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理论家、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为彻底揭穿张春桥、姚文元等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极左错误理论，全面地阐述和宣传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更好地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促进整顿工作全面而深入地开展，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邓力群同志，从8月份开始，主持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论总纲》根据整顿工作全面开展以来，邓小平多次的讲话、指示精神和实际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存在的问题，继续努力的工作方向而起草的，原拟定在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义筹办的刊物《思想战线》的创刊号上发表。10月上旬写出初稿，以后又作了较大的修改。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文章没能定稿，更没能发表，只是后来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时，人们才看到它。
《论总纲》针对性极强，火药味极浓。它既批评了“左”倾错误，又无情地揭露了江青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是一篇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战斗檄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首先，《论总纲》是对“三项指示为纲”全面系统地深刻阐述。《论总纲》全文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文中写到：“‘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总纲。”如果说“三项指示为纲”树立了一面旨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鲜明斗争旗帜，那么《论总纲》则是围绕这面旗帜所进行的科学系统的理论阐明。
第一，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论总纲》针对“四人帮”集团订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制造动乱，妄图篡党夺权的阴谋，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接着《论总纲》层层递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四人帮”集团的种种具体阴谋活动：
“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那些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他们对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没有仇恨、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在他们的脑子里，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不见了，社会主义不见了，甚至爱国主义也不见了。”
同时《论总纲》又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行为。提出了判别其错误的一些观点：
“在阶级社会里，对一切社会现象都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对造反，就要看他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对‘反潮流’，就要看他是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
应该看到，《论总纲》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反修防修”的阐明同毛泽东的本意是有着差异的。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就是要人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以防止他人为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和地方复辟。而《论总纲》则是要人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增强识破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去判别和制止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大搞派性，制造混乱，进而乱中夺权阴谋的实现。所以《论总纲》的这种解释大大淡化了毛泽东本意中所具有的“左”的含义，将人们对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修防修指示的理解引向了较为正确的方向。
第二，关于”要安定团结”的指示。《论总纲》指出：“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进而指出安定团结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爱护全党的团结，爱护全军的团结，爱护全国人民的团结，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沦总纲》以犀利的文笔，严谨的逻辑，阐明了社会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原因，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把斗争的矛头针对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利用群众一个时期内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致，挑动群众斗群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都当作敌我矛盾，并且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甚至对敌斗争也不容许的方法，对革命群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结果。
《论总纲》锋芒毕露，直刺“四人帮”的要害，指出导致动乱的具体行为是“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却有人还在分裂工人阶级，闹资产阶级派性。他们不是依靠整个工人阶级，而是依靠他们自己垒起来的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他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搞什么‘以我划线’，把那些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对了队’，封为”最革命的’，把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错了队’，甚至把老工人和模范人物都说成是‘保守派’、‘复辟势力’。”
关于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的前提，《沦总纲》指出：必须“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遵照党的基本路线的总政策，去划分敌我界线和是非界线。同时“为了实现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人员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以及有关解决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促进安定团结，在全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关于安定团结指示的释义上，《论总纲》以毛泽东的“现在以安定为好”开头，以落实党的备项政策为结尾，围绕实现安定团结这个中心，全面科学地剖析了导致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明确提出了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这既是对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制造动乱、打击和迫害党内健康力量的愤怒声讨，同时也是对毛泽东错误地判断我国的阶级斗争状况、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否定。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安定团结”这个概念的本身，其目的是要纠正此时毛泽东仍然认为“非常及时，完全必要”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关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为详尽地阐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三项指示为纲”中的中心地位，《论总纲》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正像毛主席所提出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种矛盾，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
对于“政治可以统帅一切”的错误理论，《论总纲》指出：他们是“用资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政治..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冲击国家计划，冲击企业管理，冲击生产秩序。”“要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为进一步阐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彻底揭穿“四人帮”集团的假马克思主义外衣，《论总纲》指出：“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于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还是假于社会方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的童盾中的人才会相信。”《论总纲》最后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用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安排好各个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进行综合平衡，做出统一的国家计划，付之执行。”
《论总纲》以“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中心，科学地阐述了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在批判“四人帮”以革命代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同时，将经济的发展提到了作为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标准的高度，展示了邓小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坚强决心，反映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脚踏实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务实作风。
其次，《论总纲》澄清了长期以来被“四人帮”混淆的理论是非。
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针对“四人帮”大批经验主义，否认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错误行为，《论总纲》指出：”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任何领导干部，如果浮在上面，脱离实际，就决不可能取得干社会主义的知识和才能。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须的，经验是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积累起来的，只要不把自己的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能够经常注意总结提高，这种经验是很宝贵的。”
“任何一个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1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针对“四人帮”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大批“唯生产力论”的行为，《论总纲》指出：一些人“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相互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相互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批判“四人帮”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现象，《沦总纲》认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人民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毛主席所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去解决。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作用，“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
《论总纲》对于这些理论问题的阐述在当时的条件下尽管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对揭穿“四人帮”集团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外衣以及极左理论的错误实质，启迪人民的思想觉悟，将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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