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这是随便谈谈脑子里转的问题。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有些话不一定准确，可能考虑不周到，但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讲过，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
《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9、 50页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8、59页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9页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
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
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9、60页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
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不变。
《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7页
现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了。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力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
《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8页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4页
我跟外宾谈话时还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7页
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 97页
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
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一九八一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两年前香港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就提出“一国两制”。
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怀疑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拿事实来回答。现在看来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两年的谈判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不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这是三方面都接受了的构想。再过十三年，再过五十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
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1、 102页
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这就是制定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想法。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我还对日本朋友说，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3页
“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
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3页
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还要讲一个不变。大家对于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一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说是不是在变了。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7页
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
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带有片面性嘛！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老实说，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7、218页
“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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