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固然十分巨大；但它在政治上所创造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却凿开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先河。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以及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严重破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1.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达到凌驾于中央之上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是非常注意党内民主的。他不仅在很多文章中从理论上论证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并且在实际工作中率先垂范，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以形成和发扬。建国初期，毛泽东也是比较注意正确处理领袖和党的关系的。他的个人专断的发生始于1958年对反冒进的批判。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种提法，为党内个人崇拜的盛行打开了绿灯，并直接导致了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悲剧的发生和毛泽东个人专数作风的进步升级。这次会议所造成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反右倾斗争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先后遭到严重损害，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都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明哲保身的不正之风。加上一些投机取巧，阿谈逢迎之徒的推波助澜，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在党内不断发展。毛泽东曾认为“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①这句话如果反映了毛泽东要利用个人崇拜去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话，那么”文革”发动和刘少奇被打倒后，这种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理所应当收场。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遭受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影响和愚“忠”等儒家学说熏陶的民众思想意识，具有一种历史的惯性，它的相对独立性的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土壤气候”等条件的具备，则得以骤然爆发，毛泽东本人在“红语录”的海洋中，冉冉上升为“天神”，而他的每一句话则成为“最高指示”。在党中央内部，已经不是毛泽东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负责，而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成了实现他各种“宏伟蓝图”的合法机器。尽管代表党内正确领导的力量也作过一定限度的抵制，但在“九一三”事件之前，基本上没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在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影响下，各级地方的一些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口号下，滋长了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①。致使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了严重的破坏。2.“革命委员会”取代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错误判断的情况下发动的，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他认为“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①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1版，3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①既然党和政府情况如此严重，在毛泽东看来，这场以“反修防修”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自然就不能由当时的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而是号召人民群众公开地自下而上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所以运动一开始，中央领导就围绕运动是否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产生了分歧。北京大学聂元样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并引发了其它大学以针对党委为目标的摧毁“黑帮，黑组织”的造反运动。致使“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一开始就显示出了脱离党的领导的趋势。
1967年1月4日至1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宣告夺权。6日，上海市32个“造反派”的组织联合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2月5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策划下，“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文汇报》在《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的社论中宣称：”上海人民公社创立的伟大功绩在于：革命左派实现大联合，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它创造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里，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经验。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重新造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踢开党委，全面夺权之风迅速在全国蔓延。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由毛远新等为骨干的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支持下，宣布全省的临时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诞生。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这是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一级政权机构中，第一个以革命委员会命名的新机构。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指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黑龙江省新生了。”社论号召“凡是愿意继续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该立即振作起来，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支持革命造反派，所有的革命干部，都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下，积极工作，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新考验。从此全国各地的党政大权被夺后，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种极不正常的机构，“革命委员会”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产物，其性质和作用是什么呢？
“革命委员会”的组成采用“三结合”的形式。这种“三结合”之一，就是革命干部的代表，约占“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总数的20％。“文化大革命”进行一段时间后，毛泽东也感到以前对干部队伍估计过于严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站不出来。①开始强调革命干部的作用。因此在新成立的政权机构中要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但是，在“左”的指导方针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革命干部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组成之二是革命群众的代表。又叫做“左”派或造反派的代表。占“革命委员会”委员总数的60％。毛泽东之所以要“革命造反派”的代表进入”革命委员会”中，在于毛泽东把他们看成是打倒“走资派”可以依靠的力量。由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对”左”派的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导致了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在“造反有理”的狂潮中，以群众的“左派”代表身份而进入“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之中。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组成之三是人民解放军当地负责人的代表，约占“革命委员会”委员总数的20％。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介入地方夺权斗争，在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军队代表虽然所占的比例不大，但实际上在“革命委员会”中起到了主持工作的作用。
“革命委员会”就其性质来说，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左”倾领导体制。它以取代党组织的方式，集党政大权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加上它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导致了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的严重倒退。
“革命委员会”是取代党委和政府的产物，所以从成立一开始就显示了巨大的作用。不可否认，它对缓和夺权后的紧张局势，维持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左”倾方针影响下，参加革委会的少数原来的领导干部，其中有能力的好干部受条件限制难以发挥作用。军队干部是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介人“革命委员会”的，由于思想上缺乏准备，又不了解当地历史情况，加上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所以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而加入“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代表，因为不是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程序产生的，所以参加革委会的一些造反派组织的坏头头和一些坏干部则互相结合或互相对立，在革委会内外继续兴风作浪，成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的不安定因素。致使全国一些地方的纷争和动荡继续发生，严重地危机着全国工业、农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正常运转。所以“革命委员会”在取代党的领导之后，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担负起领导实现安定团结、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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