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器重的“副帅”从1956年到1966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一直活跃在工作第一线，他后来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作为总书记，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成为毛泽东主席的重要助手；作为副总理，他分担了许多政府方面的工作。邓小平年轻体健、精力充沛、才华卓越，加上辩证的思维方法，求实务实的工作作风，工作起来效率很高，深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器重。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向赫鲁晓夫介绍邓小平说：你看到那位小个子吗？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
1958年，毛泽东在对赫鲁晓夫谈他的接班人时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这个人不简单，即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①..
50年代末，毛泽东曾说，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我是主席，为正帅，邓小平是总书记，为副帅。从毛泽东的一次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邓小平的推重、欣赏和期望。在1956年至1966年的10年中，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出现过曲折。邓小平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参加了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如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加强企业管理、重视关心选拔知识分子干部、实行职工代表大会等。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重大灾难。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邓小平和中央许多领导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纠正措施，制定正确的工作条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邓小平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1962年2月，在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对错误处理的干部要甄别平反。1962年7月，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恢复农业生产，大胆地提出生产关系采取哪一种形式，要看哪一种形式能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为群众所自愿接受。
邓小平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国领导人广泛接触。他曾多次率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2.探索中两种趋向的产生和发展建国初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及历史的原因，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较多地借鉴了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照搬照抄前苏联的一些做法。但是到了“一五”计划的后期，前苏联经验的弊端开始表现出来。恰在这时，苏共“二十大”也揭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再加上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更加促使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对苏联经验和模式进行重新评估。毛泽东当时指出，苏联走的弯路，难道你也走？他指出，要“以苏为戒”，要“破除迷信”，要寻找适合中国恃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队1956年开始，我党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①刘金田：《邓小平的历程》，1版，（下卷），107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任何道路都不是笔直和平坦的，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从1956年至1966年10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
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种趋向以党的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探索为发端，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又进行了9个月的探索，1960年冬天以后又进行了5年的经济调整。在断断续续的探索中，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形成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理论原则，如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即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等等。
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政策。主要表现力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
在10年探索中，正确的趋向和错误的趋向往往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共存于党和人民的探索进程之中，共存于人们的认识发展过程之中。两种趋向在发展过程中，有时正确趋向占上风，有时错误趋向占上风。但是，10年中错误趋向积累和发展的结果，最后终于暂时压倒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了更加错误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尽管如此，正确的发展趋向也没有停止，10年中积累起来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东西并不可能被完全抛弃、摧毁。“它的相当一部分（例如，农业六十条）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作用，这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根本错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仍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的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积累起来的这些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准备。”①因此，从总的方面看，从长远来看，正确的趋向最终仍然战胜了错误的趋向。10年探索中积累起来的好东西、好的经验，后来被邓小平继承并发扬光大，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
10年探索中，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好的经验的取得，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成果。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一员，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中，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并在实际生活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3.要从“五定”着手整顿企业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遭受严重的挫折，也给工业企业管理带来严重的混乱。企业党组织包揽日常行政事务，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党的领导；许多企业技术、管理科室撤了，管理人员下放当工人，使生产、技术、财务、安全等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企业产品质量低、经济效益差、浪费惊人；在分配中，不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依据，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还有些企业推行“无人管理”或“工人自我管理”，搞所谓“八自”、“十八无”。有些企业把所有的规章制度看作教条主义、或压制工人积极性的条条框框而一脚踢开，以致出现所谓”十大随便”（上班随便、下班随便、干活随便、吃饭随便、开会随便等）。由”于乱破规章制度，生产秩序混乱，因此生产事故时有发生。1959年的前几个月，工业交通部门因事故死亡3万多人。
①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版，406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
对于工业企业管理的混乱状况，邓小平在“大跃进”不久，就已察觉，并且发表了切中时弊的见解，“工矿企业，在生产方面，同样还要提出加强经营管理，经济核算，责任制。规章制度，只能废除那些必须废除的，有的废除后要重建，不能统统否定规章制度。特别是大生产里边一系列的问题，就更要有充分的科学的根据，随便乱动不得。大生产应该着眼于搞技术革命，不是搞人海战术。”
1961年6、7月间，邓小平到东北调查，了解工矿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的途经。7月15日，邓小平在辽宁听取汇报时指出：“定员定额、责任制、技术政策、工资政策，这些问题解决了，企业才好领导管理，解决企业问题，要从几定人手..”7月25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指出，企业如何搞法，看来还是要搞几定。几走后，再着重搞品种质量，踏踏实实搞几年。
为了系统总结我党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解决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8月11日到14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开会对草案进行了逐条讨论，最后归纳为七十条，提交8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经讨论修改后，9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这一文件。在转发批语中，中共中央说明了在企业中进行“五定”的意义：“‘五定’是摸清和核定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的有效方法，是整顿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基础。‘五定’就是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只有把这些定下来，才好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
1961年9月15日，中央又下发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就加强工业领导、调整工业计划、整顿管理体制等作了8项规定。其中第6项强调：“切实整顿企业的管理工作，从‘五定’八手，严格实行责任制和经济核算。”每个企业“五定”之后，不能任意变动。
1961年9月15日，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整顿企业要从‘五定’人手。应该打歼灭战。一个一个地抓。”“经过‘五定’，要把经济核算搞好，把责任制搞好，把协作关系恢复起来，协作关系不能打乱，使企业真正能独立经营，独立核算。”
4.“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大跃进”时期，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全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贫富拉平。生产上是“大呼隆”的大兵团作战，生活上是“吃大锅饭”，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左”倾错误政策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给中国的农业带来严重破坏。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力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棉花、油料等农作物的产量也大幅度跌落。1962年粮食供应紧张，灾情不断发展，有些地方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的现象。在严重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安徽省宿县、全椒等地的农民自发地搞起
了“包产到户”的生产形式。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对这些形式加以支持和引导，在保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等几个“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不止20％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效果大都很好，深受农民群众和许多基层干部的欢迎。在这种形势下，党内对“包产到户”问题产生了争论，出现了不同意见。刘少奇认为农业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陈云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也同意或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在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包产到户”的看法仍不统一。
1962年7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如何恢复农业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上谈了他对“包产到户”等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去年粮食比1957年减产800亿斤，其中40％是肥料问题。因为集体搞，个人积肥的积极性没有了，猪少了，鸡少了。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再次谈到“包产到户”问题，他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①他还引用四川的一句谚语来说明这一道理。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打仗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规矩”，不按“路子”打。现在看来，非退一步不能前进。总的来说，就是要退，实际上也是这样，退了才能前进。邓小平最后指出，要恢复农业生产，就要百家争鸣，要集思广益，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
但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却持有不同意见。在1962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时，毛泽东就认为，有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再需要搞“责任田”了。1962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走哪条路？是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还是合作化y他批评邓子恢：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他还认为，“包产到户”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是地主富农同无产阶级争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斗争。
由于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等具体生产形式的错误的批判，使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责任制废止，并长期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导致了农业集体经济一再遭到严重的破坏。
5.注重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10年间，邓小平为加强执政党建设，弹精竭虑，付出了大量心血。在实践中，他做了辛勤的探索，在理论上，他提出了不少富于创见的思想主张。他这时期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3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一，共产党是人民的工具，是人民的服务者。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一思想观点。他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在执政以后，更要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的工具，是人民的服务者。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新的考验。因此，邓小平提醒大家：“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
党执政以后，由于地位的变化，我们的党员很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我们的领导干部，有一部分人可能经不起掌权的考验，不是做人民的公仆，而是当官做老爷。执政党的地位，也使一些共产党员滋长一种骄做自满的情绪，对此如不注意，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
党执政以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党内产生着一种停顿下来不求进取的情绪，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的作风。有的党员甚至腐化堕落、贪污受贿，走向犯罪。另外，执政党的地位确实也驱使一些动机不纯的人千方百计混入党内，妄图利用党的执政地位，来捞取个人的好处。
党执政以后，党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面对新形势，许多同志不能及时转换角色，仍然拿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很容易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这就要求共产党人熟悉新形势，学习新本领。
针对执政党面临的以上新问题、新考验，邓小平提出了执政党仍然是人民的工具的鲜明观点。他指出，执政党能否防止和克服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倾向，永远保持同人民的紧密联系，这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第二，执政党要实行政治领导。执政党要实行政治领导，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1957年他就指出党委领导必须是抓大事，管方针政策，他还指出，要使党真正成为讨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机构。邓小平讲话的主旨，即在于强调执政党要实行政治领导。所谓政治领导应当是指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实行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决策性的总的领导。就是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起指导、引导、向导的作用，保证人民群众能够运用各种形式直接地或间接地、有效地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
要实现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必须做到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的意志，党不强制群众接受党的主张，而是强调用自己政策的正确性来吸引群众，用自身的模范行动来感召群众；要实现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必须做到把党政职能分开、不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要实现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必须做到充分依靠和发挥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依靠和发挥共产党员的自觉性、创造性、主动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带动群众实现党的主张。
第三，执政党必须接受监督。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根据我党执政7年的实践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①其后，邓小平又多次谈到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接受监督，是因为：
①执政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是代表人民群众来行使权力，管理国家的。这就需要通过人民群众以及党内的有效监督来保证执政党切实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成为人民意志的体现者。否则，如果党不接受监督，那就注定要犯大错。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②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执政党接受监督，也可以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执政党有了群众监督，就能听到更多来自不同层次的群众的声音和要求，就能使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合理得到安排，各种利益矛盾就可以化解。③执政党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生活。执政党状况的好坏，又与监督作用发挥的如何直接相关。我们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犯了错误影响也就大。因此，要使国家生活正常科学地运转，必须对执政党实行监督。④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看，执政党也必须要接受监督，以防止个人崇拜的发生和发展。为了防止个人崇拜现象的蔓延和发展，必须建立监督制度，使领袖人物经常处于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要搞好执政党的监督，邓小平认为应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即：实行党内监督、实行党外监督和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
第四，执政党要重视制度建设。邓小平对于执政党的制度建设非常重视，他认为只有加强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党脱离群众，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性质。
对于加强执政党的制度建设，邓小平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如提出键全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在企业中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党的干部制度实行改革，破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使干部能上能下，要建立干部退体制度等等。
6.关心知识分子的提拔和使用建国后，我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长期存在着“左”的错误，严重地影响了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从1961年开始，党逐步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邓小平主持制定了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在教育、科学、文艺领域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时期，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的提拔和使用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邓小平指出了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失误，即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很多技术干部在工作中不能发挥自己、所长，严重浪费人才。因此，邓小平指出，必须大批提拔技术干部，特别是年轻的技术干部。“我们再没有钱，也要把这批人提上来。”“把年轻人提起来，放在重要岗位，管的业务宽了，见识就广了，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要重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世界上的科学家，成名的很多是在三十岁左右。现在再不重视培养提拔年轻人就晚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行了。”①对于技术干部的提拔，“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共产党员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②即坚持又”红”又“专”。
邓小平还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大胆选拔和使用，晋升职称不要受数额限制，只要够条件，要有多少，提多少，要经过精选、评议，专业技术水平一定要用专家来考核鉴定，技术干部成就突出的，也可以破格提拔，提拔工作要经常化，要经常帮助专业技术人员进修，给他们提供自学条件，要制定方案，进行授予学位的工作。
邓小平上述思想主张的贯彻实施，使我国60年代恢复了评定、晋升知识分子的专业技术职称的工作，开始了授予学位工作的试点。这对于提高知识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②同上，292页。分子的积极性，促进我国60年代的教育、科技、文艺等事业的复苏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7.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从1959年开始，在党内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思潮。林彪当上国防部长不久，就提出学马列主义“不一定都要读他们的原著”，学毛著是学马列主义的捷经，可以“一本万利”。随后，他又进一步提出，学毛著就是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康生也荒谬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标准，最后标准。”
针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邓小平多次提出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1960年，他鲜明地指出，“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①他强调：“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②邓小平对领袖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也作了精辟的阐述，指示：“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①
邓小平针对林彪等人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而提出的上述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但没有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成为“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②《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84页、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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