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丁
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方向我正在洗手间里小便，右手扶稳我的器官，左手捏着一个白色的塑料小瓶。这个姿势多少让我觉得有点羞愧，还好没人看到。我手中的小瓶已经装了三分之二的液体。为了验尿，早上我喝了很多水，所以现在这泡尿特别的长，叮叮咚咚的似乎没完没了，我什么都不能干，只能呆呆地站着，静等这一行为的结束。这种百无聊赖就像陪女友逛马路，女友去商店里购物，而你在外面傻等，能指望你干什么呢？你只能等。不过人在无聊时常常会产生灵感，此刻正在小便的我忽然意识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里面确实存在着一个敏感的方向问题。
开始我的眼光朝下，看着自己的器官，这很自然，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泡没完没了的尿居然还在继续，就像我的人生一样愚蠢而漫长，我开始发现老是低头盯着自己的家伙，是有那么点儿怪，而且没啥好看的。于是我抬起头，尽可能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似乎下面的那泡尿与我毫不相干。但是正对面的墙上并没有镜子，让我可以借机观察自己的仪表消磨时间，只有光洁的乳白色瓷砖和我默默对视，我坚持了一会儿，觉得无趣，只好又把头低下。这时候我想，要是旁边有个人该多好啊，我可以看看他的，如果他不介意的话。虽然也没什么好看，但总可以给我的眼光一个方向，随便什么方向，帮我把这段时间浪费掉。
而此刻作为一个孤独的小便者，我的眼光无所适从、无所依傍，这使我觉得尴尬与无奈。
我不是从现在起才关注眼光问题的，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相当长一段历史。
眼光向上还是向下，向人还是向己，眼光高还是低，远还是近，这里面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多的学问。
一般认为，我是一个眼光高的人，我的朋友们都这么说，理由是我已经二十五岁了，仍然没找女朋友。读本科时，大朱正为朱茵姐姐五迷三道，而我一针见血地指出：朱茵的脚趾头很不好看。“那你觉得藤原纪香怎样？”大朱苦苦追问。“她有很好的胸脯，但是腰太粗了。”后来有一件事，更使我的眼光之高声名远扬。外语系的女生汤丽素有“校花”美誉，有次在食堂打饭赏脸跟我说话，希望我让她加个塞，遭到我的严辞拒绝。朋友们都批评我不懂怜香惜玉，我说：我就讨厌那种女人，啥也不懂，就知道在老外面前撒娇。我就这样把自己成功地塑造成两眼朝天的形象，以掩饰我身体的真实状况。
其实我有病，肾病，从小就有。穷人偏得富贵病，我已经肾亏了十几年，并发症是间歇性阳痿，而且几乎没有欲望。我的生活非常检点，这样子就得肾亏真是亏了！只能怨爹妈把我的身子骨生得差。现在我的朋友们都工作了，他们都可以和自己的女人或者别人的女人搞来搞去，肾也保养完好，而我还在上学，还是没有女朋友。当年考研时我就想好了自己的出路，就是不管怎样，先继续把学生当上，捞个免费医疗再说。我早就预感到自个身子会垮掉，早晚垮掉，会被医院狠宰一刀，但最好挨宰的是学校……果然天从人愿，眼看就毕业了，我的肾病也发作了。
祝福一位姑娘虽然我本人没有什么胃口，但是必须承认，从后面看过去，我前面的那位姑娘似乎秀色可餐。她有很好的头发、腰肢和臀部，我的眼光在她身上恣意游荡，长时间停留在她白皙的脖颈上，那里一无所有，就像大道一样空旷。我离她很近，能嗅到她的香水味儿，是一种不熟悉的水果香，好过医院走廊里的福尔马林味和其它异味。我把鼻子又凑前几公分，可能是太近了，我呼出的温暖的二氧化碳烫到了她的头发，她忽然左右甩了甩头，一头长发“刷”的一声扑面而来。“哎呀！”我惊呼一声。排在队伍前面的几个人都扭转头来看，她也回头看。我忙说：没事没事，我吊嗓子呢。等大多数探询的眼光挪向别处以后，姑娘的眼光还呆着不走，“你真的没事？不是我把你怎么着了吧？”我小声说，“没事没事，就是你甩头发吓我一跳，差点把这个洒了。”我指的是左手端着的小瓶。化验室门前的走廊上，所有人都端着这样的小瓶，他们大都表情严肃，动作小心翼翼，仿佛端着的不是自己的排泄物，而是关系到未来前途和毕生幸福的杨枝玉露。姑娘的左手中也有个瓶子，她端庄的表情被我这句话彻底破坏了，她忍住笑，说：谁让你凑得那么近呢？如果对我和姑娘所处的环境作淡化处理，把我们两个搁置在前景渲染一番，上述场面无疑具有一种亲昵而淫邪的色情意味，设想我们是在一个封闭狭窄的电梯里，设想我们是在一部日本AV影片中，设想我们是在一位新女性作家的笔下……接下来就该是大众喜闻乐见的爱情戏，确切地说，是做爱戏，不知道从哪天开始，爱情越来越具有禅意——不可说、只能做。幸好这不是真的，我们两个来做尿检的人接下来能做的事，仅仅是交谈。说来也怪，我独自一人在洗手间采集尿样，还觉得浑身不自在，此刻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手捧尿样，面对着一个漂亮姑娘，居然可以心平气和，并且准备侃侃而谈，我自信满满，就好像我手里拿的是一束鲜花，或者一杯奶茶。姑娘的举止也十分从容大方，我注意到，她捏住瓶子的手优雅地做出莲花指的姿势。
“我凑得这么近，是不想有人加我的塞。现在得肾病的人太多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么长的队伍——你说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这么多！？”“谁告诉你这儿排队的都有肾病来着？”“没病谁爱在这儿排队？又不是看罗大佑。”“我就不是来看病的，我是在体检。要是体检合格的话，我就要到这家医院工作了。”“你是医学院的？”“是啊。你呢？”“我在师大，咱们是邻居，怎么以前没见过你？”“你说话太无聊了，一点新意都没有。”说到“新意”，我忽然想问她一个问题，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正犹豫要不要问她，排在我后面的男人突然捅了捅我的肩胛骨，说：快该你了！我向前看了看，马上就轮到医学院的姑娘，然后就是我，我朝她努努嘴说：该你了！几分钟之后我从化验室里出来，姑娘还没有走。
“你怎么还没走？”我问她。
“刚才你说你是师大的？你们学校今早死了个人，你知道吗？”“谁呀？死哪儿了？”“不知道叫什么，就死在医院里。”“是大夫喝高了给宰的吧？”“别瞎说，是自杀，刚死没几个小时，尸体还没送太平间呢。”“你怎么知道的？”“这儿的实习大夫是我师姐……算了，不跟你说了。”说完，姑娘转身要走。
我说：“等等，你留个电话成吗？也许我以后会有什么问题请教你。”她停下来想了一会儿，说：“告诉你手机号吧。”说着从手提包里掏出个便条本，撕下一张问：“你有笔吗？”我说没有。她歪了歪头，毫不犹豫地又从包里拿出一支口红，熟练地旋开盖子，在纸上流利地写下十一个数字，然后把纸递给我。我接过来说：“谢谢你，并且给你深深的祝福。”她没有再搭理我，很快走远了，连同我的祝福。
最好的刺激我刚走到一楼服务台，就听见两个人在询问服务员：“请问这儿死了个人，阿姨您知道吧？”那两个人，一个是胖子，另一个不胖也不瘦，戴副眼镜。两个人都急火火的，胖子的额头上更是汗珠密布。
阿姨头也不抬，“这儿死的人多了。”“是师大的学生。”“师大的学生多了……死人也有个名儿，叫啥？得啥病死的？”“不知道，真不知道，我们是辅导员叫来帮忙的，他也没说清楚。就是今天上午死的，好像是自杀。”“自杀？不会是那个跳楼的吧？”阿姨忽然来了兴趣，伸手拿起电话，说：“我给你问问……喂？十一楼吗？你们那儿跳楼的是师大的学生吗？……”阿姨挂上电话，目光中立刻充满艳羡之情：“没错，就是你们要找的，住十一楼。你们算来着了，还没收尸呢！快去！再耽搁就得上太平间看了。”胖子和眼镜拔腿就跑，我也跟着他们跑，“电梯在右边。”我指点说。
我们三个跑到电梯口，电梯还没有下来。我说：“咱们学校死人了？”他们两个相互看看，胖子问：“你也师大的？”“我是数学系的，你们呢？”“新闻系，死的是我们系的，也不知道是谁。”眼镜说：“我们是给抓差抓来的，说是可能用得着我们。妈的！死人哪会用得着我们？”“你们是学生干部吧？”“你骂谁呢你！”眼镜愤愤不平，“我们是给抓来的，据说死的是我们同学。”胖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是学生干部，他不是。”我是因为百无聊赖才跟他们跑回电梯的，因为要找刺激，又跟他们一起来到十一楼。在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刺激。
“严伟就是从这里起跑的！”小护士用尖利而兴奋的语调向我们描述她亲眼目睹的情景，她为自己能够身临其境而深感自豪：“我当时刚从洗手间刷好牙出来，看见他就从服务台这儿起跑，就这样飞一样地跑，二十多米呀，一晃就过去了……根本没有人反应过来，就算有也根本拦不住！”她一面说着，一面在原地模仿严伟奔跑的动作，丰满的乳房在白大褂下随着双臂的摆动左摇右晃，样子非常性感。我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走过去，走到走廊的尽头，正对面的玻璃墙破了一个大洞，洞口形状古怪，一点也不规则，没有什么人形。
也就是说，严伟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服务台那里开始助跑，在走廊尽头一跃而起，撞破了加厚的玻璃墙，就这么飞了出去。二十多米的助跑距离，加厚的玻璃墙，无法回避的众人的眼光，所有这一切足以证明一件事——严伟死志已决。我不禁由衷敬佩起这位校友的勇气，不管是什么原因，他能够选择如此壮怀激烈的死法，已经让我受到了严重的刺激，我们的生活是如此需要刺激，而最好的刺激就是：别人的死亡，自己的性。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定主意要继续观望下去。
我把头从玻璃墙洞里探出去，向下看，看见下面有个蜷曲的人形，旁边黑压压的有许多人。
“下面有警察，还有你们学校的老师。”小护士说，“你们应该去看看，是在二楼阳台上。”我们一走上阳台，就有一个中年男子向我们迎面走来。我听见胖子赶忙招呼“赵老师好。”赵老师的脸色明显不好，说话声有些发颤：“快！严伟是你师兄，这里只有你见过他，那边公安局的人正等人认尸，你过去看看！”胖子答应得不够果断，他有点慌张地左右张望，向我们投以求助的目光，但我们果断地把目光投向别处，所以他只能一步步地挪向尸体。阳台上穿警察制服的、穿白大褂的、穿保安服的人们都看着胖子，胖子在看尸体。
胖子走回来时脸色苍白，嘴唇紧张得发抖，一个劲地用手抹额头的汗。
“是严伟吗？”“不，不知道。”胖子定了定神，接下来说，“脸没了，全没了，鼻子、眼都找不着，根本没法认……”赵老师这时候插嘴说：“严伟不是挺瘦的吗？这个尸体看上去怎么白白胖胖的？”“可能是摔变了形。”眼镜说。
赵老师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我远远地观望着，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看不到死者的脸，是医院的人故意这样摆放的，我只能看到死者的衣着和头发。死者穿着蓬松的竖条纹病号服，一头自来卷发，在正午的阳光下随风飘动，看起来生机盎然，不像是消失了生命……我好像闻到一种不熟悉的水果香，仿佛那个姑娘就躲在我背后。
一位大夫解释说：“他是头部着地，面部正好摔在栏杆上，很难辨认……看来只有等亲属来了。”另一位大夫让我们和公安局的同志们先到会议室休息，他说：“不知道死者家属的意见，我们只能先让尸体在这里呆着。”赵老师插话说：“最好先弄块布盖上。”与讨论无关我们大家在会议室纷纷落座。医院方面的负责人首先发言：“大家都已经看到，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我们现在只能去正确对待。目前死者家属还联系不上，但公安局方面、学校方面的人都已经到了，趁这个机会，下面请严伟的主治医师向大家汇报一下事情的始末。”“事情是这样的……”一位三十来岁的英俊男子清清嗓子，用浑厚的男中音说道：“严伟是昨天晚上才住进我们医院的，此前他在对面长城医院检查过，从那边的检查结果来看，已经是肝癌晚期。但我们院还没有确诊，本来定在今天上午检查的。昨天晚上大概九点钟，严伟请我给他打镇定剂，他说他已经连续七天七夜痛苦得无法入睡，他说再这样下去就活不成了。可见，病人在当时的求生欲望还是很强烈的。我给他打针以后，他睡着了。早上七点我去查房时，严伟的气色很好。他说他昨晚休息了一段时间，我检查了他的脉搏、血压，一切正常，跟健康人没有两样，他的精神状态也良好，还跟我谈到了这个夏天的天气。八点半我带他到七楼作检查，下到七楼，他忽然说他的裤带松了，这样走路很难受，要求回去换一条。我对他说，不用换，反正待会儿就要脱掉。但他坚持要换，说老是用一只手拎着裤子看起来不雅。我也就没再说什么，他就上楼去换裤子，结果就……后面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你说还没有确诊是肝癌？”“是啊，从片子来看，确实像是癌细胞扩散，但也不排除是肿瘤的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确诊。再说就算是肝癌，也不是一定没有办法医治。我们一直在努力减轻患者的精神压力……”“那严伟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吗？”“我们没有告诉他，但不要忘了严伟是个博士，那么有文化的人，相信瞒不了他，何况同病房里住的都是肝癌患者……”“如果不是肝癌，严伟就太可惜了……”房间内响起一片唏嘘之声，好像都盼着是肝癌似的。
“这里面有问题！”眼镜悄声说，“一定有问题！”“什么问题？”“这个大夫太冷静了，他的冷静十分可疑。”“你要他怎么样呢？”我说，“他已经够倒霉了，刚接手一个病人，病人就死了，他的声誉不受影响才怪！他故作镇定，完全可以理解，难道要他为此就嚎啕大哭？”“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个大夫好像隐瞒了些什么。”“你说会是什么呢？”胖子问。
“现在还说不好，只是一种感觉。”眼镜若有所思地说。
“你侦破小说看多了。”胖子说。
公安局的一位同志在作笔录，他写得飞快，动作幅度很大，像是在作画。我很想看看他画些什么，但我不敢，我是那种天生恐惧警察的人，不幸还是好人。另一位警察坐在沙发里抽烟，虽然很用劲地抽，腮帮子陷成深坑，但还是无法掩饰一脸的疲倦。
“我来说两句。”一个不知来路的中年人开口说话，他可能太久没有说话，声音在会议室里转了几圈，特别响亮，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沉默了几秒钟，他接着说：“公安局的同志们都听到了，严伟死在医院里，确实跟我们没什么关系……”“这人是咱们学校保卫处的。”胖子小声告诉我。
“那什么叫‘没什么关系’？怎么说也是咱们学校的。”“他代表领导的立场。”眼镜说。
我不再说话。谁都明白：无论发生多么糟糕的事，领导总是没有干系。更何况严伟的死确实与领导无关，与学校无关，甚至与医院也无关，与谁也无关，与我们的讨论无关，与什么都无关。他是咎由自取。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面前的热茶已经放凉，我已经不再考虑死尸，开始想姑娘……要不要给她打电话呢？要不要喜欢她？向她提问之前，要不要先从严伟谈起，她会有兴趣吗？——还记得那个死人吧？我就这样开始我们的谈话，可是，谈点什么呢？……我们要一直手里拿着尿样多好！我们就可以像朋友一样，面对面永远交谈下去，犯不着去把交谈变成性交……艺术的语言就是有助于把交谈变成性交的语言！这是大朱的真知灼见，可是他没有肾病，也不阳痿！我不懂他妈的什么艺术，什么语言！就算我懂，我的下半身也不懂！……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公安局的同志终于不耐烦等待下去，起身告辞了。赵老师和中年人商量了一下，也决定告辞。医院方面的负责人不答应：“如果在你们离开的这段时间，病人家属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那我们怎么办？”“你们不是下午三点才允许探病吗？家属不会这么快赶来。”“万一来了呢？”“你们就安慰一下嘛！我们下午还会来的，到时候咱们一起安慰。”“还是你们来安慰好些。”“人多力量大……唉！要是李眉在就好了！”赵老师长叹一声，“这样吧……我们留个同学在这儿，他负责安慰家属。”说着，向胖子招了招手，“你留下。”我看着胖子的一脸窘迫，忍不住幸灾乐祸。没想到赵老师的手指在空中划了个圈，指向我，“你，这位同学，你也留下。”更想不到的是，眼镜自告奋勇：“要不我也留下吧……”如何让死者的亲属获得安慰“要是李眉在就好了！”现在胖子、眼镜和我垂头丧气地坐在会议室里，讨论赵老师临走时说的这句话，想着李眉这个女人。
李眉，赵老师在危难关头脱口而出的这个名字后面，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我们都愿意把她想象成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就像一只画眉鸟儿飞进阴森晦暗的监狱，飞进了一个夏天的下午，飞进这个窗明几亮的宽敞的房间……成为三个百无聊赖的青年的盘中美餐。让我们猜想她是赵老师的女学生，那样就会有一段荡气回肠的师生忘年恋，想象她和赵老师第一次相遇在课堂，穿着低胸短裙的清纯女生坐在第一排，而赵老师努力让自己的眼光离开那条若隐若现的乳沟，投向不知名的远方……这就够了，在初次相识的三个男人之间，谈到乳沟就够了，就足够使我们忘记饥饿，忘记正在等待受难者的亲属，忘记自己的百无聊赖。
但是饥饿没有忘记我们，所以当医院食堂的服务员送来盒饭的时候，我们停止了关于“李眉”的讨论。我们兴冲冲地接过饭盒，准备在一顿美餐之后，继续讨论李眉。讨论一个共同的女人有助于增进男人之间的友谊，但是命中注定我们的友谊到此为止。因为这个时候，会议室的门再度打开，走进两名医生，他们的后面跟着两个人：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一个白发老头，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李眉。
胖子朝老头走过去，怯怯地说：“李老师好。”李老师没有理他，忙着对医生介绍那个女人：“这位是严伟的妻子，高丽萍。”高丽萍，这就是我们要等待的人。可是李眉呢？难道就是那个糟老头子？“跟你想的不一样，”眼镜对我说，“李老师是严伟的导师。”“也是我的导师。”胖子说。
严伟的主治医师开始重新叙述事情的始末。高丽萍好像已经哭过，有气无力地坐在沙发上，神情紧张。当她听到严伟从十一层楼上跳下来时，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嚎：“天哪！他是跳楼的……他这是不想连累我啊！”接着就倒在沙发上，放声痛哭。
“难道她还不知道吗？”医生一脸困惑。
“我没敢告诉她，我只对她说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李老师似乎有点害羞地说，“可能她一直以为严伟是病危了，绝没有想到跳楼……这事我想最好是大夫讲。”伴着时断时续忽高忽低的哭泣声，李老师讲述了他如何在校门口碰上刚逛完商场回来的高丽萍，并且把她带到医院。他说听到严伟在长城医院住院的消息，严伟的妻子和父母都来了，他们前天从云南坐飞机赶到这里，开始住在“镜花楼”，但是那里过于昂贵，所以今天搬了出来，所以至今还无法跟他的父母取得联系。
死者的父母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但那是下一个问题。我们此刻就要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死者的妻子获得安慰？主治医师喃喃说道：“……癌细胞已经扩散，生还的机会是很小的。”“可是他妈手术后还坚持了半年呀……严伟啊，你怎么这么傻？我本来想手术后好好伺候你的，你连一个机会都不肯给我……”“他妈？”“我忘了说，严伟的母亲半年前死于肝癌。”李老师补充说，“来的是他的继母。”听说是继母，我们似乎都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只剩下一个父亲了！——我们这么想。但是眼前这个哭泣的女人怎么办？胖子、眼镜和我，还有李老师、主治医师、医院负责人，我们所有人面面相觑，无计可施。出于尊重，我们只能静静地看着她，我们不能真正理解她的痛苦，因为我们自己不痛苦，在严伟跳楼这件事上，我们一点也不痛苦。
把我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是一串清脆的手机振铃声，是李眉打来的！高丽萍对着手机大声哭喊：李眉你来吧！你快来吧！来吧！……这是我们第二次听到李眉的名字，而且是从另一个人口中。李眉你来吧！你快来吧！来吧！——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唤，每一个对别人的痛苦爱莫能助的人。
李眉很快就来了。
这个女人（果然是个女人）一走进会议室，就自动地进入了角色。她把手提包远远地一扔，张开双臂，老鹰一样向高丽萍扑了过来，把她紧紧抱住，然后就发出更为高亢嘹亮的哭声，一面哭，一面咬字清晰、中气十足地说：“我会永远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永远不分开！相信我，我会对你和你的儿子负责到底！”生活就这样拙劣地模仿着电视剧。在这部电视剧中，李眉一声声呼喊：我永远和你在一起！而高丽萍在李眉的眼泪和誓言的双重轰炸下顽强地保持着清醒，机智地驳诘：“可是你永远代替不了严伟……”是啊，没有人可以代替严伟，他不在了，世界留给他的位置就空着，永远空着，像一张贪得无厌的大口，什么都填不满。
我们等待着欣赏李眉的尴尬。
但李眉毕竟是李眉，她抱紧高丽萍，大声疾呼：出去！你们所有人都出去！让我俩静一静，就我们两个人！两位医生、李老师、胖子、眼镜和我灰溜溜地鱼贯而出，我走在最后，忽然看到一位医生又折回来，是医院方面的负责人，他大声问：“你们要看尸体吗？”“不看不看！”“不看！”两个女人一起回答，高丽萍还拼命跺着脚。大夫来到走廊上长出了一口气，说：可以收尸了。
就这样把时间浪费掉胖子、眼镜和我，我们三个在厕所里不住哀婉那份盒饭，那份没有到口的香喷喷的盒饭，可能就是我们今生错过的最美好的事物。
“就给儿子吃吧！”我说。
“给狗吃！”胖子说。
“给狗儿子吃！”眼镜最后说。
我留神观察他们小便时的眼光，发现他们只是无趣地盯着自己的家伙，盯着自己一切幸福和不幸的根源，盯着自己的痛苦和快乐。还能要求我们怎样呢？除了这个委琐、丑陋、英挺、美好的自我，我们应该去、还能去关注什么呢？当我们的身体在从事任何一种行为时，谁能控制我们的眼光，谁就能控制我们的思想。
眼镜拉上裤链，突然说：“胖子，你太阴了！这样耍我？”“我怎么啦？”“你师兄死掉你怎么能不知道？装着跟没事似的。”“你不要冤枉我，我真不知道。严伟是自费生，不跟我们一起住，我就听李老师说过他病了住在长城医院，谁想到他跑这儿死掉？”胖子的额头又开始出汗。
“不过你还不算最阴的，最阴的是那个主治医师。如果我没有推理错误的话，严伟的死另有隐情。你们应该注意到，对严伟死亡事件的两次叙述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第一次，医生指出严伟的病还没有确诊、很有生还的可能，但第二次却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必死无疑。前一个说法是用来说明：这不是什么医疗事故，严伟是自寻死路，虽然可惜，但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但确实可惜；后一种说法耐人寻味，这里曲折地掩藏了对一个女人的巨大的同情，这是一种试图使失去丈夫的妻子获得安慰的努力。那么，在这种同情和努力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可能性呢？……我注意到，主治医师高大英俊，而死者的妻子风韵犹存，如果假设这里有一场缠绵悱恻的爱情，我说的是婚外恋，而死亡因爱产生，相信没有人会反对……”“放屁！”胖子发火了，“高丽萍才来两天，搞哪门子婚外恋？”“你这就不对了。首先，你凭什么认定医生和高丽萍不是中学同学呢？凭什么他们以前就不可能有猫腻？如果他们是青梅竹马，那么事情不是很合乎逻辑吗？其次，就算他们素昧平生，难道就不可能一见钟情了吗？……”“狗屁一见钟情！”“你的人性太阴暗了！我们应该相信所有那些我们得不到的东西，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那好，你说大夫怎么杀的严伟？先把他毒死，再打烂玻璃，把他扔下去？”“你不要误会我。大夫当然不一定亲手杀死严伟，他完全可以采用心理暗示的办法，让严伟自己跳下去，作为大夫，他一定知道一个失眠了七天七夜的人是多么生不如死，是多么容易接受心理暗示。”“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因为那还不是唯一的可能。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严伟在医生的默许下自杀身亡。这里与男女情爱无关，仅仅牵涉到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先让我们来看看自杀的动机：我们已经知道，严伟很可能是肝癌晚期，根据李老师提供的情况，严伟的母亲也有肝癌，在手术后半年死去，这对于严伟来说不能不是个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死亡作为一种预设，逐渐消失了它令人畏惧的一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严伟是自费生，他有老婆、孩子，但他是自费生，这几乎成为大多数死亡事件的根本动机——都是因为我们穷。无法设想刚刚送走一个肝癌患者的普通工薪家庭，再拿什么来承受第二个肝癌患者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压力。所以说，出于对家庭的挚爱，为了不成为自己心爱的人的负担，严伟选择了自杀，为了不连累医院，不能是医疗事故，也不能使用手术刀，所以突发性跳楼是最好的方式。而医生作为一个倾听者和理解者，充分尊重严伟的决定，于是就有了他们在七楼上演的那一幕对手戏，但医生自己却不可避免地陷入良知和道德的漩涡：救人还是不救？大夫还是凶手？“”你侦破小说读多了，你这个变态！“”不管你怎么骂我，你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主治医师是最阴的人。“”不对！“我打断眼镜的结论，”最阴的人另有其人，决不是那个大夫！“眼镜停止反驳，用充满狐疑的眼光反复打量我，冷冷地说：”你不会是说我吧？“”当然不是说你。最阴的人是严伟！就是那个我们都以为已经死去的人！到底谁能证明那具死尸就是严伟呢？没有面目，身材和肤色也不对，亲属又不愿认尸……所以说，严伟可能根本就没有死。“”更是扯淡！“胖子说。
“你这是胡说八道！”连眼镜也这么说。
“我可以向你们描述一下严伟是怎样布置这个死亡假象的。有护士和病人亲眼目睹严伟在走廊里助跑二十米飞身跳楼，不错，跳楼的确实是严伟，但这不能证明死亡的就一定是严伟。也许没有人去注意严伟极速奔跑时的脚踝，那里可能系着一根纤细而结实的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在下边一层楼道里靠近窗边的固定物上，也就是十楼。我们知道每层楼高三米，加上他助跑的二十米，绳长二十三米。这样严伟撞破玻璃飞身下去，顶多掉到二楼就会停住，然后他可以迅速爬进三到十层之间的任何一个预先敞开的窗户，把预先藏在那一层的尸体搬出来，扔下去，然后收回绳子，悄悄地躲起来。当然为了保险起见，他可以把尸体预先毁容……”“严伟身手要这么好，早演动作片去了，成龙还有什么戏？”胖子突然变得幽默起来。
眼镜说：“虽然荒唐了点，但也不是没有可能。严伟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还在这家医院里，没准就躲在这个洗手间。”“你们两个是疯子，我决定再也不跟你们说话了！”胖子真的生气了。
眼镜哈哈一笑：“我们不过是在玩一个单纯的推理游戏，你不用这么认真吧？”“确切地说，只是个猜想游戏，就跟你小时候去猜想男女之事一样，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把时间浪费掉的。”我补充说。
于是，胖子、眼镜和我，我们从洗手间里鱼贯而出，神情淡漠，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确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我们仅仅做了一番猜想，既没有猜想前途和命运，也没有猜想死亡和爱情，在这个下午，我们别无所图，只想就这样把时间浪费掉，如同我们已经和将要度过的分分秒秒、岁岁年年。
只有死亡不开口我们重新来到走廊上，不知什么时候，赵老师和另一个女辅导员双双到来，医院方面的负责人陪着他们聊天，他们正在议论李眉，而李老师已经走了。
“李眉怎么能那样呢？”赵老师大概已经从李老师那儿了解到情况，“她怎么能把我们都赶出来，还把门关上？”“她是严伟最好的朋友。”“有个屁用？你去哄哄严伟的老婆，把李眉给我叫出来，我得交代她两句。”赵老师告诉女辅导员。
女辅导员面有难色：“我根本不认识他的老婆。”“那你总该认识李眉吧？就是个子高高的那个。”女辅导员“咚咚”敲门，医院方面的负责人把话题扯开：“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刚才死者的妻子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是不想连累我！他们夫妻真是太恩爱了……”“……可是严伟忽略了她妻子的心理感受，本来死倒没什么，家里穷嘛，关键是死法太惨烈了，对亲属的打击太大，如果是切脉的话，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些。”赵老师沉思道。我们连连点头称是，就好像我们都由衷希望是切脉似的。
医院方面的负责人继续强调：“但他确实是不想连累她，也不想连累我们医院！”李眉从会议室里出来时已经不哭了，从她的脸上可以感觉到一种疲倦，也许是我们自己太疲倦了，低估了李眉的体能和精力，所以当我们看到李眉对我们讲起话来就像女人逛商场一样不知疲倦时，我们的神经开始崩溃。
——我是严伟最好的朋友，请不要多心，我们是光明正大的朋友。我俩是在公共英语课上认识的，谈得很投机，后来就常常一起到图书馆看书，还合作写了一篇关于网络文学的论文，即将发表在《北方文坛》第六期上（胖子插嘴说，《北方文坛》黑着呢，我发篇稿子就要交一千五！）。我们这篇不用交版面费……下面我想谈一谈严伟生病这件事：严伟5月27号肚子疼得不得了，才住进长城医院，过了好几天，我才从严伟的电话里知道这个情况，他缺钱用，当时我和我的先生正在庐山度假，身上也没带多少现钱，也就一两万吧，我立刻就托我先生的朋友买了最近一班飞机的机票，坐头等舱飞了回来……我回来的那天是几号呢？（李眉陷入沉思。
赵老师打断她说，几号并不重要。李眉斩钉截铁地说，不！很重要的，我再好好想想，今天是6号对吧？……）对了！是六一儿童节，那天我出机场以后给我小外甥女买了只玩具狗，就是那种很好看的斑点狗……后来的几天真是太累了……丽萍他们是3、4号来得吧……我给联系的宾馆，还要陪着他们逛街，有四五天没有好好休息了，本来昨天转院，我和丽萍是打算守夜的，但这家医院不许有陪护，严伟又执意要我们回去，我真是太累了！……昨天他们搬到另一家旅馆，丽萍一时没找到地方住，就到我宿舍睡，我呢，另找了间房……我有好几天没洗澡了，就像做贼似的，溜进蓝月亮宾馆六楼，偷偷洗了个澡……（长得不行，洗了也白洗！我偷偷对眼镜说。）洗完回来，已经晚上一点了，为了好好睡一觉，我关掉了手机，我想丽萍也关掉了……我要不是那么累就好了！我要没有关掉手机就好了！严伟一定给我打过电话，我如果接到那个电话，他就不会死了……严伟临死前也不知道有没有话说，他的遗物还在病房里，等丽萍安静些让她去收拾，我想一定可以找到严伟留下的遗嘱……真是太可惜了！眼看论文就要发表，可是严伟死了……你们说，医院是不是有失职行为，如果我们提出控告，能不能得些好处？（赵老师说，由我们提不好吧？这是家属和医院之间的事，我们不要介入，应该能捞点赔偿，但不会太多，毕竟严伟是自杀嘛！）……那就让丽萍跟医院说，能捞点就捞点……终于，赵老师和我们一起坐进了出租车，汽车朝学校开去。
“妈的，这个李眉太能聊了！我就想交代她好好照顾家属，没想到她一气说了半个小时，真不上路！严伟住院这么大的事，我作为辅导员今天才知道，李眉这个家伙也不知道通报组织一声，这明显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这么看轻组织的作用，完全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啊，胖子说。是啊，眼镜说。）……早听说李眉跟严伟在搞婚外恋，看样子还真像那么回事儿，这下倒干净，不怕闹出丑闻了……李老师也挺惨的，走后门拉关系才让严伟住进这家医院，没想到严伟这么不给导师面子，第二天就死了……”“是啊。”胖子说。
“是啊。”眼镜说，“你为什么不说话？”这是在问我。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如果我是严伟，我就绝不会留下什么遗嘱！”我已经明白：我们每个人都在说话，像李眉一样滔滔不绝地说话，自顾自地说话，在严伟死亡这件事上，只有严伟不说话，只有死亡不开口。所以我估计他们找不到遗嘱。
我们活着的人在我们的时代，以任何形式开始的悲剧，最终都将以闹剧收场。闹剧结束之后，有必要交代一下有关人物或者真实、或者虚构的结局——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严伟死了，丰富了大家的生活，严伟不死，大家也便这么过。
人物1：高丽萍。作为妻子，她在收拾死者遗物的时候，没有找到遗嘱，又哭死过去一回，一边哭一边骂严伟狠心。两天以后，收到新闻系全系师生募捐的一笔款子，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表示要坚强地生活下去，把严伟的孩子抚养成人。
人物2：严伟的父亲。作为父亲，他在当天晚上才姗姗到来，整个晚上，他都虎目含泪，让人们充分体会到了一个男子汉的深切痛苦。三天以后，找到赵老师，向他倾诉自己的愤懑——无论如何那笔钱不该给高丽萍，她对公、婆不好，她跟严伟感情破裂了，正在协议离婚。
人物3：赵老师。作为辅导员，他这几天超负荷地运作，张罗严伟的遗体告别仪式，送走死者家属之后，整个人都瘦了一圈，抱怨之余，暗自庆幸：自杀已经是好的了，幸亏不是XXXX.人物4：李老师。作为严伟的导师，他慷慨地捐赠了人民币一千元，唯一让他忧心如焚的是，医院的这个熟人关系算彻底毁了，如果我们自己病了该怎么办？他问老伴。
人物5：主治医师。回到家后郁郁不乐，反复殴打了自己的老婆，并且申请休假，但是没有获得批准，只好精神百倍地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
人物6：医院方面的负责人。非常高兴自己成功地安抚了家属，使医院置身事外。这回书记肯定满意，我也该走好运了！他满怀希望地想。
人物7：李眉。忠实履行了一个朋友应尽的义务，无愧于“死者最好的朋友”这一光荣称号。送走严伟家属以后，又与丈夫一道去了安徽黄山，她在电话中说那边风景虽美，但仍不足以排遣她心中的悲痛之情。
人物8：胖子。整整三天，胖子成了祥林嫂，逢人便讲那张失去五官的恐怖面孔，讲到最后总不忘补充一句：幸亏他老婆没看，要不然她一辈子都忘不掉，那样还怎么重新生活呢？人物9：眼镜。三天以后，眼镜写成一篇侦破小说——《死给你看》，兴冲冲地拿给中文系的女友看，遭到女友的致命打击：趣味低下，没有生活，一句话，你根本不懂写作。
人物10：我。严伟死去的第四天下午，我如愿以偿地住进医院，九楼十八号房，病房里一个病人刚摘除了右肾，另一个病人过两天就要动手术，我头顶几米远，就是严伟曾经奔跑过的地方。那天晚上，我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努力去猜想严伟死前的那个夜晚，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不，我宁愿那个夜晚像今晚一样，月白风清……那个安详的晚上严伟从一场噩梦中醒来，感到头部剧烈的疼痛，他记得自己睡前打了安定，可还是清醒过来。他连续七天七夜保持着清醒的状态，现在已经过于疲乏，他厌倦这种无休无止的清醒，渴望能重新睡过去，但他知道他办不到。在同病房另外两个病人断断续续、此起彼伏的鼾声中，他意识到自己孤身一人。
他从床上坐起来，努力抑制住咳嗽，趿着拖鞋，悄无声息地走出房间。
透过走廊的玻璃墙望过去，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他告别蓝色的月亮，沿着长长的走廊缓缓挪动脚步，在电梯旁边的服务台前停了下来，那里的桌子上放着电话。
他拨了十一个数字，然后听到一个动听而飘渺的女声：对方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他快速地移动手指，重拨，然后又是动听的女声，重拨，飘渺的女声，重拨，女声……他的肌肉疲累了，手指麻木了，但仍然艰难地按下按键……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如同做爱一样的重复动作中，他发现头部已经不痛了，他不再进行思考，重拨，女声，重拨，女声……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终于放弃了。当你不再能够坚持下去，你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放弃，果断、决绝、不留余地地放弃。他朝走廊尽头自己的房间走去，因为放弃，脚步变得无比坚定、有力……可是严伟拨打的电话号码究竟是谁的呢？是高丽萍，还是李眉？或者是她们两个？又或者谁的都不是，只是随手乱拨？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拨打过电话，就像他根本没有留下遗嘱……我站在走廊上，这样猜想。我只能猜想，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在严伟的死亡面前什么都没有看到，就像在小便时只能盯着自己的家伙，一旦我们的眼光越过自己的器官、自己的欲望，就不知道该停靠何方。
是的，我的器官，我们那麻木不仁的器官！那麻木不仁的生命！什么还能够刺激我们？死亡吗？死亡像一个被说滥了的黄色笑话，既不能让人发笑，也不再激动人心。爱情吗？可是爱情，爱情啊爱情，我亲爱的，爱情在你的阴道里吗？它仅仅在那里、始终在那里吗？……我们为什么、依靠什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有多年的肾病，而且阳痿，我有衰老多病还要下地干活的父亲，我有两个没钱娶妻的兄弟，我有一个没有前途的可耻的命运……但我还活着，还在苟延残喘，这说明：这个世界上还有些东西存在，使我们的一生值得去度过，但是，那是什么呢？它又存在于何方？现在是午夜。很好的月光透过蓝色的玻璃墙流淌进来，似乎也带来了温凉的晚风，我用手抚摸玻璃，很致密，不可能透风，但我觉得正有风钻进来，钻进我敞开的怀抱，钻进我宽松的睡裤……我忽然觉得下身有了反应，一种奇妙的，我无法适应的反应——我的下身开始勃起。
我站在电梯旁边的服务台上拨打电话，我的面前摊着一张纸片，上面有鲜红的唇膏涂下的十一个数字。接电话的是那个姑娘，那个我祝福过的姑娘。
“是我，我是在医院里碰上你的那个，我说过可能有问题要请教你。”“是你呀？这么晚了……”“就一个问题。”隔着电话，我觉得她是我的朋友，最亲近的朋友，“问题是——当你小便时你的眼睛朝哪儿看？你不要笑，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敏感的方向问题，我想女性也会遭遇到同样的问题，你们怎样解决解手时的眼光问题呢？你把眼光投向哪儿？或者你闭上眼什么都不看？你会觉得尴尬吗？你感到自己是孤身一人吗？你不要笑……”姑娘根本就没有笑，她早就挂了线。
我重拨了那个号码，听到一个动听而飘渺的声音：对方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
现在最切近的问题回到了我最初的问题，我们人生的方向迷离莫辨，——当小便时你的眼睛朝哪儿看？即使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方向问题都难以解答，但我相信人海茫茫，一定会有人给出答案。所以我打开通讯簿，从第一页开始，耐心地拨打每一个电话……严伟最后放弃了，但我绝不放弃！我最后的勃起让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安详的时代的晚上，只要拨号声不停地响着，只要是响（想），我们就还有希望……作者简介：凌丁，河南焦作人，生于1976年，在北京的一所工科院校里虚度四年青春。现于上海复旦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依旧地虚度光阴，只是归去来兮青春已芜。于1996年开始练习写作，写到今天作品寥寥，得以发表的更是屈指可数（而且是屈一只手的手指就够了）。由于生为男性、年纪偏长，在当下中国新兴的写作队伍中业已丧失了性别优势和年龄优势，加上资质鲁钝、趣味偏狭、毅力不足，注定在写作的道路上行而不远。但无奈自己爱上了写作，“为他起一念，十年终不改”，目前仍不死心，还在继续努力。
写《眼光问题》的时候，我就像许多“问题青年”一样，迷惘于我们人生的方向，生活里那些冷峻、严酷、乖谬但是真实的东西强有力地吸引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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