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风暴突起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由江青授意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线。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相继召开，拉开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两个会议先后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担任副组长。以后，这个小组逐渐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发号施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5月31日，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很多青年学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乱揪乱斗现象在一些学校尤其是高校出现，学校陷于混乱，党组织开始瘫痪，无法开展工作。
面对一片混乱的局面，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万分忧虑，他们希望尽快结束混乱状态，把运动引向正常发展的轨道。按照以往开展运动的经验，在他们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
在工作组派出不久，局势暂时平定的时候，由于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暗中操纵，学生中出现了反工作组的事件，有的甚至把工作组赶出学校。为了维护工作组的权威，稳定局势，刘少奇、邓小平和在北京的中央常委表示了坚决支持工作组的态度。但是，与此相反，中央文革小组此时却在利用党报党刊，公开煽动学生闹事。许多学校发生学生间两派或几派的斗争和某些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
江青、陈伯达、康生先是在学生中进行挑拨，接着又向毛泽东作了片面的汇报。于是毛泽东严厉地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8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讲话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①毛泽东的讲话，使人感到震惊。
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判说：”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泽东的大字报把党中央内部关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分歧，以及1962年、1964年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都说成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大字报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淮，但明显地是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终于点明了从1966年初开
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版，5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始，斗争对象不断升级的“文化大革命”，其斗争的主要锋芒即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次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政治局常委由7人增至11人。刘少奇在常委中的排位由第2位降至第8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仅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其他原来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不再提及他们的这一个职务。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虽然保留了常委职务，但实际已经靠边站了，在全会期间及以后，他们相继受到批判，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但是，斗争并未到此为止，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2.打桥牌也成了罪过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对他们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这实际上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毛泽东亲临大会，并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表明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坚决支持的态度。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城乡。红卫兵四处串连，到处炮打党政机关、揪斗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从10月开始，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进一步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到1966年底，全国出现“打倒一切”的大动乱。
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密召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面授机宜。要造反派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诬蔑、打击，搞臭他们。
12月25日，蒯大富带领5000人在北京各处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诬蔑、谩骂。顿时，“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贴上了天安门城墙，贴满了大街小巷。
蒯大富只是拉开了迫害刘少奇、邓小平的序幕，更进一步的迫害又陆续展开了。
1967年2月5日，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造反派”们在宣读《告全市人民书》和刘少奇“二十大罪状”的同时，将“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罪状归纳为：
作为党的总书记有擅权的行为；批判个人崇拜，亵渎毛泽东的权威；在1961年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1963年鼓吹要搞科学技术职称和学位；通过1961年的高教60条“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反对毛泽东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不同意毛泽东对文化政策的批判；镇压北大”革命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等等。
除以上莫须有的罪名之外，造反派还散布流言蜚语，说邓小平留法以来就是桥牌迷，把他喜欢的桥牌伙伴用“专机”接到北京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的策划下，造反派除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舆论批判外，更进一步地进行人身折磨和人格侮辱。1966年8月4日，江青、康生一伙乘毛泽东离京之机，组织了一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大会，分别在中南海内各家院里举行。
邓小平被围在院子里。在“邓小平不低头，我们就叫他灭亡！”“打倒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口号声中，邓小平站在烈日下爆晒，汗流浃背。他由两个彪形大汉架着，接受红卫兵的审问和批判。党的总书记，一个60
多岁的老人，就这样遭受着一批造反派的批判、折磨和凌辱。
随着邓小平被打倒，他的家人也受到了株连。他的子女被迫离开中南海。在北大就读的子女邓朴方和邓楠被秘密抓走，关押起来。造反派对他们进行审问，诱供、套供、逼供。对邓朴方，他们更是往死里整，邓朴方忍受不了造反派的非人折磨，愤而绝命。虽然没死幸存下来、但也成了终生残疾。
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上，林彪、江青等极力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但被毛泽东否决。他说：“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①
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版，31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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