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长斌
《邓小平文选》第3卷所收全部119篇文章中，有97篇谈到了中外关系和国际问题，73篇是同国际或境外人士的谈话，其余是国际问题专论。这些著述说明：第一，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和外交政策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极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时代主题的概括和一系列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不是只对某些国家适用，而对另一些国家不适用。因为，它们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思想界对时代进程、世界格局的变化、世界政治经济矛盾的发展，进行精辟分析的结果，是覆盖“东西南北”的科学结论；第三，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已经奠定了牢靠的理论基础，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地研究它，在实践中运用它，发展它。
在我看来，邓小平的外交战略理论与运作可以概括为：以“和平与发展”为旗帜；以全方位改革开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霸反强权为支点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准则；其运作则是以中央决策层为核心，以智囊库和涉外执行机构为支撑，并有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实现机制。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中国国际战略的根本原则
“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代世界形势的主流，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际和时代特征，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客观实际的科学认识的结果，是主观认识能力的集中反映。
这里，还特别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全新认识。
1920—1921年苏俄进军华沙失败和里加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对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开始了新的探索。但1924年斯大林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把时代特征重又概括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即通常所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个概括一直被苏共承袭至80年代中期。它的核心是立足于打世界大战和暴力输出革命，并且统帅着苏联的一切内外政策。它僵化成教条主义以后的致命弱点是，完全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严重落后于世界变化了的实际。因此，二战以后，这条路线迅速蜕变成了大国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至上”的双色硬壳。
直至60年代未，中国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受过这条路线的影响。但从70年代初开始，中国逐步制订了“三个世界”理论和路线。作为国际战略，它突出的是中国的安全利益，甩掉了意识形态至上的包袱。到了80年代初，中国工作重心的彻底转移，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主义，并制订相适应的国际战略。我们发现：（一）世界大战，特别是核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二）中苏对立的程度也不如原先估计得那么严重，关系是可以改善的；（三）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强劲的崛起势头，但它们的绝大多数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它们仍陷于发展危机而不能自拔；（四）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与主要任务的全新认识，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正处于极其难得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关键时期。
这一系列的新思路，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里得到了反复的论述。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国际战略思想。
和平，是相对战争而言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危及中国和平建设的大战、世界大战、核战争打不起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一开始，只是提“不是不可避免”，后来提“十年打不起来”、“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再后来提“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当然，大战打不起来，不是消极的、静止的，讲的只是可能和机遇，起决定作用的，是要看绝大多数国家是否真正执行和平的国际战略。二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绵延不断的局部战争和热点冲突仍未解决，仍在给人类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意料不到的悲剧和灾难。这个争取全面和平的问题更为复杂，人类社会必须在长时期内用全新的思路和手段才能解决。
发展，是既同和平相联系，又比和平更艰巨的大问题。人类社会需要和平作保证，作为基本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尽可能快地缩小广大落后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世界将不会有什么安宁可言。和平是为了发展，只有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世界和平。
上述两大问题，被邓小平概括为覆盖世界“东西南北”关系的要害，也被我国领导人反复申明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中国提出的这一思想，迅速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所接受。特别是在世界两霸之一——苏联衰落解体之后，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和各国领导人都在谈论和平与发展问题。但是，由于各国的利益千差万别，因而动机与目的也不大相同，有时甚至南辕北辙。
无庸讳言，中国所提和平与发展，首先是出自中国自身的利益要求。与此同时，它也在不同程度上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利益要求，即符合当代世界的主要潮流，但是，中国同各类国家存在的诸多利益差距，要求我们在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下，制订出自己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战略。
二、中国国际战略的两大支点
（一）反霸反强权与和平促进多极化进程
两霸对峙格局瓦解以后，世界和中国面对的，首先是多极化问题。怎么看待这个多极化？这里至少有四大因素必须考虑在内：（一）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格局及雅尔塔格局的定型截然不同的是，这次两霸对峙是在和平环境中瓦解的，霸权主义虽然还存在，但是美国一家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不可能真正地独霸世界。这就决定了世界必然向多极化发展，而且从总体上说，多极化的定型也只能在和平环境中完成。（二）多极化的具体含义，是指世界利益合理的多极分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建立一种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可以断言，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然是长时期的充满曲折与竞争的世界进程。（三）旧格局的得胜霸主——美国，既是这一进程的最大障碍，又是这一进程的最活跃的客观动力。因为，
美国的主观愿望是独霸世界，即它的领导人和精英们公开申明的要“领导世界”。现在世界上不论什么事情，它都要插上一手。可是，它的能力是有限的，管不了那么多，因此它在插手各种矛盾和纠纷时就必然采用压一方、捧一方或控制一方、放纵一方的策略。在客观上，它这是在不断地培植异己力量，而异己力量的崛起同美国的主观愿望适得其反，当然也就有助于多极化进程。（四）中国是多极化的一极，这已没有疑问，但它在多极化格局中的位置和分量还要看它自身的发展情况而定，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用动态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万万大意不得。
总之，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于，既不使多极化进程变成无序化混乱，让不论什么形式的霸权主义乱中取胜，危害中国的发展与建设；更不可以使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最终落得无足轻重，中国必须取得同其幅员、资源及其发展宗旨相称的一极位置与分量。我们时刻要注意研究的是：
1.全方位开放、主权安全第一与建立国际新秩序这是矛盾的辩证统一。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最沉痛的教训之一，就是闭关锁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果断地实行全方位开放。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
但是我们必须切记，当代中国的全方位开放战略，完全不同于从上个世纪末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倡议，后被西方列强接受并推行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或“门户开放主义”。当时，中国积弱累贫，早已是列强瓜分宰割的对象、毫无主权和领土完整权利可言。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既可充分代表列强中的后起者——美国的扩张利益和价值观，又可充分利用列强在中国你争我夺的矛盾。正如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一语道破的那样，“谁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谁就应当..管理世界”。美国的对外和对华战略后来虽然历经变化，但海约翰和威尔逊等人的这套理论至今仍留有明显的痕迹，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相当的影响。
饱尝丧权辱国和闭关锁国两方面之苦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今天在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内外战略时，牢牢地把握着主动权，非常清醒地、坚决地主张，“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一切其他国家和集团在处理同当代中国的关系时，首先必须理解中国维护主权和安全的民族感情，并同样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今天和以后的全方位开放，贯穿着一根实实在在的主轴，即国家的主权与安全。这根主轴的完整表述，就是中国一向主张并彼国际社会越来越乐于接受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世界上一切国家，不分它们大小强弱、发达与否，都会带来长远、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之日，就是国际政治新秩序建成之时。这是其一。
其二，中国的全方位开放战略是要在有限的时期内，首先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论从法规上还是从实际运作上同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最终融人的肯定不是已有或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一种新秩序；因此，中国经济的全方位开放战略是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步”进行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是有自己的“序列表”，即轻重缓急的。我把它称之为“一圈一列一片一点”：
一圈，是指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国真心实意地希望同它们永远保持和睦相处的关系，这是中国自身执着追求长期和平发展的目标所决定的。
一列，是指世界上一系列愿意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同中国交往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先进技术，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不是这种交往的单方面受益者，资金和技术输出国同样也是受益者。
一片，是指渴望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获益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处理世界事务时，中国同它们最容易达成共识，最容易用共同的语言说话，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人类的福祉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同这一大片的关系将会越来越重要。
一点，是指冷战后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在目前和今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挟有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的美国，不仅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最敏感，反应最强烈，而且对社会主义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特殊战略。这就迫使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制订自己对美国的特殊战略。
2.“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这是中国国策非常形象的概括。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心一意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最怕的就是这项事业受到干扰。但是，怕有什么用？！中国整个近现代史都告诉我们：怕，只能把事情搞糟。中国谁也不怕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从事的事业，不论对谁都不会带来损害，中国发展了，不论对谁都会带来好处。这是第一句话的含义。第二句话是说，中国梦寐以求的是尽快发展自己，这种发展不能靠别人的施舍或恩赐。在当代，没有什么“无私的援助”。但是，中国的发展却必须指靠公平合理的互利合作。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这种互利合作是万万不可或缺的。同谁互利合作都成，只要不损害他人，——这就是“谁也不得罪”的来由，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无损于他人的真实表露。
如果有人认为“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只是一条消极的、无所作为的外交战略，那就大错特错了。两句话合在一起的中心意思是：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的国际战略必须时时处处“趋利避害”。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按“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底由中国首先提出的，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承认和使用，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如下巨大的发展：
1.搁置争议，寻求共同利益五项原则提出时，还只是中国同个别邻国就个别问题达成的共识，后来被许多国际性文件所承认。80年代中期以后，冷战格局行将瓦解和瓦解以后，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与主权争端陡增。如果沿用老办法，动辄使用武力解决这些争端，那么局部战争就会“遍地开花”，世界不但不会安宁，而它面临的主要任务——发展经济、缩小南北差距就更无从谈起了。在那种情况下，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干扰与破坏。为了稳定世界局势，中国首先提出了搁置争议，寻求共同利益的解决争端的新办法。
中国在运用这一新办法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经过努力，同周边国家达成的空前和平局面，保证了中国能够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国内经济建设上。而对于那些现实的和潜在的争端，中国保持着最大的克制和耐心，有些问题可能要留给后代人去寻求实际解决的办法。
中国的这一和平外交战略不仅适用于周边国家“一圈”，而且普遍适用于前面所说的“一圈一列一片一点”。
2.一个世界，多种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遗留有对港、澳、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邓小平是提出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倡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中，不是只就中国的内政孤立地谈“一国两制”，他总是把“一国两制”的思路同解决国际问题的通用原则联系在一起。
因此可以说，“一国两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新发展。“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必然延伸，就是“一个世界，多种制度”。这同美国及其他某些人推行的世界必须照搬一个模式，是鲜明对立的。我们的原则是充分尊重各国人民的意志，另一个原则却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历史将会验证这两个对立的原则哪个更有生命力。我们坚信的是“一个世界，多种制度”。
三、一国的国际战略操作是一门“艺术”
国际战略理论，不是用于自我标榜的宣传品。它既是一个国家长时期里对外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又是这个国家在国际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形象标志。它应该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这个可操作性，在当代，只能由一整套分工合理、灵活机敏的机制加以保证。
（一）必须广泛宣传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各项原则
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和思想来自何处？毫无疑问，来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论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应大力宣传这一划时代的、全新的理论和思想。但是，不能不遗憾地说，现在我们连对国内宣传做得都很不够，我们有一些阐述或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文章或辅导教材，很少甚至根本不提邓小平的国际和外交战略思想，似乎这不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在国际上最有力的宣传莫过于中国的外交行为，但是舆论工具也不可缺少。动用舆论工具必须结合实例，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关于中国领土台湾、西藏等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人权问题、“中国威胁论”问题，通常都是美国的一些人挑起事端，中国进行自卫。对于参与这些事端的人和国家必须区别对待，有些是诚心同中国作对，有些是跟着跑，有些是不明真相，受骗上当。我们动用舆论进行自卫也必须有理、有力、有节。这一条可以说普遍适用。即使对于那些诚心挑起事端的人或国家，也要讲策略。如果事情涉及中国重大或较重大的合理利益，那就只能针锋相对，分毫不让，但只要事情无伤于中国的筋骨，就让他们叫去好了。这不是软弱，而是表明，他们介入中国内政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只要我们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我们的对外宣传就会是强有力的。
（二）理论必须变成行为指导原则
理论只有成为行为准则才有意义。
我认为，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战略布局和目标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实现，都离不开对动态发展的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以及中国的全面应变能力的增长这两个根本条件。为了使两者相互适应，就必须使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和策略，深入人心，在各个涉外领域里成为普遍的指导原则。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具有这个“国际”或“世界”意识，并且不断地提高这个意识水平和应变能力，外交工作极其重要。但是认为国际战略的运作仅仅限于外交机构或涉外人员，那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同国外打交道的不可能只局限于职业涉外人员。各级地方领导人、企业家、学者直至普通居民，都有大量机会同国外人士交往。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全民素质水平的提高，正确的决策以及职业涉外人员的努力成果，完全可能被冲销或大大减色。
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应该是现代中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既融人世界，又不被世界“吞没”。
1995—1996年处理由李登辉访美所引发的中美关系的严重波折，就是中国外交贯彻邓小平战略思想的成功范例。毫无疑问，中国今后还会照此模式行事下去。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当代的中国实行的是“和平社会主义”国际战略，但是这个“和平”不是一味退让妥协，一旦事情涉及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中国是坚持原则的。我们衷心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但绝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三）强化智囊库作用，完善运作机制
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际战略运作机制的突出薄弱环节是智囊库网络和系列不健全，不发达，特别是高级智囊库问题更为突出。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1.底子薄。在闭关锁国时期，对智囊库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2.而现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序还处于形成之中。3.研究人员流失现象严重。但是只要我们重视，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一提强化智囊库作用，就可能被误解为要另起炉灶，扩充人员编制，重建一个庞大“臃肿”的机构或网络。不是的。这主要指的是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建设问题，是个机制转换、体制改革问题，是要求调整并加强各研究机构（基本理论和对策研究）对中央的服务功能。要服务得好，就必须人员精干，覆盖问题面广，反应灵活。最根本的是要进行系统研究，随时反应，并且应提倡“针对一个问题提出多种对应方案”，供中央决策层选择最有利、最合适的方案。
中国的研究人员（除中央职能部门之外）基本上还处于“自由选题”状态，形不成高水平的、足够与发达国家抗争的有力机制。
四、结束语
“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这是当代中国内外战略的至理名言。专心致志地搞自
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充分显示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最高最大的利益所在；别国的制度，别人的事情，我们确实管不了。
但是，这个“管不了”，归根到底是最合乎情理、最积极地“管”，正如邓小平说的，中国现在的事业“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
中国的利益，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就在于此。
（作者姜长斌：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导师）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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