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辉
任何政党、国家在发展对外关系时，必须对自己的国际战略有一个较长期的、全局性的宏观考虑。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曾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分析、观察世界形势的变化，探索自己的外交战略方针，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在对时代特征问题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基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逐渐对当代世界主题作出科学的概括，从而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一、建国后党对时代特征问题的认识及其曲折
总体而言，建国后党和毛泽东对时代的判断基本沿用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提法，立足于战争与革命。然而，时代特征的某些具体内容必然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呈现出时代阶段性的特点。由于战后①世界格局的变化，对国际形势的客观影响，加上各国共产党人主观上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致使中国共产党对时代特征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这期间，毛泽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提出了一些符合历史现实的战略构想，但也得出了某些与实际不符的结论，教训深刻。
（一）由于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和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形成的威胁，60年代以来党和毛泽东改变了建国前后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估计，越来越强调世界战争的不可避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对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标志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对立，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以美苏两大国的争霸为主要特点的两极世界格局。战后初期，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斗争，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美国称霸受到阻碍。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上升为另一超级大国。于是，美苏两霸相争成为世界局势动荡不宁的主要根源，并对中国的周边环境造成相当的威胁。新中国成立之初及此后的许多年中，面临的就是这样一幅世界时局图。
战后帝国主义的依然存在和后来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发生的问题，一直为各国的政治家所瞩目。建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更为关注，并提出自己的战争和平观。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提出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时曾认为：战后由于美苏两国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美国还谈不到进攻苏联的问题，因此，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突出强调①本文所用“战后”皆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的是：“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此后，毛泽东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多次的谈话、讲话中，不仅指出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但他们要打世界大战并非易事，因为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在发展壮大，而且突出强调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争取和平必须认清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以两手对两手，“和平为上”，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总之，此时党和毛泽东并未对世界战争的到来作出过急过快的估计，实践上更未提出具体要求。
进入6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加上主观指导上“左”的思想的发展，党和毛泽东对新的世界大战曾一度认为“迫在眉睫”。1965年7月在拟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党和毛泽东就提出要以国防建设为中心，并从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编制规划。尤其是1969年3月苏军数次入侵珍宝岛地区的突发流血事件，更加重了党内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苏军对我国的大规模入侵随时可能爆发的“左”的估计。于是，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4月28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再度要求全国各地做好反侵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6月间，林彪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中央军委办事组座谈会为此提出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局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由于对国际形势的误断以及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在时间上预料过快，以致盲目地搞“山、散、洞”、“一线、二线、三线”建设，不仅耗费了大量人财物，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而且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恶化也产生了消极作用。这种认识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在此思想背景下，全党执行了一条全民皆兵，时刻准备打仗的行动路线，只讲战争、革命，在事实上忽视了和平与发展，未能抓紧利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在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时说：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争取较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能的。因此，“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①。
（二）由于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党和毛泽东在坚决支持民族独立的革命解放运动时，又强调推进“世界革命”，并承担了过重的国际主义义务，外交工作也受到干扰。
战后，社会主义超出一国范围，形成一个新的阵营；而帝国主义的后院则频频告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凤起云涌。于是，人们认为帝国主义会从此一蹶不振，寿命难继，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日益逼近。出于这种过于乐观的预计，1961年苏联《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把当时所处的时代表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种观点，并在60年代重新表述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
溃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70年代又进一步提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二○声明》中进一步断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①上述提法，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历史发展“大时代”的长期性、曲折性缺乏清醒的认识。
由此可见，党内“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生，不仅根源于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而且还根源于对人类社会当前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民族革命，这是现实的。但在所谓战争与革命的风暴中，随时准备迎接和支援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希图通过推进世界革命，摧毁帝国主义，以致犯了以世界革命观念干扰外交、以备战干扰正常经济建设的错误。不顾国力实际情况，承受在物质上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担，违背了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国内经济建设陷入困境，正在进行调整和恢复中进行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王稼祥等同志在1962年上半年，多次谈到对国际问题和调整对外方针的不同意见，并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力图纠正党内在世界战争、世界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对外援助方面的一些片面观点。提出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应该是“动员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克服战争危险，争取实现持久和平”。对和平运动要予以适当的估价和支持，并进行某种合作。“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并且“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①。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对外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②，等等。上述建议是对“左”倾偏差的一种纠正，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当时并未被全党所接受。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关于当代世界主题的新结论
80年代，随着东西方国家关系的调整和殖民体系瓦解后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历史任务的完成，和平与发展实际上已经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的多次谈话中，深刻指出了国际形势这一变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概括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新结论；十四大又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外部条件），纳入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中，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战略转变。
（一）两大主题提出的主客观依据
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格局出现由两
①《人民日报）1970年5月21日。
①②《王稼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445页。
极化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1984年5月17日，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时，邓小平提出：“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南北问题。”①5月25日，在会见巴西总统的谈话中，邓小平又重复论证上述观点，井用“和平”二字概括第一个问题①。10月31日，在与缅甸总统谈话时，邓小平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强调，“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②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邓小平更为明确地阐述了他关于当代世界主题的观点：“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直到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更直截了当地告诫人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党和邓小平在判断时代主题的过程中，主要是从国情和世情两个方面，得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的。主观上，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的思想路线回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能够立足于时代反思以往，用务实、冷静的战略眼光观察世界的新变化，摈弃以“世界革命”干扰外交的观念，对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等问题提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观点。同时，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邓小平提出必须创造和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也就是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客观上，党和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全局进行战略性判断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依据对当今国际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大趋势，列宁关于人类社会正处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没有变。但必须看到，时代特征的某些具体内容必然随着世界格局的发展而变化，呈现出时代中的阶段性特点。第二，依据对当今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和世界人民面临的战略任务的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历史性竞争的现实说明，在世界范围内尚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当今世界，战争与革命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和平与发展却成了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三，依据对当今国际竞争重点变化的分析，即当今国际竞争的重点由军事领域日益转向经济技术方面。正是从这个角度，邓小平强调发展是一个战略问题。第四，依据对当今国际关系中各主要战略力量的分布和相互制约关系的分析。世界和平力量的空前发展和壮大，使制约战争的愿望成为可能，世界和平前景广阔。因此，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两大主题的基本思想内容
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是世界人民面临的两大战略问题，二者不可分割。和平是外部条件，发展则是核心问题。
1.世界正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两大主题互相联系，共同影响着人类前途。①《人民日报》1984年5月28日。①②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96、105页。
首先，和平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和平，难有发展，而世界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根本。其次，和平与发展推动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直接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以及军事战略态势的均衡。再次，争取和平与发展，规定着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主要内容。
2.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70年代，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是世界战争的主要危险。邓小平据此对当代世界战争根源问题进一步作出科学论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①由于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②。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深入剖析了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力量的消长对比，认为制约战争爆发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③通过对当今世界战争策源地的剖析和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现状与发展趋势的估量，邓小平明确肯定：“过去我们曾经对战争有较大的忧虑。70年代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①“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②。“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③。苏东剧变后，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否已经改变，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否荡然无存，邓小平认为没有。因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和平与发展问题至今一个也没解决。因此，我们仍须冷静观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并对不同形式、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局部战争保持应有警惕。3.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人类社会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之路，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又必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这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国际战略及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条件下的新发展。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同年底，他又进一步阐述说：“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①“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②。按照邓小平的思想，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改变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结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通过南北对话，推动世界
①《人民日报》1979年3月1日。②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27页。①《人民日报》1988年5月16日。②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127页。①《人民日报》1988年12月3日。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各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保持长期和平。这里“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改变目前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经济关系；要通过南北对话，逐步建立起平等互利合作的南北关系；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国家之间的合作。1989年9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进一步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已经行不通了，现在不仅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且也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①事实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最好方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综合上述，国际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到80年代已集中反映在东西南北关系上。邓小平从战后的历史事实出发，审时度势，果断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从而精辟揭示了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明确了新时期中国的战略任务。根据这一新的时代特征的总概括，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适时进行了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性调整，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转折：第一，从过去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转变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因而更加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第二，从过去“一条线”、“两角争”，联合美、日、欧着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政策，转变为不和任何大国结盟，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更加突出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而是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概言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时代主题判断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外交战略思想得到了全面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柳建辉：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
①《人民日报》1989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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