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一，当前还是以贯彻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为中心，要以中央四位常委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央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等文件为准进行工作。
第二，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
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把这些都讲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
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解放军报》办得比较好，要继续努力。要多写些从思想上、理论上论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写文章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
第三，我们总是讲，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们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实事求是，要很好地总结“左”的教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我多次讲过，那个时候确实有人杀气腾腾，但是我们处理得过了，扩大化了。当然，不能把当时所有被批判的人都说成什么问题、什么错误都没有。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大跃进开始时，有哪个人反对过？后来有些同志发觉有问题，毛泽东同志也发觉有问题。他召集的两次郑州会议，就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基本上是做得对的，但是有曲折，有错误。责任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我们这些人也有责任。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
第四，对军队中“左”的影响不能忽视。有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看问题的比较多。部队一些干部包括有的老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比如对靡靡之音和社会上一些坏风气，有些人就喜欢。
关于“三支两军”问题，你们研究一下。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
军队这几年做了许多工作，抓了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干部的思想情况有了变化。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只要做了教育工作，干部的思想情况就会起变化。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做工作，多进行教育。
第五，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当然，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
在以后一个适当时间，还要进行整风。不搞整风，恐怕解决不了问题。
第六，陈云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例如《实践论》、《矛盾论》，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这个意见很好。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以后，要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然后要引导大家认真读点书。
陈云同志讲过，抗战初期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给他谈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强调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第七，最近有一件事做得好，就是大讲精神文明。这方面已有成效，要继续抓好。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很好，军队就这样办，要好好宣传。第八，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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