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爱平
玻璃我是砸了的。那最大的一块。玻璃都一样大，是窟窿最大的那块。那里面有盏灯，是红的，兔子眼睛那样的红。有个脑袋，一晃一晃，看不清。那个脑袋又从缝隙里探出来，在笑，嬉皮笑脸。我也看不清那张脸，听那笑得像鸡公的就气死人。我就用的这只手，右手，我不是左撇子，当然是右手，你看这手指头好细，拿笔的手，我喜欢用圆珠笔，一角五一支的那种，竹杆的，便宜，是科里发的。
一个月发一支，根本不够用。现在的圆珠芯都造假了，写不了几张纸就不出油墨。我儿子就不用竹杆的，坚决不用，要卖韩国的，十块钱一支的那种。我说我读大学四年才用一支钢笔，永生牌，二块五，你一学期用十几支笔，还倒数第五名，丢人现眼。我儿子说，那我干脆不读了。我说不读你去讨饭！他说踢足球，当球星。我说你踢个鬼！你说我那儿子气不气死人！你在笑，你说我语无伦次逻辑混乱，你叫我莫绕圈子，说清楚了好走人。我知道我完了，走不走人都完蛋了，我们局长也完蛋了。欺人太甚！那皇苑宾馆欺人太甚！你又在笑，你们这种穿公安服的笑起来比不笑还可怕。你说有证据，证据就是你手里的相片，你再把相片给我看看，那个人是我，那个戴眼镜的是我？他的右手臂举在脑袋后头，手掌里捏了个东西，大脑袋往后仰着，好滑稽。他们的相机质量不错。我就是用右手拣的砖头，工地上砖头到处都是，顺手就抓了一块。我体育孬得很，你看我手膀子好细，妻说我像根蔫丝瓜，她喜欢有肉的男人，她的厂长就有肉，膀子比我腿粗。我说用蔫丝瓜打比方太粗俗，是你们那没文化的工人语言，应该是手无缚鸡之力。
砖头我是扔了的，哗──玻璃想不到那么脆弱，一碰就一个洞，怪吓人的。哗地玻璃掉下来碎成一大片。
这个戴眼镜的男人的确很瘦，不是那种孔武有力的瘦，比如美国暴力片里的黑人。他瘦得苍白绵软，细长脖颈有气无力撑起一颗显得过大的脑袋。头发是卷曲的，稀而枯软的头发像缺了水分的草。镜片后面的小眼睛没有神彩，隔了水蒸气似的看不清他的眼睛。
这个只有一米六零的男人是我？四十岁了，还柔弱得像个发育不良的大脑袋孩子。他想起刚才看的照片上的那男人，大脑袋向后仰着，手里捏了块砖头。那个男人才真像个小男孩，像读初一的十三岁的儿子。那个捏砖头的男孩是我？这派出所条件不错。镀膜玻璃，落地窗是镀膜玻璃。皇苑宾馆的玻璃也是这种。就是我昨晚，应该是今天早上凌晨两点，我用砖头砸碎的那种玻璃。
什么光学原理？这种玻璃从里面看透明，外边的人却看不进来。不平等的豪华玻璃。
那玻璃中可怜兮兮的猥琐男人是我？那捏了砖头的暴力男孩是我？派出所的落地窗打开半边，两块镀膜玻璃叠在一起变成一块十分清晰的镜子。
那个瘦弱的戴眼镜的男人是晚上七点接到电话的。筑墙──电话里那人情绪激昂地说──把他们嚣张气焰打下去，已请了工人，全局职工八点以前必须到场，准备熬通宵，助威。
无聊，筑什么墙，戴眼镜的男人对下午讨论的筑墙问题已经毫无兴趣。他同这座城市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办公室里坐上八小时（多数时候只有五六个小时）的那些小公务员们一样，下了班就对单位的公务毫无兴趣。他刚吃过晚饭，心里很烦。也不是很烦，经常性地烦，烦得单调也就不怎么烦了。他点了一支烟，这烟怎么越来越假。他在单位抽四元一盒的，在家里抽两元一盒的。他想今天晚上该做的事：一、教育孩子。儿子越来越不像话，去年进初中议价六千五，也没个自尊心。上周家长会点了名，说拉了全班后腿，中期考试七门总分倒数第五，不听讲，还有打架。下午班主任电话打到办公室，说把副班长脸打青了。二、关于高压锅的事。妻唠叨高压锅已经唠叨了一个多星期，她不知从哪听到的消息，以前生产的高压锅作废了，要爆炸。新式高压锅他到商店看了，一百八十块，有点贵，也不是贵得买不起，但现在家里没钱，去年重点初中议价六千五，上个月装电话又是三千。不装电话不行，现在家家都装电话，不然人家老是说，怎么，还没装电话，怎样联系？好象过去没家庭电话人跟人就不联系似的。本来局里说这星期要补发八十七块五，八十七块五是什么项目，不清楚，反正就是过去工资以外的菜篮子交通费书报费什么的补贴加起来每个月八十七块五，新的文件规定的，补发三个月，买高压锅够了。但今天财务室说没钱，发不成了，穷单位，以后发不发也成问题。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妻不敢做饭了，她一看见高压锅冒气就像看到定时炸弹。等会儿给妻把道理说清楚，新式高压锅安全，老式高压锅也不是不安全，只不过安全系数低一点。三、看一会新到的《读书》杂志，这杂志雅，坐机关的知识分子不看点书不就是一个小公务员了？四、十点半体育台有场足球。
他看了墙上的钟，七点四十。
他走进儿子的小房间，儿子戴了耳机在听录音机。
在干啥！听英语。
啥英语，明明是流行歌曲，啥乱糟糟的东西。他看见散乱的磁带盒。
我想休息休息放松一下。
还要放松！他憋住火。你今天又打人？他欺负我。
他怎样欺负你？他说我语无伦次基础太差也不珍惜父母的六千五百块简直先天愚。
你是不珍惜副班长他也不该这样说。
他不是说，他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的，我们的作文经常是同学互相改。下午课外活动，班上足球队练足球，在球场上──你打了他？我没打他。
他脸怎么青了。
他是对方，我们争一个球。不知咋的，我一脚就踢了去，狠狠地，没踢在球上，踢在他腿上。
我问你他脸怎么青了。
我又没打他，我明明心里想着踢球，不小心踢在他腿上，他自己没站稳，跌在水泥地上把脸摔青了。我说的是真的。
你上次也是这样，走路把同学撞了，那么宽的路把别人撞了，也是不小心？我家怎么出了个不争气的东西。你曾祖父是乡塾的教书先生，你爷爷是大学生，我们家几代都是知书识理的读书人。我小时候就从没跟人打过架。你怎么不学好的，光惹祸。
戴眼镜的男人在大街上走。他是怎样下楼的，下楼到大街上来做什么，他想了想弄不清楚，反正刚才说下楼就下楼了。
街上到处是灯，红的蓝的黄的，街上怎么这么多的灯。人也多，比白天的人还多，这么多人晚上到大街上干什么？他盯着对面夜总会的霓虹灯觉得很新奇，仿佛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他想他是好久好久晚上没上过街了。晚上在那十一层的楼上干啥？辅导听不进去的儿子，单词听写，检查作业。跟妻拌嘴，听她布置第二天要买的小菜种类。看一会文学杂志，看得脑袋木木的，离现实近一点的觉得粗糙无味，离现实远一点的又觉得太空虚。电视剧是不看的，都是些三流编剧导演在唬弄人，有时也跟着妻盯着屏幕，看人物后面的风景、街景和房间布置，也不知那些男女在笑些什么哭些什么。有时看球赛，看足球，看了两年也看不懂比赛规则，也不太关心哪个队胜哪个队负。
看球就喜欢那种疯跑、冲撞，那观众的尖叫，那射门时惊心动魄的一脚。
刚才为啥要下楼？他想了想，刚才先教育儿子，儿子不听话。后来到客厅陪妻看电视剧，妻又说起高压锅，他解释关于八十七块五的事。后来不知怎的一个人爬到楼顶，看了一会这个城市的夜景。再后来就下楼了。
他看着一格一格变着颜色的灯光招牌，不知再往哪边走，往左？往右？抑或穿过地下通道，到灯火更亮的地方看看。
他无意识地看了一下表，八点十五。他想起了刚吃完晚饭时局里打来的那个电话。
垒墙──无聊。他还是往局的方向走去。
他碰见另一个戴眼镜的同事，他俩一块儿走。一会，又碰见一个戴眼镜的同事，他们一起往局的方向走。
他们经过一座宾馆，宾馆的玻璃幕墙里忽然传出音乐，他们的脸都转过去。他看见玻璃幕墙上模模糊糊三个男人都是眼镜，他觉得很滑稽。局里眼镜多，他们局多半是大学生，学历水平在市级机关是最高的。
垒墙，太无聊。戴黑眼镜的说。
这种事情，应该是自愿，哪有什么必须到场的。戴黄眼镜的说。
戴眼镜的柔弱男人说，都什么时代了，像乡村干部召集农民。
你问我有没有前科，你这人问得怪，我们这种人能有什么前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你是派出所的，你查查你们的档案看看，荒唐！你说不一定，比如“文革”时候，你搞没搞过武斗？我搞武斗，我那时还在读小学，弱得像个女孩，经常被大一点的坏孩子拦在路上搜腰包，我打得赢谁，我要搞武斗也没谁要我。
当知青时，倒是参与过一次群架。说是参与，不如说是被打。起因是我有一本书，《茶花女》，我那时就是个书呆子又没有几本书，宝贵得很。相邻大队有个知青听说我有黄书，找我借。我看他没文化不会爱惜书，就没答应。后来我跟他在乡场上相遇，他就约了几个知青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我几耳光。刚好我们大队的几个知青看见了，就帮我的忙，跟他们打。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没几分钟就把我们打得鸡飞狗跳地撤退了。逃到远处一看，我那三个朋友都出了血，伤得不轻。他们说，你倒好，光光生生的，刚才你为啥不上！我说，这值得吗？他们直往地上吐口水，从此就和我断交了。
我跟你说这些干嘛，我这人窝囊惯了，天生的。我为什么要扔砖头？我也不清楚，反正当时我突然激动了。垒墙，这事我不赞成也不反对，这事跟我无关。
这个戴眼镜的男人昨天下午还平静无聊地坐在办公室打瞌睡，垒墙跟他无关，局里还没任何人想到要垒墙。
他刚起草完一个文件，也就是一般的阶段性总结，每年这个月份往省里报的。他把去年和前年这个时候的总结找出来，把那些一二三四重新组合排队，换了几个新数字，添了一点字，删了几个字，一篇文章就完成了。他边打瞌睡边看有没有语法错误标点错误，他无论干什么都是小心认真的，他干的工作一般人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也没人挑。他人缘好，也谈不上很好，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单位上的人就是同事而已。他喜欢和和气气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他觉得这是性格，改也改不了的。
说他谨小慎微或者唯唯诺诺也不对，比如他对领导和同事是一致的，从不巴结领导，干事情多是我行我素，只是天生性情温和因此极少与人矛盾。其实局长就是他的同班同学，局长才是干啥事都小心翼翼考虑再三，不然也就当不成局长了。局长几次征求他的意见，准备提他当副科长，他一口拒绝，他觉得有了个职务就要像局长那样真的学着小心做人，上上下下都要考虑搞好关系，很累人的。他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不太合群工作认真的副主任科员。
他拿着没有一点语法错误的文件稿，到局长办公室找局长签发。
局长一脸愁容地正在看一大叠文件。
他说，本来先要给科长过目，科长病了没上班。
局长说，你写的，有啥问题。局长接过去看了看，就用签字笔签了名字。
局长问他，你们办公室打扫干净没有？他这才想起卫生检查的事，明天全国卫生城市检查团就要到这个城市，这几天全城都停止正常工作在搞大扫除。他说，打扫了一周，都搞烦了。你好象有点不舒服？局长说胃痛。
他神秘地笑了笑，就拿了签好的文件走了。他知道局长不是胃痛，局长肯定又被市长批评了。全局都知道局长挨批评的事。有的说是汇报工作时一个关键词说错了，有的说是局长陪市长下乡检查工作时把房间住错了。本来安排了两个单间，一楼三楼各一间，局长见一楼有卫生间，自己就住了三楼。谁知一楼苍蝇特别多，市长撵了一晚上的苍蝇，没休息好高血压也发了，第二天市长就当着很多人的面批评局长关键词说错了。这些都是从小车司机班传出来的，也不知真实程度如何，反正多方消息来源都说市长包括副市长都对局长不感兴趣了。
戴眼镜的男人拿着文件稿到秘书科登文号。秘书科坐着站着有七八个人，正在激烈地讨论什么。
他们在议论八十七块五。哪些单位两个月前就发了，哪些有权有势的部局奖金超过五百。局里搞的什么名堂！请客有钱，给职工发奖金就没钱。哪是奖金，应该是工资的一部分。现在光靠正工资怎么活，这穷单位！戴眼镜的男人找了个靠窗的凳子坐了下来，听他们议论。他平时不喜欢跟这些人扎堆，这些人上班没事天天打堆聊天。但他想到高压锅，就坐下来听他们说。
贪官污吏。现在富的流油，穷的揭不开锅。这破单位。对面那宾馆大白天也鬼哭狼嚎唱OK，都是些什么人。听说有按摩室桑拿浴，女招待都是妓女。
戴眼镜的男人扭头看窗外。十几米外就是那刚开张营业的豪华宾馆的后墙，十六层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亮晃晃的，这个角度看不到顶。这庞然大物听说是私人的，也有民间谣传是哪几个有权有势的局挪用扶贫贷款移民款合资修来搞创收的，是不是谣言真真假假现在的事情谁也说不清，反正现在是私人在经营，有背景，听说市长的舅子副市长的老表还入了股。现在的事情。
他闻到一股腐臭，死耗子味。
他说，你们这屋里有死耗子。
大家都停止议论，用鼻子使劲嗅。
所有的人都走到窗口。
从这三楼的窗口往下看，局里的院坝停了辆三轮车，两个戴口罩的清洁工人正在除宾馆的垃圾。宾馆底楼开了一个口，红的黄的污物从那口里泄出来。
太恶劣了！这宾馆只知道赚钱，临街那面修得像皇宫，屁股向我们屙屎。好熏人，这大热的天！局里是哪个同意了的，从我们院子出垃圾，肯定当官的得了好处！要查！把它堵了！把大门上锁，不准三轮车进来！大家盯着臭烘烘的垃圾口，七嘴八舌义愤填膺。秘书科小王秘书说，跟他们交涉过无数次，叫他们改垃圾口，他们不理睬，傲慢得很，他们说你叫我把垃圾口开到大街上去！管它屁股开在哪里，那些吃香喝辣的！你看那车子掉好多屎。昨天才扫的坝子！八十七块五没兑现，又要叫我们丢卫生奖！小王秘书说，昨天我们扫坝子，啥都有，避孕套，月经纸，艾滋病梅毒的啥都有！还有它那个厨房在底楼，天天烙死猪肉熏死人，像火葬场。他们说，当初图纸就是这样设计的，图纸是城建环保批准了的，你们去告啊，去告啊！修围墙！堵了！找局长！大家一窝蜂出门，到局长室找局长去了。
戴眼镜的男人没有跟着去。他觉得很好笑，堵了，那宾馆的人是好惹的。闲着没事闹着玩的。局长也没那么傻，他才四十岁，年轻有为，刚提拔没两年，离退休也还有二十年，为这点芝麻事惹麻烦，值得？他刚回到办公室，就听见电话铃响。儿子的班主任找他。
这垒墙的事根本跟我无关。我又没在局里住，我的办公室窗口又不往那边开。再说也不是好臭，局里的厕所脏得要命比那臭得多还不是进进出出没人说。完全是小题大作。替人家想想，人家那样豪华的宾馆也不可能把垃圾口开到大街上去。垒墙的事我并不赞成。
你问我为啥要跟着起哄，还扔砖头。我也说不清楚，完全是自动的，随便什么人，到了那个时候都想扔砖头。我也受了伤，你看我的腿，这么大一条口，昨天流了好多血。完全是一场混战。
戴眼镜的男人一进大门，就见新拉的电灯泡把院坝照得通明，靠大门这边摆了许多桌子板凳，坐着站着挤满了人，有的打麻将打牌，有的在闲聊，完全是一幅集体纳凉或乡村死人坐夜的热闹场景。靠宾馆的那一边，码满砖头、沙和水泥，十几个农民模样的民工正在手脚飞快地挖基脚。
他在人堆里找了个空凳子坐了下来，他左右看哪些来了哪些没来。他大约数了数，老的少的有九十多个人，局里职工差不多都来了，还有二三十个家属。他听旁边的几个人在议论：行政科也不买点饮料干粮。
出去买去了，不然熬通宵不熬出毛病来。
局长都躲到哪去了。
鬼才知道，他们说这种事情他们出面不好，是职工自发组织的。
是自发的来不来都可以嘛，我要回去了，十点半有场足球。
你走，他走，那不都走了。
反正说好了今晚熬夜明天放一天假。
我看要出事。
出啥事，在自己的地盘修围墙，创卫达标嘛！不过不出事也用不着我们呆在这里熬夜。
把人家垃圾口堵了，他们从哪里出垃圾。
管他的，他不晓得另外开一个口。啤酒买回来了。
听说给包工头讲好工钱六千块，墙高五公尺，先给四千，明天早晨五点修不好不给那剩下的两千。
六千，包不包括材料。
光工钱，材料是行政科拉来的。
八十七块五不发，修墙又有钱了。这点墙，工钱六千！好几家包工头还不干，说有危险。下午开职工会你干嘛要举手？群情激昂嘛，你还不是举了手。十点半有场足球。
戴眼镜的男人看见办公楼的大门口有人在向他招手，是小王秘书。他走过去。小王说局长找你。
局长一个人坐在局长室，脸有点潮红。戴眼镜的男人问，你喝酒了？没有，我从不喝酒，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你为啥脸发红？可能是台灯的灯光，可能我有点激动。
戴眼镜的男人说，是你决定的？职工集体表决的，创卫除死角。下午快下班时开了个职工大会，没看见你。
孩子出了点事，打架，我先走了。你考没考虑后果？后果。我想到后果。我没有想后果。我这几天心情不好。
群众一闹，你就同意了。你喊我来干啥？你会用摄像机？会一点，科里有一台，早坏了，公家的东西坏得快。
小王借了一台，你到秘书科去，注意那边的动静。
我懂了，摄点资料以防不测。
你问那盒录像带，那带子有一半截是我摄的。你看过带子没有，那是证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其实我们跟他们打根本划不来，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土匪，社会渣滓，劳改释放犯，我们是机关干部文弱书生。我们打得赢他们？我们只有挨打的份，打得个鸡飞狗跳落花流水。你知道我们伤了好多，伤了二十几！我们都是些什么人，大学生，高级，中级，科长，主任科员，都是有身份的人，哪遭过这种毒打。他们是暴徒，你要去抓他们！你说各算各的账。你说我们事先知道要出事为啥还要蛮干。
我们怎么事先知道要出事？你说我狡辩，不想出事干吗纠集那么多人，那么多人纠集在一起不出事还怪！深更半夜的。
我是想到要出事。我想到可能要出事。当时我甚至真想出一点事哩。
戴眼镜的男人躲在秘书科的办公室，充了半个小时的电，然后半掩窗帘，架好摄像机。
窗外灯火通明。墙已筑了半人高，民工们猫一样躬着背蹲在墙上忙碌着。宾馆的玻璃窗大都关得死紧，听说是中央空调。五楼的一间窗户打开，一个男人两手撑着脑袋往下边看，可能是旅客看热闹。
他再看坝子的那一头，职工们蹲着坐着站着，在喝饮料喝啤酒嗑葵花籽，很开心。有三桌麻将一桌扑克一桌相棋。一台便携式录音机放着音乐。有一圈人正在大声哄笑，可能是有人在说荤笑话。
他想儿子这时正在做作业，妻在看电视剧。作业多，儿子每天都要做到深夜。儿子该不该交钱读重点中学？儿子喜欢运动喜欢踢球但脑子不太灵，小学成绩一直勉强中等。进了重点中学儿子好象很压抑。儿子老打架，学校已经几次告他打同学了。
他想到妻关于高压锅的唠叨，想到该死的八十七块五。
宾馆顶楼传来嗲声嗲气的OK声。他想这庞然大物怎么死人样毫无反应。
墙已有一人多高了，宾馆还没反应。
他用摄像机又把宾馆从底楼到顶楼扫拍了几分钟。一格一格关着的玻璃窗，红灯黄灯，里面的内容一点也看不清。他觉得很无聊。他把镜头对准职工，把焦聚拉近，见已有一些人在歪着脑袋打瞌睡。他看看表，十一点半了，妈的球赛也要完了。
他觉得有点饿，就下了楼走到院坝，去喝瓶啤酒。
怎么没动静，十二点半了？他推醒戴黄眼镜的。
黄眼镜揉着眼睛说，我怎么知道没动静。
应该有动静。另一个人说。
他说，我想回去睡觉了。
大门锁了，走得了我早走了。
要走都走，要不走都不走。
应该有动静。黄眼镜说。
我当时也觉得奇怪，我们这么多人在下面闹得轰轰烈烈的，那宾馆怎么像个死猪没反应。只是偶尔有几格窗户有旅客探出脑袋看一看，又关上了，那宾馆生意可能不好，有亮的窗户不多。也可能天气热，关了窗不漏冷气。妈的我们在下面热得冒油，他们享受空调。凌晨一点以后，我们都等得有些不耐烦，职工们眨巴着睡眼惺忪的眼睛盯着那渐渐升高的砖墙，那零星亮着灯光的死人样的玻璃大楼，都巴不得真的发生点什么。
你想，我在秘书科那三楼，一个人在黑洞洞的房间里守着摄像机，从隐蔽的窗口，从摄像机的镜头里，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搜寻目标，却徒劳无功一无所获，会是怎样的无聊。就像我有一次钓鱼，我本来对钓鱼一点也没兴趣，有一次朋友约我到郊外钓鱼，我等了一个小时，没鱼咬钩，我想等几分钟可能上钩，就又等，又等了一个小时，我想再等几分钟可能上钩，就这样等了四个小时一无所获。你想这多无聊又蛊惑人。
我这个比喻简直不对，是他们在钓鱼，我们是鱼。
在那某一格玻璃窗后面，有一伙人，包括他们老板，肯定一直在研究我们，注视我们的一切。我现在想，一定是这样。
大约深夜一点半，墙砌到两米多高的时候，宾馆二楼有人在拍照。
他当时正靠在摄像机旁打瞌睡，突然听到坝子里闹哄哄的，有几个人在尖叫。
有人拍照！有人拍照！他翻起身，撩开窗帘往外看。宾馆二楼的一格玻璃拉开了，窗口上站着个人影，正一闪一闪在照相。
不许拍照！不许拍照！院坝里叫声一片。
他赶紧对好摄像机镜头：黑影探出身。一只脚蜻蜓样踮在新砌的墙头上。是个瘦小的中年男人。砌墙的农民停了手里的活计，局外人似的傻看着。那男人一只脚踮在墙头拍照。一闪一闪地照筑了半截的砖墙，照院坝的砖头水泥，照蜂涌围去的职工。
捉强盗！捉强盗！把相机缴了！把相机缴了！职工们兴奋的脸。
有人在用铁锹柄捅那男人的脚。那男人死狗样从墙头上掉了下来。
相机缴了！相机缴了！院坝一片欢腾。
那男人被人群推着搡着，从大门撵了出去。大门又被锁上。
小王进来了。小王问，刚才摄下来了。他说，当然摄下来了。
大门那边又闹哄哄的。
铁门外站着三个男人，两个大汉，中间是个矮胖子。
小王对戴眼镜的男人说，那胖子我见过，是他们的副总经理，听说劳改过的。
大门开了，那三个男人进了铁门。
几十个职工把那三个男人围住。吵闹声乱作一团。
强盗，要相机没门！我们的地盘修围墙，关你们啥事！找局长，你有啥资格找局长！谁打他了！你讲不讲道理！不要血口喷人！嘴巴干净点！……黄眼镜挤在中间，激动地挥着手好像在充当领头人。李高级花白着脑壳也挤在里面吼，这老头上周才出院，刚才打麻将打得很欢。几个婆娘的声音最响最尖，局里几个最泼的家属今天好像都来了。
凶什么凶！你算老几！你狗日开妓馆的！你把后台老板喊来呀，市长也不是好东西！你们仗势欺人！你才是龟儿子！混账！你才混帐！……戴眼镜的男人歪着脑袋看下面乱轰轰的人群，他觉得很滑稽。
他想人就是这种东西，人一多挤在一起就乱。
宾馆好多格窗户开了，一些旅客在楼上看热闹。铁门外的街道上也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这么晚了还有人在街上闲逛凑热闹。
不准推我们经理！谁推他！打人哟！狗腿子打人！快关门！不准走！扣起来！扣起来！……铁门“砰”地关上锁住了。
职工们把那三个人往传达室推。
宾馆窗户有黑影跳下来。一个，两个……一共四个彪形大汉。
打手！他赶紧揿下摄像按纽。
他们手里有棍棒。他们挥着棍棒冲进了人群。尖叫。有人倒地。闪开了一道缝。他们裹拥着胖经理往回跑。他们上了墙。把胖经理抬着往窗户里推。经理太胖，推了三次才塞进去，像投篮两分。
他们全部消失在玻璃窗里。玻璃窗关上了。
有人受伤了，我下去看看。戴眼镜的男人把摄像机推给小王。
院坝像一口翻腾着开水的锅。
土匪！地痞！流氓！戴眼镜的男人往人堆里挤，满耳是激怒地吼声，满眼是瞪圆发亮的眼睛。
李高级被人搀扶着，这老头刚才被掀挤在地上，混乱中被人踩了几脚。党办室最严肃的女主任头发散乱像个疯婆。黄眼镜高举着断了脚的眼镜在向围着的人激动地诉说什么……戴眼镜的男人在人堆里穿行。他听女主任的哭述，听李高级亮着渗血的胳臂带着颤声的叫骂，听黄眼镜声嘶力竭地宣讲。
土匪！地痞！流氓！他被人群推涌着往围墙那边往宾馆那边走。
他挤在狂怒的人堆里。他的脚被谁踩了一下，凉鞋掉了。不知谁绊倒了架电线的竹杆，灯泡鞭炮样炸熄。人们尖叫着往后退了几步，又狂吼着往前涌。
他挤在狂吼着的人堆里。他想到团结就是力量，想到小时候听熟了的那个一根筷子和十根筷子的故事。他仰头看那庞大可恶的玻璃大楼，看左右周围同事们一张张激动变型的脸……他觉得自己全身也躁热起来。
他突然觉得有一股很热很烫的东西在往头上涌。
土匪！地痞！流氓！贪官污吏！妓馆！狗杂种！……他也跟着职工和家属们吼。
他觉得这样大声狂吼的感觉真好。他想起去年有一次害便秘，五天没拉，后来吃了泄药，突然通了，还直放屁舒服死了，就是这种感觉。他从来还没这样放肆地叫过嚷过。他觉得喉咙好干。
他想起电视里足球射门的一瞬，他看见家里就要爆炸的高压锅。
他突然觉得这很好玩。他突然发现周围愤怒的表情中都带着点好玩的神色。
二楼那格窗紧闭着。里面有盏红灯，有人影在动。
他们对着窗骂，对着窗声嘶力竭地吼。
玻璃窗开了一道缝，有张脸在尖笑，又迅速关上。
哗──不知从几楼倒下来一盆水。
有人泼尿！哗──楼上又泼下来一盆水。
有人弯腰在拣砖头。好多人都在弯腰拣砖头。他也弯腰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
哗──玻璃碎裂的声音……哗！哗！哗──各个方向玻璃碎裂的巨响。
他听着令人心惊的玻璃碎裂声，一种莫名的冲动与快感从头到脚颤栗着全身。
他憋足力，身子往后仰，弯曲细弱的手臂，把砖头扔了出去。
我真的没什么动机。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简直控制不住。你看我这副病兮兮的瘦骨头架，会是打架的会是暴徒吗？简直莫明奇妙！我们这些人平时一盘散沙，突然一下都齐了心，都疯了。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去扔砖头砸玻璃！简直是鸡蛋往石头上碰，他们一下子钻出来好多人啊，起码三十个！全是社会上雇的流氓打手，全带了家伙。宾馆保安？啥保安！完全是黑社会打手。我们被打得鸡飞狗跳啊，我们伤了二十几个呀！太可怕了！那场面好惨啊！其实那垒墙，那破垃圾口关我屁事！人伤了墙掀垮了，几千块钱也白丢了！你可以走了。穿公安服的那人对他说。
怎么，我可以走了？往哪边走？回家呀！他迟疑地看了看表情漠然的公安员，说，我可以喝你杯子里的茶吗。
可以。
他端起杯子喝了口茶水，再盯了一眼放在桌子上的他那张弯曲手臂的照片，然后他走出了那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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