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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辩方到底会选哪条路——有那么一点诉诸精神失常的影子,甚至猜测会说是临时起意;可是,以我对H.M.的了解,不相信他会试这种半吊子的做法,很可能由他第一次的交互讯问中略窥端倪。
他很神气地站了起来,可惜因为他的袍子钩到了什么,很可能是他自己吧,结果使效果大打折扣。袍子撕裂的声音很像把舌头放在唇问发出轻蔑的冷笑,一时之间,我吓得还以为他真干了那事。他挺直了身子。无论他在法律上的才能是不是因为年久未用而生疏了,这总还是交叉讯问,允许提出诱导式的问题,只要合理,几乎什么都可以提出来,而他平常那种粗鲁而且随性的手法最有杀伤力。可是问题也就在这里。这个女人已经赢得包括陪审团在内的所有人的同情,对她攻击的话就太不聪明了。我们可不需要弄得大家不安。在他狠狠地回头看了一眼被他撕裂的袍子,让我们看到他的眼镜在他那只大鼻子上拉了下来之后,他像韩特利·劳顿一样温和地对她说话——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突如其来的感觉。他洪亮的声音让证人和整个法庭都安心下来。他的语气则有那种坐下来喝一杯把事情聊清楚的味道。
“夫人,”H.M.很随便地说,“你相信胡弥先生是因为听到一些关于被告的坏话,才突然改变了他的心意吗?”
一阵沉默。
“我不知道。”
“不过,”H.M.争辩道,“既然我那位博学的朋友已经算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就让我们来解决一下吧。他说,如果胡弥先生改变了心意,就一定是因为他从什么人那里听说了什么事,是吗?”
“我也一定会这样想。”
“不错。那么,反过来说,要是他没有听到什么的话,他就不会改变他的心意了?”
“我想是吧。对,他一定不会改变的。”
“那,夫人,”H.M.继续这样争辩道,“礼拜五晚上,他安排你和胡弥医师第二天到索塞克斯去的时候,似乎兴致很好吧?”
“哦,是的。”
“你那天晚上出门了吗?”
“没有。”
“有客人来过吗?”
“没有。”
“他有没有接到信、电话,或是任何一种的讯息呢?”
“没有,哦,除了玛丽在那天晚上打了个电话来。是我接的电话,和她谈了一两分钟;然后他来接电话;可是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他收到多少封信?”
“只有那一封是玛丽的笔迹的信。”
“啊哈。因此,如果他听说了什么对被告不利的坏话,就一定是从他的亲生女儿那里听来的了?”
有一阵小小的骚动,华特·史东爵士一副要起身的样子;可是却俯身和韩特利·劳顿商议起来。
“呃,我——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可是,毕竟还是说得准他是在看完信之后才第一次表现出对被告的恨意,是不是?”
“是的。”
“整件事似乎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的吧?”
“就我所看到的来说,我想是这样的。”
“对。现在,夫人,要是我告诉你说,在那封信里,除了说他要进城之外,没有一个字是和被告有关的呢?”
证人碰了碰她的眼镜:“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
“因为我确实要告诉你这件事,夫人。这封信就在我们手里,到了适当的时机,我们会提出来。所以要是我告诉你说那封信里除了他准备进城来的简单事实之外,完全没有提到被告的话,这会不会改变你对胡弥先生言行的看法呢?”
H.M.不等对方回答就坐了下来。
他让整个法庭的人一头雾水。他并没有驳倒,也没有试着反驳证人所说的任何一点;可是他让人感觉到好像有什么问题。我以为劳顿先生会再反诘,可是站起来的却是华特·史东爵士。
“传赫伯特·威廉·戴尔。”
乔丹小姐离开了证人席,而戴尔很严肃地走了进去。显然打从一开始就看得出他会是个很有说服力的好证人。戴尔是个五十多岁的沉静男人。一头剪得很短的灰发,神态恳切。好像他的私生活和受雇的工作是合一似的,他穿着黑色的短外套,条纹的长裤,没有戴翻领,而是用了一条普通的硬领,打了条黑色领带。这个人浑身都让人觉得体面,却并不惹人讨厌。在他经过陪审团席和律师席中间时,我注意到他向坐在桌子一头的一个金发年轻男子,既非鞠躬也非点头地表示认识而打了招呼。戴尔以相当清楚的声音宣了誓。他下巴微抬地站着,两手轻松地垂在身侧。
华特·史东爵士浑厚的声音,和韩特利·劳顿那种犀利而咄咄逼人的口气大不相同。
“你的名字是赫伯特·威廉·戴尔,为胡弥先生服务已有五年半了吗?”
“是的,大人。”
“据我所知,在那之前你受雇于已故的森拉克爵爷有十一年之久,在他过世时,还因为你的忠诚服务而得到一笔遗赠吧?”
“是这样的,大人。”
“在大战期间,你在第十四米德塞克斯来复枪队服役,一九一七年还获颁绩优勋章?”
“是的,大人。”
他首先确认了乔丹小姐有关死者先前打电话给被告的证词。他解释说,在走廊那头的楼梯下方有一具电话分机。他奉命打电话到裴家修车厂去查问胡弥先生的汽车整修情形,要确定那部车能修好后在当晚使用。大约一点半左右,他要去打电话,听到死者正在另外一具电话上说话,死者要求总机接到丽晶〇〇五五,要和嫌犯通话,而有个戴尔认得是被告的声音回答说:“我就是。”在确定电话已经接通之后,戴尔放下了听筒,朝小客厅的方向走去,在经过门口时,他听到了第一位证人所谈到的那次谈话。他也听到了那句不幸的自言自语。
“胡弥先生再提到这件事是什么时候?”
“差不多就是他一打完电话之后。我走进了小客厅,他说:‘今晚六点钟有个客人会来。他可能会有点麻烦,因为这个人不能信任。’”
“你听了这话怎么说呢?”
“我说:‘好的,老爷。’”
“接下来你再听到这件事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五点十五分,也许再过一两分钟吧,胡弥先生把我叫进他的书房里。”
“说一下当时的情形。”
“他坐在他的书桌后面,面前放着棋盘和棋子,正在研究棋谱。他两眼望着棋盘,头也不抬地叫我把窗子的遮板关上锁好。我想必是不知不觉间表示吃惊。他移动了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回答道:‘照我说的话去做。你以为我想让傅来明看到那个年轻的傻瓜来找麻烦吗?”
“他习惯上会向你解释他所下命令的原因吗?”
“从来没有过,大人,”证人很强调地回答道。
“据我所知,鲁道夫·傅来明先生的餐厅就面对着书房的这两扇窗,中间只隔着两栋房子之间的一条通道吧?”
“正是这样。”
检察总长做了个手势,由证人席下方拿出了那两件奇怪证物中的第一件:正是那两副铁制遮板,装在一个上下开启式的假窗框上。这件东西引起一阵兴奋的低语声。那组遮板是法国式的,像两扇小小的折门,只不过上面没有沟槽和开口:横在中间的是一根有把手的铁棍。他将这两扇窗子的遮板举了起来,让证人和陪审团察看。
“这里,”华特·史东爵士平静地继续说道,“是两副遮板,从图上注明A的那扇窗子上取下来的,是在原先负责装设在窗上的丹特父子公司的丹特先生监督指导下,由莫特伦警探所装设的。请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就是你在星期六傍晚锁上的那副遮板?”
戴尔仔细地看过这件证物,看得很慢。
“是的,大人,正是那副遮板。”
“现在请你像星期六傍晚时一样地把遮板锁上好吗?”
那根铁棍有点不灵活,插进锁孔里时发出砰然巨响,在那个像教室的法庭里造成相当可怕的效果。戴尔掸掸手上的灰。那根铁棍一动,锁好的好像不止一扇窗。我们后面那穿豹皮大衣的女子聊天似地低声说道:
“我说呀,绞架上的暗门打开的时候,也要抽开闩子的,是吧?”
戴尔很满意地将铁棍拉回来,又掸了掸手。
“据我所知,在这副遮板外面,”检察总长继续说道,“有两扇上下开动的窗子吧?”
“是的。”
“窗子也由里面锁上了吗?”
“是的,大人。”
“很好,现在请告诉庭上和陪审团,在你锁好遮板之后怎么样了?”
“我走了一圈看看房间里是不是都安顿好了。”
“这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始终挂在壁炉上方墙上的那三支箭呢?”
“看到了。”
“那时候死者和你说了什么吗?”
“是的,大人,他仍然看着棋盘没有抬头,并问我手边准备的洒够不够喝。我看到在小柜子上有一满瓶威士忌,一瓶有虹吸管的苏打水,还有四个杯子。”
“看看这个酒瓶,告诉我这是不是你星期六傍晚五点十五分左右,在小柜子上所看到的同一个?”
“就是那个酒瓶,”证人回答说,“这是我本人奉了胡弥先生的命令,到瑞勤街的哈得利名店买来的。我想这是个很昂贵的雕花玻璃酒瓶。”
“那时候他还有没有向你说什么别的?”
“他说到他在等傅来明先生晚上来和他下棋,还说傅来明先生来的时候,我们准备的酒要足够。我知道他这话是开玩笑的。”
“后来,到了六点十分,你让被告进了大门?”
戴尔在这点上的证词证实了第一位证人的说法。然后事情就危险了。
“我带着被告到了胡弥先生的书房。他们没有握手。胡弥先生对我说:‘没有别的事,你可以走了;去看看车子弄好了没有。’我走了出去,关上房门。这个时候胡弥先生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而被告坐在桌子前面的一张椅子里,我不记得在我出门之后听到有什么人把门闩上的声音。我当时并没有太警觉,可是有点不安。最后我走了回来,仔细地听了听。”
我觉得法庭里的这种话最为有力。我们似乎看见戴尔站在门外那黑暗的小走廊里,那条走廊即使是在白天也没有多少亮光。他解释道,走廊的一头是一扇门,通往在这栋房子和傅来明先生的房子之间那条铺了砖块的通道,以前那扇门上有一块玻璃;可是胡弥先生喜欢隐秘,在六个月前把那里换了一扇整片的木门。到了晚上,走廊唯一的光源就是大厅那里来的。把这些形诸文字的话,戴尔的证词大约是这样的。
“我听到被告说:‘我不是到这里来杀人的,除非真有那个必要。’我听不清楚胡弥先生说了什么,因为他平常说话的声音就很低,这时候,胡弥先生开始说得比较急,可是我听不出他说的字句。到最后他突然说道:‘老兄,你怎么了?你疯了吗?’然后我听到有声音,我觉得是拖着脚走动的声音,我敲了敲门,大声地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胡弥先生也大声地叫我走开,他说他自己可以料理好,他说话的时候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
“他先前已经说了要我去把车子开回来,所以我就去做那件事。我一定得去,否则就会丢了差事。我戴好帽子,穿上大衣,去了裴家修车厂,大概走路要三四分钟,他们还没有把车完全修好,说他们跟我们讲过了时间也许还要再久一点。我后来尽量往回赶,可是因为有雾的关系,让我开不快,等我回到家时,照大挂钟上的时间来看,已经是六点三十二分了。
“在通到书房的那条小走廊口上,我碰到了乔丹小姐。她说他们在打架,要我去拦阻他们。大厅里没什么亮光,乔丹小姐还给史本赛·胡弥大夫的一个大箱子给绊了一下:而听到我说去找个警察来比较有道理的时候,她踢了我一脚,我觉得她在哭。
“然后她在我的建议之下去找傅来明先生,而我则去取一根拨火棍,我们三个人到了门口,敲门之后过了一分钟,被告开了门,绝无疑问的是到那时候为止。门都是由里面闩住的。
“听到被告说:‘好了,你们最好进来吧!’之后,傅来明先生和我就进去了,我马上去到胡弥先生那里,他当时躺着,就像照片里那样。你给我看过的那支箭插在他的胸口。我并没有去摸他有没心跳,因为我不希望弄得我满手是血;可是我按了下他的脉搏,他已经死了。
“房间里没有藏着人。我马上去看窗子上的遮板,而且还叫傅来明先生来看。原因是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也还很难把那件事和我所听说的被告这样一位绅士连在一起。两扇窗子的遮板仍然用铁棍闩住,而后面的窗子也从里面上了锁。”
在众人的眼光和一些人的小望远镜注视下,检察总长引着他证实了乔丹小姐的证词。
“哎,戴尔,在提到要报警的时候,嫌犯有没有说什么呢?”
“他说:‘对,我想我们最好把这事弄完了。’”
“对这点你有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有的,大人。我知道我本来不该开口,可是我实在忍不住。他坐在那张椅子里,一条腿还跨过椅子的扶手,就好像那把椅子是他的一样。还点了一支香烟。我说:‘你是石头做的吗?’”
“他对这话怎么回答呢?”
“他回答说:‘在我的威士忌里下药,他话该。’”
“你觉得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那话是什么意思,大人。我看了看餐具架,说:‘什么威士忌?’他用手里的香烟指着我说:‘你听好了。我进到这里之后,他给了我一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酒里有什么,下了药。让我昏迷之后,有人进来杀了他。这是在陷害我,你知道的。”’
“你有没有过去看看小柜子呢?”
证人第一次把他的两手放在证人席的栏杆上。
“我看了。那装了威士忌的酒瓶和我先前离开的时候一样满。那瓶苏打水也是满满的:虹吸管的嘴子上扣着的纸都还在,杯子看起来也完全没有用过。”
“被告当时有没有任何征兆让你觉得他受到药物的影响呢?”
戴尔皱起了眉头。
“呃,大人,这方面我可说不上来。”他这话让公正的大人抬起眼来,他犯了规,也马上加以改正,给詹姆士·安士伟的绞架钉上一根长长的钉子。“可是,”戴尔说,“我倒是听见你们警方的医生说,被告完全没有服过任何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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