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念慈
下了第二堂课，我一路咳嗽着，回到教员休息室。
这些日子，又觉得身体有些不妥。也不是什么大毛病，最初是感冒，而后就引起一连串的“炎”症：扁桃腺炎、喉头炎、支气管炎……这些“炎”症已经成了惯性，不治也会好，好了又会犯，虽然有公保，不花钱，我懒得上医院。医生们的本领实在有限，去过几趟，我自己也会开药方，重了打消炎针，轻了吃消炎片，都没有什么效验，白白花费时间，一去就得耽搁大半天。医生说，像这种慢性疾病，要想根治呀，很难，预防重于治疗，能随时留心，比吃药更有效。可惜他劝告我的那些话，我全做不到。他要我戒烟，我说我宁可让它发炎；他要我不讲话，那更是奇谈。教书匠和唱戏的一样，吃的是开口饭，教国文的好比大花脸，一上课就得直着嗓子喊，干的是这一行嘛，怎么能不讲话？既然难如医生们的意，我就索性不管它，书还是照讲，烟还是照抽，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痛苦，只是两堂中间的一阵咳嗽，咳得人怪难受。
回到休息室，喝了一杯冷开水，才觉得好了些。
休息室里，这几分钟热闹得很。一些年轻的同事，精力过剩，还嫌台上喊得不过瘾，兀自精神抖擞，高谈阔论。也有人珍惜光阴，偷空子看几份作业，改两本作文……刚刚喘气儿喘得了匀些，上课铃大响，又是一堂。
我打起精神，拿起课本，从休息室走了出来。
有一个学生在休息室门口拦住我鞠了一躬，说：“老师怎么还不去嘛，同学们都盼着您哪。”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于光秀。这女孩子是高三丙班的班长，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我教的这门子历史，每一次考试，都掉不下来九十分。她们是应届毕业班，今天开家长会，一大早，就乱哄哄的来了许多位家长。上第一堂课之前，她们班上就推派代表，请老师参加，我说我有课。有课是实话，不乐意和家长们见面也是真的。在同事们中间，我是怕家长怕得出了名儿。学生不能体会老师的苦衷，一片至诚，三催五请，如果换了别人，可能我会忍不住地发起脾气，对于光秀这样的好学生却有些于心不忍。
“我现在不能去，于光秀，”我尽量把说话的腔调显得柔和，“总不好耽误了别班的正课，对不对？你替我向同学们请个假吧。”“可是，”于光秀坚持地说：“有些家长，也很想见见老师的！”听她这么讲，我的笑容立刻变得僵硬起来。
“那不必！”我提高了声音说，“不是有校长和别的几位老师在那里么？”于光秀显得很失望，她的嘴唇翕动了几下，似乎还想说什么，看我急着要去上课，终于忍住不说，仍然恭恭敬敬地向我行了一礼，讪讪地去了。
望着于光秀背影，我心里也未尝不感到有几分抱歉。可是，一想到某些家长那副吹毛求疵、盛气凌人的嘴脸，又觉得实在没有勇气和他们厮缠。不曾在台湾教过书的人，想象不出这里的家长会有多大势力，特别是家长当中有几个县议员之类的人物，他简直就以学校的“股东”自居。你教了他的儿子，就好比是种了他的田地、住了他的房屋，这口苦饭是他赏给你的。我一向不善酬应，所以才选定教书这门子行业，在学校里，和同事、和学生，都还处得来，就是怕见家长。不会讨好他们，也就不敢招惹他们，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好在我不兼任何职务，一个有二十多年资历的专任教员，只要本身能站得住，和家长不套交情，不结仇怨还不至于打破饭碗，那就感激不尽了。
接连三节课，累得我唇干舌焦，咽喉冒火，咳得更厉害。
第四节是空堂，我要好好休息一阵，抽屉里还有一大叠笔记在那里等着，把它们打发了，再回家吃饭，也还不晚。
半杯冷开水，咳嗽压了下去。拧了一把湿毛巾，擦干额角的汗渍和手指笔灰。然后，在那张破藤椅上舒舒服服地落了坐，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枝新乐园，又从裤袋里摸出洋火，才待要把它点着，又听得于光秀在休息室门口，怯怯地喊着“报告”。
“进来，”我装出很高兴的样子，向她招呼着，“你又来催我，是不是？好，好，我刚刚下课，你让我稍稍休息一下，我马上就到。”于光秀却笑笑说：“已经散会了，老师。”“哦？”我喜出望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里暗暗嘀咕着，“那很好。——好极了。”也许是我不留神把心里的话说出口来，于光秀瞪大了眼睛，有些困窘，也有些责怪。和气管炎一样，这也是我的老毛病，我常常会不经意地把不该说的话说了出来，说过啦，还以为那是深藏心底的秘密，人家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得罪了的。
于光秀一直望着我，我以为她是想看看上次月考的分数，便说：“考卷已经送到教务处去了。你考得很好，九十五分，只有一道问答题错了。”她的小脸儿红了一红，大概她自己也知道错在什么地方，老师扣的分数，不冤枉。
可是，她不是为了看分数来的，她问我：“老师，您下一堂没有课？”“唔，没有。”我说，“有什么问题要问的，你说吧，我现在不忙。”“老师有空儿的话，请您到会客室去一下，我妈妈想见老师。”一听是家长“召见”，我的头皮就发了麻。
有于光秀在一旁催驾，看起来赖是赖不掉的，我就索性表现得勇敢些，立时站了起来，说：“好的，我也高兴见见你的家长，走吧。”一位肥肥胖胖的中年妇人，端端正正地坐在会客室里，那一身肥肉，把一张单人沙发塞得满满的。
我走到会客室的门口，于光秀就抢先一步，站到那胖太太的身旁，为我介绍着：“妈，这就是我们的王老师！”胖太太坐在沙发上，安安稳稳，大模大样，没有动弹一下，也没有说一句客套话，就那么扭过头来，目光直直向我打量着，从脚看到脸，又从脸看到脚。
我感觉受了侮辱，也就不再向前迈步，站在门口，冷冷地问道：“我是王仲舒，贵家长有何见教？”胖太太没有答腔，只向我笑了一下。笑过了，还是不理我，却回过头去，对站在一旁发窘的女儿说：“小秀，你到教室去吧，我和王老师在这里谈谈。”等到于光秀从我身旁走了出去，胖太太这才站起身来，连名带姓地喊着我，说：“王仲舒呀，王仲舒呀，你真是不认识我了吗？”我被她唬得愣住了。冷场片刻，我力持镇静地说：“您是于光秀的家长，于太太，我知道。”胖太太一直瞪住我，在那臃肿多肉的脸上，浮起一丝苦笑。
“咳，你真是不认得我了！”她大声地叹着气，又讥讽地说，“王仲舒，真亏你还是历史老师呢，几千年的掌故，你讲得清清楚楚，三十年的老朋友，你却对面不相识了！”听她这说话的口气，多半她从前真是认得我，于是，我仔细端详着她那张胖脸，并且认真地思索着。那张胖脸平平板板，除了胖，别无任何异征，如果教我相相她眼前的情况，可能我会说得大致不错：她有一个富有的丈夫，供给她席丰履厚、养尊处优的生活。多营养的食物，使她长了这一身肥肉。缝一件旗袍，起码也得一丈布，却打扮得花花俏俏的，厚敦敦的耳朵上，戴着一副精致小巧的白金镶翠的耳环，两只手戴着三枚戒指，也都是珠光宝气，一闪一闪，照花了人的眼。我估不出那些首饰值多大的价钱，只知道我这个穷教书匠一辈子也买不起。……她自称是我的老朋友，我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三十年前的她是什么模样儿。至于我自己，三十年前，我正是一个在中学里念书的小伙子，就和我的大儿子“舒齐”一样，那时候的我，走路是跳着走的，说话是唱着说的。如今双鬓花白，年过半百，三十年的光阴，是一段很长的路，是一挂很厚很厚的幕。虽然在那过往的路上，山川不改，屐痕尚在，回头后顾，却是一片模糊，分不出哪是云，哪里是树。
仔细端详，用心追思，在我的记忆中，我始终找不到这位胖太太的影子。而当我收回目光，茫然外望，通过那条长长的、空空的走廊，我看到于光秀姗姗而去的背影，蓦然间，这背影把我带回到三十年以前，心里一亮，我隐隐约约猜到这位胖太太是谁了。
“您——”我走上两步，迟迟缓缓地说出那个名字，“您可是沈秀娟？”于太太大声叹了一口气，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跌回到她原先坐着的那张沙发里去。
“咳，总算你还能认出来！——你早就该认出来的！……”认出了她是谁，我的心里却有些恍恍惚惚，像是做梦，又像是在一场梦中惊醒。
我走了过去，坐在她的对面，先逼着自己发出一阵笑声，又自嘲地说：“脑子成了一块豆腐，眼睛也花啦，再过几年，我自己照镜子，也许都认不出那是谁啦！”她本来有些气冲冲的，听我说得如此可怜，她的态度却立时有了转变，说：“这也不能怪你，三十年，不是一段短时期啊，你还能记住我的名字，也就不容易罗。”“我应该一见面就认出你的。”我深自责怪地说，“两年以前，我第一次给于光秀她们那一班上课，在教室里，我就对你的女儿发过呆，觉得似曾相识，却没想到她就是你的女儿！……于光秀很像你，三十年以前的你，也正是于光秀这个年纪！……”我一面说着，一面再对着细看，现在已经知道了她是谁，在她的身上，却仍然很难找得出三十年前那个女孩儿的影迹。
如果她没有于光秀这样年岁的一个女儿，我真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胖女人就是沈秀娟——我三十年前的情侣！……三十年前，我和她，同在一座城市里读书。那座城市只有两所中学，男女分校，校舍却是毗连着。那时候，社会风气还十分闭塞，青年男女，有一道巍然的高墙相隔，于是对墙那厢的景物便格外向往，把恋爱看作是一桩伟大而又神圣的冒险事业，心灵的燃烧，格外炽烈。我们的“故事”是怎样开始的，现在都不必细说了。时隔三十年，谈恋爱的方式似乎还不曾进步多少，有谈恋爱经验的年轻人，都知道要怎样去敲开那扇神秘的大门。总之，我和她有过一段风光绮丽的日子，到现在想起来还会脸红心跳。在当时，也有眼泪，也有争吵，而时间对往事有一种净化作用，把最美好的部分保存在回忆之中，只有甜蜜，只有温馨。
我们的“故事”是以一次失约而结束了的。中学毕业那一年，她家里逼她出嫁，因为有我，她把那个被她父母选中的人看得不值一文，要她和那人结婚，她说她死了也不肯。为了这场突然临头的大祸，她避开家人的监视，偷着跑来见我。
我们哭泣着、诅咒着，商定了“私奔”的计划。我们决定分头出走，约好时刻，在五十里路以外的一座小车站聚合，然后，天空海阔，就任我们比翼双飞了。我在父亲钱柜里偷了一大把银币，带着简单的行李，准时到达那座小车站，她却不知道被什么原因阻挡住了。我浑身抖索着，在那座小车站的月台上，从中午等到天黑，因为犯了“偷窃罪”，怕被父亲发觉后派人捉了回去，就一个人上了最后一班火车，从此与故乡告别，在外头东飘西荡，历三十年之久。
如果这次重逢，是在我和她分别的三个月乃至三年之后，也许我会发上一阵疯，先抱着她的头哭一场，再拉着她的手笑几声。可是，三十年，这时间实在太长久了，我不必再为她跺脚，也不必再为她搓手，为她叹气和流泪，甚至连她三十年前那次失约的原因也是不必问的，因为，在三十年过后，那“故事”已经成了烟雾，成了逝矢，成了抓不回也留不住的东西……我不打算责问她，她也并不向我表示抱歉负疚，在会客室里，我们只是泛泛地谈着，谈着一些别人听不懂，而我们自己也并不十分了解的话语。
问到她的丈夫，她向我说了一个名字，那名字响亮得很，我虽然不识其人，却常常听人说到他，是一个在工商界很有地位的人物，他的名字就代表着财富。她是几时结婚的呢？唔，很早很早了，大约就在我离家出走后的两个月之后，她的丈夫就是当年被她看得不值一文的那个人，在父母的逼迫下，终于含泪成婚。现在看起来，她和她的丈夫是一桩相当美满的婚姻，如果她当年不曾被人拦截回去，也许她会跟着我受苦，跟着我挨饿，那她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富态”了。
她说她早就知道我在这里，为了决定是否应该见我，就费了她两三年的考虑。后来她终于判定和我见面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她才趁便来访，为我们的“故事”添写了这多余的一笔。
“听说，”她问我，“你有一个儿子，和光秀的年岁差不多的？”我惊讶于她的消息如此灵通，好像她在这次再见以前，向我作过一次户口调查。我说：“是的，那是我的大孩子，舒齐，他和光秀同年不同班。”沈秀娟吃吃地笑起来，那平平板板的胖脸上，一下子布满了细细的折纹，显得十分“生动”。
“就是光秀告诉我的呀”，她放低了声音，像是和我讨论一桩机密的事件，又往前探探身子，说：“我可以看看他么？”“看谁？”“你的儿子呀。我要看看他是不是像你？——像三十年以前的你？”“总会有几分相似的，”我说，也自感心情轻松，而附和地笑起来，“就像你和你的女儿。——好吧，你请稍待，我去喊他！”刚刚走出会客室，迎面碰见于光秀，她正要到她母亲这边来，我懒得动弹，就把这趟差使交了给她，吩咐着：“光秀，你和王舒齐熟不熟？——好，你去喊他，我要他见见你的母亲。”当她应了一声，转身而去的时候，我瞥瞥这女孩儿小脸红了一红，好像她答应得有些勉强。也许她和我的儿子没有缘分，吵过架，不讲话，那就难为她了。
过了一阵，我的儿子和光秀一同走进会客室，我正在不知道该教他怎样称呼，这孩子倒比我机灵多了，当于光秀为他介绍：“那是我的妈妈——”他就上前鞠了一躬，亲亲热热地喊着：“伯母！”沈秀娟待承我的儿子比对我还有礼数，她站起来迎接他，一面笑眯眯地打量着，一面对我说：“好，好，这孩子像你一样高，也像你一样壮！”当然，她说的“我”，是三十年以前的“我”，现在，我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肉都长到儿子身上去了。
停了一下，沈秀娟又加上了一句：“三十年以前的你，就正是这个样子！”她这样说着，把两个年轻人听得莫名其妙，我注意到她的女儿和我的儿子交换着眼神，怕引起孩子们的好奇心，我解释说：沈太太和我，是三十年以前的——“”——老同学。“沈秀娟接口说，”现在你们又在一个学校读书，这真巧，可以算是世交了。“这项宣布，引起两个年轻人的一阵惊喜，他们似乎都为这层上一代的旧谊而感到高兴，而感到光荣。
“啊，妈妈，”于光秀快活地喊着：“您和王老师是同学？怎么从来没有听您说起过呢？”在女儿的面前，沈秀娟的神情显得从容自若，她开玩笑地说：“是你们王老师的记性好，刚才说起来，才知道我们在中学里同过学。那时候我们吵过一场架，你们王老师还记得我的不是，刚才差一点儿就不理我！”孩子们笑起来。上一代的“历史”，是孩子们最爱听的“故事”。我也笑着，笑得直咳嗽。
第四节下了课，我们父子俩送客人到校门口，沈秀娟回头嘱咐着：“舒齐，往后到沈伯母家玩儿去，——叫光秀带你去，我们欢迎你。”于光秀也回头来向舒齐展露笑容，那笑容表达出深深的情意，一半是期待，一半是鼓励。
我的儿子一面答应，一面偷眼看我，那张黑脸却红得发紫，好像做了什么坏事被我抓住了似的。他这种鬼鬼祟祟的怪样子使我生疑：是什么原因把我的儿子变得这样不老实？……恍惚记得我也有过一时期就像他这个样子，但那已经是三十年以前的旧事了。
和儿子一同骑车回家，路上，我心里想：“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两桩相似的事件，由于时代、环境等等的因素，它的发展总会有一些差异，如果它有着相同的开始，便会有着不同的结局……”想得入神，不自觉地又犯了老毛病，心里的话顺嘴外流，变成喃喃自语。我的声音不大，偏是儿子的耳朵太尖，他若有所闻，巴巴儿问道：“您说什么，爸？”“我什么都不说！”我向他叱喝着：“我，我咳嗽！……”说罢，果真的咳嗽起来，咳得很厉害。
（选自《杨念慈自选集》，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7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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