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以其特有的魄力和巨大的政治勇气，阐述了他对工业、科技等领域的整顿思想和一些具体的整顿措施。虽然内容中没有明确地提出“改革”二字，但就其整顿的实质和实践效果而言，是在力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对我国各行各业存在弊端的革故鼎新。正如邓小平所言，只是“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①这些改革试验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深得人心。尤其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比较具体的方式，“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做了准备”。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在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仅解放了原有的生产力，而且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发展了新的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即是这种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理论总结。它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解放生产力的旧思路，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的正确途径。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比起1975年的整顿来，要深刻得多了，广泛得多了，完全不能等量齐观，但是追溯它的历史渊源，的确应该追溯到1975年”。③
第一，从工业和交通运输的整顿看。邓小平在1975年关于工交问题整顿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以及国家计委所制定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阐述的具体整顿措施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有着紧密的联系，前者已经预示着后来改革思想的萌芽。
首先，在党委与企业行政的关系上。从1975年整顿中的“所有企业，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强有力能独立工作的生产指挥系统，负责管理指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直接处理，妨碍党委抓大事”。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力图实行党委和企业行政分开的一种努力和实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实行党委和企业行政分工负责和80年代中期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展示了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初期改革目标的雏型。
其次，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所提出的“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必须把体制改革工作坚持下去，该下放的企业，要坚持下放给地方管理..实行中央、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这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正确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当时我国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有限改革。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为进一步简政放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同时，这种放权所产生的影响，远非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它对改变对企业管得过死，统得过严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从松绑放权所产生的效应上，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又作出了“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和企业的“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的重要改革举措。
再次，在建立企业的管理制度上。从1975年提出的“责任制是企业规章
①《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②胡绳：《中国共产党六十年》，1版，455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制度的核心..每个干部，每个工人，每个技术员都要有明确的职责”，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规定的“必须在内部明确对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前者是后者的序曲，后者是前者的丰富、深化和发展。
第二，从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看。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所提出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原则”。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的。遵循着这一正确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又作了新的阐述和发展，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①根据邓小平的新阐述，在中共十四大上，终于作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形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②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从1975年重提“按劳分配”到”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再到中共十四大所规定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三者之间是一个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第三，从科技工作的整顿看。
首先，科技战线的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科技政策的公开抵制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在科技整顿中，从分清思想理论是非入手，进行拨乱反正，是科技整顿工作的重要特点。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多次讲话以及《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在充分肯定建国后我国科技工作成绩的同时，又明确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中科技工作所受的干扰和破坏。表现了敢于正视问题和差距的巨大勇气。这种肯定和正视，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否定。在如何处理政治与业务、科学与生产、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等建国以来在科技、文教等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不仅尖锐地驳斥了“四人帮”的极左理论，而且科学地阐明了我们党在科技工作中积累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科技工作中的争论作了基本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工作，标志着党内代表正确发展趋向的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思想的日益觉醒，是由被动抵制”左”倾错误到自觉纠正“左”倾错误的重要环节。
其次，邓小平、胡耀邦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出发，提出科研工作要走在整个国家建设的前面；科技人员是劳动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战略思想，是在7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以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各国综合国力较量日趋激烈的形势下，重新确认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科技人员的重要作用的集中反映。这不仅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的否定，而且孕育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思路。这种思想认识，顺应了世界潮流、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为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②江泽民：《加快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版，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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