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我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国民经济持续滑坡，而毛泽东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的情况下，邓小平以较为灵活的策略方式，提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树立了一面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进行公开斗争的旗帜。这是我们党内正确领导继1976年“二月抗争”和批判极左思潮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力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努力。
1.“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破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也由此受到了比较强烈的震动。他认识到了国民经济的继续下降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倚重周恩来，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卓越的才能、挽救急速下降的国民经济的同时，又相继批准了“四人帮”所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致使周恩来挽救国民经济继续下滑的努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由于“四人帮”及其党羽在经济领域中大揪所谓的走资派，生产秩序再度混乱，国民经济急剧恶化。到1974年主要表现在：第一，铁路运输严重堵塞。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打乱了原来建立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加上派性之间的争斗，致使铁路运输难以正点运行，行车事故不断发生。仅1974年就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5起。造成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铁路局的运输严重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馈四条大干线的畅通。严重地危及了整个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居民的生活。铁路运输已成为国民经济突出的薄弱环节。
第二，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在“四人帮”的“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的鼓动下，经济部门的斗、批、改和夺权运动愈演愈烈，造成许多企业的党委会开不成，工作抓不了，生产遭到了严重损失，仅1974年，全国就少产纲700多万吨。
第三，国民经济计划未能完成，财政收入继续下降。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7.1％实际增长1.4％、只完成计划的19.7％；许多主要工业部门的主要产品如钢、原煤、棉纱等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96.6亿元，出现了7.7亿元的财政赤字。其它如军队、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工作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能否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是整顿得以进行的关键所在。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思想开始逐渐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道路回归。1971年秋，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说明了这场“革命”的失败。“轰轰烈烈”、“势不可当”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走下坡路，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在思想感情上重新与以周恩来力代表的老同志接近，以使不断恶化的国家政治局面和国民经济的状态在周恩来等老同志的努力下，能够得以好转。1972年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努力纠正“左”倾错误，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但周恩来身患癌症的残酷现实，则需要一个能够接替他的人选，来力挽严重动荡的狂潮，协助毛泽东治国安邦。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此时提名重用邓小平，是如下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首先，客观形势迫切需要选择一个接替周恩来的人。周恩来总理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建国后一直担任总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卓越的才能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瞩目和敬佩。但是，当时他已患癌症住院治疗，无情的客观现实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找出一个接替他的人。
其次，接替的人必须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中有较高的威望，有丰富的军队、政治、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经验，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的党内领导人中，只有邓小平具备条件。
再次，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虽然对他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总的印象是好的，毛泽东曾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上讲邓小平的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之后又认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①这样比较历史地一贯认识是毛泽东能够提出邓小平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思想基础。
最后，主观上，毛泽东对“四人帮”集团产生了疑虑。林彪集团瓦解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发展到鼎盛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一股比较强大的势力。毛泽东对“四人帮”集团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认为张春桥、江青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是保证“文化大革命”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同时认为作为才能干庸的王洪文等人是难以担负起安邦治国重任的，而这股势力的恶性发展已引起他的警觉和不安，急需一个具有较高治国才能的代表人物对“四人帮”集团予以牵制，这也是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2）在指导思想上，毛泽东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1972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在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错误路线的实质上，周恩来认为，林彪一伙所推行的是一条极左的错误路线，主张大力纠“左”，力图通过对“左”倾错误思潮的纠正，来逐步引导“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四人帮”出于乱中夺权的需要，抛出了林彪一伙“一向是极右的..他们所宣扬的’左’的词句仅仅是用来包藏他们右的实质”①的论断，在周恩来与“四人帮”关于批林批孔的基本方针发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错误地否定了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断言当时的任务是反对极右。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继续肯定了中共九大的错误方针，使这种“左”倾错误理论指导方针在党和国家的生活中仍占居着主导地位。到1975年，主要表现在：首先，仍然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①，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其次，提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版，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①《红旗》，42期，1972。①《新年献词》，《人民日报》.1975年1月1日。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②之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他引用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提出“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认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③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是他长期以来一系列“左”倾观点的继续和发展，混淆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工资的原则区别，甚至把林彪集团的上台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按劳分配联系起来，要求人们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搞好反修防修的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下去。
显而易见，毛泽东既要整治已经“天下大乱”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国家政治与经济，又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所以，他一方面谨慎地选择了既有丰富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又有很高的威望和卓越才华的邓小平来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实现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好转与复苏。另一方面，他对“柔中有钢，棉中藏针”的邓小平又不放心，所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双管齐下”，既安排了邓小平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同时再次抬举“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姚文元，以此来牵制邓小平，倚重他们发动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活动，以此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所以邓小平针对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采取了颇有斗争艺术的策略。
1975年2月，邓小平以对铁路运输的整顿为先声，揭开全面整顿的序幕。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以解决铁路问题为主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3月5日，邓小平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部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①
5月8日到29日，邓小平在北京又召开了先后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工业座谈会。29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②从而首次提出了同“左”倾错误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三项指示为纲”。
2.“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三项指示为纲”的内容都是来源于毛泽东的指示，它是毛泽东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点所作出的讲话和决定。②《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告》附件，1975年2月18日。③《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告》附件，1975年2月18日。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②《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385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
第一项，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反修防修。反映了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的心理，仍然带有“左”的色彩。邓小平将其放在第一位，是以此淡化“三项指示为纲”和毛泽东所倡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质冲突，借以掩盖”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以求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在全面整顿过程中，邓小平对该项指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作出了较为正确的解释。基本上不提所谓的“走资派”，很少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是突出地强调批判派性，强调打击一小撮破坏生产的坏人，提出整顿就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子头所向不言而喻。
第二项，要安定团结，反映了毛泽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9年动乱，也希望呈现出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的思想。这和邓小平要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提供一个必备的稳定环境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三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则反映了毛泽东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一方面不断清除工人阶级和党内不断滋生的所谓走资派，另一面，又希望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并不断下降的状况有所好转的心态。虽然“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居于最后，但它却是邓小平重新复出以来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在三项指示中，“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居于核心地位。
首先，它是前二项指示的目的，从反修防修到安定团结，尽管毛泽东有不同的考虑，但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反修防修除了用以掩盖三项指示的核心，取得毛泽东的认可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它和安定团结一起消除派性，制止动乱，创造比较安定的生产环境，为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在三项指示中，前两项是手段，而最后一项则是邓小平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其次，它反映了邓小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大局的思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都是以国民经济的不断持续发展为前提的，现代化和国民经济二者之间是同步发展，相辅相成的。在某种意义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步骤，所以邓小平在三项指示中重提毛泽东所说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深刻的含义在于借毛泽东的话把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落到实处。
3.“三项指示为纲”的作用作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在“句句是真理”、“句句闪光辉”、“最高指示”日新月异的年代里，是没有十分明显的特殊涵义和非凡作用的。但邓小平把三项指示合为一个整体，明确指出：“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并上升到”纲”的高度，则赋于了它非同小可的巨大蕴力，在全面整顿中展示了它拨正航向入坦途，推进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第一，在理论上，“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的违理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秆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是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一次错误实践。“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其理论的核心和主要内容，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毛泽东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
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①。这种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为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并被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的根本原因。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毛泽东的计划是“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②但是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通过的党章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①照此逻辑，只要有阶级斗争，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从而使这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成了“文化大革命”无期限地继续进行下去的理论依据。所以，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不仅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已造成既成事实的条件下，否定了它继续进行的必要性。
第二，在政治上，“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沉重地打击了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恢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依据”三项指示为纲”中的“要安定团结”，对于”四人帮”集团闹派性，搞小圈子的错误行为给予了严正的斗争。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批评了他们的帮派言行，使他们在政治上一度陷于十分被动孤立的境地，江青和王洪文不得不作检讨，这对自”文革”以来长期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四人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军队的整顿，打破了他们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诡计，清除了他们插手军队的势力，保证了军队的稳定，使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为防止他们利用军队颠覆党和国家的政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他们在全国各地兴风作浪、大搞派性斗争的爪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极左势力，使其猖狂之极的嚣张气焰有了一定的收敛。正是由于这些对于极左势力的斗争，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性质没有改变，同时从中央到地方，批林批孔所导致的混乱状态有了明显的好转，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已开始出现。
第三，在经济上，“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了“四人帮”以“革命”代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在整顿的实践中，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为回升。在整顿中，邓小平把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提到”纲”的高度，并明确提出：“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①这实际上是对“文革”中那种割裂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作“唯生产力论”和“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企图以“抓革命”来“促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①《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1版，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②董存保：《杨余博蒙难记》，《东方记事》，第1期，1988。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章程》。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也是邓小平为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从而在经济领域中力图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并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首先，从第二季度开始，工业生产逐月上升，交通运输有了较大改观，原油、原煤、发电量等均创历史上月产量的最高水平。同上一年相比，“工业总产值由1974年只增长0.3％，上升为1975年增长为15.196；钢产量由1974年下降410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278万吨；原煤产量由1974年下降400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6900万吨；发电量由1974年只增长20亿度，变为1975年增长270亿度”。①其次，国家基本建设也有较大增长，这一时期建成了我国当时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完成了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也建成通车。再次，通过调整我国对外援助的支出，适应了我国国力能承担的能力。国家财政总收入815.6亿元，总支出820.9亿元，做到了收支基本平衡。
“三项指示为纲”的宗旨在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其核心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邓小平并没有明确地公开提出否认毛泽东所倡导的阶级斗争为纲。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不足之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以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考察，这是有其必然性的。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75年，其斗争的形势虽然错综复杂，但斗争的基本线索是十分清晰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
一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的斗争，这是1975年斗争的主线。
二是邓小平力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毛泽东极力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矛盾。
三是“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以便乱中夺权，同毛泽东希望安定团结，阻止其“左”倾势力恶性发展的矛盾。
邓小平在毛泽东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理论的情况下，如果明确地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以否定，非但不能起到纠”左”的目的，甚至连1975年的其它各项整顿工作也难以取得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邓小平把“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都提到“纲”的高度，是借毛泽东的指示否定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一比较切实可行的行动。反映了邓小平“柔中有钢”、“棉中藏针”的独特个性以及斗争中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版，408页～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①《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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