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香港问题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始终没有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日程。但是，直到逝世前几年，他还惦记着这件事。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于是就把收回香港的历史任务交给比他和周恩来年轻的人来完成。在1974年5月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毛泽东曾有意让邓小平担负起这项使命。当时邓小平复出不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曾侧面谈到香港问题，表示在将来的适当时候解决它。
从1979年起，中英两国政府开始了解决这一长期遗留问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邓小平都给予了精心的战略指导，对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
一、从战略全局角度考虑香港问题
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大战略家。两位伟人都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处理任何问题都着眼全局，决不就事论事、走一步看一步。他们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从国际战略全局和国内经济建设全局出发，眼光远大，堪称外交战略的大手笔。
建国前后，中共领导人否认英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把收回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但新中国把它作为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方面始终强调自己对香港的主权，另一方面又在收回对它的主权的实施步骤与方法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态度，采取了保持现状、长期打算的方针。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香港问题的战略，正是通观外交战略全局、中英关系全局以及新中国经济建设全局后下的一着妙棋。
首先，保持香港的现状，可以利用和扩大英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努力克服冷战环境下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的企图。英国很快承认新中国，主要是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位。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着。与英国企图促使中国与苏联拉开距离、利用两个共产党大国间的矛盾分歧的策略一样，毛泽东、周恩来也充分利用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以便分化西方阵营，保持中国在东西方阵营中的有利地位。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重要的一着，就是把香港留在英国手中。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中国反而主动。可以通过香港抓住英国，使其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大拢。这样中国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可见，毛泽东制定的对港政策是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其次，保持香港的现状，避免了中英矛盾的激化。英国历来极其重视香港，把维护自己在香港的统治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前，它决定“不借一切代价保卫香港”。①五六十年代，英国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但英国依然决心保住香港，甚至认为香港永远属于英帝国。1960年5月23日，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访华途经香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香港地位问题时曾顽固他说：“香港地位并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香港为英帝国的一部分，与中国无关；如果任何人企图侵犯香港，我敢保证将引起战争”。②1967年以后，英国决定从苏伊土运河以东地区撤退，将其防卫力量集中于欧洲和北大西洋，但对香港的政策维持不变，英国的大臣们仍然不断重申维护英国在香港的权力的决心。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香港，必然导致中英之间激烈的军事冲突。虽然中国可以凭武力收回香港，但会使英国变成像美国那样的新中国的死对头。维持香港现状，使这个本来会变成中英关系热点的问题平淡下来，避免了中英公开冲突，有利于安定人心，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关系，为重建中英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再次，保持香港现状，充分利用它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作出了独特的贡献。50年代到60年代未，中国在国际上遇到严重的经济封锁与军事压力，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包括同海外华侨）往来的桥梁，其作用无可替代。中国通过香港取得所需的西方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可以从香港取得巨大的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建国以后，中国外贸逆差的很大部分都是靠从香港取得的外汇弥补的。据估计，如果没有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所带来的收益，中国外贸逆差将增加一倍。中国利用从对港贸易赚取的外汇，以供进口西方的机械、仪器、原料、科技乃至谷物。周恩来谈到这一点时说，中国大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所以“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①因此，采取搁置香港问题的政策，对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特殊阵地，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促进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不仅充分利用了香港的经济价值，而且利用这个自由港的特殊条件，做了许多在国内不能做或不方便做的事情。可以通过它与未建交国家和地区发生多方面关系，包括同台湾进行联系。香港成了中国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成了中国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
邓小平在处理解决香港问题的战略和实践的过程中，也是把它置于国际战略、祖国统一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之中考虑的。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80年代主要做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他将香港问题与这三件大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香港问题与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紧密相联。他要通过妥善处理香港问题，来显示中国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议热点。中国要通过成功地解决香港问题，既收回主权，又照顾英国的特殊利益，使之成为中英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也充分照顾其他国家在港投资和贸易利益，这又为发展与这些国家的良好关系提供了新的共同点。“一国两制”
①卡特伦：《中国与香港（1945—1967）），美国哈佛大学1971年博士论文，第104页。
②李宏：《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①《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354页。
政策及其在香港问题上的成功运用，获得了世界各国的一致好评，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中国进入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后，香港的作用不但没有降低，相反更加重要了。邓小平非常重视香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他后来解释中国承诺香港现行制度在回归祖国后50年不变的根据时说，“五十年不变不是为了安定香港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发展战略所需要的时间是下个世纪五十年。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他在另一个场合又说：“五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五十年不变，这是同中国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的。”①可见，香港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多么重要，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
邓小平是从中国统一这个全局出发，通盘构思解决台湾、香港以及澳门问题的。因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是一致的，都是采用回归祖国、保持现状的现实主义灵活政策，实质上就是后来明确表述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战略。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说，台湾回归后，首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中国人考虑问题总是从整个角度，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台湾回归与港澳回归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纯粹中国内政问题，后者则涉及到中英、中葡两国关系。
邓小平虽然把台港澳问题统筹考虑，但并没有把它们等量齐观。台湾回归，一直被当作三者之中最重要的，香港问题排在第二位。因此，中国对台政策支配着对港澳的政策。同时，邓小平又实行“中间突破”，把妥善解决香港问题作为顺利解决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先导和典范。他意识到，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邓小平在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说，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现在已经走了重要的一步。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他告诉参加国庆观礼的港澳同胞，1997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
有一个外国人间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他回答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但是，在解决台湾问题方式上，中国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始终不作放弃非和平方式的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这是一种战略考虑”。邓小平还指出，“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如果用于台湾，将对大家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解决了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①香港问题的谈判解决，更为中葡两国顺利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榜样。中国在解决香港问题上取得了意义远远超出问题本身的全局性战略胜利。
总之，在邓小平胸怀的全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成为一着内联现代化建设、外接国际关系、打通祖国统一道路的活棋。
①《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①《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4、39，47页。
二、回应英方的试探，稳定投资者的信心
随着“新界”租期日益临近届满，从70年代中开始，人们尤其是香港的投资者对香港前途问题越来越关注。因为到了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香港将回归祖国，所以投资者都作尽快归本的打算，而对于长期性的投资没有兴趣。到了70年代末，香港的前途仍然不明朗，中外投资者更加持观望态度。地产业的投资受的影响最大。依照英国的法律，香港所有土地，都属于英国皇室所有。居民想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必须向港英政府提出申请，并支付一定的偿金，政府才按一定年限批给土地。由于“新界”是租借地，其土地的批给年限就要受租借期的脑制，一般是批到租借期届满前三天，即1997年6月27日为止。由于批地年限越来越短，而土地投资通常需要较长年限才能获益，所以中外投资者愈来愈裹足不前。
批地收入是港英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投资者的观望心理和行为，使政府财政收入大为减少，同时也对香港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种情况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在与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商讨之后，英国政府得出结论：“情况很清楚，由于批地租期日益缩短，香港政府无法批出跨越1997年的土地，很可能阻碍投资，损害人们的信心..如果不采取措施来缓解1997这个年限带来的不明朗性，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就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后果”。①了解中国政府对于“新界”租借届满究竟采取何种态度，进而与中方谈判以达成协议，是解决1997年带来的不明朗性的唯一途径。英国政府决定采取各种方法试探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
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时，向港督发出了邀请。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访问香港的第一位部级官员。李强对香港大实业家们说，希望他们“帮助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在总督府记者招待会上，李强向世界银行家们宣布，中国“需要几百亿美元的外汇来支持实现现代化计划，香港这方面会发挥作用的”。他在总督府午宴上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李强返京后，又向港督发出正式邀请书。麦理浩欣然应允。1979年初，英国外交部研究了麦理浩访京试探中国。对1997问题态度的几种方案，以及中国领导人可能作出的回答，英国政府认为，最好的结果是中国表示同意可以由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如果中国1979或1982年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也许是最坏的事情；但最糟糕的局面，是中国政府拒绝讨论香港前途问题，而在1997年甚至1996年突然宣布让英国人滚蛋。英国在香港的管治是成功的，香港也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英国至少应该有条不紊地、光荣地撤出这块模范殖民地。同时，英国还有个想法，就是希望采取澳门形式，因为葡萄牙想把澳门交还给中国，中国不仅没有接受，还请他们再管一个时候，所以，英国想同中国“续约”。在访问北京之前，麦理浩曾对向邓小平提出香港问题的意义表示怀疑，他认为一旦得到否定性的回答并被公诸与众，后果将是“危险的”。当时的外交大臣戴维·欧文马上告诉麦理浩，他计划4月访问北京，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讨论香港前途问题，争取与中国达成让英国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的协议，因此希望总督①英国政府1984年《关于香港前途的中英联合声明的白皮书》。
对北京的访问能起某种探路的作用。然而，英国外交部最终下的指令是，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前途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问题，也就是只提出一个商业性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强调英国此时不想谈1997年之后英国的管治问题，而只是试图从香港的利益出发促进对其长期的投资。麦理浩还询问，是否土地租约的1997年6月27日的到期日可以由“英国营治这个地区的期限内”有效的声明来代替。确定港督访华试探中方关于香港问题态度的策略后，英国外交部又要求对访京的内容绝对保密，以便防止万一邓小平否定英方的要求给香港带来严重后果。
1979年3月24日，麦理浩离开香港，经广州于26日到达北京。随行的有港督夫人、港督政治顾问魏德巍（即以后的港督卫奕信）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在北京的前两天，麦理浩的活动包括会见康世恩副总理、宴请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等，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举行了欢迎港督的宴会。
麦理浩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根据《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新界为99年，将期满，英国希望中国97年以后继续租让。”外交部对此没有一点准备，请示中央后，才答复他说：“中国要收回香港。”3月28日晚，中方通知说，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会见邓小平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这一问题。
第二天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李强和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也在场陪同。出乎港督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前提是香港系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①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实业家到大陆投资，特别要帮助发展深圳，使深圳变成一个大城市。他再次申明，即使香港回归祖国，它仍然享有特殊地位。中国尚未决定何时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也许1997年前收回，也许下个世纪才采取行动。但不管中国如何决定，香港都会保持现状，投资者的利益都将受到保护。
此时，麦理浩趁机提出英方关于土地租期问题的方案。他对邓说，1997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提出英国解决这个似乎是纯商业性质问题的方案：消除土地契约中1997届满日期，代之以“只要英国管治这个地区”就有效的办法。
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英方提出的这个老谋深算的问题。他机智他说，告诉投资者“放心好了”。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提出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1997这个截止期限。
邓小平对港督的再次挑战作了更加深思熟虑和字斟句酌的回答。他说：不管怎么去说土地租期，但必须避免提及“英国的管治”。说未来的香港“将保持不变”，并不是指其政治状况，而只是指未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不变，同时投资者不受损害。
港督与邓小平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英方没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
①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
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经济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保证。回到英国驻华使馆后，麦理浩看到来自伦敦的电报，送来不好的消息：工党在英国下院选举中受挫，外交大臣欧文取消4月份访问北京的原定计划。当天下午，麦理浩会见中国外交部长黄华，黄华说，向邓小平提出土地租期问题是“不合适的”。总督则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提出，中方应该给予明确回答。黄华外长说，邓小平的保证就足够了。晚上，麦理浩会见廖承志，没有获得新的信息。
3月30日，麦理浩一行离京去西安、兰州。4月4日，港督乘坐第一班穗港直通客车从广州返回香港。6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是一次友好访问，并非为了谈判或草拟协定，而是为了通过接触获得一个概括印象：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香港在中国现代化计划里将担任何种角色，以及这种计划又可能怎样影响本港。至于香港前途问题，邓小平副总理郑重其事地“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
港督访问北京带回来的讯息，在香港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各报迅速以头版头条报道麦理浩访华的结果。中外投资者的信心大增。1979年香港民用楼字的平均价格上升幅度达到67％，1980年又上升30％。恒生指数1979—198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1979年6月13日，英国下议院就麦理浩访华一事辩论时，工党议员马丁询问，麦督访问北京时是否讨论过香港这个时代错误的产物，1997年是否归还中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布雷克回答时强调，香港并非时代错误的产物，而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他还说，麦理浩这次不是为谈判香港问题而访华，因为这并非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①..
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这年秋天访问英国时，再次谈到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10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北京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香港前途问题可以由北京和伦敦通过磋商解决。中国会考虑香港投资者的利益。北京对1997年后香港的现状能否保持的问题，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租约虽然到1997年才告届满，但中国早已不再承认此项租约。10月28日，华国锋偕同外交部长黄华等到达伦敦，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华国锋在与撤切尔夫人举行的会谈中也提到香港前途问题，双方均同意维持香港的繁荣和安定。11月2日，黄华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关于香港的投资问题回答说，新界1997年到期，现在还有时间。中国的根本态度是：在将来解决新界问题时，要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不受损害。他还透露，昨天在中英双方的会谈中也涉及这个问题。双方同意就这个问题保持接触。①华国锋关于香港问题的表态井没有超出邓小平3月对麦理浩的承诺。
这年12月，黄华在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时，仍然称邓小平3月作出的关于香港问题的“权威性表态”足矣。1980年5月英国前首相卡拉汉访问中国，会晤邓小平和华国锋。他曾提出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讨论，但发现中国对此问题并不着急，更不将它当作迫切问题而列入优先处理及解决的议事日程之中。卡拉汉印象是，中国有许多内部重要问题比香港的前途更具有燃眉之急的意义，需要全力应付。1980年8月初，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布雷克访问北京，又与华国锋和邓小平讨论了1997问题，并提及香港政制改革及前途。但布雷克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信息。
①李宏：《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147页。①《人民日报》1979年11月4日。
1981年3月10日，港督麦理浩在伦敦会晤外交大臣卡林顿时说，英国新国籍法已使香港产生一连串恐慌浪潮。他促请英国政府从速处理香港新界租约问题，以挽回投资者的信心。卡林顿很重视麦理洽的建议，不久即飞赴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讨论香港问题。
邓小平4月3日会见卡林顿。这位外交大臣告诉邓：我来前在香港逗留了两三天，离开时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英国是依靠法律办事的，也许有点过分，所以尽管你作出保证，1997年这个日于仍使香港的人感到不安。你和我都认为这种担心不必要，但事实是，由于1997年这个日于日益逼近，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须要考虑期限和合同合法性问题，这将会碰到不少困难。我不想夸大这个问题，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我曾经向黄华副总理提议过，我们双方是否可以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将认真考虑中国在这方面的明显利益和重要立场。邓小平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我们可以郑重他说，我在1979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你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至于其他的话，现在不能说的更多。不能说别的，我们要考虑中国有10亿人民。卡林顿表示：我可以澄清这一点，英国政府和我本人对你所作的权威性的保证毫不怀疑。我们要求中国政府仔细考虑香港难于捉摸的舆论。邓小平不愿继续探讨此问题，就坚决地回答道：“我们了解这一点。但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已经说得不少了”。外交大臣只得作罢，调转话题，同邓小平谈起中英双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至此，尽管英方多次试探中国政府的态度，所得的信息仍然没有越出邓小平1979年3月与麦理洽谈话的范围。显然，从1979年至1981年间，中国政府没有把解决香港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因为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有更为重大更加急迫的问题需要处理。内政方面如调整中央领导班子，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和对毛泽东的评价，拨乱反正，调整国民经济等；外交方面如对越自卫反击战，发展与西欧的关系，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纠纷，开始中苏谈判等。只有在完全或部分解决这些关系中国前途命运或外交全局性问题之后，中国政府才可能腾出手来处理香港问题。英国政府继续试探中国对待香港问题方针的新发展。
1982年1月4日至8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兼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中国，会见了赵紫阳总理、姬鹏飞副总理和张灿明副外长等。艾金斯发现，中国开始把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提出了处理香港问题的进一步政策。赵紫阳对艾金斯说，中国将收回对香港的主权，但保持香港的繁荣。香港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商业、金融中心的地位。赵告诉掌玺大臣，中国打算与香港各界讨论香港问题，考虑港人的意见来修改自己的方案。
英国获得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新态度后，立即决定当年秋撒切尔夫人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讨论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为慎重起见，英国政府又请邓小平的老朋友、前首相希思专程访问中国，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1982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了老朋友。希思回顾了1974年5月毛泽东同他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
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期间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回答道，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包括新界，即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他十分诚恳地告诉希思：“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领导人谁也交不了账。”①
邓小平还向老朋友透露：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他问希思，英国是否同意按中国的这种路线来协商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还请希思把中国的这种考虑转告撒切尔夫人。
希思提到如何维持香港投资者信心的问题。邓小平对他说，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自己管理香港。
希思回国后，向英国首相转达了邓小平的话。
三、提出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
中国政府多次阐明自己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即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1972年3月8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澳门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①联合国大会于当年11月批准了中国的要求，把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不承认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就可以从法律上堵塞将来香港独立的路，为它回归祖国奠定基础。
新中国领导人对香港未来的政治前途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都作了明确回答。至于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将实行什么制度，他们并没有给予明确说明。
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对香港的经济制度发表了值得注意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周恩来的观点是“一国两制”构想的萌芽。①但是，仔细阅读这篇讲话，我们认为这个评价似乎过高。
周恩来确实提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要采取同内地不一样的政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他在这里并没有设想将来收回香港的主权后，也让这个地区实行与内地不同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周恩来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大陆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那么，对我们在香港建立的企业是否也要进行社会主义
①刘金田：《邓小平与希思》，载《世纪风采》，1996年第3期。①《“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有关文献资料选编》，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61、62页。①见晓晴：《“一国两制”的构想与邓小平的思想特色》，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改造呢？他正是就这个政策性问题作出明确回答的。他指出：“因为香港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对大陆在香港的企业不去变动它。但过去已经公私合营的，如南洋烟厂，再转回私营也不必要。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周恩来还认为，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它是个自由港，原料来的容易，联系的范围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
所以，周恩来在这篇讲话中宣布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不一样，首先是说只要香港还在英国的统治之下，那儿就只能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其次，特别指出大陆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资本主义环境，不要学内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在经济上充分利用香港。①周恩来并没有去设想收回香港后我们是否仍然让它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他在这里显示出的务实态度，却可以给后人以很深的教益。人们可以沿着他的思路，大胆设想收回香港后也保留那儿原来的经济制度，以达到既有利于香港的继续繁荣稳定又有利于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目的。
总之，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对港政策，虽然是以充分利用香港为宗旨，但也对将来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原则。主要包括：1.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英国占据是非法的，因此，香港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这就是“一国”原则，即收回主权；2.未来采取和平方式，也就是通过双方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可见，新中国领导人对香港未来的政治前途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都作了明确回答。毛泽东、周恩来在香港政策上的遗产，特别是他们长期保持香港现状以使多方受益的现实主义灵活政策，也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战略铺平了道路。
1978年中共中央恢复和加强了对台湾和港澳工作。1月底，中央对台工作小组提出了对台工作的建议。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港澳工作预备会议的报告》批示认为：开展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内地的做法，要解放思想，大胆放手，多想办法，加快步伐，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年底，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成立，廖承志为主任，主要研究香港政策问题，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对香港大政方针的参谋部门。
“一国两制”方针是在1978年底和1979年初初露端脱的。但这个方针的要点首先是针对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提出的。1978年下半年，在中美建交谈判中，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开始形成。邓小平1978年10月8日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说：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11月14日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邓小平也表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譬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①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又重申台湾回归后，首
①《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354页。①《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15页。
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邓小平在此提出的方针，实质上就是后来明确表述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战略。
在1979年3月会见港督麦理浩时，邓小平已经非常明确地宣布了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中方构想的两大支柱：主权收回；但以允许香港在回归祖国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搞它的资本主义，而大陆搞自己的社会主义，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保护。这正是“一国两制”的构想。此后，中央根据这个基本构想，在内部逐步酝酿体现这一战略的具体方针政策。
80年代初，中国政府加快了统一祖国的步伐。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提出了九条政策，如台湾回归后，“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区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等。①对台政策系统化，加速了中国政府制定一系列香港政策的进程。
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廖承志等会见了几十位香港各方面人士，广泛听取意见，同时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等有关单位配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最后在廖承志主持下，起草了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简称“十二条”）。“十二条”体现了两条基本原则：香港问题必须和平解决，解决香港问题必须坚持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主要的，这不能再晚了，否则中国政府将无法向历史、向人民交代，中国在国际上的伟大形象也将受到损害。第二，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要尽可能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保持它在经济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条原则十分重要。因为要收回香港主权，就要尽可能使它对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致于被搞成个烂摊子，变成死港，结果背回一个包袱。当时的一位领导人曾经说，香港“经济上不能垮。（万一）垮了，这个包袱太大，我们背不了。”当时有人计算了一下，香港年收入360亿港元，支出300多亿，按当时汇率计算，港府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100亿左右。假如香港经济垮了，中央不大可能拿出这么巨大一笔钱来支持香港政府。因此，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极其重要。
要实现这两条原则，就必须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这些特殊政策的要点是：
第一，1997年后，香港在中国的主权管辖下高度自治，由香港当地人自己管理。收回香港以后，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负责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财政独立，财政收入不上缴中央，中央政府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有一定的外事权，它可以进行经济、文化、体育、旅游等方面的对外谈判，签署有关的双边或多边协议。中央政府还授权特别行政区政府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
第二，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原来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居民还可以像过去一样生活。香港特别行政区仍为自由港和独立的关税地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仍然要保持。港市照常流通，自由兑换。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市场，保障资金进出自由。
①《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日。
第三，照顾英国和英资财团在香港的利益。英国在香港有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英资财团掌握着香港的经济命脉。要照顾他们的利益，使英国和英资财团感到在香港仍有利可图，有同中国合作、共同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需要和愿望。恢复行使主权后，英籍的一般公务、警政人员可同中国籍人员一样，予以留用，薪金、津贴照旧。还可以聘请英国人担任顾问，或其些高级职务（最高可到副司级）。当然，他们只能以个人身份受聘，并且只能对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而不能由英国政府派出或对英国政府负责。特别行政区政府授权汇丰、渣打银行继续参与港币发行。
邓小平反复申明，在恢复行使主权后，上述对香港的特殊政策，50年不变。有的人提出，讲“50年不变”，时间太长了，不可以提短一点吗？邓小平说：“规定50年不变可以使香港人放心，减少他们的疑虑”。“使人们更加看到我们政策的可靠性和连续性，有利于和英国谈判，有利于收回主权，保持繁荣”。
1984年12月19日下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曾经问他，为什么“一国两制”政策要保持50年不变呢？邓小平回答说，之所以在1997年后还要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其根据是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和要在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撒切尔首相感到，邓小平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谈保持香港制度不变和繁荣稳定，确实是可信的，是现实主义的。①
的确如此，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它是从中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了香港的历史和现状后制订的，是实事求是和合情合理的。这些政策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既坚持了主权原则，又照顾到香港人民的愿望，同时适当照顾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利益，条件是十分宽大的，实际上是一种赎买政策。这是可以为三方面所接受的、切实可行的正确政策。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香港，就做不到各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只能会造成一个混乱的、萧条的香港，这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香港。总之，“一国两制”是唯一现实可行的战略选择。
四、坚持主权不容讨论的原则
英国决策者在不断试探中方态度，了解和咨询各方面包括港人在内的看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以及与中国政府谈判的策略。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中国的最高决策人是邓小平，英国的最后拍板者则是首相撒切尔夫人，她以态度强硬、决策果断甚而颇带个人专断作风而著称。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03页；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493、494页。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她虽然征询下属的意见，但有自己的立场。在处理殖民地问题上，她像当年的丘吉尔一样，坚持强硬立场，要竭尽全力维护英国的海外殖民利益。爆发于1982年春的英阿马岛之战，典型地反映了撒切尔夫人的这一特点。为了夺回这个居民不足一千人的群岛，英国出动舰船百艘，参战兵力达3.5万人，耗资7亿英镑，终于在6月14日迫使阿军宣布投降。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撒切尔夫人当然不会像对付阿根廷那样对待中国，但也决不会轻易接受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构想，同意在1997年交回香港主权。她是“以好斗的、不合作的精神”处理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她决心把中英谈判当作一场硬仗，只有在经过一系列顽强的抵抗失利后，才可以“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某些让步”。①况且，她还自认为手中有几张可以同中国对手讨价还价的硬牌，比如所谓香港的“民意牌”，“信心牌”等。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丈夫丹尼斯·撒切尔、港督尤德、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贸易部副次官格雷等陪同下，从日本抵达北京。
第二天，撒切尔夫人与赵紫阳主要围绕香港问题展开了会谈。英国首相用一份事先拟好的声明首先阐述英国的立场。她说：“香港是中英良好合作的无与伦比的典范。我注意到，中国观点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关于主权和香港继续繁荣。繁荣依赖信心。如果香港的行政控制发生剧烈变化或者甚至现在宣布这一点，将必然导致资金整个外流。英国决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无法防止它。香港的崩溃对我们两国都是不光彩的。信心和繁荣依赖于英国的管理。如果我们两国政府能就未来香港管理的安排达成一致意见；如果这些安排可行并能维持这块殖民地人民的信心；而且如果它们使英国国会感到满意，那时我们就将考虑主权问题”。撒切尔夫人自认为她这番话可行和现实，因而具有说服力。资本主义的香港毕竟给中国带来了大量外汇和投资。她对赵紫阳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在相当程度上不具备约束力的官方联合声明，表示我们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并且规定双方最初的官方谈判将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她还始终坚持：“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上仍然有效，任何修订应以三个条约为根据”。①撒切尔夫人这篇讲话软硬兼施，颇有先发制人的味道。既赞扬中英在香港的合作，表示“关注”中国的立场；同时又强调港人的信心和香港的繁荣全仗着英国的管治；并威胁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主权，则香港必然崩溃。她抓住中国诚心维护香港繁荣稳定这一点大为利用，企图说服中国领导人，要做到这一条，最终得放弃主权原则。中国总理坚决驳斥英国的错误立场，在主权问题上毫不妥协。他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香港将变成一个特别行政区，由当地人自己治理，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自由港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港币的作用和性质也不变。针对英国首相关于港人信心有赖于英国管治、如果宣布中国收回主权信心将丧失的论点，中国总理指出：如果非要在主权和繁荣稳定二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不客气，中国宁愿首先选择主权。总之，收回主权是前提，决不能为了保持繁荣而不收回主权或推迟收回主权。赵紫阳还重申，中国政府不承认有关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不受它的约束。在与邓小平会谈之前，撒切尔夫人尚存一丝幻想。她认为邓小平是现实
①柯利达：《在华经历》，伦敦约翰·马利出版社1994年英文版，第174、175页。①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260、261页。
主义者，正是他有效地打开了解决香港问题的门，而且主张一国之中可以允许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存在。似乎可以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而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某种让步。①
9月24日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中方陪同会见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驻英大使柯华。英方陪同会见的有香港总督尤德、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驻华大使柯利达。会谈原定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50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撒切尔夫人知道这次会谈最为关键，早早就做好了准备，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见一开始，她就如前一天与赵紫阳会谈那样，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摆出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张牌，坚持三个条约必须遵守。她恐吓邓小平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治它。所以，任何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以继续维持英国对它的管治为前提。①
面对英国首相的挑战，邓小平寸步不让，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且更加有理有据。他首先全面概括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它的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邓小平坚定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说，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他强调，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就应该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中自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的这个决策。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
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管理的观点，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地区政治、经济制度现状。他告诉撒切尔夫人，之所以中国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以便制定我们在15年中和15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是香港人民、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各方面都有好处。邓小平还指出，中国不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他认为，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
①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261、262页。
但是在程度上并不像一些人估计的那么大。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邓小平回答说：
“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他还告诉英国首相，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说，他所担心的就是今后15年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制造混乱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但主要的是英国人。他希望从撒切尔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官员讨论如何避免这种混乱。
邓小平最后说：“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①撒切尔夫人显然被邓小平这番极其坚定而严密的话杀去一大半锐气，以至于会谈结束后仍然神思恍惚，在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她没有想到邓小平如此强硬。回去之后撒切尔夫人私下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哎唷，邓小平真残酷啊！”②但是，她并没有被邓小平说服。相反，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法律条件和政治条件了解太少。因此，她觉得“需要慢慢地、彻底地开导他们”，让中国领导人知道要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需要怎么办。这位首相还认为，虽然她没有达到自己的预定目的，但她使邓小平同意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即“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③可见，撒切尔夫人并不服输，还要继续同邓小平较量。
撒切尔夫人访华后，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政府抵抗了将近半年时间。而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主权问题不容讨论”，英国政府必须先行承诺交还香港主权，才能真正进入谈判。因此，从1982年9月底到1983年3月初，中英双方实际没有开始进行正式谈判。
1983年1月28日，撒切尔首相召集政府高层官员和港督尤德开会，讨论香港。与会者表示，这年6月中国可能会单方面宣布其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计划。这种结果必须防止。撒切尔夫人提出，在谈判无进展的情况下应在香港发展民主体制，使它能在短期内获得独立或自治，正像英国过去在新加坡所作的那样。她还提议在香港搞全民公决。但其他与会者不赞成首相的设想。①
由于撒切尔夫人不向中方让步，中国政府就加紧进行完善关于香港方针政策的工作，并准备提交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和香港总督尤德深怕中国政府会以中英在主权问题上形成僵局为理由，而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中止两国间的谈判。他们急忙于1983年3月5日赶回伦敦，打算会见首相，劝她采取措施把中国拉回谈判桌上来。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5页。②柯利达：《在华经历》，伦敦约翰·马利出版社1994年英文版，第179页。③参见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262页：《人民日报》1982年9月25日。①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488、489页。
3月7日，撒切尔夫人在柯利达和尤德商讨对策时，最初仍然持强硬态度，甚至建议由联合国在香港主持一个全民投票，以向中国证明，英国的继续管治不仅是英国所希望的，而且受到港人的欢迎。柯利达不赞成这个办法。他主张由撒切尔夫人写一封信给赵紫阳总理，表示只要在香港的管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她就愿意就主权问题“考虑”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撒切尔夫人让柯利达起草这封信，并决定3月9日再次开会。在3月9日的会上，撒切尔夫人修改批准了柯利达拟出的信。这封信以英国首相的名义表示：“只要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能够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与稳定，又能既为中国政府又为英国议会和香港人民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①
柯利达回到北京后，立即将这封信通过姚广呈给赵紫阳总理。英国首相在这封信中并没有痛快地承诺交还香港主权，而是附加了一大堆条件。但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决定适时地给英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准备与英国代表举行正式谈判。柯利达大使5月份接到赵紫阳总理的回信。此信肯定了英方新的态度，同意5月底和6月初举行两轮谈判商讨纯粹程序安排问题，并建议正式谈判可以先谈第二个问题，即1997年后怎么办。中国政府的灵活姿态，为双方开始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在6月22日，即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主持召开了他上任后的首次港澳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对中英谈判策略的一些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1.谈判开始不先谈主权问题，先谈97年以后如何管治的问题；此问题解决后，主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是中方的一条主要策略。2。谈判日期要设限，以1984年9月为最后期限，不能任由英国人无限期拖下去。要让英方知道，届时如仍未谈成，中国会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邓小平的这些策略，成为中英谈判过程里中方的主要策略。中英两国的谈判进程基本上依此设计展开。
1983年6月底，中英两国代表就会谈程序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约定按以下顺序磋商香港问题：第一，先谈1997年以后对香港的安排；第二，商讨从现在开始至1997年过渡期的安排；第三，有关政权交接的事宜。①至此，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近10个月的“第一阶段”谈判，以撒切尔夫人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有条件的让步，以及中国同意暂时搁置主权之争而结束。接下来的是20多轮所谓“第二阶段”谈判，即正式谈判。
五、邓小平请希思传话，劝英方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计划
撒切尔夫人新一轮进攻的主要目标，是运用各种方法来使中国同意在1997年以后由英国继续保持对香港的治权。英方为实现这个目标所采用的基本策略是，答应1997年交出对香港的主权，用主权换治权。外交大臣杰弗
①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489页。①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里·豪和外交部其他官员，却主张尽快在谈判中向中方表示不再谋求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但是，撒切尔夫人认为“没有理由作出这种让步”。她“要把每张讨价还价的牌都使用到最佳效果”。但她又承认，这些牌“太少了”。①从7月中旬开始的第一轮会谈到9月下旬的第四轮会谈前后，英方软硬兼施，会场内外互相配合，大打“信心”、“民意”、“经济”这三张牌。在前三轮会谈中英国没有迫使中国在治权问题上让步，谈判形成僵局。中英谈判的僵持，使英国前首相希思深感忧虑，又开始他的第6次访华，要为打破谈判僵局作出努力。9月10日，邓小平会见希思。邓小平批评英国当局说：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22日要会谈，我希望不要再纠缠在治权问题上。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联合声明的方式对两家都好，不是说对哪一家更好，特别是涉及到中英长期的关系。他告诫说：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邓小平最后再次强调，他希望英方在9月22—23日举行的第四轮会谈时，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希思向邓小平表示，他回伦敦后将把这番话转告撒切尔夫人。
虽然撒切尔夫人暂时没有听进邓小平的忠告，仍然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方针同中方举行第四轮会谈，但不久就改变了对抗的态度。10月14日，赵紫阳接到柯利达为首相拟就的一封致中国总理的口信，在这封信中，撒切尔夫人实际上放弃了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要求，同意在中国政府基本方针政策的基础上进行谈判。①中英谈判僵局再次打破。
六、在驻军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中英在主权、治权这些根本问题上的争论基本解决后，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就进入了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商量具体问题的新阶段。中英合作已经成了会谈的主旋律，但也出现一些不大不小的争论。在磋商1997年后的安排问题时，双方曾就中央政府驻军香港的必要性问题发生了较大争执。
在第八轮会谈时提出了中国政府是否在未来香港驻军的问题。中方代表提出，1997年既收回主权，就必须驻军，因为这是国防的需要。但是，英方代表在谈判中多次提出中国不要去驻军。理由是：中国驻军问题敏感。人民解放军一到香港，港人就会惶惶不安，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
中方代表问，你们英国可以驻军，为什么我们收回香港后作为主权国不能去驻军？英方代表辩解说，这不一样。英国伦敦离香港很远，临时调兵很困难。你们离香港很近，驻军驻到深圳那边去嘛！后来英方又退一步说，你们有驻军权我承认，但平时不要来驻，只有在产生外来威胁情况下再去，没有外来侵略威胁不要去。有了外来侵略威胁要驻军，也要事先同特区政府磋商，特区政府可以否决。实际上要限制中国的主权。
邓小平对驻军问题非常重视。1984年5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有些领导人就此问题发表的意见，引起了外界的误会。香港记者公开报道了这一消息，
①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489页。①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490页。
宣传中方在香港驻军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5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会见前，他了解到这一情况，十分气愤，在东大厅会场，港澳代表、委员们与邓小平合影留念。记者拍照三分钟后本来可以退场，但邓小平突然说，你们别走，我有话，你们要宣传出去。有人说中国不要驻军，这是胡说八道！英国外相跟我谈的时候也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主权，就有权在香港驻军。他接着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有权力在此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①邓小平的话使报界哗然，香港恒生指数顿时下跌30点。
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跑到中国外交部去。他当时神经很紧张地说：听说昨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为驻军问题发了脾气，我们很惊讶。周南说，你有什么惊讶的！我们在谈判中一直在讲要驻军。这件事我们已经决定，不要另外打算盘。中方在香港1997年后驻军的坚定立场，迫使英国最后只好作出让步。
七、非常关注香港过渡期问题
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主要围绕三大问题：首先是主权问题；第二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第三个问题，是两国政府要谈好如何使香港从当时至1997年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简单地说，这三大问题就是1997问题、1997后问题和1997前问题。经过激烈的较量，到1983年年中时，1997或主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从1983年夏至这年冬季，英方以主权换治权的计划失败，同意按照中方“一国两制”和“十二条”特殊政策治理未来香港，因此，实际上1997后的安排也没有原则之争了。进入1984年以后，邓小平最担心和关注的，是第三个大问题，即香港过渡期的安排问题。
事实上，邓小平一直对香港过渡期问题存有忧虑。早在1982年9月与撒切尔夫人谈话时，他就坦率地说：“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①此后英国在主权、治权等问题上不断设障，特别是在1983的八九两月大打三张牌，把香港搅得天昏地暗，使邓小平对香港过渡期问题更加担心，怕英国利用这十几年管治香港的机会，继续制造麻烦。他决定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或减轻这种可能性。
在1984年2月下旬举行第九轮会谈时，中方在提交的文件里，除了主要规定1997年以后的安排外，还涉及1997年以前的香港管理问题。尤其令英方不安的是，中方代表提出了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以监督过渡时期各方面事务的建议。所要监督的如公务员的任命、财政金融政策、土地拍卖和政制发展等。
设立这个组织，是邓小平的主张。他主要出于担心英国在过渡期内可能会搞点名堂。目的是在香港回归祖国前的13年过渡期内，有关执行协议的问
①《人民日报》1984年5月26日。①《邓小平沦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题，双方通过这个专门小组进行联络和磋商，处理可能发生的事情。胡耀邦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说过，英国人过去撤出殖民地的纪录太差。香港回归还有十多年的过渡期，他们会不会不负责任，做些小平同志说的“拆烂污”的事？还是要防范它一手。设联合联络小组，主要考虑是这样。当然，还有些事可能需要两国商量解决，对两国都有好处。
4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杰弗里·豪。双方就有关香港的重大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很多一致的见解。但在1997年之前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委员会问题，双方有较大分歧。不久前，香港的英资财团怡和宣布迁册百慕大，显然更使邓小平认为建立这个机构很有必要。他告诫说，1997年之前，香港政府不要把财源搞尽，比如卖掉大量土地，或用光政府财政储备，或进行大规模巨大的建设项目等。
中方关于设立联络委员会的建议提出后，英国和香港社会反应强烈，特别遭到了英方的坚决反对。港英政府不愿意当“跛脚鸭”①恐怕在1997年前，联络小组会成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甚至凌驾于港英政府之上的权力组织。英方采用一贯手法，把中国这个提议的内容公开，广泛制造舆论，以此压迫中方收回建议。香港社会一时反对声浪不断。撒切尔夫人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英方在谈判中遇到的唯一最困难的问题，就是中方提出建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我所担心的是，这个机构会变成并列于总督的第二权力中心。更糟糕的是，它会造成某种英中‘共管’的印象，以至于摧毁人们的信心”。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了四五个月。
中英双方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问题的争论，是在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于1984年7月底第二次访华时达成协议的。中方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态度，作出了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比如，决定把联合联络委员会改名为联合联络小组，决定这个小组推迟至1988年才进驻香港，还同意让它跨越1997年，在2000年1月1日之前结束工作等。双方的妥协和合作精神促成了共识。
7月31日上午，刚从北戴河休养返回的邓小平会见了杰弗里·豪。在会谈中，邓小平表示赞同已经达成的重要协议。他还重点谈了对13年香港过渡时期的忧虑和对英国的希望。他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13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1997年后的事情。邓小平希望香港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
第二，中国同意可以批出1997年后50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
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的负担。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邓小平指出，虽然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①
①这是个美国俗语。新总统当选而旧总统尚未卸任时，旧总统实际上已难有所作为，被称为“跛脚鸭”。②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491、492页。
八、鼓励港人增强治港信心
1984年4月20日上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由北京赶到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透露中英会谈的进展信息。他声明：“我认为我应该在这里告诉大家：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②也就是说，香港到1997年时肯定要回归中国。这一声明打碎了某些香港人希望将来仍由英国管治的幻想。因此，一些人指责英国“出卖”香港，听到这种指责后，杰弗里·豪立即驳斥说，有人认为英国“出卖”（香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还详细介绍了英方已接受中国领导人关于1997年后如何管理香港的构想，即“一国两制”，并准备赋予香港高度的自治权。但在1997年以前的13年中，英国政府还负责香港的管治，维持它的繁荣和稳定。
英国外交大臣的谈话在香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普遍认为大局已定。但是，不少香港人对将来英国管治结束后，香港人能否自己管理好香港，中国政府会不会信守诺言，归根结底，香港还能不能继续繁荣和稳定，十分担心和怀疑。5月份，有几位香港知名人士发表题为《香港的前途》的声明，大谈香港与英国“宪法上的深厚联系”，说香港人“对于与英国的联系即将撤除”，“觉得非常失望”。声明还要求英国在1997年后还应在香港保留一定的地位。
针对一些香港人尤其是某些知名人士的悲观、怀疑心理和言行，邓小平亲自作了耐心诚恳的说服工作，以打消他们的疑虑，建立起坚强的信心。
6月2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以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总商会主席唐骇千和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倪少杰为首的香港工商访问团。他告诉香港客人，中国政府已多次讲过，收回主权后，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他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两个传统：第一是不信邪，在世界的大风大浪面前稳如泰山，对什么样的风浪也不害怕；第二是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这一点也是被世界公认的。因为，不必担心将来政策会变，只要政策对就不会变。①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6月23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邓如莲和利国伟。钟士元是香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他们想反映自己及其他港人中存在的一些疑虑，如中国未来的政策会不会变，英国人走后港人能否治理好香港等问题。
邓小平对他们说，“欢迎你们以个人身份到北京”，“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北京、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一下中华民族是有好处的”。他强调，“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500万香港人的利益的”。他还有针对性他说，“我听到好多不同意见，但我不承认那个是代表香港人的利益”。“香港真正的民意我们是知道的”。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67、68页。②《人民日报》1984年4月21日。①《人民日报》1984年6月23日；另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1页。
邓小平重申，“我们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针对他们提出对港人能否治理好香港的疑虑，邓小平说：“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他还谈到，“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最后对客人说，“到1997年还有13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为此作出努力”。①邓小平的谈话亲切倍至，论证非常严密，极富感染力，使原先执有偏见的香港人士也不得不为之所动。
1984年9月18日，中英双方就会谈全部文本达成协议，并于9月26日进行草签。香港问题至此圆满解决。中英联合声明受到了全世界舆论的一致赞誉。香港人民的反应尤为强烈，他们普遍认为，协议内容“比许多人所期望的好得多”，全港人“对香港前途重获信心”，并能“继续维持香港繁荣和稳定”。
九、指导“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于1984年12月19日经两国首脑正式签署，并于第二年5月互换批文生效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随即提上了议事日程。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6月18日起草委员会名单公布，共59人，其中内地委员36人，香港委员23人。经过4年多时间的努力，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是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进一步法律化。
在“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作了重要的指导。起草工作开始时，他强调，“基本法”不宜太细。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正在举行第4次全体会议的起草委员会委员，作了重要的讲话，对“基本法”的意义和若干起草问题，谈了他的观点。邓小平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示范。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
在谈到基本法起草问题时，邓小平就香港未来的政治体制和中央与香港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既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也不是实行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邓小平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1页；《人民日报》，1984年6月24日。
很赞成港督卫奕信关于“要循序渐进”的主张，认为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总之，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至于中央政府与香港的关系，邓小平提醒说，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中央确实是不干预也不需要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但是，当香港出现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北京就要过问、干预。“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①邓小平认为，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认真听取和采纳了邓小平的上述意见。
“基本法”公布以后，邓小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文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从提出1997问题到中英谈判，从中英联合声明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问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消除了长期笼罩在中英关系上的一个巨大阴影。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的客观原因是，中英国力对比有利于中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40年代国民党重庆政府因国力虚弱而失去收回香港的良机。
然而，仅仅依靠国力强大，并不一定能圆满解决香港这个极其复杂敏感的问题。单凭实力收回香港容易，但保持它的繁荣和稳定却非常难。没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也不能顺利完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作为举世公认的战略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地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客观地评价道：“我认为，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达成协议的关键。”“这一构想提供了一个典范，说明了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可以而且应该解决的。”①不仅如此，邓小平从70年代末以来还身体力行直接参与谈判、会见英国和香港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在每一关键时刻，都起了重大作用。总之，邓小平的战略决策，是促成香港问题圆满解决的关键。
（作者王红续：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在读博士生）
①《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8页。①《外国领导人访华讲话选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03页。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