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提出了整党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①他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②。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现代化的建设，都要靠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混乱都是从否定党的领导、破坏党的领导开始的。所以“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整顿”，但“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③。
1.整党的重点：“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在“三项指示为纲”提出后，如何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存在一个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反对党的政治路线的人来执行的问题。所以邓小平指出，“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①。“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槁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②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所以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就是要使各级班子”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③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邓小平在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上，提出了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关键是建立省一一级领导。邓小平认为，许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来解决是不行的、要“把省委的领导建立起来，使省委说话有人听，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中央“要维护省委的领导，帮助省委建立威信，使省委对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各项工作都能够领导起来。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④。为将设想变成现实，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重新起用一批为革命立下战功的老干部，充实一些省委的领导班子。对追随”四人帮”，大搞派性的一些头头，采取“挂职下放”或“调虎离山”的办法，召集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使一些省委的领导班子初步得到恢复和加强。7月15日以整军为目的的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叶剑英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亲自主持了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击退了“四人帮”插手军队，乱中夺权的阴谋活动，有力地稳定了军队。
第二，要选择“敢字当头”的同志担任领导班子的一二把手。邓小平指出，有的人就是一个怕字。过去怕，还有点道理，不能说过去怕的人都不好。现在中央支持地方，上级支持下级，再怕就只能怪自己，怪自己革命意志衰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②《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③《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9页～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②③④《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9页～35页，北京，人民出版杜，1994。退，怪自己革命干劲差。只能得出这个结论。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芋坑不拉屎怎么行？”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
①。第三，在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上采取逐级上升的方式。邓小平认为，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应从基层做起，不管老中青，都要看他是不是肯干，是不是能吃大苦耐大劳。“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并不容易，要有全面的领导经验。县委书记当好了，到地委、省委工作就比较容易，比较顺手”②。所以“发现一个好苗子，要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每个台阶可以炔一点，比如搞个年把子再上来”③。为尽快选拔培养出一批敢字当头的领导人员、建立起一个精干的而不是臃肿的、坚强有力的而不是松散软弱的、能打硬仗的而不是一拖就垮的领导班子，邓小平要求，“有经验的年老体弱的领导干部，可以留到企业或到工业领导机关当顾问”①。
2.对派性要寸步不让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虽然“革命委员会”的产生使国家有了一个权力领导机关，但由于其组织成分的复杂性，不可避免地将造反组织的派性带进了“革命委员会”的内部。这些派性的斗争成了继1967年“一月风暴”全面夺权之后，新的动乱根源。直接影响了党的团结统一和国家的安定。所以，邓小平在1975年3月5日的工业书记会议上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②。5月29日，他再次强调，”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并提出如下处理意见。首先，从理论上提出了要具体分析和正确对待“造反”和“反潮流”的问题。对于造反，对于反潮流，都应当具体分析。“要看造哪个阶级的反，看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正确的要支持，错误的要批评。要特别警惕少数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原则，决不可随风倒，决不能为漂亮的词句所迷惑，为吓人的帽子所压倒“解除思想武装，甚至把权让给人家。”“要划分造反派、反潮流分子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界限，不能说参加过反潮流，参加过造反的人，都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①
其次，分析了派性产生的原因。邓小平认为，派性产生的原因有二种，一是思想原因。由于“造反有理”和“全面夺权”的影响，一些人“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②。忘记了党的组织和纪律，滑向了宗派主义的泥坑。二是少数坏人的影响。“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坏人”，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故意制造派别事端，以便利用派性混水摸鱼，“在混乱中投机倒把，升官发财”
①②③《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5页～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1975年9月2日。②《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1975年9月2日。②《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③。同时邓小平又专门具体分析了军队内部派性产生的原因。指出：“我们的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有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军队在支左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军队支左，许多人也卷到派性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里。军队的权力大得很，变成了派的后台，以后把派性带回到军队，在军队内部不少单位也分成了两派。”①再次，提出了反对派性的方针和方式。邓小平指出，“那些坚持搞派性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包括跟着闹派性的群众，是厌恶派性的”。只要把问题讲清楚，群众觉悟了，弄清了那些坚持闹派性的人的真面目，就不会跟他们走了。本着团结大多数，打击少数的目的，在方针上“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群众中的派性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②。在反对派性的方式上，邓小平指出：“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③所谓调，就是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主要是调头头。调动后又出现个新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调两次、三次，最后得以解决。所谓批，就是批评教育。通过对闹派性的人进行批评教育，认识到派性的危害和加强团结统一的重要性。邓小平认为“绝大多数人，包括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都可以挽救过来”④。所谓斗，就是对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悔改的派性头头，“发动群众同他斗，寸上不让”。因为“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作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①。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铁道部部长万里对徐州铁路分局的派性问题斩下了第一刀。“文革”中，徐州铁路分局的内部帮派同地方的帮派纠缠到一起，相互之间矛盾尖锐，斗争虽然时起时伏，但从来没有止息。1975年2月26日，当时徐州市委第一书记汪冰石召开会议传达中央5号文件时，铁路分局的“踢派”头头带人冲进会场，企图捉住汪冰石。汪冰石乘混乱之机，从后门溜掉，藏身在煤矿，被迫转入了“地下”活动。”踢派”抓不到第一书记，于2月28日抓到了市委副书记王铁民。于是他们押着王铁民，前去冲击市民兵指挥部，双方展开了战斗。由于寡不敌众，“踢派”遭到失败，王铁民被抢跑，自己的大本营也被捣毁。面对失败的局面，“踢派”展开了新的斗争。一方面大造舆论攻势，致电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控诉民兵指挥部的暴行，一方面抢了17辆汽车和200多个铁耙，准备武斗，一时间，徐州局势骤然紧张。
当时，万里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赶到徐州。在铁路分局机务段全体职工会议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徐州的问题，主要是派性严重。派性破坏了安定
③《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6页～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②③④《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6页～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9页～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团结，破坏了运输生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派性是与无产阶级党性相对立的，必须进行批判和斗争。对少数带头闹派性的头头，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继续闹事的，严肃处理。对于顽固不化，触犯刑律的要绳之以法。
应广大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在全市形成围剿派性的气候下，把煽动派性、搞打砸抢、威吓群众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抓了起来。此举震动了徐州，人心大快。
接着，万里主持召开了分局党委常委会议。指出：“你们党委必须是一个坚持党性原则的党委，而不是闹派性的党委。要从大局出发，搞好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党委书记是班长，要负担一点责任，要把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带领全局职工把生产搞上去。”①
在万里的领导下，铁路分局领导通过近10天的努力，将徐州的盘根错节的派性予以解决。解决徐州派性的成效，带动了各行业反对派性斗争的深入。这必然引起靠乱中夺权的“四人帮”集团的强烈不满，他们掀起种种狂涛巨澜，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进行了猖狂的反扑。面对“四人帮”的无理挑衅，邓小平毫不退让，并及时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四人帮”集团。想以此打击“四人帮”在中央内部的派性体系。在毛泽东的支持下，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等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江青等人的宗派行为。
3.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落实政策随着”敢字当头”的党的领导班子的建立，还必须要有一大批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代表党的正确力量的干部来充实和支持党的领导机构，以壮大同”左”倾势力斗争的力量，这样才能保证整顿的深入推进。而“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很多党的领导干部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幸存的大部分都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所以，邓小平指出，必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把他们尽快解放出来。5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诚的女儿致信邓小平，提出了要求给贺诚予以分配工作的问题。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向毛泽东呈送了《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5月17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印发中央同志。傅连璋被迫害致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鸣呼哀哉！”邓小平抓住这一契机，及时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引向深入。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设想。
第一，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第二，落实政策，还要注意这样的情况：有些人虽然没有戴帽子，但是批评或者斗争过他们.伤了感情。这些问题都要妥善解决。
第三，在落实政策时，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没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位置上。①
在叶剑英、率先念的协助下，邓小平作出了如下决定。一是把属于人民
①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1版，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内部矛盾问题的人，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是党员的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二是对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先在内部挂起来，以后分别由中组部和总政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三是待释放、交换、作结论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即自行撤销。根据这一决定，当时长期被关押的300多名高级干部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条件下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一次重大行动。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正确力量在同“左”倾错误势力的斗争中的发展和壮大。这些被解放和落实政策的老干部在各条战线上成了抓整顿、与“四人帮”继续斗争的重要骨干力量，对于促进安定团结和使斗争的形势继续向党内正确力量有利的方向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4.加强党的纪律，整顿党的作风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在党内，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造反派对党组织的冲击和影响，党的作风和纪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邓小平在整党中提出，现在，许多方面纪律松弛，影响很坏，危害甚大，必须加强纪律性，同一切违反政策、违反制度和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严禁打击报复。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要严肃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处分。要按照党纪国法制裁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决不能姑息纵容。7月17日，中央批准浙江省委的报告，肯定了他们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处理方案。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的纪律，在加强对党员教育的同时，对“双突”中发展的党员，也都作了严肃处理。
党的优良作风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法宝。邓小平指出，讲到党的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这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作风。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那时是整顿三风：一是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二是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三是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三要三不要’中讲团结，反对分裂，与延安整风时反对宗派主义是一个精神。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要“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①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具体内容：
“要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各级党委要经常地调查研究，如实地了解情况，具体地加以分析。实事求是地反对报喜不报优，提倡说真话，不要说假话”。
“要批判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当官作者爷，搞特殊的坏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同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最经常的联系。”
“要批判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骄横跋扈，动辄训人的坏毛病。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人贵有自知之明，要严于解剖自己，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一切有党性的同志，都应该照这个规矩办事。
5.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邓小平认为，领导班子程度不同地存在“软、散、懒”的问题。一些单位的领导，有的怕字当头，不敢坚持原则，使党组织处于弱软无力的地位。”有的闹不团结，搞资产阶级派性，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形不成核心”，
①所以，最重要的是加强党的团结。全体党员，无论老党员、新党员，全部干部，无论老干部、新干部，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把团结看作党的生命，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一切犯了或轻或重的资产阶级派性错误的同志，都要痛下决心，认真检查，切实改正。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坚决遵循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服从中央领导，服从上级领导，服从党组织的决定，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体党员，都要光明正大”，“都要以大局为重，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忠诚履行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②。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还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指出，“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各个地方，各个单位的一切工作，一切政治运动，都要有党委遵照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和各项具体政策，进行统一领导。”革委会，工会、青年团和民兵，要在同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工作”①。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凌驾于党之上。决不允许任何党员、任何党的干部违反“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
《论总纲》在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中提出的”党委一元化领导”，在今天看来是有一定缺陷的。但它的宗旨和指导思想是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将一度被“革命委员会”夺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借以打击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为把全面整顿进一步推向深入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组织基础。
①《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1975年9月2日。
②《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四、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深远影响
1975年的全面整顿虽然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而中途夭折。但在整顿中，随着党的各级组织力量的加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有了发展和壮大。使我们党的正确力量同“左”倾势力的斗争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对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之后迅速完成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1.为粉碎“四人帮”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首先，1976年3、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①。而这场运动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有着深刻渊源的。（1）从运动的主体看。参加运动的群众有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学生和社会青年等。其中还有少数老红军战士和党政方面的高级干部。这些群众的革命觉悟是同党的教育分不开的。而且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些人，本身就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这场运动中起先锋作用的青年人，都是在红旗下出生和党的教育下长大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虽然曾一度扰乱了他们的思想，但在1975年，受全面整顿的影响和洗涤，在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中，逐步明确了是非曲直，辨明了真理和谬误。当“四人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坚持真理的党内正确领导时，在强烈的革命正气和责任感的交互作用下，他们这种捍卫党的正确领导的正义行为也就有了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一篇题为《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作者，在被捕后审讯他的对话，可以清楚他说明这一点。问，“你为什么攻击党中央领导同志（指王、张、江、姚）？”答：“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修正主义者。我对他们批邓不满，我是拥护邓副主席的。”问：“为什么拥护邓小平？”答：”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钢铁上升，火车正点，教育开始恢复、人民生活得到重视。中国向好的方向转，不是向坏的方向转。是前进，不是倒退。邓小平同志关心群众，替群众办事，所以我拥护他。”群众拥护邓小平，并不是简单的拥护他个人，而是把邓小平看作是党的正确力量的代表，拥护以他为代表的在全面整顿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党的正确领导。
（2）从运动的领导组织看。“四五”运动从全局上来说，没有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但就许多具体单位来说，又是同党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如南京大学数学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于3月18日率领全系师生上街游行，事前曾向该系党总支作过汇报，并得到党总支书记的赞同和支持。曾被列为“01”反革命诗词”扬眉剑出鞘”的作者，铁道部第三工程局青年工人王立山，在党组织和群众的保护下，“四人帮”始终未能抓到他。而上述这些党组织，正是在全面整顿中得以恢复和发展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如果没有1975年党的正确力量的恢复和壮大，那么，1976年的“四五”运动无论在规模上和深度上都难以达到当时的程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版，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发的运动。”①其次，加速了”四人帮”集团的迅速瓦解。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四人帮”集团加速了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公然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张春桥提出：“今天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也认识到必须清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经过和叶剑英、李失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采取了断然措施。
接着，在叶剑英、李先念、苏振华的领导和指挥下，对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也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粉碎了他们的叛乱阴谋。
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汪东兴固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的这种作用是以党内正确力量的支持为基础的。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内的正确领导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并对华国锋最后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1975年全面整顿中又被重新重用的一些老同志如王震、杨成武。肖劲光等，利用他们的威望和影响起到了联络行动和稳定局势的作用。
2.为拨乱反正的迅速完成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作了组织准备首先，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深入进行。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揭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这场讨论一开始就遇到以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的阻挠和压制。面对重重压力，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是赞成支持还是反对这场大讨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在这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的正确领导和在全面整顿中被重新起用的胡耀邦等一批坚持党的原则的老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场公开的大讨论，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央一些部门，各省市党内正确力量的代表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促成了这场讨论的逐步深入发展。
7月2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讨论会上，周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身份发表讲话，指出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1978年6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公开地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6月30日《甘肃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正确地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8月23H《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的《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的文章；《理论与实践》第八、九期合刊上发了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的文章。也都公开表示了对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支持态度。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有力领导下，和胡耀邦，罗瑞卿等强有力的动员、组织下，在宋平、杨易辰、任仲夷等省委第一书记的带动下，广大干部、党员、群众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先后积极投入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这个讨论扩大成为全国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做出主要贡献的胡耀邦、宋平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是在1975年前后被重新安排到领导岗位的党内正确领导，没有他们的参与、支持和领导，如此迅速地完成这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促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胜利，不仅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组织上，更进一步壮大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力量。使我们党的正确力量在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中争取了更多的主动权。1978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会议的中央工作会议。按照华国锋的本意，原订议题是：
（1）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2）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上的讲话。由于党内正确力量的增强，会议一开始，就冲破了原订的议题和调子。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当时党内外最为关注的6个重大问题。
（1）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的问题；（2）中央组织部“七七”决定和1940年的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被错定为叛徒的问题；（3）陶铸、王鹤寿同志的“叛徒”问题；（4）彭德怀同志的问题；（5）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问题；（6）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陈云提出的6个问题，归根到底涉及到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关键问题。因而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东北组、中南组、西南组的发言十分热烈，都希望中央对6个问题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亲自参与了全面整顿并起到了打先锋作用的万里同志在华东组发言中说：陈云提出的6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与会者还提到，邓小平1975年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应予充分肯定，正式为“右倾翻案风”平反。
在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下，会议通过了如下决定：（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律平反，（3）撤销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4）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5）纠正过去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6）撤销中央专案组；（7）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这样，原来华国锋设想的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就变成了纠正“左”倾错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的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1978年12月18日，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再次，促进了拨乱反正的完成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了有步骤、有计划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拨乱反正工作。在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胡乔木等同志的领导下，解放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错误打击和迫害的党的领导干部，并从根本上纠正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伟大任务的胜利完成。从1978年至198t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能迅速地完成如此繁重的伟大历史任务，应该说归功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和不断发展壮大的各级党组织。
与拨乱反正进行的同时，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也重新开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作了科学的设计，提出了许多极其宝贵的建议。在他们的领导和推动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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