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力
在70年代的时候，美国由于在侵越战争中失利进行战略收缩，而当时处在军事实力增强阶段的苏联则急剧地开始了它的全球扩张，在这种国际局势下，中国政府从反对霸权主义和捍卫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毅然决然地调整外交政策，实行了“一条线”（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但、伊朗、欧洲）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组成了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仅有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国家安全，而且有力地遏制了苏联的全球扩张势头。事实证明，中国当时所采取的这种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措施，是符合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而进入80年代之后，国际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志在从苏联手中夺回世界霸主的地位，为此不借在地区“热点”搞“低热度战争”，从而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局势。而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泥潭，四处伸手，又力不从心，逐渐失去了战略优势，形成了美苏对峙、互有攻守的局面，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重新占了上风。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产生错觉，认为中国的战略地位下降，有求于美国，因此中国可以吞下某些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特别是1981年美国共和党新总统里根上台前后，说了不少有可能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并且在对台关系上，特别是对台销售武器方面显然比卡特走得更远一些。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去重新审视和评判对方，并且对双方关系的战略价值进行一番新的估价。
中国政府对于发展中美关系是有诚意的。除了抗衡霸权主义扩张的需要之外，中国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也需要同美国建立更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应该说，中国领导人是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中美关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涉及到中国主权的台湾问题上，中国会因此作出无原则的让步。在美国一再出现违反中美建交原则的言论和行为的情况下，中国方面觉得有必要更加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香梅时，从世界格局的战略高度，有针对性的就中美关系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直率地指出：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邓小平说，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邓小平说，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中国有它的长处，就是地方大、人多，但确实是穷，装备也确实是落后。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邓小平说，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前年我们教训了一下越南。当时人们判断中国惹不起苏联。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有风险中国独立承担。结果我们还是做了。据此，邓小平认为，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议论。邓小平指出，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邓小平说：“最典型的是我们的延安时期，吃饭穿衣都困难。包括那时我们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能够生存。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因此邓小平警告美国，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邓小平指出，既然中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都是在解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后实现的，那末，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邓小平还强调，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且使之倒退。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认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80年代的观点，也不是70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60年代以前的观点。
邓小平指出：“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作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①
邓小平的这番讲话，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谈，而是经过前一段时间对中美关系进行认真观察和缜密的思考总结出的结论。它表明，中国政府在维护中美战略关系的同时，也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更不会吞下有损于民族利益的苦果，只有中美双方共同遵守中美建交协议的各项原则，中美关系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否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停滞，甚至倒退。对于这一点中国方面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郑重的，不容忽视的。
①邓小平的讲话全文详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9、612页。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点，为稍后中国调整对外方针奠定了重要基础。就在美苏关系趋向紧张，中美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的同时，苏联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某些积极的变化。1982年初以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和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先后就中苏关系发表谈话，都强调苏“不寻求同中国对抗”、愿意采取“具体步骤”同中国改善关系。苏方还提到以科技交流、互派留学生和恢复边界问题谈判等建议相配合。这是一种新的动向。
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从而把苏方的意图表达得更为明确和具体。从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来看，在对华问题的语气上是历年来最为缓和的。过去勃列日涅夫谈到中国都是以攻击为主，偶尔也顺带说一下苏联主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但显得毫无诚意。这次讲话则以强调同中国改善关系为主，侧重点与从前有所不同。勃列日涅夫还表示愿与中国“商定双方都能接受的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中国方面注意到了这个讲话，并以此为契机提出了双方举行磋商的倡议。经协商，中苏确定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两国副外长级特使的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这些微妙变化，使中国方面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原来所奉行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国际战略已显然不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从1982年下半年起，中国在对外方针方面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质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方面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更加强调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这样，美国也不再被列入反霸统一战线之内，相反，中国在同苏联举行副外长级磋商的同时还恢复了对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批评，并且声称不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①1982年8月22日，中国外长黄华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②考虑到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这里所说的“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主要是指美国而言。中国对外战略的这种变化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也有利于保持世界战略力量之间的平衡。
随后，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大会上，中国外交的新战略正式确立。9月1日，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了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他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后一段话显然是针对前一段的中美关系有感而发，邓小平进而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从而表现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生活方式的警惕。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②《人民日报》1982年8月23日。
在提出党和国家在80年代的主要任务时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①由此点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接着，胡耀邦在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原则。应该说，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所强调的独立自主有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不结盟”。胡耀邦明确指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我们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①在谈到同美国的关系时，胡耀邦认为，中美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发展了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关系。但是“两国关系中一直存在着阴影”。胡耀邦认为产生这种阴影的主要责任是在美国方面。这是因为美国“通过了一个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对待。”胡耀邦指出，“中美两国政府经过将近一年的谈判，不久前发表联合公报，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作出了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的规定。我们希望这些规定将得到切实履行。中美两国关系只有真正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才能继续取得健康的发展。”②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胡耀邦在谈到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阴影之后，引人注目地提到了中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是要求苏联“采取实际步骤”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此举既可相对缓和对苏紧张关系又可牵制美国，是很高明的一步棋。胡耀邦在政治报告中还表现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倾斜，他认为：“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他指出，“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将不断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友好合作。”①
胡耀邦的上述讲话表明，为适应新时期的新情况，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方针在十二大之后将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不再同任何国家结盟或结成战略关系。由此出发，同美国的关系将会拉开一定距离，不再形成一种战略关系去对付苏联。中美关系要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正常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将发展经济建设作为解决一切国内外问题的基础，中国将避免同苏联的关系过分紧张和恶化。当然，在苏联把改善对华关系的言论变成行动之前，中国对美、苏两国的态度并不完全是等距离的（虽然胡耀邦在报告中把他们同称为“超级大国”），事实上，在强调“独立自主”的总前提下，中国重视中美关系仍然甚于重视中苏关系，这除了中国此时仍对苏联怀有戒心之外，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这当然也是一种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
①《邓小平丈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①②《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2、48、49页。①②《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4页。
中共十二大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同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会议所通过的新宪法中得到确认，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项基本国策。这部根本大法的序言指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①宪法中有关中国外交方面的这些规定，有助于中国在新的形势下突出自己不受大国约束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并有利于中国改善同受美苏影响较大的国家的关系，从而真正作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
（作者宫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法学博士）
①《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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