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尝试重开国门的意义邓小平在1975提出上述思想观点，是顶住了极左错误巨大压力的结果。他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为一项“大政策”去对待，旨在引起全党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破除“四人帮”附加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的一切诬陷之词，使我国经济走出自我封闭状态，开阔人们的眼界和思路，积极参加世界经济的分工和竞争，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它对我国后来全面实施对外开放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只能叫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当时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①
2.尘封网结国门的打开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和十年浩劫的结束，开展同国外正常交往的障碍被排除了。为了早日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指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把他在1975年考虑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大政策”作了进一步明确的阐述。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①
同年5月和7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两次都提到：现在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当然有很多重要的条件作为根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吸引过来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又明确地提出：现在我们的方针是，尽量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中央根据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抓住时机迅速地把上述关于开放政策的设想付诸于行动。在1978年，同国外签订了22个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项目，成交额达78亿美元。诚然，这项工作中也出现求成过急的失误（这是难免的），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积极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在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邓小平1975年提出的“大政策”，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实践，即将成为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提出，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取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之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与这一讲话相一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决策的同时，明确地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指导方针。虽
①《胡乔木文集》，2版，第2卷，2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然此时尚未从文字上把这一方针明确表述为“对外开放”，但已清楚地表明，中国从此正式走上了对外开放之路。
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及时地指出并纠正了1978年在对外引进工作中的失误，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积极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同时，邓小平不仅继续坚持三中全会确定的开放方针，而且还努力把它付诸于实际行动。
一是鼓励原工商业者为国家引进外资、建设四化发挥作用。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特地约集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等著名工商业家在中南海紫光阁一起座谈如何加快经济建设的问题。他诚恳他说：我们现在搞建设，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怎么办呢？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海外同胞、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轻纺工业、手工业、旅游业都可以搞，资金周转得快一点。邓小平鼓励他们说：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赚取外汇，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①
邓小平的热情鼓励，唤起了几位著名实业家的爱国热情和事业心。荣毅仁先生很快就向中央提交了自己的建议：按国际惯例，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除了继承过去的传统外，主要承担起推动在中国当属新兴事业的引进外资工作。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他告诉荣毅仁：人由你选，事由你管，一切按国际惯例办，不要搞官僚主义的做法。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荣毅仁领衔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979年10月正式成立，并很快就同世界各国建立起业务往来，逐步发展成拥有上百亿元资产，200多个企业，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综合性大公司，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荣毅仁的带动和对外开放政策的鼓舞下，一大批原工商业者都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四化大业出力，为引进外资牵线搭桥。
二是倡导兴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原是对一些国家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为打破封建壁垒，开拓市场，促进对外贸易而设立的一些特殊区域的统称。它的兴起和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到20世纪70年代，已有500多个不同形式、不同名称的特区遍布于世界各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支持下，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省委的报告，决定对这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予更多的自主权，在财政上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办法，出口特区失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搞试点。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立4个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第一步，起窗口的作用。经过几年努力，特区的发展十分迅速，到1986年4个特区共开发建设用地60平方公里，有1200多家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开工投产，工业产值达75亿元，1987年达112亿元。
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行政区是对外开放的第二步决策。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的特区后决定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但这些地方不叫特区，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3月底4月初，中
①《相遇贵相知》，第1辑，73页～74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并形成了会议纪要。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纪要，同意提出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增强对外开放的活力。这14个城市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市等。在这些城市中，扩大对外开展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放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建设项目的审批权；对外商投资实行优惠政策；可以划出一定的区域为对外的新技术开发区。这些政策的采取，使这14个沿海城市在引进外资和技术上有了较大的发展。
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是对外开放的第三步决策。1985年1月，国务院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座谈会，决定这3个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包括城市和农村一起对外开放。这3个地区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花果之洲”之称。但在封闭的时代经济发展缓慢，为加速发展，中央决定把政策进一步放宽，把经济搞活，使这3个地区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要求这3个地区建立内外结合，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大力发展出口产品，增加创汇能力；努力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推动全国科技的进步；为国内市场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学习国外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经验，创造适合我国情况的新的经营管理方法。
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时，我国的对外开放已形成了4个开放特区、14个开放城市、1个海南省、2个三角洲、1个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天津两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亿多人口的沿海地带。这个多层次的、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开放政策的一个巨大成绩。它不仅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带动和影响了内地的开发工作迅速进行。
3.全方位、大开放格局的形成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鲜明地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他的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部署贯彻落实邓小平的谈话精神。接着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一系列决定。同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提出，90年代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并明确了90年代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对外开放再次出现高潮，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沿路和内地省会城市全方位大开放的格局。一是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扩大。1992年批准长江沿岸28个城市和8个地区以及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13个边境城市对外开放。内陆省会城市全部开放。目前我国已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3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外开放的市县已超过900个。
二是明确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确定下个世纪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三是拓宽利用外资形式。采取更灵活的方式，更多地吸收外资。利用外资的领域，经过试点，逐步扩大到金融、贸易、商业、交通、旅游和其他第三产业。允许经批准的若干城市试办外资银行和保险业。
四是实行地区倾斜政策与产业倾斜政策相结合的方针，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国家批准的重大投资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不分地区都可以享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优惠。
五是继续办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在这些地区按照外向型经济的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提高档次和水平。广东明确了追赶“四小龙”的战略目标。
1992年外商来华投资出现前所未有的热情，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一年超过前十三年。1993年全国新批准外资项目8.3万个，协议外资金额1114亿多美元，实际投入275亿美元，又分别比1992年增加70.6％、91.7％和150％。
199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又进一步上升到世界第11位。中国的进出口额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成为世界上开放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到1993年底，外商来华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企业）累计注册已突破17万户，累计投资总额3824亿美元，注册资本2465亿美元，其中外方1502亿美元。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总量已达发展中国家总量的40％，来华投资办企业的客商分别来自146个国家和地区。1993年一年吸引的外资数额就相当于前14年的总和。该年度中国已跃为利用外资的第二大国。而我国在海外开办的企业也已达4400家，中方投资51.6亿美元、遍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现在三资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已占有重要位置。目前已投产、开业的8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1993年实现工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实现利税205.8亿元。1993年“三资”企业进出口额已占全国进出口额的
34.4%，达到670.7亿美元。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三资”企业在汽车、电子、彩色显像管、电梯、程控交换机、光纤光缆、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成为骨干企业。我国还利用外资大大加快了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在“三资”企业工作的中方人员已达2000多万人。1994年初，我国数项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其中一项就是汇率并轨，一步到位。同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法》。我国1989年即提出申请，要求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这部法的颁布则表明我国诚心诚意按照通行的做法管理经济，决心按照国际普遍接受的贸易原则，参加国际分工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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