿出了一个馒头——这老侦察员，是有着这种周密的计算的——分了一半给他。
可是王应洪一口也不肯吃。他难过极了；意识到自己拖累了班长，这种心情比身上的伤还使他痛苦。他透过面前的杂草，定定地瞧着辉耀着阳光的五月的天空，一动也不动。
“纪律，”班长对着他的耳朵说，“你是祖国的好青年，你是人民的好战士，吃这半个馒头，这是纪律。”
于是王应洪开始吞吃馒头了。
黑夜过去了，现在是要再等到晚上。离自己的阵地还有两百米。但班长的脸上却出现了愉快的神情。他想要使这个年轻人改变心情，而且，胜利地完成了的捉俘虏的任务，洼地上的那个杰出的战斗，对这年轻人所尽到的责任，这个狭窄的小沟里的神秘的隐蔽，这一切都使他变得像早晨的阳光一样愉快。于是他躺在王应洪身边，几乎是全身都躺在湿泥里，对着王应洪的耳朵小声地、活泼地说起话来了。
“你猜我头一回当侦察员的时候是怎么的！一听见敌人的声音我就发懵了，没有你这么沉着勇敢。那时候我的政治觉悟也不怎么高，还想家哩。我也是老战士一点一点带出来的；咱们部队就是这样，一代传一代，一代比一代强——咱们的这个英勇顽强的老传统。我带着你这也不是为了你，这是为了咱们全军，也是为了人民和党的事业，你为啥要难过呢？”
王应洪不作声。他在想：“难道不许我为了人民和党的事业掩护你撤退么？”
“今夜晚咱们肯定能回到家里，咱们要去见连长，见团首长，俘虏是你抓的，你这次的功劳我一定要给你报上去。连首长团首长都在盼着你呢。”
“我没啥功劳。真的。我就是觉着我够本了，天黑了你先把我留在这里吧。”王应洪冷淡地说。
“不哇，同志。”老侦察员热烈地对着他耳朵说，“够本，这思想要不得，错误的。咱们革命的战士，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不是这么容易就够本的哪。一代又一代的，战场上多少同志流血牺牲才培养出咱们来的呀，你算算这个帐吧，歼灭了一个排的烂狗屎敌人就能够本？”沉默了一下，看见这年轻人仍然不作声，他忽然微笑着非常柔和地说：“你还想着金圣姬那姑娘不？”
“没有。从来我就……”
“不是说的这。咱们也是为她，为老大娘战斗的，朝鲜人民血海深仇还没报，就够本？”这样他就把金圣姬姑娘也巧妙地拖到他的论据里面来了，他迫切地希望打动这青年战士的心，使他放弃那些苦痛的思想：“你说，咱们回到家，过些天再到村子看看，金圣姬跟她妈见到咱们可要多高兴啊，我要好好地跟她谈一谈咱们的这场战斗……”
他的眼前就出现了那姑娘的闪耀着灿烂的幸福的面貌。
他并且又想到了舞蹈里的那个“人民军之妻”。在他命令王应洪和他一同留下的那个严重的瞬间，以及在他拖着这青年爬进栗子树林的时候，这个灿烂的幸福面貌都似乎曾经在他的心里闪了一下。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确实是这样的。他替这个不论从军队的纪律，或是从王应洪本人说来都没有可能实现的爱情觉得光荣，于是他觉得，他拖着王应洪在山沟里一寸一寸地前进，除了是为了别的重大的一切以外，也是为着这姑娘。她曾经在那黄昏的山坡上掩面哭着从他的身边跑过，于是他觉得他是对她负着一种他也说不明白的、道义上的责任。
他怜惜她不懂得战争，怜惜她的那个和平劳动的热望；他觉得他真是甘愿承担战争里的一切残酷的痛苦来使她获得幸福。于是，爬进栗子树林进入这条小沟，替王应洪裹着伤，要他吃馒头，拿纪律来强迫他，哄他，又对他小声地柔和地说着话，这一切动作都好像在对他心里的金圣姬姑娘说：你看，我是要把他带回来再让你看看的，你要知道我爱他并不比你差，我更爱他，而且，你看，我决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不通情理的冷冰冰的人！
说来奇怪，他所担心，所反对的那个姑娘的天真的爱情，此刻竟照亮了他的心，甚至比那年轻人自己都更深切地感觉到这个。那年轻人沉默着，透过面前的草叶和几枝紫红色的金达莱花望着明朗的开空，他此刻没有想到这个。从敌人在他的眼前出现以来，他一直忘了这个，但在刚才班长说到纪律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他有件什么事情做得不顶好，接着，班长说起了金圣姬，他才想起来这件办得不怎么好的事情就是他口袋里的那一张绣花的手帕。他现在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道理。他的那种年轻人的惊慌而甜蜜的幼稚心情，已经被激烈的战斗和对任务、对班长的严重的意识所抹去，似乎是在他的心里一丝一毫也不存留了。他所不满足的仅仅是他没有能及时地掩护班长出险，此外他在生活中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东西了，何况那个他从来也没想到过的爱情。他也不理解那个姑娘的要建立一个和平生活的热望，她离他似乎很遥远、很遥远了。……他觉得，他没有及时地把手帕的事汇报给班长，是一个错误。这样，他就摸索着把那张折得很整齐的手帕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来了。
“班长，我还没跟你汇报，”他平静地说，“这是她又塞在我的军服口袋里的，昨天换衣服才发现，……还有那双袜套。”
班长接过去，展开那手帕来看了一看，想了一想，就又替他塞回口袋里来了。
“你留起来吧。”
“不，这违反纪律。”
“我相信你，同志，留着吧。”班长温和地说。这手帕此刻竟这么有力地触动了他，使他又想起了金圣姬的所有的美好的希望——而这美好的希望竟是不能实现的。在将来，他们终归会给这姑娘奋斗出一个和平的生活来，她将要结婚并生育儿女，那时她会怎样来回忆现在的这一切呢？“回去我汇报给连部，”他又说，“我想连部会同意你收下的，……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哪个同志会批评你不对的。”
“我要这个没有道理呀。”年轻的侦察员坚持地说。
“你留着吧。”班长同样坚持地说。
他们沉默了下来。远远的战线上有炮声，可是周围很沉寂。王顺继续想着这件事，这条手帕，女孩子家的希望，并且拿它来和他们眼前的处境对比，——眼前是毫不容情的战争，他们躺在敌人阵地上的这个泥沟里。他想，女人们是不了解这些的，当然，这也不必要她们了解。比方他那个老婆吧，离别六年了，来信总是以为他还是六年前的那个爱嬉闹的青年，总是嘱咐他进饮食要当心，早晚不要受凉——也不知她是托村里的哪位老先生写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真是连伤风咳嗽也要担心，可是现在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侦察员，不仅不再是爱嬉闹的青年，而且还规规矩矩地在无论什么泥沟里一潜伏就是几个钟点；早晚不要受凉！
这真是从哪里说起呀。……可是这种思想却也牵动了他的一点回忆。老婆的信里说：女儿已经上小学，认得一百二十一个字了。他好一阵子想着这一百二十一个字，并且搬弄着手指，想要弄清楚这一百二十一到底是多大的一个数目。一下子他惊讶了：“我在这么大的时候，一个字也还不认得呀！这数目不小呀！”透过草叶，有一线阳光落在他的脸上，他闭了一下眼睛，忽然比任何时候都更深、更鲜明地感觉到他所从事的战斗的伟大意义。在敌人阵地上的这个小沟里，他清楚地看见，那扎着两条小辫子的、认得一百二十一个字的小姑娘在他所耕种过的田地边上跑过，还背了一个书包！——这个他在中间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受苦的日子的家乡，这个生了他、养育了他，用地主的皮鞭迎面地抽击过他的家乡，从来不曾这么亲爱过！
“我忘了告诉你啦，”他对着王应洪的耳朵小声说，“我的八岁的女儿秀真，她认得一百二十一个字啦。”
王应洪转过脸来，微微笑了一笑。他当然高兴听到这个，可是他实在不很了解，班长此刻为什么会这么愉快。他觉得这一切只是为了安慰他，可是他是怎么也不能忘记目前的处境的。他摆脱不开这个思想：要不是他，班长早就脱险了。而且他身上的伤口痛得像火烧一般，浑身都没有力气，这就使他对今天晚上的路程更为担心。总之，他的思想是纷乱而苦痛的。渐渐地他抵抗不住身体的疲劳，迷迷糊糊地睡去了。那些苦痛的思想在睡梦中还继续了一会儿，他梦见敌人包围了他们，他想要冲上前去掩护班长，可是他的四肢无论如何也不能动弹。接着，他的梦境变得柔和起来了，年轻的、孩子似的心灵活跃起来了，他梦见了纺车在他的眼前打转——母亲在摇着纺车；仿佛是病了，母亲在守护着他，对他说：“好好睡吧，一觉睡到大天光就好啦。”他说：“不用，上级给了我重要任务！”于是他向敌后出发。忽然地金圣姬跑了出来，问他：“我的手帕你留着啦？”他说：“留着啦。”这时朝鲜姑娘们一起围上来了，赞美地看着他胸前的国旗勋章，欢迎他唱歌，他很慌张，想要躲藏。
金圣姬说：我代表他吧！于是舞蹈起来。她不是在别的地方舞蹈，而是在北京，天安门前舞蹈，跳给毛主席看。母亲和毛主席站在一起。舞蹈完了，金圣姬扑到母亲跟前，贴着母亲的脸，说：“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呀！”毛主席看着微笑了；毛主席并且也看了看他，对他点点头，他也没有忘记敬了一个礼。于是他坚强而快乐，继续向敌后出发，走进了一条狭长的山沟，……他心里一惊，苦痛的感觉又恢复过来，他醒来了。那在旁边睁着眼睛守护着他的，不是母亲，而是班长。看见他醒来，班长碰碰他，兴奋地小声说：
“你听！”
他疑惑地听了一下，没有听见什么。
“这还听不出吗？我们的榴弹炮——打青石洞南山。”
果然是的：我们的榴弹炮在向右边的小山头后面的敌人的青石洞南山射击。这不是平常的单发的冷炮，这是急促射，是排炮，每一次总有二三十发炮弹呼啸着穿过他们右前方的天空，然后就传来巨大的隆隆爆炸，连这小山沟里也充满回响。王顺听着这个已经好一阵了。
“再来三排，再干！”于是，好像是受着他的指挥似的，一排、两排、三排炮弹过来了。于是他判断着，这一定是副班长他们已经把俘虏弄了回去，情况已经判明，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要发起那个准备已久的对青石洞南山的反击战。他把这个判断告诉了王应洪，于是他们兴奋地听着射击声。
不久，在他们后面的一些山头上，传出了敌人的重炮出口的声音，炮弹尖厉地划过空气从他们的顶空飞过去了；在重炮的射击声中，离得很近，还有一个化学追击炮群的动作。
老侦察员的耳朵清楚地判断着这些。有一个重炮群似乎是新出现的，而附近的这个迫击炮群，在这以前更是不曾射击过的，它的位置很利于控制我军向青石洞南山右侧运动的道路。
显然的敌人最近布置了许多诡计，我军必须争取时间。他兴奋得甚至有些焦躁了，很懊悔自己不曾携带一个无线电报话机。我们的人有没有弄清楚敌人的炮阵地的这些变化呢？
就像是回答着他的焦心的疑问似的，我军的重炮向着敌人纵深里的重炮阵地，以及附近的这个迫击炮群还击了——也是排炮。落在附近的山头上的巨大的爆炸使得躺在狭窄的小沟里的这两个侦察员就受到了激烈的震动。显然的我军一下子就对准了敌人的新出现的炮阵地。
“肯定了！肯定！”王顺说。俘虏已经捉回，今天晚上就会发起战斗，这个他现在完全肯定了。
他是多么兴奋啊！我军的猛烈的炮击，山沟里的巨大回响，狭窄的小沟里的激烈震动，这一切，使他觉得这是他的部队、首长、同志、亲人们在呼唤他，因那个“洼地上的战役”
而欢笑，因他的苦痛而激怒，在支援他。
可是，对于侦察员们最爱听的我军的炮兵的这个合奏，王应洪却没有他的班长这样兴奋，虽然听着这些声音他的睁大着的眼睛也在发亮，并且嘴边上不时地闪过一点严肃的微笑。
初上战场时的那些幼稚的激动已经在他的身上消失了，他忍受着他的伤口的痛楚，变得这样地沉着安静，虽然他刚才还以他的全部的年轻的热情梦见过金圣姬，但在清醒的时候他却对这个很冷淡；他觉得他心里很坚强。于是，看起来他的年龄仿佛一下子大了许多，仿佛他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而那个热情的班长倒反而更像个青年了。
炮战沉寂下来不久，天就黄昏了。黄昏好像很长，很难耐，但天色毕竟黑了下来。这一天毕竟安静无事地过去了，王顺兴奋地准备出发。他甚至于有兴趣注意到了沟边上的那几棵紫红色的金达莱花，折下了一个带着两朵花的很小的花枝，插在王应洪胸前的衣袋里，并且开玩笑地说：“替咱们那姑娘带朵花去，气死敌人吧。”
天黑定了下来，他们爬出了这隐蔽了一整天的小沟，王顺拖着王应洪；向前爬行。
可是王应洪仍然怀着昨天夜里以来的那个决心。这决心愈来愈坚强。因而，当两个敌人搜索着巡逻过来，他们又隐蔽在土坎边上的时候，他就悄悄地向前爬行——王顺一下子拉住了他。但今天晚上星光明朗，他们的特别艰难的行动终于叫敌人发觉了。在草丛里又爬行了一阵之后，山边上传来了吼叫，立刻，两个敌人向着这边开着枪扑过来了。王应洪喊着：
“班长，你快走！”投出了手榴弹而且向前滚去。王顺冲上去打了一梭子子弹，打倒了这两个敌人，背起王应洪就跑，敌人从山边上陆续出现，卡宾枪打了过来——现在用不着再爬行了，没有办法再隐蔽了，于是王顺背着王应洪用所有的力气奔跑起来，在黑暗中高一步低一步地奔跑着，周围飞舞着敌人的盲目的枪弹。
还有五十米不到，就是敌我之间的开阔地了，冲过去！还有三十米，……还有十米了！
但敌人追上来了。
“班长，班长！”王应洪喊着。
又跑了两步，王顺一下子卧倒，把王应洪放在一块石头后边，说了一句：“你别动，放心吧！”就滚向旁边的一个土包，着手来和敌人做最后的决斗。约有一个班的敌人投掷着手榴弹卷过来了，突然地王应洪跪了起来——他居然还能跪起来——投出了手榴弹，而且越过那块石头一直迎着敌人滚去。王顺心里像刀割一般，象冲锋枪掩护着他，打完了剩下来的半梭子子弹。凶恶的敌人卧倒了一下又站起，继续冲来。
王应洪就整个地出现在敌人面前，拦住了敌人，进行决战了。
敌人蜂拥上来，想要活捉他。他打完了冲锋枪里面的子弹，一下子站了起来，用他的负伤的腿向前奔去，奔到敌人的中间，火光一闪——一个手雷爆炸了。
剩下来的几个敌人竟不敢再前进，而这时我军阵地上的火力支援过来了，我军的前沿部队出动了。……
苦痛的班长王顺，抱回了这个崇高的青年。敌人向王应洪拥来的时候他就向前奔去，投出了他那么宝贵地存留着的两颗手榴弹，……然后，他就扑倒在王应洪的身边了，喊着他，抚摩他，推着他，可是他不再动弹了。但他仍然似乎听见了王应洪的柔和的、恳求的声音：
“班长，我打响的时候……”他哭了，可是他自己不觉得。他以愤怒的大力抱起他来，在呼啸的子弹下，背着他跑过了最后的那几十米的开阔地，跳进了交通沟；对于就在他的头顶和身边呼啸着的子弹，他抱着绝对冷淡的、无动于衷的心情，好像它们是绝对不能碰伤他似的。跳进了自己阵地的交通沟，听见了自己人的声音，他就在一阵软弱里倒下了，但头脑仍然很清醒，紧紧地抱着王应洪，喃喃地说：“王应洪，我们回来啦！”
夜里十点钟，根据从那个俘虏那里得来的情报——这居然是个上尉，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份文件——我军发动了对青石洞南山的攻击，一个钟点以后就全部地歼灭了山头上的两个加强连的敌人。
班长王顺苦痛了很多天，他的身上揣着那一条染满了血的手帕。他先是把这手帕交给了连里，可是后来，团政委找他去谈话，又把这手帕还给他了。团政委详细地问着他们在敌后的一切，那年轻人曾经说过些什么话，以及洼地上的那一场战斗是怎么进行的。后来，沉默了一阵，就嘱咐他去看一看那个姑娘，把这件纪念品给她；政委说，依他看来，去看一看那两母女，告诉她们这件事，是比较合适的。王顺也这样想，可是好久都很难有这个勇气。这天早晨，上级给王应洪追记一等功的通报发下来了，他心里稍稍安慰了一点，就请示了连部，走下阵地来了。
金圣姬母女不知道这件事情。她们怎么能够知道那敌后的潜伏、洼地上的“战役”、栗树林中的爬行，她们怎么能知道这些呢？她们日日夜夜地望着闪着炮火的前沿，那里有她们的战士们，她们为他们洗过衣服，那里有那个心爱的青年，虽然他好像一直不懂得她们的心愿，但她们觉得，他终归是会要回来的。为什么不呢？人们说到中国军队的纪律，可是在她们看来，这与纪律有什么关系呢？
听说班长来了，金圣姬兴奋得像一阵风一样地从屋子里跑出来了，老大娘也笑着迎出来了。好几个妇女跟着进来了，因为她们好久没见到这些熟识的战士们了。不一会，小院子里已经围满了人。
班长王顺看了一看周围：自从他们上阵地以后，这院子里看来是没有什么变化。水缸也还在那里，装酸菜的坛子也还在那里，墙上的牵牛花开得很好。他甚至还注意到了支在水缸后面的那个打老鼠的小机器，那是王应洪帮老大娘做的。
他坐了下来，对大家问了好以后，就不知道要怎样开口。母女两个，以及院子里的妇女们，都看着他。终于他简单地说起了他们的胜利，王应洪的牺牲，同时取出了那条绣着两个名字的、染满了鲜血的手帕。
在他一开口说话的时候，金圣姬的眼睛马上睁大了，嘴唇有点发抖，脸色苍白起来，这敏锐的姑娘已经猜到了。老大娘在看见了这条手帕的时候就哭起来，院子里的妇女们都哭了，可是金圣姬却不哭，只是脸色非常苍白，眼睛发亮，一动也不动地看着王顺和他手里的手帕。王顺在妇女们的哭声中继续慢慢地、困难地说下去，把手帕交给了金圣姬，随后又取出了一个纸包，从纸包里拿出了一张王应洪的照片。
老大娘哭得很厉害，可是金圣姬不哭。王顺注意到，这姑娘竟有这样的毅力，她一件一件地接过了东西，甚至还没有忘记把它们好好地折起来，包起来。只是她的眼睛更亮，睁得更大，脸色更苍白。
后来，王顺坐在踏板上，低着头，好久说不出话来。妇女们忍着泪肃静地看着他。他想要说一些话，政委也曾经嘱咐他说一点话，他想说：“为了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王应洪同志英勇牺牲了，请你们不要难过，我们志愿军全体战士，要为这美好的生活战斗到底——请你们，请你，金圣姬同志，永远地记着他吧。”这庄严的言语来到他的心里了，可是这时候金圣姬一下子站了起来，对着他伸出手来，握着他的手并且对直地看着他的眼睛；忽然地她的手松了，她转过脸去用另一只手蒙住眼睛，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着，但马上她又转过脸来对直地看着他，紧握着他的手。这姑娘的手在一阵颤抖之后变得冰冷而有力，于是王顺觉得不再需要说什么了。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北京附录路翎的生活与创作的道路林莽一
１９３７年８月，日本侵华的战火不断蔓延，不满１５岁的路翎，随着全家从南京，沿长江、汉水向汉中、四川飘泊，开始了他那艰难的人生之路。
路翎，原名徐嗣兴，１９２３年１月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生父是安徽人赵树民，早逝，路翎改从母亲徐丽芬的姓氏。１９２５年，徐丽芬携子女改嫁湖北汉川人张济东。张济东读过大学，当时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一个小职员，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全家的生活坎坷不定。
关于自己的家庭和童年，路翎在给胡风的信中，曾这样介绍：
矮子，快乐的或是愁苦的。他在我一两岁的时候就死去了。我只知道他姓赵（这个姓在祭祖的日子我家里就默默地记起它来。在母亲和祖母，她们是忌讳它的，它也使我感到痛苦）。这里的家是我母亲底后一个丈夫，他是一个公务员，是精神上的赤贫者，有小情感：
愤怒、暴躁和慨叹。
我简直一点也不愿提起这些，在小学的时期，我就
有绰号叫“拖油瓶”，我底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不可解的爱和憎恨中渡过的，匆匆地渡过的。我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早熟，悲哀是那么不可分解地压着我底少年时代，压着我底恋爱……（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７日）①在这样一个精神常年受到压抑的环境中，使路翎变得敏感内向，内心情感特别丰富，文学作品因此成了他精神上的最好的朋友。
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名著，上中学时就开始接触屠格涅夫等俄罗斯进步作家的作品和当时的一些进步的文学刊物。
在西迁飘泊的路上，面对着惨遭蹂躏的祖国的大好河山，路翎心头悲愤难平，禁不住地提起了自己手中的笔。在汉川短住期间，他写下了《秋在山城》、《一片血痕与泪迹》等散文，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会计，路翎就读于国立四川中学。在此期间，他大量阅读了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的作品，和《联共（布）党史》。他还与同学一起组织了“哨兵”文艺社，并为合川县的士绅报纸《大声日报》编文艺副刊《哨兵》。在《哨兵》上，几乎每期都有路翎以徐烽、莎虹等笔名发表的文章。终因一①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５月版。
些文字触怒了地方官绅，１９３８年底，他被学校借故开除了，当时他高中尚未毕业。
随后，为了投身抗日工作，他便报名进入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支宣传队，该队曾演出了老舍的《残雾》，尤竞的《夜光杯》等剧本。路翎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勤奋地进行文学创作。１９３９年９月，他写出了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投给了胡风先生主办的《七月》杂志，受到了胡风的肯定，并于次年５月，在《七月》第五集第三期发表，署名路翎。进入《七月》杂志，结识胡风，对路翎的一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他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导师与挚友，路翎的几乎每一篇重要作品，都离不开胡风的关心和指导；同时路翎也以文学创作上的丰硕成果，肯定了胡风的许多文艺理论思想，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所谓“七月派”的中坚作家。
二
路翎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不仅目睹了劳动人民艰难辛酸的生活，而且自己也身受着这种生活的压迫，因此他对劳动人民心底所发出来的呼声，也就有着格外深刻的感受。在那个三青团宣传队干了不久，路翎就因思想左倾，无法存身而离去。他曾想去延安，但苦于无人介绍。后来，经由胡风介绍到陶行知主办的育才学校文学组当艺友。在那儿干了一段时间，终因生计关系，１９４０年夏，路翎由继父介绍，到“国民政府”经济部设在北碚区的矿冶研究所会计室当办事员。
这是一份令人窒息的工作。高傲自尊的路翎在这里要忍气吞声地看着上司的白眼，要受着同事间尔虞我诈的挤压。但是，他还是咬着牙在这儿干了下来，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因为在这儿，他能看到矿工和他们的家庭的真实的生活，感受到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远在香港的胡风得知他在矿山工作，也鼓励他说：“你能够把热情放在矿冶底研究上，这就好了。
生于此世，个人生命虽如朝露，但还可以用工作迫向永恒的世界，为了这个民族，这个大地，为了明天和后世。但我希望你能多看书，用把铁石也要消化掉的胃力看书，而且，对于研究底对象，拼命地追求，追求，追求……（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７日）”①
路翎没有辜负胡风的期望，他在对自己研究对象的追求
上，结出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１９４１年开始，他陆续发表了《家》、《祖父底职业》、《黑色的子孙之一》、《卸煤台下》等反映矿工的悲惨生活和自发斗争的小说。由此，一些评论文章误认他为“学生出身，当过矿工”的青年作家。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１９４２年４月，他又向中国现代文坛奉献出了他的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
这篇小说一发表，就在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胡风认为，路翎在这篇小说中，“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主人公郭素娥的命运，“扰动了一个世界”②邵荃麟读了这篇小说后，认为：小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①
②参见《饥饿的郭素娥》序言。
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１１面。
出了在旧传统磨难下的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①路翎在这篇小说里，通过郭素娥，以及围绕她的几个矿工的悲惨的命运，和顽强的反抗，不仅揭示出这些下层劳动人民肉体上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而且还揭示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和饥饿，更突出地反映了他们为了自己精神上的自由，所进行着的至死不屈的反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第一个比较鲜明地反映出了那些被许多人看似浑浑噩噩的劳动者的精神追求。他们以不可凌辱的人性的尊严，威逼着腐朽的上流社会的文明的假面。郭素娥不同于祥林嫂，魏海清不同于闰土，就在于他们始终没有“认命”，他们的肉体虽然被毁灭了，但是他们愤怒的双眼始终圆睁着，从那双眼睛里所放射出来的反抗的烈火，使一切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簌簌发抖。郭素娥们所留给读者的，不再是深深的同情和叹息，而是一种灵魂的震撼，是对于他们那不幸命运的深深的尊敬。
郭素娥这个形象，是路翎在胡风文艺理论思想帮助下，所作出的自觉的艺术追求，是作者以自己强烈的主观激情，介入描写对象所取得的一个丰硕的成果。在致胡风的信中，路翎是这样谈到郭素娥的：
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①《饥饿的郭素娥》，载１９４４年《青年文艺》第一卷第六期。
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蔽了古国底根本一面，像在鲁迅先生底作品里所显现的。我只是竭力扰动，在作品里“革”生活底“命”。①尽管路翎对现实中的郭素娥们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困惑的，但是，艰苦生活的磨炼，以及对旧世界誓不两立的反抗，路翎还是坚定地把信任的目光投给了他们，像在前面所提到的其他几篇描写矿工生活的作品，以及在他后来所写的《在铁链中》，对那位似乎不近人情，而又令人深深尊敬的倔汉子何德祥一样。
三
在重庆北碚矿研所干了一年多的办事员，路翎终于不堪忍受那样的环境而爆炸了。１９４２年５月，他在给胡风的信中说：“我即将离开此地，到南泉去暂时蹲着。是和所里的恶狗打了架；他压我，我回击，我伤了脑壳，他伤了眼角，一起滚蛋。这是很痛快的。”②后来，经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任讲师的舒芜介绍，路翎担任了该校图书馆的助理员。在这里，他又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读物，其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都给了他很大影响。他的八十万言的煌煌巨著《财主①
②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３６面。
见《饥饿的郭素娥》序言。
底儿女们》也主要是在这里完成的。
《财主底儿女们》是路翎创中的一部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宏伟的史诗般的作品。这部作品的构思与创作可以说是从路翎一踏上文坛就伴随着他了。早在的初稿。１９４１年２月２日，路翎在致胡风的信中，已经将这部小说的框架完整地作了介绍。这时，路翎既未读过《战争与和平》，也不知道罗曼·罗兰为何人①。因此，说这部小说是对这两部巨著的模仿，是不能成立的。由于香港战事的影响，这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稿不幸在辗转邮寄的途中丢失了。
初稿的丢失，并没有影响路翎继续创作的决心。１９４２年７月，路翎开始着手写这部小说的第二稿。这年８月８日，他告诉胡风：“《儿子们》已动手，恐怕要扩大至四十万字。”②到９月底，他已写了二十五万字了，并预计在第二年春天可以脱稿。在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以后，他读到了《战争与和平》与《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两部作品，给他的小说创作注入了很大的精神力量，特别是从《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路翎仿佛找到了自己创作上的精神支柱。《约翰·克利斯多朵夫》是胡风先读到，并介绍给路翎的。胡风告诉他：“最近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多么想给你和门兄③读一读呵。这是理想①②
③即诗人阿垅（１９０７—１９６７）。
参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５０面。
参见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胡风致路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５日路翎致胡风的两封信。《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６１—６３面。
主义，甚至带有宗教的气息，但有些地方甚至使我觉得受了洗礼似的幸福（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①看了这封信后，路翎立即产生了共鸣，回信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没有读过，不知是谁的作品？然而我也有一种理想主义，洗礼的，或生活底童年幸福，这是我把《儿子们》放到滚动的多面的生活里去之后发生的。它们底生活显得美，小孩底装束和喊叫使我幸福——这就是我底理想主义。别人写他们底一面，判断他们没落，那空气沉闷，不像生活；我写他们多面，知道他们将来如何，觉得美。教条家不会愿意这样的——我预备挨打。”②
尽管路翎对已开始在文坛上流行的简单化、教条化的批评还不无顾虑，但从《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世界名著的成功的创作经验中，找到了支持，使他能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思路，将《财主底儿女们》写作下去，终于在１９４４年５月完成了这部小说，规模也从预计的四十万字扩大到现在的近八十万字。
《财主底儿女们》以一·二八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这段时间的中国大后方的动荡生活为背景，通过对一群从封建大家庭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描写，以及他们的沉沦、毁灭和新生的不同的精神归宿，在某种意义上是刻画出了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读者从这里，可以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和中国历史的走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风认①
②参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６２面。
参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６１面。
为，这是一部“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①小说刻画了七十多个有血有肉，生动丰富的人物形象，其中，特别是主人公蒋纯祖的形象刻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典型。作为作者心目中的青春偶像，路翎并没有将蒋纯祖的形象简单化。
他喜爱着蒋纯祖，同时也清楚，要获得精神的新生，蒋纯祖不仅要与自己的周围环境，而且还要与自己进行许多无情的战斗。他必须要经过自己的生命的“炼狱”。正是对路翎在滚动的多面的生活中去写一个多面的人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能理解，许多评论者对蒋纯祖这个形象都曾提出不少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责难。这一点，看来路翎是早有预感，所以，他在这部作品的题记中便恳切地对读者说：“我不想隐瞒，我所设想为我的对象的，是那些蒋纯祖们。对于他们，这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的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我希望人们在批评他的缺点，憎恶他的罪恶的时候记着：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②可以这么说，这个总是在内心矛盾中煎熬着的蒋纯祖，是现代文学画廊中的一位最丰富，最复杂，最真实，同时也是最成功的知识青年的艺术典型。
《财主底儿女们》是一部充满着青春激情的书。青年作家路翎是将自己全部的青春的热血和生命的激情都溶铸在这部作品中，使这部作品字里行间都奔涌着青春的热流，令读者永远无法在这股热流前平静下来。因此，胡风感动地称这部①
②有见《财主底的儿女们》题记。
参见《财主底儿女们》序言。
小说为“青春的诗”①。是的，《财主底儿女们》的确是一部诗，不仅是一部史诗，同时也是一部抒情诗，是路翎为自己的时代，从心底喷发出来的一部悲愤而又高亢的抒情诗，《财主底儿女们》的这个鲜明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概也是罕见的。
四
在政治学校干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校方裁员，路翎又过起了流浪生活。这时，他结识了当时在国民党中央社电台任报务员的余明英，不久俩人便订了婚。１９４４年５月，为了生计，路翎经人介绍，又回到经济部，在燃料管理委员会北碚办事处黄桷镇管理处当办事员，并于同年８月与余明英结婚，开始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这时，路翎尽管还非常年轻，但已经是一位相当成熟的优秀作家了。在１９４５年５月的《希望》杂志第二期上，竟一下子发表了他的六部短篇小说和一篇文学评论，由此可见他的创作精力之旺盛。
抗日战争胜利了。然而，胜利没有给路翎带来生活的希望和欢乐，他还是在穷困和动荡中奔波。１９４６年夏，他与余明英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随余明英所在的电台，回到了阔别九年的故乡南京。
故乡冷冰冰地迎接了他，路翎在这儿找不到工作，全家仅靠余明英的微薄薪金维持生活。直到１９４７年春天，路翎才重新回到经济部燃料管理处南京办事处当办事员。
①参见《财主底的儿女们》序言。
路翎尝试着写出了一部四幕悲剧《云雀》，一上演就获得了成功，表现了他的戏剧创作的才能，也为路翎后来走上戏剧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础。《云雀》主要描写了四个性格上存在不同矛盾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其中，以云雀自比的陈芝庆是一个单纯、善良但又轻浮的知识女性。她不愿正视自己周围鲜血淋漓的现实，而沉溺于资产阶级罗曼谛克的幻想中，终于被罪恶的社会所毁灭。胡风认为：《云雀》是知识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剧。‘这矛盾，同时也是历史内容的成份的反映。所以，《云雀》虽然没有正面描写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但它通过剧中的这些矛盾的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搏斗，“是照明了这一类的性格斗争在内的每一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①。正因为《云省》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社会批判力量，所以，上演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禁演了。
１９４８年上半年，路翎受聘去南京中央大学任兼职讲师，讲授小说写作课程。在这一年，他完成了第二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作为路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这部小说在写地主阶级之间狗咬狗的矛盾中，深刻地写出了他们在对付穷人时，根本利害是一致的。为了这个“利害”，甚至连不共戴天的仇恨都可以搁置。在这篇小说中，郭子龙，这个破落户的地主少爷，浑身肮脏的兵痞无赖，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个看起来凶残暴戾，不可一世的地主阶级的恶①《为〈云雀〉上演写的》，参见《路翎文集》第四卷附录，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少，内心却已经空虚软弱到了极点，连乡里儿童都毫不留情地讥笑他为“大粪营长”。
郭子龙这个形象，准确地预言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就在眼前。
任了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翻开了他的又一个阶段的创作生活。
从《“要塞”退出以后》的发表，到１９４９年４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路翎向现代文坛献出了两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一部剧本，六十多部短篇小说，此外还有散文、评论等几十篇文章，总数约在二三百万字左右。这批成果，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奠定了路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仅就路翎的短篇小说而言，其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就够让读者体味无穷了。《卸煤台下》、《在铁链中》我们可以感到路翎的粗犷、陡峭和冷峻。在《青春的祝福》中，作者那饱蘸同情的细腻描写，会让人心酸地不忍卒读。《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与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棺材》中，中国小地主那平庸而沉睡的生活，会不由让人联想起果戈理对他笔下两个地主的琐屑与无聊的鞭挞。《罗大斗的一生》肯定会让读者想起阿Ｑ，但这个“阿Ｑ”已沦为一个卑劣的奴才了，他固然还有让人同情的一面，但挂在读者泪脸上的已经是切齿的痛心了。《人权》通过一个小知识分子面对邪恶而产生的心灵波澜，刻画了他那正直而又软弱的性格。《小兄弟》、《预言》将笔触探向那些无辜而又善良的小人物的心头弱点，从那温婉的指责中，满含着作者对他们的关切。《爱民大令》、《蠢猪》以无情的讽刺，将国民党政客那道貌岸然的外衣剥下，使人们看到他们空虚丑恶的内心实质。在《平原》中，路翎描写的只是一对农民夫妇那看似愚蠢的争吵，但却有力地控诉了那民不聊生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路翎的短篇小说，可以说是当时大后方平民生活的百态图，其中真切地记录了路翎对人民、对革命、对祖国解放的向往。
五
事剧本创作。在南京，路翎通过下厂学习，体验生活，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新中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短篇小说，如《女工赵梅英》、《朱桂花的故事》、《荣材婶的篮子》、《劳动模范朱学海》等。这些小说清新明朗，反映了作者对新生活的由衷的热爱。到北京后，他又全力投入到剧本的创作中去，一连写了《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但这些剧本都在审查时未能通过，不能登上舞台。这使路翎很苦恼。这时，文艺界对胡风、阿垅的文艺主张、文艺思想开始了批评，也对路翎的剧本《祖国在前进》、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评。路翎困惑了，在深深的痛苦中困惑着。但是，他没有像有些被批评者那样，轻易地递交上自己的检讨。
正在这时，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一批作家去朝鲜体验生活，路翎立即报名参加，去了朝鲜。在朝鲜，战士们那单纯可爱的笑容。那勇敢善良的内心世界，那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都为路翎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迎来了他的又一个创作高峰。根据在朝鲜的生活体验，路翎不仅写出了一批反映抗美援朝战斗生活的报告文学，而且还在这基础上创作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如《战士的心》、《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这些作品大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在读者中反响极大，竟一时产生了一股小小的“路翎热”。但很快地，风向陡转，从１９５４年５月起，全国几大报刊都开始登载文章，批判路翎的这批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有的甚至将路翎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路翎对这些批判，抱着极大的反感，怀着激愤，他又于１９５４年８月，一气写下了长达５０万言的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但是，这部小说这时已找不到发表的机会了。１１月，他不满于一些批评家“以政治结论和政治判决来代替创作上的讨论”，写出了三万余言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这篇文章刚刚连载完，１９５５年６月，他便被当作“胡风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
路翎的这批反映志愿军战斗生活的小说，不仅是路翎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而且也是当时大量的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作品中的姣姣者，其中的部分作品，如《初雪》、《洼地上的“战役”》，将在新中国的文学画廊中，占有令人不可忘怀的一席之地。路翎的这批小说，没有去正面描写炮火连天的战场生活，而是以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心头的感情的交流，撞击而溅起的美丽的浪花，去反映我们战士的单纯美丽，和朝鲜人民的纯朴善良，激发读者心头爱憎分明的正义感，激励着战士们为了正义的战争而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特别是在《洼地上的“战役”》中，小战士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那动人的爱情纠葛，以及他们处理这种爱情纠葛的自觉的牺牲精神，曾经使许多志愿军战士流下了泪，决心要向王应洪和金圣姬学习，为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毫无怨言地将个人的感情，置于抗美援朝的大局之下。另外，小说那清新、委婉、细腻的笔触，好比一朵魅力独特的艺术之葩，开放在路翎小说创作的园地里，使路翎小说的艺术风格，更显得摇曳多姿。然而，这批小说问世后的命运，却是那样的不公正，真让人慨叹。
自１９５５年６月被监禁，至１９６４年初，路翎因患精神分裂症，被保外就医。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他回到劳改大队，上书中央为自己辩护，结果反被判决２０年徒刑，直到１９７５年６月才刑满释放。出狱后，路翎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住在北京芳草地，靠扫马路维持生活。１９７８年被部分平反，调中国戏剧家协会当编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平反，路翎方才恢复了原来的工资级别，被重新吸收为中国剧协与作协会员。《江南》文学季刊自１９８１年第二期起，开始连载他写于１９５４年的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的第一部《群峰顶端的雕像》。宁夏人民出版社也于同年出版了他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合集《初雪》。路翎开始重新出现在文坛上。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勾起了广大读者对他青春的文学风采的追忆。但这时的路翎，因患精神分裂症已经神情麻木，记忆模糊了。虽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强劲东风的鼓舞下，路翎以顽强的毅力企图重登文坛，读者也期望能再度领略路翎创作的那种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然而，奇迹未能出现，复出以后的路翎除了一些回忆文章外，没有再创作有力的新作了。他的最后一篇力作，也许应该是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他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激愤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１９９４年２月，路翎告别人生，走完了他那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为《云雀》上演写的胡风
《云雀》是知识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剧。
性格，是现实的历史内容所造成的。所以，《云雀》虽然有四个人物，四种不同的代表的性格，但真正的主角却是通过这四个人物所宣示出来的，冷酷而磅礴的，轰轰然前进的现实历史自己。
性格矛盾，是历史内容的矛盾成份的反映。所以，《云雀》没有正面写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更没有解答一个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然而，它所宣示的这些矛盾的性格以及它们之间的搏斗，是照明了包含着这一类的性格斗争在内的每一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
那么，面对着在伟大革命过程中的历史舞台上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苦痛和搏斗，他们的善良和卑怯，他们的复杂和单纯，他们的执着和虚浮，他们的死亡和越过死尸更坚强地前进，我们不是能够真切地感到人民力量的雄大，人民斗争的庄严，以及一切为了完成这个斗争的实际工作所要求的那种高贵的情操么？
悲剧，不应该是用死亡来压迫观众，不应该是用流血来恐吓观众，也不仅仅是用“应该得救的甚至应该永生的终于死亡了，多么可悲可恨呀！”这样的说教来企求表面地反激观众，而是要写出痛苦本身或牺牲本身的起伏奔放的激流，使它们在观众心灵中化成更大的更高的力量，去面对现实的人生斗争或历史斗争，去深入现实的人生斗争或历史斗争。
悲剧，不是使观众在剧场里面参观一件人生惨变或摘取一片人生教训，而是要使他们亲身参加到痛苦过程或牺牲过程里面，亲身经过一次痛苦或牺牲的试炼，到他们走出剧场以后，就会变得更坚定更充沛，在现实人生里面增长了对于战斗生活的勇敢和战斗目标的乐观。
我们说，这个知识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剧，它是为了提出知识分子在灰色战场上面的奋斗节操，它是为了证明悲剧应该能够达到乐观主义的斗争要求的。
（原载作家书屋１９５０年初版胡风《批评论文集之七——“为了明天”》）什么是人生战斗——理解路翎的关键舒芜
自从有了“人生战斗”这个名词以后，就产生了一些麻烦的问题——
有些什么也没有做的人，可以堂堂皇皇地向别人说：我是在做着人生战斗呀！你说他的话不对么？你很难举出反证。
那么，真是那样的么？又很难说。
有些确乎在做着人生战斗的，又往往遭受诘责：你干了什么特别的事没有呢？确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确乎也只和别人一样的作工，拿钱，吃饭，穿衣。那么，即使你真有什么人生战斗，又有什么意义？不也和不战斗的人并无不同么？
路翎小说，可以帮助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可以帮助对于他的小说的理解。
在路翎的小说里，最触目的特点是，作者的分析的详细，和故事的平常。那些分析就是战斗，那些平常的故事就是人生。
路翎的分析，都是一种批判。人物的某一个行动，思想，情绪，或感觉，在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意义的，经过批判，出现了重大的意义；在他自己以为大有意义的，经过批判，却并没有什么意义；他自己认定是出于某一种根源的，经过批判，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根源；在他自己认定具有某种价值的，经过批判，却是具有完全不同的，乃至相反的价值，等等。人物所不能自知自见的，都显露于他的批判之光下面。
这种批判，没有什么玄虚，完全以客观的真理为依据。在这里，所谓客观的真理，就是生活的真理。本来每一种思虑行为，放在实生活的因果系列和错综关系之中，意义其实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只因为人们，特别是主体者自己，往往掌握不住这种系列和错综，于是就有上段所说的迷误。所以，路翎的小说里的故事的平常，就由于他所要掌握的原来不是好听的故事，而正是平常的生活，正是生活的系列和错综，正是这种系列和错综的本质的规律。如果他没有掌握到这种规律，那些复杂的系列和错综，在他的小说里也不会显得这样平常了。
如果不是这样平常，他的批判也不会这样深刻、有力而明确了。
然而，一面既然严格的依据客观真理，另一方面就必有强大的主观力量；能够移动大山的，决不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路翎的分析和批判，并非灰白的概念的搬弄，而是元气淋漓，长江大河似的生命的突击；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集中深入的批判部分，总是就像长江大河那样的，以不可抗的大力，把人卷走，带走，这恐怕是每一个他的读者都能感到的。在中国的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他之所以能是第一个完全与客观主义传统诀别了的作家，正由于这种强大的主观力量，以及这力量所发动的深入的批判活动。
那么，通过路翎，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人生战斗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自己，主宰自己，认识生活，主宰生活。不是以自己意想中的情况为目的，而是以实际上的情况为目的——这就是唯物论。
第二，人生战斗的方法，就是要全面地照顾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掌握到系列和错综的规律，确定每一个生活事项在这系列与错综中的位置，因而确定它的意义与价值——这个，就是辩证法。
第三，人生战斗的效果，还是在于人生，并不在于创造奇迹，升天成佛，旋乾转坤。虽然到了必须旋转乾坤的时候，能够毅然担任，胜任的，也还是只有平昔的战斗本身，它的全过程，已经就是意义。
第四，战斗与否的辨别，这也就很容易，无非就是从他的生活全系列与全错综去考察，同样的。
今后，将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是晴雨沉吟，使全国都陷于大窒息之中的。每一个人的进行，所能取得于外面的保证，将非常之少，以至于很容易的就会颓然倒下。在那中间，一切虚伪浮睡的浪漫主义，一切才子式的流氓和流氓式的才子，一切专以坐茶馆开朗诵会为能事的英雄，一切浅薄浮嚣的叫嚷，一切沾沾自喜的和顾影自怜的做作，都不会有半分用处。在那中间，“疾风知劲草”，历史将会祝福一切坚持深沉的人生战斗的人。
那么，就是这样吧。
（原载１９４７年７月２５日《泥土》第三辑）路翎与他的《求爱》唐○
我觉得一个艺术品必须而且应该是一个主观的有个性的创造。它首先必须是想象的合理的发展与完成。一个光鲜洁净的幻象，一个真中之幻。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客观辩证法的发展应该有它的合理的基础与合理的作用，因而，映现它的艺术品——主观辩证法也必然有它的合理的发展与进一步的完成。这里的完成作用，或想象的塑造性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最好的作品往往是作者自我人格与个性的自然的或自觉的表现，没有完成作用，主题就不能表现得很完满。其次，一个艺术品必须是沉浸着它的全心身的热情的凝团。我们可以把它比为一座潜伏的火山，站在它上面的人可以感觉到一份灼热的情感，热情像岩浆在它里面激荡，但它却但是静止的，含蓄而不外露，凝炼里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好的作品决不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泻药，把痛苦的，悲愤的情感发泄出去就算。好的作品应该是积极的能把无意识的或杂乱的情感提高为自觉的理性的作品，把感情升华或凝固为坚实的理智是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但艺术品本身原是感性的形象的组织，清明的理智仍必须在丰富而凝练的感情里找到透彻的澄悟的表现。
陈静容的诗《雕塑家》对这有着很好的说明：
你手指下有汩汩的河流，
把生命灌进本无生命的泥土；多少光，影，声，色，终于凝定，
你叩开顽石千年的梦魂。
让形象各有一席：美女的温柔，猛虎的力，
受难者眉目间无声的控诉，先知的容智漾起
四周一圈圈波纹……有时万物随着你一个姿势突然静止；在你的斧凿下空间缩小，时间踌躇；
而你永远保有原始的朴素。
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的热情像是到处喷射着的，还不够凝练。但也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二三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发展上有许多有趣的对比：巴金先生与张天翼先生可说是平行又方向相反的，正如光与影，白日与黑夜；巴金先生笔下的人物都那么善良，张天翼先生笔下的人物都那么可卑。沈从文先生与许杰先生写农村：沈从文的农村是亲切可爱，栩栩如生，不乏传奇风味，许杰的农村枯燥无味，天日无光，可怕的惨淡。
现在，路翎与骆宾基先生也正好是一个对比：路翎从日常生活里酿造了热情的灼人的传奇风的酒液，而骆宾基先生则从日常的生活里勺取了一些平淡无奇，略有甘味，饮后转觉醉人的绿茶。拿路翎与丘东平、Ｄ·Ｈ·劳伦斯比较一下也很有趣：这三位所创造的世界各各不同，但却有一些强烈的不容忽视的共同点。东平写的大部分是战争的火焰里的壮勇的人物，劳伦斯却企图用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力（有时也有太阳等作力的象征）在肉的热烈的火焰里创造灵的纯洁的水晶，一种朴素的唯物论的看法，想把基督教的僵死的教义放在希腊主义的基础上，使它复活。路翎写的范围很广，各色各样都有，矿山的生活写得相当好，这一点竟与劳伦斯偶合，后者是矿工的儿子，矿山的生活也写得相当多，但当然与左拉的写法不同。这三位都非常热情，都有非常强烈突出的个性与顽强丰富的生命力，也都有一些传奇的梦幻的瑰丽的色彩。东平写得比较单纯，比较有力，爱与憎的感情，也最突出，最凝固切实。劳伦斯写得最成熟，最冷静，最凝炼，在心理分析上发掘得最深，组织上也最匀和。而路翎，显得有点零乱的夸张，有点凸凸凹凹的不均匀，组织结构上有些松弛，心理分析上还嫌太浮浅。有许多人物的动作，看起来只像是机械的做作，风格上不够沉着含蓄，有点像浮光片影。总之，还不够成熟，有点涩口。我不想用批评家所常用ｐｌｏ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来束缚一个年轻有为的作家的灵魂。这一些在现代小说里差不多已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小说的任务只是表现生活的真实。什么是生活的真实呢？依伍尔芙夫人在《现代小说论》里的说法，只是一个平凡日子里的平凡的心灵所感受到的无数印象——琐细的，幻象的，易减的，以剑的尖锐刻画着的。它们从各方面来到时像一阵微尘组成的不停的雨。“生活不像一排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的车灯，生活是明亮的光圈，一层半透明的屏障，从意识的开始起至终结止一直包围着我们。”而且，正如Ｗ·勃莱克所说的，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正是这些一点一滴的有限却可以蕴藏着无限。生活并不一定合于机械的逻辑，自觉的生活只是生活里的极少部分，不能有决定作用的部分，因而，发掘人性，就必须发掘那一部分潜在的，半意识或无意识的，掘得愈深愈好，路翎所以有这远大的前途，就在于他没有给庸俗的“逻辑”的眼光束缚住，只平面地、孤立地“暴露”人生的一些所谓“有社会意识”的现象，他抓住一些简单的东西来写，却没有故意使它在复杂的人生的网里孤立起来，他只敲起一个键子，却引起了无数喑哑的然而强烈的知音，一个启示，却透明无尘，可作多方面的解释。一片光影，却几乎是一片无边无涯的海洋。拿程造之的小说跟他的一比，程就显得贫乏可怜，无生命又无热情。因为程就是拿“社会的”逻辑与庸俗的皮相的看法来造作（不是创作，而是机械的做作）小说的。路翎的作品正是一片阳光，有变幻莫测的光彩与灼人的热。
而且他还是早晨的阳光，会给人奇异的，疏阔的感觉。我们读他的《求爱》，仿佛正透过一片三梭镜来看望阳光下的世界，多么亲切可爱，而又奇异，多彩。我们看《王家老太婆在她的小猪》上怎样构筑她的希望与幻想，正像在读托尔斯泰的《大风雪》或涅克拉索夫的诗篇，朴质、自然，却有丰富的梦幻的光采与司汤达式的单纯的心理分析。在她跌倒在泥泞里快要死去时，她的心变得多温柔，另一个世界向她打开了，“平坦的道路，照耀着温暖的慈祥的光明。天上有五彩的云，远处有金色的光。
她看见，从这金色的光里一个美丽，健壮，活泼的女孩向她跑来……”瞎子的沉思的表情与公路局验票员高国华的烦闷里的兴奋与骄傲又多么不同。瞎子——一个安静不动的生命的影子，坚忍无动于衷，高国华倒成了一片狼狈的零乱的光在浮动，看瞎子在人生的路上到处碰壁是一种新奇的娱乐吗？
“大家快乐地笑着，大家都觉得骄傲，因为自己们竟然能够站得这样长，以致于使得瞎子多次碰壁，大家看着瞎子继续地碰壁，热烈地碰壁，热烈地哄笑着——现在是，他们全体都兴致浓厚地加入这件新奇的娱乐了——大家希望他们的行列比原来的更长，更长。”多残酷的人生，意味深长的寓言。那个张么妹对草鞋又寄予了多大的兴奋啊，但那个王保长竟用轻蔑实行了残酷的精神杀戳，于是那草鞋失去了一切的光泽与美丽了，那十四岁的小女孩，“她的幸福，啊，那温柔的黄金的幻境，这个美丽的早晨，是从此消失了。”滩上的那个早晨是如此的痛苦又美丽，那纤夫中的歌手听到了他老婆的死讯，发抖着，眩晕着，歌声也破碎了，但他的弟兄发出了呼声，抬着他前进了一步，于是他浮游在这群的整体里，突然有了燃烧般的奇异的快乐。“整个的世界在他的足下轰然地震动着。他希望这个滩永不完结，而激情的歌唱继续着直到永远。”在将死者旁边，那二十年的老兵王青顺想起了另一个死亡，于是悲痛地想起了他那轻率地丧失了的仅有的一点点爱情。一个妓女追着他，他想只有拿钱给她才能对得住她。于是忽然有了无比的悲愤，觉得自己在这世界上是坚强有力的。
对于这一悲愤的生涯，他是奇怪地激动又发抖了。但他仍然唱起狂暴的歌，压抑了这些痛苦的感情。他对那个临死的人说：“不怕，孩子啊，第一要安静！”
两个老太婆如此亲切地沉浸在同一的感情里，春天的柔和的空气像是整个地凝住了。一个小女孩射中了刘二太婆糖担上的彩牌，中了头彩，她想蒙混过去，但同时她的心受到了痛烈的一击。随即她就强烈地感到：她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又获得生活的意义了。于是她用颤抖的手去取胖大的糖罗汉，递了过去，眼泪热辣辣地奔涌了出来。那一对下棋的敌手，胖子与瘦子各各有温柔的娇嫩的心，但为了一个“车”，各各以为对方伤了自己的心，于是凶恶地在街上毒辣的太阳下叫骂起来。但结果还是胖子拖了瘦子进去再下棋。那些从阴影底下跑出来看热闹的人走开了，回到各自的阴影里重新躺了起来。村镇重又昏厥了，这村镇正是昏昏沉沉的我们这泱泱大国的缩影，只这两个独特的人还在为他们的生命而活动着，下棋，不正是生命的斗争的象征吗？那个可怜的衰老的英雄的致命的舞蹈又多使人感动！古代英雄的故事在《毛毛雨》的氛围里渐渐冷落了，这位日暮途穷的英雄在台上觉得可怕的窒闷，于是拼命地叫喊了一声，引来了许许多多的人。这最后的征服与心里的什么东西的破碎同时来到，于是，“死了”，一个苍老的，严肃，安静的声音，命运的声音在寂静里说。这个英雄的梦，唤回那些古代的英雄来与现在的生命，丑恶与失望抗衡的梦，使简单的年青人在严肃又激动的神圣的瞬间很快地消逝了，与一个生命同其始终。那个张小赖是如何发狂地沉醉在英雄的梦里呵。王子和是强壮又少有的，“有一种渺茫的烦闷与严肃的痛哭，以后一些甜美的幻想，随着日益热辣的气候在他心里滋生着。”他怎样想与张小赖严肃地谈谈“结婚”，但却又怎样愤怒地失败了。自尊心使他否认了自己的幻想，也使他笨拙地伤害了对方。最后，他替自己伤心，也替对方难受，落下泪来。如何倔强的人性，甚至否认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最富人情的朴素的诗章，使我想起了高尔基的一些初期的浪漫蒂克的短篇与一个题材相类似的德国短篇。
幸福的人周绍钧在喜悦的自由的感觉里走下了坡，上了渡船。
一大堆幻想开始活跃起来，向一片似乎从没人到过的生活的幸福的无限国土伸展过去。
从生活的坚实的土地走上了给激流冲动的渡船（那也许是一个象征），从幻想里的希望转变成真实的幸福感，一个劳碌了一生的人也该会年轻起来，豪爽起来，仿佛全身充满了生命力，该给一些机会去感染别人。于是撑渡船的老头子与别的客人都给感染上了。“他们都觉得，这个奇怪的人生，还是能够有一点儿幸福的。”江湖好汉江海平与挑水夫罗正光都是善良的人。后者为了“在困苦中被温柔的人儿爱着”的那一个动人的幸福聚了一些钱，但他却为了将来的光荣的战斗与复仇，缴了一千块钱为定金给前者，向他们学习拳棒。他却总学不会，给理发师们轻视着。于是一次向江海平要还这一千块。他不知所云地说：“我杀死你！”就在一阵疯狂的热情里，闪电一样冲上去，战胜了那位拳棒教师。两个善良的人是为那一千块钱痛苦地斗争着吗？不，他们是为了人的尊严在手足与内心两方面斗争起来的。生活使善良的他们互相伤害，又互相怜悯，年青的生命力战胜了老者。《一个商人怎样喂饱了一群官吏》却不是萨尔蒂可夫式的寓言。寓言到底还是一些荒唐的幻想，至多只能说是间接的形象，这个短篇虽然有些喜剧风的寓言气氛，但到底总是充溢着人情味的真实的生活。那个可怜的奴隶张德兴写得很不够，倒是那位视察先生像一个莫里哀的喜剧演员那样俘虏了卖报的小娃的姿势，很像目下的许多大人物。他对那发抖的张德兴说：“你看，我一口就完，你喝呀！你这人真不够朋友，这酒并不醉人，而且人生也难得几回醉，你请喝呀！”多动情多天真的样子，那样甜蜜的眼睛，使他又感激又害怕：“怕要吃了两万出头了！”《翻译家》也是喜剧风的寓言式故事，有些轻松又辛辣的回味，但写得比前篇完整一点，周善真为什么要与成斯跟人群开玩笑呢？正如年轻的成斯为什么要对人群说一样，是一种激动，不自觉的生命的激动里泛出来的一点浪花。《英雄与美人》写得最好最完美，邓平那样天真又多幻想，给那Ｈａｐｐｙ（一个女孩子）的娇柔美丽又稚气羡慕的目光一瞧，就有了一种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感情。她的一句平常的问话使他落入了那种胡涂的热情的火焰里。于是他随着她下了车，胡胡涂涂地向她求爱，在他们之间激起了一些热情的浪花——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一个幼稚的笑话。《秋夜》、《可怜的父亲》、《一封重要的来信》跟《求爱》，与《英雄与美人》是同一型的人性的发掘。雇员张伯尧与办事员吴器识都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幻想着又焦急着自己的前途。体育教员胡吉文则跟邓平一样幻想着恋爱的成功。他们都从善良又富人情的幻想里获得生活的动力。张伯尧听了县长的一篇等学成名的谈话就天真地用起功来。他在静夜里想着他的人生计划，第一步，第二步，忽然娶了县长的女儿，忽然与省主席亲热地握手……，前途显得无限光明，但突然听到江声与风声感到了一种荒凉。一切全幻灭了，周围这样深沉，他是孤独的，父亲的苍老可悲的影子在背后使他寒战，母亲唤他吃饭的柔弱的声音使他流泪。“一种大的严肃浸透了他。”老鼠的声音引起了他神经上的不安与恐惧，为了表示他是男子汉起见，他治死了一只老鼠，胡吉文的求爱的心理变化清晰地表现在对孩子们的态度上，一种错综的报复心理与移置作用表现在胡树林凤山，孩子们与篮球之间的态度上，一封来信在小办事员吴器识的心理掀起了多大的波浪呵，他无力压下心里的感动，生气了，因为这感动破坏他的男性的尊严与意志，是他一生的弱点。在这男性的意志与快乐的感动间起了一场美丽的争持，织就了一张温柔的图画，《感情教育》与《旅途》
多少有点类似。宋子清想发挥一些男性的严肃的话题，一片阳光似的狂热的严肃，而张浦英则渴望一片急雨，一片感情教育，一片快乐的女性的热情与想象，“这是夏天常有的情形，一阵急雨，然后又是一片阳光。”于是两个人就闹起别扭来了。男人要女人“理智一点”，去“看见广大的生活”，而女人则“的确需要快乐——需要感情的教育”。于是那个糖贩子来了。他们在买糖吃糖的时候和解了。这些糖或者多少还有点象征什么美丽的理想的意味，那个卖糖的一时显得特别严肃，一时又嘻嘻地傻笑起来，于是，接着，两个人便在那荒凉的、被急雨笼罩着的坡顶上兴奋地合唱起来。在《旅途》里，女人王洁芝赋予男性的勇猛的冲击力，而男人何意冰倒表现了女性的委曲与犹豫。又是一个剧烈的对比。在《人权》里，明和华想把严京令拖出学者的书斋，拖到狂风暴雨里去。他向往着知识分子的战斗的道路，他想说服严京令，但他自己也只有一具朦胧的感觉，而他终于使严京令想到了自己的青春的热情，“这种热情使他觉得，任何生活都是崭新的，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将要到来。”但明和华最后终于失望了，向着那个严肃的东西告白了；“我向你告白吧：我不敢去懂得青春、爱情、美丽，我不敢看见人生，我用知识粉饰我自己！我从这个时代落荒了下来，我怀疑自己是否还是一个活人，更怀疑自己的道路里，我麻木，退缩，甚至不知道要求人权！‘人是生而自由的。’——卢骚，卢骚啊，假如我只求安宁，躲在火旁，我可以安适，一旦成名，也是学者，我岂能懂得自由！”于是他的心里充满了庄严：“一切梦想已经粉碎，现在是到了渴求行动的时间了！我不能遗忘我的那些兄弟们！”《中国胜利之夜》是一篇速写，用轻轻的笔触写着那一阵欢乐的幸福的气氛，一些人物浪似的涌上去，又退下来，一章轻松诗，淡淡地写着那些快要爆炸了的心。
读着这本书，我像是在一个江流边静静地踱着，看那些金色的水花涌起又平伏，有一股郁郁的流，带着奋激的热力，在水花底下，也在我的心里静静地流过。一些无声又遒劲的呼喊，一些阳光的从忧郁的云层里透出的喜悦，美丽又温柔的人性的跃动的诗篇，激动又凝结的人性的诗篇，使我想起了沈从文与契诃夫的许多短篇。但沈从文多松散，契诃夫的忧郁是近乎悲泣与呜咽的，路翎的笔却有更多凝炼的流质的华采与飞扬着的从无意识的深渊里突发出来的生命的呼喊与神采。现代的小说与现代的诗一样，正陷在一种两面苦战的困苦万状的境况里。它必须而应该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面要与庸俗的唯智主义（或理性主义），概念万能的观念论与新闻主义的结合物斗争，另一方面又要与逃世式的神秘主义斗争。神秘主义是感觉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极端的发展与玄学的幻觉的结合，以异教的先知的姿态出现于近代文学中，实际上是基督教的灵的精神的另一变态。现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依修午德就曾在佛教的灵修中获得这一倾向的发展。教条主义，唯智主义群里有肖伯纳的说教，韦尔斯的理想小说，甚至帕索斯的从社会主义概念出发的新闻主义。这两者都是认识过程的某一阶级（理性或感性的阶级）的畸形的发展，也正是社会变革年代的意识形态上的必然产物。但路翎小说却有着一种年青的或原始的单纯而深厚的生命力，像早晨的太阳，“宁静而致远”，饱含着朦胧的柔和的美。如果拿《青春的祝福》与《求爱》来作一番比较，那《求爱》就显得更成熟，更细致，更柔和，更是有生活的实感了。《青春的祝福》还有些并不太真切的人生的姿态（仅仅是美的姿态，却并未赋予相当的生命力），《求爱》却比较更洗练，自然了，虽未如李广田那样洗尽铅华而炉火纯青，却没有了那些姿态与辞藻的堆砌。如果拿《求爱》里的各篇章来一番比较，那么，即使是小说意味最重的几篇如《秋夜》、《可怜的父亲》、《求爱》，也还与其余的各篇一样是绚丽的人性的诗章。这其中最富于诗情画意的是开头的那几篇，《王家老太婆与她的小猪》、《滩上》、《悲愤的生涯》与《英雄的舞蹈》。作者告诉我们，在他写作的那段时间里，他所接触到的东西大半非常沉闷，带着一种暗淡的性质。“巨大的思想内容被浓烟遮盖着而窒息了，旋转在我的四周的却是一个花样复杂的世界。在我逐渐地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精神常常地被迫着后退，但我也偶尔地抓住了汹涌的波涛中的碎船的一片，从它们来继续我的道路。”是的，我们可以感知一种阴郁的类于呻吟的感情，但这感情同时是一股强大的激荡，恰如破船之下的海洋的激荡。不错，这时代的诗正应该是激荡的人生，激荡的世界的诗。但这激荡的诗是应该以更凝练更透明的光彩来表现的。现代的文学正是自觉的文学，自觉的思想的透明与澄清是一个强大的力量，放弃这个力量，如作者的说法，不以自己的精神来说明客观世界，只沾沾自喜或随波逐流是一个损失，一种过错。而且只以自己的精神来“说明客观世界”还是不够的，主观的自觉的思想与别的一些从无意识的宝藏里的巨大生命的冲击力应该在作品的客观性的形象里凝集起来，发展成完整的一个小宇宙的觉识，主观与客观应该天衣无缝地浑然凝合。……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日《文艺复兴》第四卷第二期）蒋纯祖的胜利
——《财主底儿女们》读后鲁芋
不论它将接受到什么样的惊讶或者冷淡，《财主底儿女们》在它的雄辩的感召里是应该而且已经被理解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的。同时，主要地，知识分子在从传统的迷阵头破血流地突围出来里所感到的一切感情和意志的纠纷，在它里面，都得到了应有的单纯的解决。为了实证这种理解不是陷于无益的虚夸，我们的读者不能不挖出他自己的赤心来交感作者的也就是他的人物们的诚恳和悲壮。唯有通过对革命的忠贞以及因之难免的带血的战绩，我们（作者们和读者们）在创作和阅读的呼吸过程里——不，在发动和接应精神武器斗争里——才不致像目前一般文艺家及其顾客们那样：一方面迷途于、甚至沉湎于，动物性的官能的刺激和反射；另一方面用挟天子令诸侯的气派拿着“唯物论”的翻天印逼视着肉眼凡胎的芸芸众生。胜利是人人所追求的，但它决不会那么容易地在三朋两友的闹戏园子的呼啸里发生。它要流血——流敌人的，也流自己的。
《财主底儿女们》热烈而辉煌带给我们的，正是这种人生的青春的胜利，希望的雄伟的胜利，蒋纯祖凭着灼热的爱与恨去和五颜六色的过去的炼狱共同碎身的胜利。
这是不可忽略的，尤其是不容歪曲的：蒋纯祖的意志力量决不是像一般吹毛求疵的冷眼们所认为的——来源于所谓“超人”的真空的昂扬；它，那种绝缘而又绝望的“英雄主义”，已经明确地具体在外强中干的蒋少祖的复古的殡仪里。
那么，是什么安排了蒋纯祖的凄厉的一生呢？或者问，是什么养育了他的那种爱爱仇仇的性格呢？当我们沉思于中国通史的难题时，是决不能放过上面这两个问题的。如果读者本身对于生活里的虚伪和残忍没有先天的免疫性和后天的抗毒力，那么在浮肿的苍白的人生哲学的领导下，他决不会理解到蒋纯祖为什么那么酷爱豪迈的旷野，并且甘愿在荒寒的石桥乡向那些冷淡的人类化石们回掷他的尸体。在今天，在中国，懦怯的各种辩护和软弱的各种掩饰都将被严厉地批掴，而后万劫不复地跌进他们应得的悲惨的晚景里去。投机者，动摇者们的这种躲不脱的遭遇，如果在历史巨册的前页里看不出明确的先例，那么敢说在今天这一章上，它将作为人民凯旋的壮观的陪衬而被轻淡地描写过去。但，蒋纯祖此时此地却是站了起来而且站住了。
蒋纯祖的一生就是这个特定的时代里一个特定的人格的锻炼过程。从蒋捷三的凄婉的苏州认识了无可补救的过去的“光荣”的遗迹；从朱谷良和石华贵们的滴血的生命认识了荒鹰般翱翔于人间的卑污和懦怯之上的英雄气派；从汪卓伦的默默的献身以及他的那本忠实的记事册认识了平庸和伟大之间的微妙的距离；从王定和，傅蒲生们的勾心斗角认识了拜金者们的枉然的倾轧；从蔡淑媛，蒋秀菊的华贵的生活和梦想认识了小市民们的无聊而可笑的虚荣；从蒋少祖的一面用文章领导青年，一面投递名片拜访汪精卫和陈独秀——结果只落得抄着手对落日悲惜地遐想的“中庸主义”，认识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踌躇的难关；而且，更从目前有声有色的文化界——戏剧界——认识了“战斗者”的糜烂的伪装；——他，蒋纯祖，有着时代渴求的热情，和用以作为人生战斗的焦点的意志。他必须用它们争取胜利，同时他必须和中国人民的沉默的搏杀息息相关地完成自己。
这时，中国充塞着悲壮的庞大的事件，除了轰轰烈烈的人民进军以外，还有着不想看就看不见的人生暗压的个别的挣扎和反抗，前者和后者除了比例的分别外是毫无性质的不同的。中国所从事的，除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土地改革”以外，还有着麻痹的思想界的清血运动。虽然后者常为一般人讳疾忌医地含混过去，它却不能不到底成为我们这些“一切为了前线”的文化君子们的严肃的课题之一。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生活祭坛上面，过一天算两个半天的灰色的忧郁自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乐观口吻以及“朕即人民”的高尚气派也未免和实际情况有些出入。什么才是这方面的胜利呢？难道不正是蒋纯祖所追求所扩充的胜利吗？——蒋纯祖对卑污而虚伪的意识和行为用轻蔑和反抗和攻击所换来的胜利吗？
蒋纯祖终于带着肺结核死在荒凉的石桥乡了，在万同华的爱情表白里结束了他的短暂而复杂的一生。如果我还不致学无耻的犬儒下流到嘲笑他的生活上的无能，或者因为他没有走上少年陆明栋所走的道路而否定他的真诚的一生，那么，难道不可能从他的灼热的心和悲壮的行程吸取一点勇气来向即使周围是铜墙铁壁也要碰个你死我活的我们中国的大灾难献身吗？他的胜利未必不就是把他的尸体当为一个后来者们冲锋的踏板吗？由于战斗面积的庞大，以及人生遭遇的曲折，我们被部署在各种生活地域里，有的在马鞍上和子弹箱旁边，那固然是直接了当而且幸福，有的却在海外的酒吧间和国内的贫民窟巷里。但是，任你在茫茫人海的哪一个浪头，正如太阳照在每一个人身上一样，斗争的良知呵护着每一个战士的战斗要求的。在蒋纯祖的不幸的生活地域里，如果有人为了招架“生活”而可悲地成为它的谄媚的奴才，那么除了让实际的浪潮来回答他的迷惘外，大可不必在弹网的空隙里来慨叹这些虚妄的牺牲。然而，蒋纯祖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地实践着他的战斗要求的，假使我们失去了甚至根本就没有一点微弱的忠贞，或者自以为有着比它更可贵的身份和地位而实际和人生的大痛苦、大悲凉和大欢乐保持着虚与委蛇的关系，我们是不配指着蒋纯祖的遗体来信口雌黄的。
蒋纯祖是幼稚而诚实地在中国的荆棘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多年。他的战绩分量显然是不足够的。只有在这点上说，他才有着可悲悼的失败。
那么，为了证明而且补价的失败，让我们完成持久而辉煌的胜利罢。
（载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蚂蚁小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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