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它虽然不是生产力的独立要素，但当它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之中，就会转化成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并转化成直接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所以，科学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的先进与否，对工业、农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科技工作却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
1、“文化大革命”中科技工作的状况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我国的科技工作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成为深受其害的“重灾区”之一。整个科技领域几乎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
首先，科研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路线遭到了歪曲和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科学院建国后17年所执行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深受人们赞同的“科学十四条”等，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受到了批判；知识分子被加上了一个特殊的定语“资产阶级”；科学研究工作被指责为“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是“专家路线”、“崇洋媚外”等。为了扭转“资产阶级世界观及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批判“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反动观点”，江青、陈伯达等把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但视为“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提出了“要把牛顿、爱因斯但远远地抛在后面，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并组织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正式出版《相对论问题讨论》刊物，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其次，科技工作人员受到严重摧残。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科学院的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甚至“叛徒”或“特务”，许多科学家被打成追随“美帝”或“苏修”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广大知识分子被污蔑为“复辟基础”、“个人名利”、“知识私有”、“技术挂帅”等。1971年在中国科学院计划座谈会纪要中，把知识发子看作是“一无政治头脑，二无工农感情，三无实际本领”的“臭老九”。一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被立案审查或非法监禁。许多科技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进行劳动改造。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再次，科研机构遭到破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集团将中国科学院视为“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应该”打碎、砸烂”的“保垒”。1967年，科学院被造反派夺权，群众造反派的头头开始进入科学院的最高领导层。1968年，在“斗、批、改”中，军工宣队进驻科学院，在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中占据主要地位。科学院的领导班子成了执行“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得力工具。在他们的策划下，中科院的科研机构出现了较大变动。一些研究所被撤销或被下放到地方，科技人员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研究基地、实验设备、资料、标本等，被损毁和散失，一些已有相当基础的研究课题被取消。领导班子的改组和研究机构的肢解，直接影响了中国科学院整体的性质和任务，使科学院失去了综合配套的优势。
2.中国科学院的早春邓小平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全党全国的大局。如果农业搞不好，要拖工业的后腿；
而如果“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技工作的整顿迫在眉捷。为此，他重新启用了光明磊落、敢于同“左”倾势力进行斗争的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委派胡耀邦等人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
吹响了科技工作整顿的号角。
（1）胡耀邦要科学院刮起十二级台风。7月18日，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开始工作。为了澄清被“四人帮”集团混淆的关于科学技术的一些理论是非，重新唤起科技人员的科研积极性，他深入基层，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明确提出：“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的。”10月5日，他在数学研究所提出，“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打上去不行！..今后二十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是犯罪”。8月19日，他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号召，科学院要刮起台风，“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10月15日，他听取了遗传所党委的汇报后说。“业务、政治、行政三个部门有个共同目标：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保证每年都要有新成果，这个必须弄清楚。”我们是搞政治的，“我们搞了五十四年，二十八年搞了一个事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二十六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基础，保证江山不改变颜色。现在搞第三个伟大目标，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是要骂我们的”。因此、“所有的工作为一个目标，把科研工作搞上去”。①为实现上述目标，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精神，在李昌、王光伟等同志协助下，对科学院的工作进行了如下整顿。
首先是整顿领导班子，落实正确的科技工作政策。1975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为核心小组副组长，科学院的工作实际上由胡耀邦主持。他到任后，首先取消了造反派列席核心小组会议的制度。调刘华清、王屏，增补武衡、胡克实进入核心领导小组。同时改变核心小组政治、业务“一把抓”的现象，把行政业务和党的任务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工专人抓业务，虽然在当时科学院的革命委员会还存在，但科学院工作的领导权基本上集中在以胡耀邦为首的核心小组，干部的审查、任命，科研方针的确定等重大事项都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为整顿工作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
落实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始终是胡耀邦十分关注的一个议题。他多次提出要恢复所长制，“选所长、副所长、室正副主任，最好是对本行业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为科学界所公认的，是第一流的”。他常说，如果我是党委书记；我就找个懂业务的当所长，老老实实地对他讲，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10月5日，他在数学研究所的讲话中，明确驳斥了所谓恢复室主任是复旧的说法，指出：“说室主任制是修正主义路线，我看是形而上学。”“不是以名词吓唬人，把科研搞上去，谁都得服从这一条。”
为了使更多的科技工作人员发挥所长，胡耀邦不失时机地对没有安排适当工作的科技人员，本着专业对口的原则，进行了工作调整。同时，他深入
①张化，《中国科学院1975年的整顿》，《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1996。调查、发掘被埋没的人才。8月19日，他与部分科学家座谈时，真诚地向大家请求：“拜托大家帮助我一下，就你们所知，还有没有一些有成就的人，现在在农村，或是分配工作不当而不能发挥作用的？请你们给我开个名单，有一个就写一个，有两个就写两个。写好了寄到我这里来。”经过胡耀邦等人的艰巨努力，先后有800多名科技人员落实了政策，重新走上了科研工作岗位。胡耀邦还从大家议论很多的生活困难人手，帮助解决科技人员的住房、夫妻分居、煤气炉子、子女上学等问题。使深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感到了温暖，看到了希望，涣发了活力，出现了较为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
其次是整顿思想，把科学研究作为党的中心工作。胡耀邦认为“思想作风的端正与否直接关系到科学工作方针政策的真正落实。影响着科技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发挥。“现在好多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是妨碍科研的，破坏科研的。政治思想工作，不是去帮助科研发展，为科研服务，而是妨碍甚至破坏科技工作”。“科技工作的整顿以思想整顿为主”。
为使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牢固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思想，胡耀邦在科学院共青团纪念中央红军长征40周年的大会上，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他说：“长征到现在40年了，我们全国人民要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的长征。”这个新的长征就是“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新的伟大长征的军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一定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本世纪末，一定要站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前列。”他满怀激情地宣布：“25年后的今天，是2000年，那时再开这样的大会，要请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请你们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新长征的故事。我假使能挣挣扎扎地活到那一天，我将向为祖国‘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祝贺，把我的希望献给为祖国奋斗的年青人..”①胡耀邦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2500名青年同志，会场上下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他提出的“新的长征”口号传得很广，影响很大。直到1975年底，整顿工作受到批判时，有的刊物还在宣传“新的长征”的思想。
（2）《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为系统纠正科技战线的“左”倾错误理论，全面、科学地阐述我们党的正确科技工作理论和思想，邓小平认为，有必要起草一个关于党的科技思想的文件，下发全党。在他的指示下，胡耀邦根据1961年中央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和李昌、胡克实等人一起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提纲》重点阐述了需要正确处理的六个关系。
第一、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提纲》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生产、科技部不可能搞好。生产和科技搞不上去，物质基础不牢靠，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得到巩固。”“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领导干部懂得很多的业务、技术是困难的，但是不学点业务和科学技术知识、不过问业务，也是不对的，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
第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系。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第三、专业队伍和群众运动的关系。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两支队伍，一支
①张化，《国科学院1975年的整顿》，《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1996。是专业队伍，一支是群众队伍。两条腿走路，发挥两个积极性。要更好地发挥专业队伍在群众科学实验运动中的骨干作用。要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向生产领域推广科研成果。
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要注意把生产试验研究同实验室的试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还有不少工作不可能到生产现场去试验研究，而必须是在实验室里进行试验研究的。决不能否定和取消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
第四，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我们的基点是放在自力更生上的。同时，又不能变成闭关自守，变成排外。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拿来为我所用。大力加强科技情报工作，做到知己知彼，在人家已有的基础上前进，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迎头赶上。
第五，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不能认为只有应用研究是国家需要的。理论研究同样也是国家需要的。生产部门要着重解决生产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也要注意理论研究。科学院的研究所和部分高等院校，有条件，也有责任更多地搞一些理论研究。这方面需要统筹安排。
第六，关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呜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在科技工作中，遇有不同意见，要区分问题的性质，分清界限。
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这种是非要通过学术讨论的办法。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轻易下结论，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更不能以多数还是少数、青年还是老年、政治表现如何来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等人的汇报后，充分肯定了这一文件。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现在是拖整个的后腿；要从保证时间、配备班子、专业对口、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等方面来创造条件，发挥研究人员的作用；要又红又专。“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闹派性的、拖后腿的人好得多；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
《汇报提纲》在起草过程中，曾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当时深受压抑的广大科技人员看到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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