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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系列合集

(四)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反对腐败

  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6页

  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特别是科学,它本身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允许弄虚作假的。

  《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57页

  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

  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组织把群众的意见和利害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怎么能要求群众信任和爱戴这样的党组织的领导呢?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入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7、178页

  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大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过去我们一个党委书记,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有现在这么大的权力吗?没有啊!现在有极少数人拿着这个权力侵占群众利益,搞生活特殊化,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还好像是理所当然。近来上访人员很多,其中确实有少数坏人;也有一部分人反映的问题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但由于当前条件的限制,一时难以解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反映的许多问题,按照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是应该和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对于这些应该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漠不关心,久拖不决,个别人甚至违法乱纪,搞打击报复。这就是非常错误和不能允许的了。如果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总之,搞这个生活待遇的规定现在是时候了。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8页

  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例如管理人员缺乏,技术人员缺乏,就是困难。又如改造一个企业就要减人,减下的人怎么安置,这也是困难。又如我们要建立退体制度,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思想抵触,这也是很大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要靠我们老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培养、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老干部对他们要传帮带,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作风,要使他们能够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要使他们懂得,不只是年轻就能解决问题,不只是有了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现在我们还是应该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去办事。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9、 230页

  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我们不是反对特殊化吗?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中央已经作了一些规定,今后还要作更多更严的规定。对于违反中央规定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进行认真的教育,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 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0页

  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更不能因为等体制改革就无所作为。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嘛。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1、 282页

  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现在,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有些减弱,工作方法也有一些粗糙的地方,这些都妨碍党与群众的联系。只有大力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深入到群众中去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调整中的许多困难才容易克服。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严格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错误态度。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8, 359页

  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

  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下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

  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368页

  有的党政机关设了许多公司,把国家拨的经费拿去做生意,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还有其他的种种不正之风。对于这些,群众很不满意。我们要提醒人们,尤其是共产党员们,不能这样做。不是在整党吗?应该首先把这些不正之风整一整。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2页

  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整党要遵照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四者缺一不可。党章对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每个党组织应该要求每个党员逐条对照,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必要的时候要采取纪律措施。每个党员都能以身作则,我们的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1页

  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政策都好,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管理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漏洞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大坏了,在整顿风气中确实有些人要开除党籍,要清理一下。抓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十年的努力不行。十年育人嘛!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86年1月17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3页

  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

  《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6月28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

  我们要坚持建党几十年来最好时期的传统,就是要艰苦奋斗,谨慎办事,兢兢业业。还要看到我们的路是漫长的,还会遇到许多困难,错误也是难免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

  《十三大的两个特点》(1987年1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9页

  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年5月31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7页

  一九八○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5、 306页

  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当然,这个口号在某些人来说是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蛊惑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惩治腐败的问题,请你们专门议一下。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 314页

  现在我可以肯定,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这次动乱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5页

  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我很相信这一点。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7页

  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斤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大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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