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充分表明：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把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基点。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集》所做的序言中写道：“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了。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邓小平的政治勇气来源于对人民事业的责任心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来源于他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利益。
1975年，面对“四人帮”势力的猖獗，邓小平下决心抓整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①“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②邓小平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多年的人，明知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置个人利害荣辱安危于度外。当邓小平在人民的拥护下再一次出来工作时，他怎样对待自己的责任呢？他说：“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他作了一个勇敢的选择。这正是人民期望于他的。他忠于自己的诺言，在重大原则，重大决策上，当人民的利益要求他出来讲话的时候，他没有畏惧和忧疑，没有采取“做官”的态度，没有规避共产党人的责任。
四届人大召开以后，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开始了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绝下肯善罢甘休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却对整顿工作进行顽固的阻挠和抗拒。在他们的煽动下，掀起了一股“反经验主义”的阴风。他们把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各项工作的“纲”。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骨干也四出活动，重新拉起了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煽动停工停产，鼓动“反潮流”，准备进行再一次“夺权”。
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是反击斗争，还是妥协忍让？这关系到整顿工作的进退成败，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在邓小平1973年重新参加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后，已经多次遇到“四人帮”的寻衅、发难。这些斗争，常常由一些小事开始，很快便卷起剧烈凶猛的波澜。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邓小平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半年前，针对“四人帮”利用“风庆轮”事件对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国务院领导的攻击，他当面对开“帽子公司”、“钢铁公司”的江青说：“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置个人安危荣辱于脑后。当时，在“四人帮”挑起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决
①②《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5页、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定要就“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一次专门的”请教”。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请教”，其锋芒所向也很清楚，无异于是在政治局内部捅“马蜂窝”。许多老同志都为邓小平此举捏着一把汗。
邓小平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有所觉察。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毛泽东的指示和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的转折点。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机了；那些在老干部面前言辞凌厉、咄咄逼人地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立时声细如蝇了。“四人帮”那种打着毛泽东旗号，另搞一套的伎俩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四人帮”并没有认错。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批评中，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低头闷坐着，一言不发。可是在会下，他们却攻击政治局会议上大家的批评是“突然袭击”，是“围攻。”他们似有满腹委屈地四下放“风”，把原本明明白白的是非黑白完全颠倒了。
针对“四人帮”的攻击，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邓小平直接了当地说：“有的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他义正词严地驳斥道：“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他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三要三不要”，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在邓小平单刀直入、切中要害发言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
自“文化大革命”发动的9年来，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还是第一次。一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江青等人，现在闷声垂首地接受批评，也是第一次。不到1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是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各个领域的整顿势必要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左”的理论和政策。对这些理论和政策的批判、纠正，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能。这种状况不仅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毛泽东不断听到“四人帮”的亲信毛远新的汇报，偏听偏信，态度逐渐发生下变化。不过，他仍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①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导致了对他的批判步步升级。然而，邓公“钢铁公司”的硬劲未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对毛远新对整顿工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驳斥：”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谗言，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努力被中断。但是，历史已经告诉国人，“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祸国殃民，邓小平的选择，代表了中国社会安邦治国之路。邓小平坚信自己的选择。
他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透彻地表述了这一认识：“‘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抓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也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心系国民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大局，心系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富裕，这就是邓小平又一次身处逆境时的胸怀。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392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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