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达
一则民间故事说：“从前，有个衙役押解着一名犯了法的和尚到某处去（记得和尚是王法管不着的，俗界的人犯了法，一出家就没事儿了，鲁达和武松就是这么干的。这则故事的不合理处姑且不论吧），途中宿于客店，衙役喝醉了酒，大睡。和尚于是把衙役剃了个秃头，然后逃之夭夭。
次日衙役醒来，不见了和尚，急得挠头。这一挠，就更急了：“噢，和尚还在！那我哪儿去了？”——题记“白丽美容香皂的全部奥秘在于：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电视屏幕上一出现那块在清水中悠然下沉的洁白香皂，儿子便不等解说员开口，抢先背诵出那句天天播出的台词。小孩子在记忆力最好的年华没有什么精彩的片子好看，便把多余的精力用来背广告。前两年背得最多的是“我们是害虫”，现在渐渐转换到背化妆品了。
每当这时候，丈夫便抢过遥控器：“没意思，没意思！”换成别的台了，也不管演的是什么，哪怕是半截子戏也看，好像目的仅仅是为了躲开广告。
每当这时候，罗亚兰便发出一丝无声的叹息。丈夫很敏感，无言地看看她，好像心里惶惶然。她便装做完全没有发觉的样子，目不斜视地看电视，实际上却什么也没看见，心完全乱了。
罗亚兰是从来不用任何化妆品的，不管是增白霜、防晒霜，眉笔、唇膏，世界著名影星娜塔莎。金斯基最爱用的力士香皂，使您“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白丽香皂……她的全家常年只用洗衣粉、肥皂、浴皂，这对于洗脸、洗澡、洗衣服就已经足够了。家里只有她这么一个女性，她不需要这些多余的东西来打扮自己。不是因为她已经美貌绝伦、无以复加，而是因为……罗亚兰很不幸，没有生就一张漂亮的脸。要说不漂亮，也不是很不漂亮。她肤色适中，即使不“增白”也不算黑；嘴不大，而且红润，无须涂唇膏也过得去；头发不大好，呈褐黄色，但那是可以染黑的，而且按眼下“东贱西贵”的心里，不少人还花钱把乌黑的头发染黄哩，罗亚兰可谓歪打正着。真正不幸的是她眼睛太小，而且是单眼皮，就越发显得小，拼命睁大也不过是一条缝；更为不幸的是她的鼻子。天生的一副塌鼻梁，而且鼻头又往上翘，鼻孔便朝天。鼻子长在脸的中心部位，十分关键，坏了大事，这张脸任你怎么打扮也是枉然。罗亚兰知道自己的短处，从小就不打扮，连镜子都不照，她不愿意看见自己那副丑陋的样子。这一招不灵，一种“鸵鸟政策”的自欺欺人。你自己看不见别人照样看得见，于是从小学起就有同学中的好事者给她起了个外号：“金丝猴”。虽然居心不良，与人为恶，却是惟妙惟肖：金丝猴的毛色金黄、鼻孔朝天。金丝猴是一级保护动物，是国宝，人们花钱买了门票去看，还要说：“真漂亮！”可是这称呼到了人身上就不同了，谁愿意被人称做猴子呢？但是这外号就像粘在她身上一样，撕都撕不掉了，小学毕业传到中学，中学毕业又传到大学，可谓“不胫而走”。一直到她现在工作的报社，同事们虽然不像孩子们那样肆无忌惮地当面喊她“金丝猴”，却总是躲躲闪闪而又若有所思地观察她的鼻子，好像她的鼻子有做不完的文章，那倒比小时候的恶作剧更让人受不了！说起来，她的如此遭遇其实并没有自己的责任，完全受惠于她的父亲。父亲就是黄头发、朝天鼻。更有甚者，皮肤黝黑、塌肩驼背。外号比“金丝猴”更不如：叫“大猩猩”。所幸的是“大猩猩”娶了个媳妇却相当标致。那时候工农城乡差别远比现在大，水灵灵的乡下姑娘为了离开土地，转成城市户口，自愿降低择婿标准，嫁给了“大猩猩”。大概由于这双方的遗传基因的中和，罗亚兰幸免于黑脸和罗锅儿，却没有逃脱黄毛和塌鼻，一个丑八怪的父亲害了她一辈子！她的丑八怪父亲“大猩猩”虽然模样儿不济，却一辈子都在为美化人们的模样儿而劳作。他生前是美姿化妆品总公司所属工厂的工人。“美姿”的前身只是解放前一家简陋之极的肥皂作坊。肥皂那时候叫“胰子”，父亲从十六岁就进厂熬胰子、熬到解放，胰子作坊改名肥皂生产合作社，还是熬胰子。肥皂生产合作社后来又改名化妆品厂，就不单熬胰子而且还生产香皂、牙膏、雪花膏、护肤霜什么的了。改成“美姿化妆品总公司”，而且引进外国生产线沸沸扬扬地生产“美姿系列化妆品”，“市优、部优、国优”则是更后来的事了。
父亲是个好工人。熬了一辈子胰子没往家带过一块胰子。胰子厂出胰子，也糟蹋胰子。父亲天天下班洗澡的时候却舍不得使胰子，干搓。他并且把别人扔下的胰子头儿都捡起来，回收到制皂罐里再熬成胰子。他下了班也不回家，倒腾那些炼油剩下的空桶。空桶里还有不少油哩，扔了怪可惜的，他就扎个长把儿的布掸于，探到空桶里把残油沾出来，一滴一滴地挤出来，攒够一桶，就送到炼油车间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几十年如一日。厂里的头儿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不管谁当政他总是一个样，他认为这是他的本分，从来不索取任何名利，只知道奉献。人们天天在厂里可以看到他，或是在车间里熬胰子，或是在院子里倒腾油桶，一身油腻腻的工作服，满脸满手黑糊糊，像个捡破烂儿的乞丐。无论厂里出了什么问题，有脏活儿、累活儿、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儿，只要招呼一声“大猩猩”，他便招之即来，而且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他的工龄几乎和厂龄一样长，十八般武艺皆通，没有能难住他的活儿。厂里缺了这么一个“大猩猩”，许多事儿简直是玩儿不转！可惜，这句话却是直到他突然出了事之后人们才说出来的。唉，谁能料到他竟然死得那么惨……他活着的时候却只是大伙儿的笑料，厂头儿叫他“大猩猩”，新来的小徒工也敢叫他“大猩猩”，并不因为他有着那么多的无私奉献而慷慨地给予一个尊称：“罗师傅”。这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他长得丑！唉，我们的中华民族，老辈子就有“人不可貌相”的古训，到了本世纪80年代又大讲“心灵美”，即使在是非颠倒的“文革”时期也只是把矛头指向奇装异服、胭脂口红，而维护工农兵的“傻大黑粗”，可是为什么偏偏容不下一位老工人的鼻子呢？那一年，“九大”开过之后的国庆节，建国二十周年大庆。按照上级的指示，厂里抽调了五十名工人参加游行，提前三个月操练，穿统一的白衬衫、蓝工裤，正步走，充分显示工人阶级扬眉吐气领导一切的豪迈气概。托毛主席的福，罗亚兰那年近花甲的父亲也光荣地加入了这一行列。“大猩猩”平生头一回换上了那做道具用的雪白的衬衫和烫出裤线的蓝工裤，走出车问，扔下空油桶，到操场去正步走了。老人家虽然觉得这一身“行头”不大自如，心里可是痛快哩：这是代表咱熬胰子的工人去见毛主席，多大的体面！正步走练了两个月零二十七天，再有三天就要上天安门广场了。
厂头儿带了个刚进厂的小妞儿，来到他身边，小声说：“大猩猩，你出来，跟你说个事儿！”他连忙打立正说：“头儿，有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厂头儿说：“厂里生产任务忙，你不用练队了，她替你！”那个小妞儿应声人列，一秒钟填补了空白。
“大猩猩”直犯愣，眨着眯缝眼、撅着朝天鼻说：“怎么着？这练了快三个月了，换人？她一天没练，能成吗？”厂头儿笑笑说：“人家中学生都受过军训，基础比你好！”见他还没回过味儿来，又找补一句，“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大猩猩”慌忙中敬了走了样的军礼，蔫蔫地回去熬胰子了。
事后，他才听说，厂头儿之所以撤换他，是因为局革委会头儿视察之后狠呲了一顿：“你们厂没人儿了？选这么个丑八怪去出洋相，不怕记者拍照瘪了镜头！瞧他那个德性，脊梁骨英雄‘背’出，脸像个大猩猩……”厂头儿忙说：“他外号就叫‘大猩猩’！”“你明明知道还让他去见毛主席？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好好考虑考虑！”厂头儿为此写了深刻检查，才保住了革委会主任的官职。
“大猩猩”失去了见毛主席的最最光荣的机会，此外倒也毫毛未损，因为他大字不识，也不会写检查，再说自个儿长得丑也不是故意的。“爹妈给的嘛！”“林副主席”这么说来着。
难得的是，他并未因此而闹情绪、掼纱帽、撂挑子不干啦什么的，仍然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如一日，风雨无阻地一点一滴地为节约每滴油而奋斗。这种事儿要是搁到今天，怕是没人能做到了。
那件事，罗亚兰一辈子也不会忘。遗传基因使他继承了父亲的耻辱，她是永远没有脱胎换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机会了。
罗亚兰现在躺在手术台上。不是开脑颅、修补心脏瓣膜、换人工肾、割盲肠啦什么的，而是接受面部整容手术。感谢现代科学技术，她意外地在90年代得以脱胎换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她早在几年前就萌发了这个念头。那是在上班的路上，她偶然看见门前小胡同里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用毛笔写的广告：“无痛割疣、纹眉、纹眼线、割双眼皮、穿耳”。她当时看了一眼也就算了，因为这些事毕竟都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和她的距离太远了，她的鼻子怎么“纹”也是无济于事的。但后来她看到有几个同事都纹了眉、纹了眼线，那脸经过“加工”果然精神了不少。又听见她们背后说：“纹眉、纹眼线是最简单的，更复杂的还可以把头皮拉下来一块，消除额头的皱纹，鼻梁骨也可以垫高，电影演员××、××就是这么做的手术，怪不得显得那么年轻又漂亮。不过，做那样的手术就得上外科整容医院了，钱也就花得‘海’了！”说的人无心，听的人心动。
下班回来，罗亚兰尝试着对丈夫和儿子说了她的想法。六岁的儿子听了，睁大眼睛唤了一声，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在天下所有的儿子心目中，妈妈都是最亲近、最可爱的人，“妈妈”是人间最美好的称呼。是不是儿子也懂得妈妈的鼻子需要“修理”以使得她在他心中更美好、更名副其实呢？儿子没说，罗亚兰也没敢追问。丈夫却啊了一声，似乎颇感意外。
她懂得丈夫的心思。丈夫是她在大学新闻系时的同学，一个相貌端正却行为古板的书呆子。他不修边幅，不爱交际，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读书上，所以在大学的五年中白白失去了与众多窈窕淑女结为伉俪的时机，直到毕业之后才猛然想起应该向和他一起分配到同一家报社的罗亚兰求婚。对此，罗亚兰当然并无异议，但结婚之后却长久地感到自己像欠了他的债。他们的结婚照片就挂在卧室里，罗亚兰每当看到那张不得不照的照片，心头就升起一股愧意。她曾经要把照片取下来，却被丈夫制止：“为什么？”“我配不上你。”“什么？新闻系的高材生，我还受之有愧哩！”“我是说，我……太难看了……”她不得不说出这句最不愿意说的话。“什么话！俗人之见！”丈夫说，“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少游，他的夫人苏小妹漂亮吗？三国的大军事家诸葛亮，他的夫人黄秀英漂亮吗？却都是少有的才女，所以惺惺惜惺惺！唉，话又说回来，人生在世，即使千娇百媚，西施、郑旦、王嫱、杨妃，到头来也都是一堆枯骨。记得小仲马怎么描写茶花女在迁葬时的尊容吗：”一对眼睛只剩下了两个窟窿，嘴唇烂掉了，雪白的牙齿咬得紧紧的，干枯而黑乎乎的长发贴在太阳穴上，稀稀拉拉地掩盖着深深凹下去的青灰色的面颊……‘“书呆子还要说下去，她赶紧制止了他。那种描写即使在小仲马的生花妙笔下也是倒胃口的。丈夫专门挑选这种作践美女的词儿背给她听，似乎是想以此讨她的好。因为妻子不美，丈夫就恨美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她不大相信丈夫真的这么想。他这么说，不正说明他也认为自己的妻子丑吗？她在心里酝酿了好久，终于决定摆脱缠绕了她三十多年的痛苦。
她事先没跟家里明说，对报社也只说是到外地采访，而实际上住进了外科整容医院。做这种手术是不可能享受公费医疗的，她何必声张？悄悄地进去，把自己脱胎换骨地改造一番，再出来向同事和家人亮相，让他们大吃一惊吧！整容医院的大夫对她很友好。因为她是记者，走到哪儿都是受欢迎的，并不管你的长相如何。何况她正是因为长相差劲才求助于大夫的，大夫美化了她，必将得到她的回报，在报纸上把大夫也美化一番。其实大夫的这个宝押错了。一个记者怎么可能现身说法地将自己如何从丑八怪变为美女的秘密用文字公开呢？这且不去管它，现在先得到实惠的是她。
大夫对她说：“这种手术，过去只用来修补重大先天性残疾或者伤残，比如兔唇啦、面部烧伤啦什么的，现在扩展到美容了。这几年正常人来美容的也越来越多，要求也千奇百怪。有的人要把单眼皮拉成双眼皮，把鼻梁和眉弓垫高，为的是像白种人；有的人却要把双眼皮变成单眼皮，为的是像日本人；有的人非要把好端端的眼睛、鼻子弄成三角眼、鹰钩鼻，说‘要的就是那股狠劲儿！’也不知是中了什么邪。这么一来，我们这儿就应接不暇……”罗亚兰听到这里，心里挺不是滋味儿，也许人家嘴上热情，心里挺瞧不起的。就说：“这么说，我就……”“不，不，不，”大夫忙说，“像您这种特殊情况我们还是优先安排，记者啦，演员啦，工作需要嘛！”如此这般另眼相看，表示优待。接下来又说，“其实您本身整容的必要性不大，只是好上求好。主要是鼻子。我把您的鼻梁垫高，鼻头拉长，顺便再纹纹眉和眼线。这么一打扮，那就……”那就怎么样呢？大夫没好意思说，她自己也知道：那就像换了一个人儿！怎么能说“必要性不大”呢？人们哪，越来越学得虚伪了。
罗亚兰尽量使自己心情平静，什么也不去想它了。既然敢厚着脸皮来，就不能白来一趟，好歹要做了它，熬过这一关，就永无后顾之忧了。不过，她在情绪极其纷乱的时候也仍然保持着头脑的清醒，谢绝了大夫在手术之前先拍照留念的“好意”。她知道，这张照片留在大夫手里决没有好事儿，说不定哪天就被印到医学著作里去，和整容后的她做一番对照，以显示大夫的医术之精。这个当她才不上呢！好，不照就不照吧，大夫也没再强求，于是就破例不用预约，当天就为她动手术。
她躺在手术台上，由大夫摆布。她觉得自己像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像一块顽石，任人雕琢。手术刀从口腔里切开，修补她的鼻子，她在这一刹那间仿佛亲眼看见一副丑八怪的面孔土崩瓦解了，不复存在了……她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的肉体的消灭，那是何等残忍何等可怕的一幕！…………制皂车间的大胡满世界喊“大猩猩”。
“胡头儿，什么事儿您哪？”“管子堵了。你下去瞅瞅底下怎么回事儿！”父亲扔下了空油桶，跟他跑到制皂车间，二话没说，爬上大罐，顺梯子下到罐底。这是熬胰子的大罐，炼好、漂净的油从长长的管子里打到这儿来，再加料，熬胰子。这会儿，那边的油等着往这儿放，管子却堵了。这是维修工的活儿。可是大胡不找维修工，偏喊“大猩猩”，因为他好使唤，不用敬烟，甚至不用说好话，随叫随到，干活儿麻利快，决不嫌脏。
父亲在罐底捅管子，大胡坐在罐顶上瞧着。
管子的那一头儿，炼油车间的人等得急，远远地喊话：“行了吗？”大胡就问下边儿：“行了吗？”父亲掏出了一把棉丝，喘着气说：“行啦！”大胡长出了一口气，朝远处一扬手，“行啦！”这是双方约定的口令，说“行啦”就放油。说时迟，那时快，炼油车间开泵了，滚烫的油顺着管子向大罐倾泄，垂下一条金色的瀑布！大胡傻眼了！他这是怎么了呢？“大猩猩”还没上来呢？怎么就……说什么也来不及了！父亲只在那一刹那间吃惊地望了大胡一眼，嘴还没喊出声，就被滚烫的瀑布淹没了……等到惊慌失措的人们闻讯赶来，把他从油锅里打捞上来，父亲只剩下一副白骨，他那黝黑的皮肤、焦黄的头发、丑陋的朝天鼻，都不复存在了！追悼会开得极其隆重。当年仅十岁的罗亚兰手捧着骨灰盒出现在会场时，全厂几千人都失声痛哭。人们是那么富有同情心，面对着这么一个孤儿不可能不洒下一掬泪水，暂时也就不再计较她的鼻子是否美观了。人们突然地忆起父亲生前的许多好处，他转眼间成了英雄。所以人们在这种庄严的场合绝对不能再使用“大猩猩”的称呼，一律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着“老罗师傅”，这是父亲用生命和肉体的毁灭换来的尊严。会场正中挂着父亲的遗像。遗像庄严而英武，是标准的“文革”时期工人阶级形象，只是一点也不像本人，他那丑陋的眼睛和鼻子都被“修正”了。这幅遗像不是父亲的照片，而是请厂里的美工精心绘制的，照片只供“参考”，不符合要求的地方都要“理想化”，因为英雄是没有缺点的，是不能丑化的。从现在开始，过去那个“大猩猩”随着肉体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了，父亲一重新做人“了！相比之下，罗亚兰为”重新做人“所付出的代价就小得多了。毕竟时代前进了，她不需要付出生命，只需要经受一点儿痛苦，耽误一点儿时间。脸上那只丑陋不堪的鼻子，原来是可以改造的，平平无奇的塑料就可以代替人的骨骼和肌肉，哪儿缺就哪儿补，像漆匠用腻子，瓦匠用灰浆，就给填平了。唉，如果当年父亲早早地做了这种手术，并且也给她做了这种手术，不就早可以免受屈辱，扬眉吐气地做人了吗？不，那个时候，医院里还不接受这样的手术，父亲也不可能为这事儿而花钱，他哪儿有这么多钱！罗亚兰的这次手术费用，如果倒退十几年，在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那是一个天文数字：仅仅像别人那样纹眉就要一百块，纹上眼皮四十块，下眼皮六十块；而她更重要的是割双眼皮，更更重要的是改造鼻子，手术费加上住院费，总共就要花一两千块！这笔钱，罗亚兰现在花得起了。虽然她只是一名普通的记者，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在脑体倒挂的今天，收入还比不上一个清洁工，就更没法儿和个体户，和合资企业的雇员相比了；但她凭着自己的劳动也多多少少攒下了一点儿”积蓄“，那是她无数次为了美化社会、美化别人而爬格子挣来的，现在该用来美化自己了。
她想起父亲的同事、自己的同事，想起周围各种各样的芸芸众生。有生三十多年来，由于父亲的鼻子和自己的鼻子，她一直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罗亚兰在同行们中间，就业务而言是佼佼者，她采写的新闻，选题新颖，采访迅速，内容充实，文字漂亮，在好几次全国性的新闻评比中都榜上有名。但她不但自知而且他知是个上不得场面的记者，凡是有中央领导出席的活动，人大、政协的会议等等，报社从不派她去采访，其中的原因不说也是谁都知道：丑“媳妇”是见不得“公婆”的！她曾经后悔干了新闻这一行，当记者是必须抛头露面的，而自己恰恰缺一副像样的“头面”。但这不是她自己选择的专业，她在报考大学的时候第一志愿本来填写的是中文系，天晓得为什么给她分到了新闻系，据说是因为当时新闻专业特别缺人，她的政治条件和文科成绩又都是拔尖的，而且那一年新闻专业招生没有面试，所以她就糊里糊涂地进了记者的摇篮。等到她真的成了记者，先天性的致命缺憾才暴露了出来，无论她怎样卖力地工作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形象”。唉，既然父亲当年从游行队伍里被撤下来可以忍受而且必须忍受，那么她所受的同样的屈辱也可以忍受而且必须忍受。她已经忍受了许多年，终于忍受不下去了！她，没有想到自己到了而立之年突然发生了转机，整容医生神奇的手将轻而易举地使她“脱胎换骨”，等她回到报社，哼，士隔三日，你们将刮目相看！她想起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她和丈夫是未经任何人的“介绍”而相爱的，而且是他采取主动向她求婚的，他们之间不存在老一辈的父母之命、媒的之言，而且也没有任何一方的强求或屈就。她不像母亲那样为了取得城市户口而“嫁汉”，他也不是单纯为了传宗接代、生儿育女而“娶妻”。他们相爱有着牢固的感情基础，那个书呆子也会说热辣辣的情话呢：“我爱你纯真美好的心灵，我爱你流光溢彩的才华。”这些话，曾经使她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但是，平静下来仔细想想呢？他的话其实绕了个大弯子，小心地回避了她的外貌。天底下的热恋中的男人，哪一个不曾对他的恋人说过：“你真美！”惟独她的丈夫不曾说过，因为她并不美，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外国的一位大思想家也说过：“爱情的基础是性爱。”书呆子未必不懂得男女之间最初的吸引力其实只是彼此“赏心悦目”，但是他爱她，就把这一层推到次要的地位了。后来她成了他的妻子，当然就更不肯刺伤她。她总是觉得在丈夫的内心深处怀着一种不可言说的遗憾：他虽然娶了一个才女，却可惜是个丑妇！女人，女人，罗亚兰作为女人，这是她无法向丈夫偿还的“夙债”！结婚之后的五年之内，她都坚持不要孩子。不是她不喜欢孩子，而是怕，怕那可怕的鼻子再传给下一代。感谢上帝，也感谢生命遗传的奥妙，父亲遗传基因经过两代的“中和”已经所剩无几了，她的儿子十分像爸爸，而只继承了妈妈的黄头发，这在一个男孩子已经算不上什么缺陷了。可是谁能料到，这个漂亮的小男孩子依然未能摆脱“鼻子”的困扰。在附近的邻居中间，在幼儿园中，他经常莫名其妙地被盯着鼻子审看，甚至有人大胆地问他：“你怎么不像你妈？”言下之意，丑怪的妈妈必须生下个丑八怪的儿子才合乎情理，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的需要！开始，他以为儿子不懂这些，哪知道有一天儿子从幼儿园回来突然抱住她大哭，一边亲吻着她的鼻子，一边痛苦地叫着：“妈妈，妈妈……”那时候，罗亚兰的心碎了！她欠丈夫和儿子的太多了，现在要一次还清，还他们一个美；周围的人们欠她的也太多了，这次也要一次还清，还她一个尊重。
这次手术实在关系重大，为了赢得“新生”，她愿意，愿意承受更大、更深重的痛苦。想到这里，她的心里升起一股自豪和悲壮。
半个月之后，罗亚兰出院了。
手术本来是极简单的，但她不能做完后就立即回家。她要等待眼睛、鼻子上的伤口平复，拆了线，以一副崭新的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
现在，这一切已经实现了。她在出院之前特地照了照镜子——有生以来她已经记不得上次照镜子是在什么时候。她的目光在投向镜子之前，心跳得厉害。她不知道手术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她害怕看见又非常想看看自己。当镜子里的映象接触到她的视线，她被惊呆了！啊，两道弯弯的乌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匀称的褶皱形成美丽的双眼皮，上下眼睑排着睫毛的地方纹着两道深浅入时的黑线，衬托得眼睛更加有神了；那只鼻于，鼻梁奇迹般地挺起来了，鼻弓到异头形成一条优美的弧线，简直是中国古典的“悬胆”鼻和现代人特别有好感的希腊鼻完美的结合！这是她吗？她竟然有这么好看的眼睛和鼻子？是的，她有了，这一切都长在她的脸上，成为她的资本，她的财富，她的骄傲，她永远抛弃了那丑陋的眯缝眼和朝天鼻，永远告别了耻辱，过去的罗亚兰已经不存在了！她昂然走出外科整容医院，回家去。这时，她略略感到一丝伤感：她这个人是不太生病的，有生以来只住过两次医院，却都不是因为生病。上次住院是生孩子，她出院的时候，丈夫雇了出租车来接她，充满感激地看着她，她好像成了全家的功臣。而这一次呢？她是偷偷地住院的，也是悄悄地回家，没有任何人迎接。咳，这有什么，不知者不能怪罪，这次行动是她自己一手秘密策划的，事先还怕丈夫和儿子知道呢！等到秘密一公开，她将给全家一个皆大欢喜！她的心欢跳着，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她颇有些骄傲地昂着头，打量着乘车的男女，尤其是那些穷工极巧地打扮自己的女人们。哼，我罗亚兰过去在你们面前只能自惭形秽，低眉顺眼，如今不同了。我也可以和你们比一比了。你们拼命地选购流行时装，又在发式上大做文章，还把一张脸蛋儿浓妆艳抹，耳朵上还挂着明晃晃的沉重，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有一张美丽的脸，而最关键的是眼睛和鼻子，你们有吗？没有，那么，就是脂粉搽得一尺厚，也是毫无意义的，甚至还会起到东施效颦的反作用，你们懂吗？不知不觉，车到站了。直到售票员报出那个熟悉的站名，她才猛然刹住了思绪，知道自己该下车了。慌忙中，她下意识地掏出月票来一晃，就要下车……没有想到，售票员一声断喝：“你等等！”她一愣，回头说：“怎么啦？”“你说怎么啦？”售票员挺横，“回来，回来！那是你的月票吗？”“当然是我的！”罗亚兰停住脚步，坦然地把月票伸到售票员的眼前。
售票员一把把月票夺过去：“瞧瞧，你好好儿瞧瞧，你跟这相片儿上的是一个人儿吗？”售票员的眼睛毕竟训练有素，能在众多纷杂的人群中注意到这张小小的照片。罗亚兰傻眼了，她无法否认，那张照片现在确实已经不像她了！但那又千真万确地是她的照片，她理直气壮地说：“没错，这就是我的月票！”“嘿，这人儿！”售票员嗤之以鼻，“蒙事蒙到这水平？使别人的月票也找个像点儿的！瞧瞧，大伙儿瞧瞧！”说着把月票扬起来让满车的人看，显然这位售票员也是个好事者，闲的，惟恐天下不乱。
如今闲人也确实太多，好奇心太强，听得这一声招呼，忽啦啦都往跟前挤，好仔细瞧瞧热闹。这一瞧不当紧，一个个一惊一炸地嚷嚷起来：“嗐！这哪是一个人儿？”“为一两毛钱栽这跟头，值吗？”“瞅着挺漂亮的个人儿，办这事儿！”“那月票上的相片挺寒碜的，她也不嫌恶心？”售票员得道多助，这时就更不客气了：“使用他人月票，按规定罚款六十块，拿钱来吧你！”罗亚兰的脸刷地变成了灰白色。
“为什么‘罚款’？我根本没用‘他人月票’，这明明是我自己的！不信，你可以看看我的证件！”她随手掏出了记者证，递给售票员。
记者证上的照片当然和月票上一模一样，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问题是，现在纵使铁证如山也帮不了罗亚兰的忙，反而使事情更复杂化了。
“嗬，记者证！”售票员提高了嗓门儿，“你偷了人家的月票还不算，还偷了人家的记者证冒充记者？”罪行又升级了，竟然是“偷”！车上的乘客大哗：“啧啧，人模人样儿的，原来是个贼！”“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罗亚兰的嘴和手都在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她本来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可以为自己解释，但她实在说不出口，或许说出来也无济于事，只能招来更大的侮辱。她后悔，刚才为什么要使用月票？花两毛钱买张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如果她当时认“罚”，掏出六十块钱也可以中途解围，而她却糊涂到底，一错再错，又亮出了记者证，现在是有口难辨，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得嘞！”售票员冷笑着，好像他是个便衣侦探，抓住了重要逃犯那么得意，“跟我到总站去说道说道吧！”罗亚兰的好兴致被破坏殆尽，她成了插翅难逃的囚犯。
在公共汽车的总站，她被售票员又转给了总调度。总调度把她再“审”一遍，然后打电话给报社：“喂，你们单位有个叫罗亚兰的记者吗？”接电话的是总编辑：“有啊！”总调度说：“噢！请她来一趟吧！”总编辑说：“她不在，外出采访去了，差不多有半个月了。”“是吗？那……她恐怕是出事儿了！”“啊？怎么回事？”“我们这儿抓住一个冒充记者的，她用的月票和记者证都是罗亚兰的。”“……”总编辑倒吸了一口凉气，说不定这是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子，事不宜迟，马上跑到保卫科商量这事儿该怎么办。保卫科长更紧张，但别无良策，先到公共汽车总站抓住那个罪犯送公安部门再说。他匆匆出马之前又想到此事非同小可，应该跟罗亚兰的丈夫打个招呼。这、打招呼罗亚兰的丈夫吓得脸煞白，追着保卫科长就走。这时候报社幼儿园也该下班了，他扔下孩子没个交待，于是又顺便带上孩子。
一路上儿子老是问：“我妈呢？我妈怎么啦？”丈夫哭丧着脸没法儿回答，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命运在等着他，说不定，说不定儿子从今之后就没妈了呢！报社的车子开到公共汽车总站，三个人急急忙忙往调度室跑。
在那里，被“囚禁”的罗亚兰正在望眼欲穿。看到保卫科长和她的丈夫、儿子，她有了救星：“噢，你们来了，你们可来了！”三个人直发愣，这、这、这个女的是谁啊？就是那个冒充罗亚兰的罪犯？此时此刻，眼睛和鼻子的重要性再次得到证实，它们长在人脸关键部位，这两个“零件”一换，竟然面目全非了呢！看见他们的这种神情，罗亚兰急得要哭了：“你们这是怎么啦？不认得我了吗？科长，我是罗亚兰哪！”听声音挺像，可是那张脸……保卫科长揉了揉眼睛，他怀疑自己是见了鬼了。
丈夫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没发出声来。
儿子直往他的背后缩，他害怕那个声音像妈妈的怪人。
“我……”罗亚兰终于鼓足了勇气，说出了那句连她自己听了都头皮发麻的话，“我……做了整容手术！”“哎呀！”保卫科长大吃一惊，又揉了揉眼睛，愣愣地盯着罗亚兰的脸，纳闷儿地琢磨着她的眼睛、鼻子怎么像变戏法儿似地变得这么好看。突然，保卫科长咯咯地大笑起来，“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一手够绝的，整容？女长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嘿，你这鼻子，鼻子……”他一口一个“鼻子”，罗亚兰的鼻子已经彻底改造过了，但她仍然没法儿让人家忘记她原来的鼻子。因为原来的鼻子是她自己的，现在的鼻子好像是偷来的！丈夫失神地望着她，没敢走近。面前这个面容姣好、眉清目秀、鼻直口方的女人，难道是他的妻子罗亚兰吗？他记得妻子曾经说过想整容，还以为那只是一句玩笑，谁知道她真的这么干了，而且整得这么美！但是，这是真罗亚兰吗？那眼睛，假的；那鼻子，假的。真的罗亚兰，与他同甘苦共患难，一起生活了十一年的罗亚兰到哪儿去了呢？难道从今以后他就要和这个假罗亚兰共同生活？他不敢看那双找不到“妻子”的任何痕迹的眼睛，不敢抚摸那只用什么化学材料填充起来的鼻子，不敢亲吻那张陌生的脸！盼望已久的重逢竟是这么令人窒息，罗亚兰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两眼热泪涌流出来，她猛地扑过去，一把抱住儿子：“儿子，叫妈妈，叫妈妈呀！让妈妈好好亲亲你！”儿子惶恐地挣脱了：“不，你不是我妈！我要原来的妈妈，原来的妈妈！”竟是一串令人心碎的哭声……1991年6月于听雨楼书屋
（发表于《大时代文学》199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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